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的一个座谈会上，我曾讲述了一个亲身经历的小故事。当日情境，历历在目。现将当时的发言，整理成文字，作为我对父亲牺牲七十周年的纪念吧。

　　2009年清明，我应邀参加了毛泽覃烈士墓地落成仪式。仪式结束后，与当地陪同的某办主任闲聊，谈及当时热播的电视剧，主任说他最喜欢《亮剑》。我说我也很喜欢《亮剑》，无论看人物塑造、故事情节，无论看导演水平，还是演员阵容，都堪称一部优秀的艺术作品。但是，这部电视剧也有一些不足之处，特别是把“亮剑精神”，归结为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的“军魂”，恐怕是明显的错误。

　　主任不解：“难道不是军魂吗？”

　　我说：“‘亮剑精神’，古今中外的侠客、军队都曾有过。当年日本侵华军队的武士道精神，甚至还更胜于八路军。国民党军队中也有许多优秀将领，仅就‘亮剑精神’而言，大概也都不次于剧中的李云龙。

　　人民解放军的军魂，首先在于他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他是人民的军队，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其次，他有艰苦朴素的作风，有系统完整的政治工作制度，官兵一致，军民一心。他还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面对在数量上、装备上都比自己强大的敌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既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存自己。人民军队不是李云龙所展示的某些古代侠客的形象，明知是死，也要去拼命。那种狭路相逢，不得不拼命的战例，仅仅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的战术行为，连战略层次都够不上，更不用说把它归结为人民解放军的军魂了。”

　　主任点头，问：“那你更喜欢哪部电视剧？”

　　“《潜伏》。” 我说：“一个国民党训练多年的军统特务，在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信仰后，变成了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虽然信仰转变的过程，电视剧展现得略显简单，但它突出强调了转变信仰的作用。”

　　主任说：“这部电视剧是很好，但有一点不足，就是男女主人公一个睡床上一个睡地板，这太过分了，太不真实了。”

　　我问：“为什么？”

　　主任说：“这，这也太不符合人性了嘛。”

　　“不符合人性？”我说：“男女上床确实是人的本性，但我觉得世界上还有比你讲的这类人性更高的东西。”

　　“比人性更高的东西？”大概是第一次听到，他摇摇头：“没有吧。”

　　“有。”我说。

　　“那是什么？”他问。

　　“共产党人的党性！”我说，“也可以说是共产党人的信仰。那是一种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人性。”主任轻轻摇了摇头，看来他还难以接受。

　　我说：“就按你所说的，人性是世界上最高的东西。那么，在人性中，人的生命与男女上床相比，哪个更高呢？”

　　“当然是生命了。”他说。

　　我说：“因为某种信仰，连自己的生命，就是你所说的人性中最高的东西，都可以牺牲，又何止上床呢？你不是说，人的生命，比上床更高吗？”

　　主任点头，看来接受了我的观点。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作为党的干部，居然连共产党人的党性更高于上床之类的人性都不知道？倘若真的如此，那么今天上午，他陪我们去干什么了？去祭奠革命先烈嘛。七十多年前，毛泽覃师长和他率领的红军战士，在数十倍敌人的包围下，宁可牺牲也不投降，又为了什么呢？如果当时他放弃抵抗，率其部下举手向国民党军队投降，不仅可能保住自己的生命，还可能保住他手下一大批红军战士的生命，岂不更符合当今许多人所说的“人性”吗？六十多年前，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革命志士，在敌人的监狱中，受尽各种酷刑，宁死也不背叛共产党人的信仰，不向敌人投降，难道他们都是不讲人性吗？

　　我猜测，面对这个问题，那位主任一定会说：“向敌人投降？那不就成了叛徒嘛。”

　　是啊。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我们尊敬和纪念革命先烈，就在于他们为了信仰，也就是为了大多数受剥削受压迫劳苦大众的利益，为了大多数人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人性，宁愿舍生取义，以身殉志。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匈牙利的裴多菲诗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也就是说，为了圣洁的信仰，不仅爱情，甚至生命，都可以抛弃不顾。能说连裴多菲也不讲人性吗？难道我们共产党的干部，现在连这点起码的党性觉悟都没有了吗？

　　今天，我重述这个亲身经历的小故事，也许有人不大愿意听。但是，在革命先烈面前，我还是不得不讲。七十年前，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诸烈士，就是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以身殉志，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了。今天，我们追思和纪念他们，就应该学习其精神，继承其遗志，坚持真正共产党人的信仰，不要用抽象的、抽空了高贵内涵、只剩下低俗内容的所谓“人性”，去玷污他们的在天之灵吧！

　　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