2011年，毛远新到新疆祭拜父亲(资料图)

　　2008年的中国真是多灾多难，从年初南方数省的冰雪灾害，到藏独份子的拉萨暴乱，再到奥运火炬海外传递中遭到西方主要国家支持的“藏独”份子的捣乱，再到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真是天灾人祸接连而至。

　　这次汶川大地震，看了一个星期的电视，流了一个星期的眼泪。灾害这样大，范围这样广，受伤死亡人口这样多，受灾人口四、五千万，特别是死了那么多的学生、孩子，让人心里难过。

　　这次大地震，半个亚洲有感，从其影响看，震动了中国、震动了亚洲、震动了全世界。

　　地震后党和政府的反应迅速，措施有力，解放军、武警官兵、公安干警、白衣战士，十几万人迅速开进灾区抢险救灾，充分体现了人民子弟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连续作战的精神，表现出色。全国人民迅速行动支援地震灾区，体现了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团结互助的精神。无数的英雄事迹让人感动。

　　这次大地震让人们清楚的看到，中华民族内在的民族凝聚力，海内外华人大团结力量是多么伟大。这次大地震，中国人民，整个中华民族的表现非常出色，让国际社会不能不刮目相看，好评连连。世界上哪个国家能这样对待灾区的普通老百姓。美国风灾，军队荷枪实弹进入灾区，中国地震，军队不带枪进入灾区，抢救伤员，安排受灾群众医疗、食宿，对比鲜明。

　　从这次救灾的全过程来看，救灾还是要靠社会主义、靠集体主义，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奉献精神。而不能靠“市场经济”，不能靠个人主义。这次救灾，那样多的人员、物资，那样大的运输量要花多少钱?抢救那样多的伤员要花多少钱?总不能像美国，先问上了保险没有?所以中国还是要靠社会主义，靠集体主义。

　　这次大地震，很多人对地震局未作预报有意见。地震预报是世界性难题，美、日等发达国家没有解决，全世界都没有解决。

　　这次汶川地震，使人回忆起1975年辽宁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的经过。

海城地震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发生6.8级地震，党中央、国务院立即组织力量救灾，周恩来总理迅速赶到灾区看望受灾群众，检查落实救灾工作。

　　邢台地震后，党中央、国务院对地震预测、预报工作非常重视，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周恩来讲，“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专家和群众结合)，土洋结合(土办法与洋办法结合)，大打人民战争。”要各级政府、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抓好地震预测、预报工作。

　　1974年6月7日到9日，国家地震局召开了专门会议。会后国务院又发了文件(国发[1974]69号)批转中国科学院《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把华北及渤海北部地区定为地震高危地区，包括京、津、唐、张地区，辽南地区(大连、营口、鞍山)。该文件说上述地区在今明年内可能发生强震。

　　会上有些同志认为华北已积累七至八级地震的能量，提出华北有发生七级左右强震的危险。中科院的报告提出：“为了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地震工作‘以预防为主’的方针，”“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并具体提出四条建议：一、加强对地震工作的领导，北京、天津、河北、辽宁等七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都要有一名负责同志主管地震工作，建立健全地震局或地震办机构。二、积极发展群测群防网，大搞群众运动。在生产大队和重要厂矿企业建立群众业余测报小组，农村特别要发挥中小学、气象站和群众科学实验小组的作用。三、地震专业队伍要进一步开展科研工作，力争及时做出震前预报。专业队伍要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把开展群测群防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四、加强有关地区协作。

　　辽宁省地震办参加了这次会议。

　　历史已经证明，1975年2月辽宁海城7.3级地震和1976年7月唐山7.8级地震都在1974年召开的上述会议的预测之内。

　　历史同样证明，国务院[1974]69号文件是非常正确和及时的。

　　从1974年开始，营口、海城一带接连发生了一百多次小震，省地震办(局)经常向省委报告地震发生的情况。1974年夏，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下发后，辽宁省委非常重视，专门开了几次会议，还请专家上课讲地震知识、监测方法等。

　　辽宁省委常委按照国务院文件精神，决定：1、各级领导要重视地震监测和预报工作。2、建立健全省、地(市)、县、公社各级地震办公室，负责组织领导地震专业人员和群众业余的地震监测工作，宣传地震知识。3、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贯彻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准备大震”的指示精神，在辽南的机关单位、厂矿企业、中小学校建立群众性的业余地震监测小组，形成网络。配备简单设备、仪器，监测地磁、地电、地下水、井水、氡气、环境、动物异常反应等变化，并注意收集整理民间地震知识、经验。4、组织地质、地震专业人员对业余人员进行必要的技术培训。5、对地震监测、预报工作加强领导，严格纪律。各地震监测点、监测小组不得擅自发出地震预报，只能将异常情况向当地地震办汇报，再由地震办逐级汇报。地震预报权只能属于政府。

　　从1974年开始，辽宁全省，特别是辽南各地迅速行动贯彻省委决定，建立了大量群众性业余地震监测点，监测小组。

　　1974年12月发生过一次4.8级地震。在地震前，群专结合的监测网及时准确的作了预报。实践证明，他们的预报是正确的，国家地震局还专门破格为此发了简报。由此，专群结合监测地震的情绪更高了。

　　1974年下半年到1975年初，辽南营口、海城一带小震越来越频繁，震级逐渐升高。省地震办不断的将地震情况上报给省委。

　　当时辽宁省委的主要领导对辽南、营口、海城一带发生较大地震高度警惕。特别是地震专家给省委常委上课时讲的“小震闹、大震到”的规律给他们非常深刻印象。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要求，省委常务书记李伯秋亲自负责这项工作。

　　1975年1月4日，辽宁省委又专门召开了预防地震的座谈会，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专程赶来参加会议。会上，刘局长肯定了辽宁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成功预报了4.8级地震的成绩，并说：“过去有人说，地震预报外国人没解决了，中国人也解决不了。这是错误的。我们解决地震预报，就是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具体体现。”

　　主持座谈会的李伯秋书记对全省下一步的防地震工作提出了要求，他说：“就像打仗一样，我们要立足于早打，打大仗，打原子战争，立足于敌人突然袭击。要做到有备无患。”会后，全省防地震的工作，更进一步展开。　　

　　1975年2月4日凌晨，营口、海城一带发生5级左右地震，沈阳有强烈震感。李伯秋、毛远新等省委主要领导立即查问地震情况。

　　省委办公厅主任尹灿贞根据华文(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组长，具体负责领导省地震办工作)凌晨的报告汇报说：省地震办(局)综合各方情况的预测意见是“在近期内，在营口、海城一带很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李伯秋问：“破坏性地震具体指什么?”回答是5到6级地震。

　　李伯秋与毛远新商量，主张向营口、海城一带群众发出地震预报，毛远新提出由辽宁人民广播电台直接播出，李伯秋说：“预测说是‘近期内，很可能’，什么叫近期内？一小时叫近期，十天半个月也算近期，电台一播，全世界都知道了。如果几天之内地震还不来，岂不要闹大笑话。”毛远新说：“关键在于要让群众离开不结实的房屋，特别是晚上，不能在室内过夜。”

　　然而，当时正是春节前夕，室外都在零下十几二十度，地震如果几天不来，是要冻伤人的。发出地震预报，还可能造成恐慌，可能有坏人借机造谣、捣乱，甚至形成难民潮，生产必然会受到影响。特别鞍钢很多工人的家就在海城、营口一带，影响了鞍钢的生产也是不得了的事情。

　　李伯秋与毛远新商量的结果，预报要发，但要采取比较稳妥的办法。就是省委电话通知营口、鞍山两个市，先召集海城县(属鞍山市)、营口县(属营口市)及当地驻军的紧急会议，省地震办派人去传达李伯秋代表省委提出的主要防震措施，然后通过各级干部、民兵下去动员群众不要在室内过夜。同时，通过县有线广播网直接传达下去。

　　毛远新又把商量的意见向代理省委第一书记曾绍山（沈阳军区政委）作了汇报，曾绍山表示同意，并说由他负责向当地驻军传达，要求当地驻军做好防震准备，还要随时准备派出部队去帮助地方救灾。

　　当天下午二时，在海城召开了紧急会议，传达了省委的指示意见，布置具体的防震措施。从当天晚上起，辽南地区，主要是海城、营口两县，所有人员都不要住在室内，生产队的大牲口、农业机械都要拉到室外。各级干部、党员、民兵全部下去，挨家挨户动员老百姓到室外去。在生产队，在城镇的居民区，用大喇叭广播，动员群众搬到室外居住，要做到家喻户晓。

　　2月4日下午，尹灿贞打电话向李伯秋、毛远新汇报：在海城的紧急会议已开完会，正在全面落实省委要求。李伯秋对毛远新说，他准备第二天去海城、营口等地检查落实情况。当时李伯秋正在生病，毛远新说他去。但李坚持说他先去。

　　2月4日19点36分，海城发生了7.3级强烈地震，整个辽宁省都被震动了。沈阳、辽阳等地都有房子倒了。

　　地震发生后，李伯秋当晚就赶到海城。不久，他给曾绍山、毛远新打来电话，说灾情比估计的要严重得多，倒塌房屋很多，但群众情绪还好，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群众说：“共产党、毛主席真神了，下午让我们搬出去，晚上就来地震”。群众还说：“房子倒了，但没伤着人，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李伯秋还说，39军救灾部队已迅速到达灾区，正在开展救灾工作。

　　李伯秋书记从灾区回到沈阳后，毛远新即前往海城、营口等地，继续组织救灾工作。

　　在大石桥(营口县政府所在地)39军驻地，39军副军长在军部礼堂的废墟前对毛远新说，2月4日那天真是巧了，当天下午鞍山市委、市政府带着春节慰问团来部队，四、五百人在军部礼堂开联欢会，地方领导、军队领导讲完话后，主持人宣布，接省委通知，所有人员不要留在室内，文艺演出不演了，请大家按秩序退出会场。人员退场后二十多分钟，大地震来了，整个礼堂塌下来，夷为平地，参加联欢会的军地双方人员一个也没伤着。

　　海城大地震后，据统计，全省倒塌房屋一百多万间，伤一万余人，死一千三百余人(主要是老人、病人冬天不便搬出来，还有一些“胆大不怕死”的)。有关部门估计，如果不发地震预报，死亡人数可能近十万人。

　　1975年10月1日，毛远新去新疆参加纪念活动，9月底路过北京去看望毛主席，先向毛主席汇报海城地震情况。

　　毛主席说：“据说有预报，损失不大”。毛远新说；“别提预报的事了。发了预报后，我心里更加紧张，如果大地震迟迟不来，影响了生产、群众生活，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柄不说，省委还有何面目去见关东父老。”毛主席指着毛远新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说：“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后人再给你编一个‘辽人忧地’（对照杞人忧天）的故事”。毛远新说：“地震后，外面把这次成功预报吹得很高，但我总觉得有偶然性。上午发了预报，下午动员群众出来，当晚地震就来了，纯属巧合。”毛主席说：“是偶然，但也反映必然，某种程度。”　　

　　1975年2月4日，辽宁省委上午10点发出了地震预报，当天晚上7点36分就来了地震，这有些偶然。

　　但从1974年国务院根据地震专家的预测专门召开了会议，并发出国发[1974]69号文件，辽宁省委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做了大量的应对准备工作，健全了机构，组建了专群结合的监测网，普及了地震常识及防震教育，加上老天帮忙，4日凌晨将近5级的地震，提醒辽宁省委果断拍板发了预报。这大概就属于毛主席所说的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必然性。

　　地震预报的确是很困难的，因为人们无法观测到地壳运动的实际情况，也就无法确切掌握地震的规律。海城地震属于“小震闹，大震到”的类型，这只是地震的一种形式，唐山地震就不是这种类型。对地震专家提出过高的奢求是不客观的。但是，也不能就此下结论说：地震灾害是不能预防的。

　　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说明，在人类完全掌握地壳运动的规律之前，也还是能找到某些可行的办法，最大程度降低地震造成的危害，特别是人员的伤亡。

　　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方针，被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的实践证明，至少在大量减少人员伤亡上是行之有效的。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

　　说到底，在预防地震灾害的问题上，还是需要领导、专家和群众的“三结合”。没有专家的地质结构分析、中长期预报和日常的专业性工作不行;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组建业余地震监测网，没有普及地震常识和进行防震教育，也不行;没有党政领导的当机立断，采取有效的措施，还是不行。

　　从某种意义上说，地震灾害的预防及救助，更象是党政领导的一项系统工程。

　　如果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前，四川能象当年辽宁那样，形成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体制，各级都建立了地震办公室，建立了大量的群众性的业余的地震监测网络，就可能发现大量临震前的异常现象和信息，这些信息经各级地震办汇集起来，就可能促使各级党政领导形成决心，哪怕是基层领导及时采取某些临时措施，就可能大大降低人员伤亡。这就是“人自为战，村自为战”的人民战争思想，在预防地震中的应用。

　　2008-0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