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
贾老师送走了江涛，走回来坐在椅子上。江涛这次进城对他有很多启示;过去光说要反割头税、反百货税，这个运动从什么地方开始?如何下手?只说明依靠穷苦群众，这还不够，究竟要依靠那阶层群众，没有讲明白……想到这里，随手撕下一页日历，拿起铅笔，写着：一，要依靠雇、贫、中农。中、小地主愿跟着走的也可以。要争取合法斗争形式。二，组织宣传队，开展集市及街头宣传。三，集合广大群众进行请愿，或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他觉得问题重要，打算写个文件下去。可是怎样写法，在他心上还没有一定，运动在发展着。这时，他心上有些急躁情绪，在地上走来走去，低着头走了几遭，又扬起头来，转着眼珠看着屋顶。想得胸有成竹了，才坐在桌旁，开始写：“……目前反割头税、反百货税运动的主要关键，是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活动，唤起广大群众的觉悟……”写着写着，抬起头看了看日历，明天是礼拜六，又该上作文课了。学生作业，他还没有改出来。他咬了一下牙，猛地把笔在桌子上一搁，说：“咳!时间过得这么快，又是一个礼拜过去了。”看了看，写的也不太成东西，把两张纸抓在手里，放进嘴里嚼着。从书架上搬下那一摞作文簿，两手掂了掂，有四五十本。 心里想：“又得一个晚上。”
他坐在椅子上，开始改学生作业，睁圆眼睛，聚精会神地修改。他教课虽忙，工作也忙，对学生的作业可一点没有马虎过。上每一堂课，都有个打算：这一课叫学生得到些什么东西。讲历史，结合社会进化史。为了这个目的，他曾熟读《社会进化史大纲》，读过一些现代史资料，什么太平天国啦，义和团啦，康梁变法啦，等等。讲地理，结合地方民俗，发生过什么历史事变，出过什么杰出的英雄人物，尽可能叫学生多得到一些课外的知识。
他正在静静地工作，两个学生开门进来，一进门就粗了脖子红了脸地进行争论。大个的说，中国农民所受的压迫有两个，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势力。小个的说，不只有两个，有三个，是帝国主义、军阀政客、土豪劣绅。两个人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贾老师只好停下笔，歪起头问：“你们有什么根据?”
大个的说是贾老师在讲公民课的时候讲的。小个的说，是贾老师讲历史课的时候讲的。他说：“你们说得都对。”他这么一说，两个学生都睁大了眼睛呆住。他仰起头哈哈笑了说：“可不是吗?封建势力是军阀政客，土豪劣绅也是封建势力，背着抱着是一般重。”
小个的对他的解释不满意，慑起眼睛问：“哪，你为什么这一次这么讲，那一次又那么讲呢?”
他心上烦躁起来，纥纠起眉头，说：“算了，算了，请你们包涵着点吧!我这里忙得不行，有了时间再给你们仔细讲。”
小个的说：“这会儿给俺讲讲就不行?”
他把笔在桌子上一搁，说：“不行，你们给我出去!工作夹着我的手，没有时间和你们聊天儿!”说着，伸开两只手把他们推出门去。两个学生又说又笑，斤斗骨碌地跑开了。他又觉得口渴，从茶壶里倒出一盅凉开水，伸直脖子喝下去，紧接着又喝了一盅，坐下来继续改作业。心思虽然烦乱，精神还好，舞动那枝笔，脑、眼、手，同时并用，加紧进行工作。当他正在积极工作的时候，校役推门进来，问：“贾老师!
昨儿你来了几个客人?”
贾老师停下笔说：“就是一个客人呀!”
校役又问：“吃了几顿饭?”
贾老师说：“就是一顿饭呀!”
校役连着又问：“前天来了几个……”
贾老师把笔在桌上一搁，笑了说：“这又是出了什么事情?这么多的罗嗦事!”于是不再等他一个一个地问下去，说：“前天来了两个，吃了两顿饭。大前天来了一个，吃了三顿饭，你自己算去吧!怎么算怎么是。”
他还没有说完，厨师傅也走进来了，说：“贾先生!咱这厨房里的事情真是难办，你今天来三个人，明天来两个人，弄得我们没有法子算帐。先生们光嫌伙食不好，这怎么能吃得好呀!”
贾老师说：“咳!你着什么急?吃一顿算一顿饭钱嘛!”
厨师傅说：“是呀，吃一顿拿一顿的饭钱，俺可也得算得过帐来呀!你的客人常来常往，今天保定的来，明天天津来，俺可得弄得清呀!到底算你多少钱?”
贾老师又哈哈笑着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还不行?你是劳苦群众，我还能亏负你。去吧，帐房里去支，借我下月的薪金。”
校役说：“你下月薪金早借光了，这个朋友走，借点路费，那个朋友走，借点路费。寅支卯粮，那里行!”
他又哈哈笑起来，说：“反正不能叫你们劳苦群众赔钱，下月的不够，借下下月的。下下月的不够，再借下下下月的。我正改作业哩，明天还得发下去。你们是工农弟兄，别跟我打吵子。”说着笑着，张开胳膊把他们让出去，把门关上。
他又坐在椅子上，可是再也修改不下去。这个工作真难做，你越是着急，越是抓挠不到手里。
他回到家乡来，做了几年工作，真是费尽心血呀!学校教课忙，工作上的事情又多，上级下级都来找他，甚至街坊四邻、亲戚朋友的事情也来找他。虽然在学校教书，他还是常常和农民们在一起，风吹日晒，脸上胡子长了，也老了。如今年岁并不大，头上的头发开始脱落了。他一个人休息的时候，脸上老是从容不迫，和别人谈起话来，总是满面春风。他虽然生在城市，倒有一套农民作风，你一接触他，就觉得又和蔼亲切。他有一对好思考的眼睛，看他睒着眼睛呆呆地出神，眼角下伏着几条皱纹的时候，那正是他聚精会神地思考问题呢。
这时，他觉得实在疲乏。昨天晚上给上级写了一个关于反割头税情况的报告，又睡得迟了。睡眠不足，觉得头有些晕，又走到澡堂里去洗澡。经常是这样，他身体疲劳过度，精神不好，或是失眠的时候，就到澡堂里去洗个澡，使全身的神经松弛一下，得到休息，回来再干。
从澡堂里回来，天又黑了，浑身轻松下来，才点上灯修改作文。一直到天亮，才全部改完了。礼拜六上午没课，他蒙上被子睡到十一点钟。
上作文课的时候，他出了两个题目，一个是“农民的出路”，一个是“怎样做个现时代的好学生”。上完了课，又得回家，今天晚上是个接头的日子。如何开展宣传，如何组织队伍，如何把这个运动开展得广泛深入，还要重新做个研究。
他封好了炉火，关紧窗户，锁上门就出城回家了。雪太厚，走起路来很费劲，走到村头，已经黄昏时分了。走了一身汗，摘下帽子一看，帽子上直冒腾腾热气。他把帽子在身上摔打了两下子，皱了皱眉头，沿着村边走回家去。一拐墙角，看见门上挤着一堆人，他机灵地一抽身子退了回来，扒着墙角看着。他想：“要是有巡警或者马快班来了，就撒腿跑开，无论如何不能叫他们抓住。现在要是叫他们抓了去，这一大片地区的运动，就要受到很大损失。年前反割头税运动搞不起来，年后无法发动‘反对验契验照斗争’。听说统治者在明年要开始这种税收，那一笔勒索就比割头税重得多了。要是让统治者按照他们的计划把这批税款收上去，农民生活就更加没法过下去。”
他斜起眼睛看了一会子，并不是马快班，也不是警察，是老爷爷跟邻家胡二奶奶吵架哩。他知道爷爷有点庄稼性子，连忙走上去看。老人嘴里喷着白气，两手拍着大腿，说：“你私入民宅，非奸即盗。你说，你说，你来俺院里晃搭什么?”
胡二奶奶听不懂上半句话，看着老人的脸色不对，兴许是在骂街，就说：“怎么?你家去不得，我要看看俺家那只大芦花公鸡到底跑到那个贼窝子里去了!”说着，呼天喊地骂起街来，吆喝谁家偷了她的大芦花公鸡。
老人气愤愤地说：“你骂谁?骂谁?谁家是贼窝子?”
胡二爷也走上来帮腔：“谁家要是偷了俺家鸡，就是贼窝子。”
胡二奶奶翘起嘴唇，跺着脚跟说：“谁家是贼窝子?黑更半夜，蹓哒着风箱做饭吃，隔三过五儿地就有生人来来往往，谁知道是干什么的!大清早起，刮着冷风，起来扫雪，反正不是什么好……”
他听到这里，不能再听下去。街上人很多，好象看变戏法儿的。他一步一步走上去，笑眯眯地说：“二奶奶!二奶奶!
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胡二奶奶一见他来了，立刻转了个脸色，说：“小子!你听，你爷说的那象话吗?今天一擦黑儿，我找不到俺家那只大公鸡，到你们院里看了看。你爷把眼一翻，说，‘黑灯瞎火了，上俺家里巴睖什么呀?’巴睖什么，难道我还给砸明火的看‘出水’吗?你家去不得怎么的?”
他拍拍胡二奶奶说：“去得!甭说上俺院里看看，你上俺家炕头上坐个半天，跟俺娘叙叙家常，俺娘才高兴呢!”
他这么一说，胡二奶奶喷地笑了，说：“小子!你说的倒是一句话。”她又拍着手说起来：“老街旧坊，父一辈子一辈的，有什么不好，听你爷说的那象话吗?”
他说：“他上了几岁年纪，老年人了，你不要跟他一样，要看孩子我的面上。”
胡二爷把脚一跺，说：“好!你要是这么说，以后的事情，你怎么说咱怎么办，一辈子犯不着争竞。”
他一手抓着胡二奶奶，一手抓着胡二爷爷，送到胡家门口，又用力向里一推，说：“忙家去吧!坐在你那热炕头上，喝红山药粥去吧!你看这刮着白毛风，天有多冷!”
他走回来，看热闹的人都走散了。回到牛棚里一看，爷爷坐在炕沿上，正啃哧啃哧地生气哩。他问：“爷!那是怎么回子事?”他知道老人开通，向来不和别人打架斗气。
老人一听，气得站起来，抬起一只手指划着，说：“那天一早，她就站在街上瞎摆划，什么黑更半夜拉着风箱做夜饭吃啦，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这个年头，粮米是贵的，谁又吃得起夜饭哩!”老人捋了捋胡子，跺着脚说：“他妈的!俺家就吃得起，你管得着吗?那天胡老二又说，‘成天价人来人往，是什么好亲戚哩!’他妈的!上俺家来的，都是好亲戚!”
他呆了一刻，说：“他们说这个来?”
老人说：“可不是。街上人们嚷明了，说你从天津回来，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他听到这里，身上一机灵，才要说下去，娘又来叫他们吃饭了。吃着饭，他想：根据这种情况，这交通站该搬家了。根据上级的指示，要把县委机关从城里转到乡村，把工作重点放到乡村去，对于开展乡村工作更为有利些……
29
那天早晨，江涛从城里拖着两只泥鞋走回来，也没进家，先去找他父亲。看了看老套子那里没有，看了看梨窖里也没有。回到屋里一看，父亲正坐在小柜上，闷着头抽烟。他就是这个老毛病，心里挂上点什么事，总是爱低下头抽烟，抽起烟来没个完。看见江涛回来，睒了一眼睛，问：“怎么今年这早晚就回来过寒假，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江涛说：“有点，内部里说，农民们说捐税太多了，无法生活。要进行抗捐抗税。爹，你看怎么样?”
严志和听了，吊着眼珠停了半天，才说：“抗捐抗税?哼，早就该抗了。这年头!人们还能活吗!三天两头打仗，不是要这个捐，就是要那个税的。咱那‘宝地’也去了，剩下几亩沙土岗，打的粮食还不够交公款。就靠着咱有这点手艺，要不早就蹾了狗牙了!”
江涛一听父亲的话，想：“贾老师看的真不错。”又说：“内部里说，先在‘反割头税’上下手。”
严志和问：“什么算是割头税，要杀人?” 江涛说：“杀一口猪，要一块七毛钱，还要猪鬃、猪毛、猎尾巴、大肠头。”
严志和说：“光抗这么一丁点儿，解过什么渴来，能救得了多大急?”
江涛说：“这是个开始，群众动起来，抗捐抗税，抗租抗债，紧接着就来了。”
严志和说：“要紧的是抗租抗债，你看人们有几家不租冯老兰的地，有几家不使冯老兰的帐的?要是能抗住租债，人们就能对付着过下去。”
江涛说：“首先是发动群众，只要人们动起来，搞什么都能胜利。”
严志和一听，精神劲就上来了，说：“来吧!本来我后悔没下了关东，大灾荒年月又该轮到我的头上。听说河南里张岗一带，今年秋天闹起了‘抢秋’，吃粮分大户，出了个叫‘张飞’的共产党员，领导了秋收运动。”
江涛说：“咱也是共产党的领导!”
说到这里，严志和又问：“你不是说革起命来，能夺回咱的宝地吗?”
江涛说：“当然呀，抗捐抗税，抗租抗债是经济斗争。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就要武装工人，武装农民，夺取政权。到了那个时候，就要夺回咱的宝地了!”
严志和听说要夺回宝地，就好象事情摆在眼前。他说：“听说共产党的事，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怎么你跟我说起来?运涛都没跟我说过。”他睁着大眼睛看着江涛，似乎对江涛的说法，有些怀疑。
江涛说：“运涛干工作的时候，你觉悟程度还不够。眼下我看你有了阶级觉悟，反正党的主张早晚要和群众见面，不然共产党怎么会越来越多呢?再说，你是我亲爹，打量你也不会把我的风声嚷出去。”
严志和说：“当然，父子是骨肉之情嘛!”
他们在屋子里说话的时候，娘在槅扇门外头，隔着门帘听，听得他们又念叨起革命的事——这事在她耳朵里并不新鲜了，过去运涛嘴上就常挂着，后来江涛也常说。今天她一听得念叨这桩事，心上就打起哆嗦。她一下子跳进屋子里，说：“快别念叨那个吧!才过了几天平安日子?”
江涛说：“娘，那可要什么紧!”
涛他娘说：“忍了这口气吧，几辈子都是这么过来，平民小户儿，能干得了什么呢?吞了这口气吧!”
严志和说：“我吞了一辈子气，值得了什么?运涛被反动派关进监牢狱，我们的宝地也给他们夺去了，指着什么活下去?咳!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呢?”
涛他娘一听，流下眼泪来，两手拍着膝盖说：“甭说吧，甭说那个吧!什么都是命里注定的，又有什么法子呀?”
严志和说：“咳!我差一点儿没病死;冯老兰拿那么一点钱，把我们一辈子的血汗搂过去，把我们的谷仓抠在他的手里，那就等于要了我的命根子……”他又恨恨地咬着牙关说：“我们一定要夺回宝地!”自从运涛住了狱，失去了宝地，他闹了一场大病，老奶奶也去世了，直到今天，他忘不了那一场灾难。只要一想起来，就好象有老鼠咬着他的心，而下身还在打着不甩。他心上实在气愤，只要一提起这桩事，就火呛呛的，忍也忍不住。
江涛看父亲庄稼性子又上来，说：“我看咱们就闹起来，跟他狗日的干一场!”
严志和听了这一句话，又心思绵软起来。他想：“运涛为了革命，一辈子见不着天日。江涛又要为革命……”想着，他不再说什么，也不想伸头闹什么运动。
这时，涛他娘又在堂屋里絮叨起来：“干，干什么?好好儿呆着吧，熬得师范学堂毕了业，也当上个教员!”说到这里，她掀开门帘看了看，见江涛正在听着。放下门帘又说：“听说，那也能挣不少钱哩。到了那时候，也给你娶上一房媳妇，我早就想抱上一个大胖娃娃!”停了一停，又说：“当然啊!我也不是一定要给你寻个庄稼媳妇，你自己要是能找个知文识字的更好……”
严志和听涛他娘说得也有理，又说：“吞了这口气吧!过个庄稼日子，什么也别扑摸了。即便有点希望，又在那个驴年马月呢?”说着，他提上鞋根，又下窖鼓捣梨去了。
江涛又在屋里楞着眼睛待了一会，看父亲这里不是个钥匙头，穿上娘亲手缝的粗布大褂、白布袜子、单梁套鞋，就向外走。娘扭头问他：“你去干什么?”他说：“我去看看忠大伯。”说着，沿着房后头那条小道，踏着积雪，到锁井镇上去。一进小门，看见有个穿灰布军装的人，趴着猪圈喂猪。他脑子里转着：“这个人可是谁呢?”走近了一看是大贵。他脸上立刻笑出来，走向前去握住大贵的手。
大贵有二十五六岁，自从被冯老兰撺掇军队抓了兵，一直在军队上。长成个大个子，身子骨儿也很结实，两条粗壮的胳膊，两条粗壮的腿。眉泉很宽，两只眼睛离得很远，嘴巴上肉头头没有胡髭。灰布棉裤袄穿旧了，头上箍着块蓝布手巾，说起话来，瓮声瓮气。一见江涛，放下泔水瓢呆住了老半天，猛地拍打拍打手说：“兄弟!几年不见，怎么长得这么高了?”
江涛笑着说：“你呢，还不是一样。你请假回来过年?”
大贵说：“请什么假，我从前线上开小差跑回来了。”
江涛问：“为什么开小差儿?你不是当了班长吗?”大贵说：“还不是当一辈子班长!咱不给他们卖那个死儿，为什么老是给军阀当炮灰?还回来干咱自格儿的呢!”
江涛说：“大哥说的对，我也盼你回来。这几年在军队上怎么样?”
大贵说：“倒是不错，把身子骨摔打了摔打……”说着，他绷起嘴，攥上拳头，把腿一叉，抖了一下身子，浑身骨节咯吱吱乱响。说：“除了学体操，认了几个字儿，还学会了放机关枪，我看这玩艺倒是有用……”
这时，朱老忠正在屋里，听得江涛的声音，拈着胡子走出来。立在阶台上笑眯悠悠地说：“江涛回来了?忙来，在我这小屋里坐坐，跟大伯说会话。”他亲自迈下阶台，拽着江涛的手走回小屋，拿把笤帚扫扫炕沿，让江涛坐下。问：“你先给我说说，报纸上毛泽东和朱德怎么着呢?井冈山上又怎么着呢?”两人做伴上济南的时候，江涛给他讲过革命形势，直到现在他还记着。
江涛说：“提起红军，可成了大气候。去年，毛泽东和朱德率领工农红军打到江西，占领了瑞金，建立了中央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在江西、福建一带打游击，眼看这一团烈火就要烧起来!”
朱老忠听了，一时高兴，响着舌尖说：“啧，啧，好!这个高兴的话儿，自从运涛蹲了狱，我的日子也过苦了，好久没听到说过了。闷呀，闷死人呀!这团火烧吧，烧得越大越好，什么时候烧到咱的脚下?”
大贵在一旁眨巴着眼睛听着，闷声闷气地说：“那可不行，隔着长江黄河呢!”
朱老忠说：“长江黄河隔不住这个，这是人心上的事情，象一阵风。”
江涛说：“大伯说的可真对，我大贵哥就不回军队上去了?”
朱老忠说：“自从运涛坐了狱，我心里也害怕了，去了个信叫他回来。成天价在枪子群里钻来钻去，枪子儿那里是有眼?”他虽然上了几岁年纪，身子骨还结实，红岗脸，三绺小胡子，黑里带黄。圆眼睛里射出炯炯的光辉。说起话来，语音很响亮，带着铜音。
江涛转了个话题，说：“大伯，你的猪喂得可肥啊!”
朱老忠说：“肥什么，人还没得吃，那里来的粮食喂猪?什么肥呀瘦呀，新年节下，人家吃肉咱也吃肉，这就是好。要是人家吃肉，孩子们瞪着两只大傻眼，叼着手指头看着人家，这就是缺欠。”
江涛说：“说今年杀猪要拿税呀，不许私安杀猪锅!” 朱老忠听了这句话，由不得楞了一刻，才说：“是吗?是从反动派那里下来的?”
江涛向朱老忠凑了两步，伸出脖子哑默悄声地说：“就是冯老兰包了咱县的割头税。杀一只猪要一块七毛钱，一副猪鬃猪毛，还要猪尾巴大肠头。
朱老忠听说是冯老兰，把脸一镇，睒着眼睛呆了老半天。
牙上吸着气，慢悠悠地抬起头来，说：“是……他……”
江涛跳起脚说：“是，没错儿。”
大贵把大巴掌一拍，说：“倒霉透了，今年连过年猪也杀不上了。”
朱老忠在关东学会杀猪，制了一套钩子、梃杖，杀猪的家具。乡亲当块儿办个红白喜事，杀猪宰羊不求人。他把这套家具带回来，把这份手艺传给大贵。大贵今年才说要杀猪，又碰上禁安杀猪锅，心里实在不高兴。朱老忠叹了一口气，说：“又是他狗日的……”一提起冯老兰，他心里实在腻歪。
江涛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回去再跟我爹说说，咱硬安杀猪锅，不图钱不图利，就是争这一口气!”
朱老忠听得江涛说，把拳头一伸，说：“大侄子说的是，既是这样，走，咱去找你明大伯商量商量。”
朱老忠迈开脚步头里走，江涛和大贵在后头跟着。走到村北大黑柏树坟里，坟前有三间砖头小屋，屋前有几棵大杨树。北风吹得树枝嗤嗤地响着。一进小门，朱老明正合着眼睛捻麻经子，准备打苇箔。朱老忠坐在门坎上，把反割头税的话说了说。朱老明听了，慢慢把脸孔拉长，也显得瘦得多了。他多少年来，奔走劳累，身上只剩下一把骨头。低下头去，眯瞪着失明的眼睛，说：“思摸思摸吧!干是要干，看看怎么干法?”自从打输了那三场官司，他觉得凡事应该隐忍，小心谨慎从事。一时冒失，会使人们失去土地家屋。这不只是失算，而且是一生的苦恼。
朱老忠说：“依我说咱们说干就干，冯老兰，他净想骑着咱穷人脖子拉屎不行!”
朱大贵一只脚蹬在炕沿上，揎起袖子抡着小烟袋，说：“左不过叫他们把咱压迫成这个样子。江涛兄弟!你头里走，傻哥哥我后头跟着。”
朱老忠眨巴眨巴眼睛，说：“一个耳朵的罐子，抡吧!可是，这一次更要人多点。那场官司，联合了二十八家，还输塌了台呢!”
江涛看忠大伯和大贵响应了反割头税的号召，他一时高兴，头上泌出汗珠来。说：“咱不跟他打官司，打也打不赢。咱这么着吧，一传俩，俩传仨，把养猪户和穷人们都串连起来。村连村，镇连镇，人多势力大，一齐拥上去，砸他个措手不及。拿税?拿个蛋!”
朱老明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他抬起下巴，眨着无光的眼睛深思着。
朱大贵问：“那能办得到吗?”
江涛叉开腿，横着腰，抡起拳头，兴冲冲地说：“一个人挡不住老虎，五个人能打死老虎。十个人遮不住太阳，人多了能遮黑了天。一轰而起，一轰而散，他逮不住领头人儿，看他有什么法子?”
朱老忠看见江涛这个架势，不由得肚子里笑起来。涨红了脸说：“哈哈，好嘛!大侄子这法儿真新鲜，打官司还得花钱呢，这用不着花钱。砸了就散，他找不到正头香主。还是念书念醒了的人们，画条道儿也高明。俺这瞎老粗儿，干了点子笨事。那时候要是有你这么个明白人，那三场官司也不会输给冯老兰!”
朱老明听到这里，脸上可慢慢显出笑模样，说：“冯老兰那小子毒啊!立在十字街上一跺脚，四街乱颤，谁敢吱声?唉呀呀，过去就是迷糊，花了点子冤枉钱!来吧，咱听江涛的，闹闹运动看看怎么样?”
江涛一听，笑了说：“怎么样?管保越斗越胜利!”
朱老明有满肚子的辛酸，有多少年吐不完的苦水：他自从打官司失败，半年不出门，有理无处诉，气蒙了眼，成了双眼瞎。把老伴气死了，兄弟也走了西口，闺女们住不起家了，剩下孤零零一条单身汉。没了土地，无法糊口，只靠打苇箔、卖烧饼过生活。他从黑天到白日，眍着眼睛，摸摸索索地站在箔秆前边。不管冬天夏天，他在那深更长夜里，背着那只油浑浑的柜子，走在十字大街上，尖声叫唤：“买大果子……不……啊……”悠长的叫卖声，通过平原上的夜暗，传到七八里路以外。过路的人们，一听到这幽扬的声音，就留恋不舍，坐下来抽袋烟再走。不知不觉，引起肚子里辘辘地肠鸣，流出口水来，非赶上去买他的烧饼果子充饥不可。年代多了，他的叫卖声，就成了黑夜里的指路信号。有人问他：“冰天雪地，还做那买卖干吗?能赚多少钱?”
他抬起头，睁开无光的眼睛，想看看天，也看不见了。在黑洞洞的长夜里，不一定想做多少生意，他受不住长夜的幽闷，一夜夜地睡不着觉，做着梦嘴上还嘟囔：“咳!好长的夜黑天呀!”
在这艰难的岁月里，锁井镇上的烈火熬煎着灾难的生命。自从打输了官司，他就住在这三间小屋里。西头一间，盛着从白洋淀运来的芦苇白麻。东头一间，是他睡觉的土炕，门外是几百年来的老坟。每年夏天，坟地里长出半人深的蒿草，有各样的虫子在草里鸣叫。晚上他睡在土炕上，听着夜风吹着大杨树叶子，哗哗地响着。黎明的时候，他趴在被窝头上，听树枝上的鸟雀嘁嘁喳喳地叫个不停。冬天他听着北风的唿哨。他想，要是门前没有这几棵大杨树，说不定有多么孤寂呢!
江涛看这个失明的老人，心里实在同情他。他过了斗争的一生，可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失败了，穷到没有立脚之地。
当朱老明听得说又要反对冯老兰，他也想到，为了反对冯老兰，使他跌进一辈子翻不过身的万丈深渊，身上立刻打着寒噤。当他又听到，这个斗争，不用朱老巩光着膀子拼命的办法，也不用对簿公堂，不用花钱，只要组织、发动群众就行。他就咬紧牙根，恨恨地说：“干!割了脖子上了吊也得干!老了老了，走走这条道儿!”
江涛看明大伯转变了怀疑的心理，又做了一些解释，说了一会话，叫了朱大贵，两个人走出来。朱老明听他们的脚步声走远，问朱老忠：“大兄弟!你走南闯北惯了，心眼里豁亮，看江涛说的怎么样?是这么回子事吗?”
朱老忠说：“依我看，江涛是个老实人。再说这共产党是有根有蔓的……”
朱老明不等说完，就问：“他们的根在什么地方?”
朱老忠说：“在南方，在井冈山上。”
朱老明吧嗒吧嗒嘴唇说：“要是从井冈山上把枝蔓伸到咱这脚下，可就是不近呀！”
朱老忠说：“别看枝蔓伸得远，象山药北瓜一样，枝蔓虽长，它要就地扎根。比方说，运涛参加了共产党，江涛又参加了共产党，说不定还有多少人要加入。”
朱老明说：“按人说都是正支正派，可也要问清楚，咱心里才有底。”
朱老忠说：“不用问，问，他也不说。我们两人从济南回来的路上，我旁推侧引地转着弯问了半天，他只说些革命的道理，不说出他们的根柢在什么地方。反正他们办的是咱穷人的事。说到这里，他又停住，眼睛看着远处老半天，把嘴凑在朱老明耳朵上，低声说：“大哥!这些年来，我老是这么想：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要想打倒冯老兰，是万万不能的。运涛那时候，我后悔咱没有找到这个门路，如今江涛可是共产党的人，咱们不能放过了，说干就是干!”
两个人靠在门扇上晒着太阳，说了一会子知心话，商量着反割头税的事。朱老忠拍拍身上的尘土走出来，朱老明也拄上拐杖送出来，两人一路走着，朱老明说：“我看大贵这次回来不错，人聪明了，也能说会道了。我听他娘说，想给他粘补上个人儿。”
朱老忠说：“年岁儿可是到了时候，你看谁行?”
朱老明说：“我看春兰就行。”
朱老忠听说到春兰，抬起头什么也不说。他又想起运涛来，那孩子还在监狱里。又想起铁窗里那张苍白的脸，掯着泪花的大眼睛。叹了口气说：“咳!为着运涛，我舍不得把春兰给了大贵。”
说到这里，两位老人再也不说什么。他们同时感到心酸，几乎掉下泪来。他们为运涛难受，也为春兰难受。朱老明闭上嘴，眨着眼睛沉默了半天，从眼洞里滚出两颗大泪珠子。说：“咳!运涛一辈子住在监狱里，春兰还能活下去吗?运涛回不来，春兰可是怎么办哩?真是难死老人们了!我看别耽误了春兰，把这事儿给大贵办了吧!”
朱老忠听着，觉得也有理。运涛一辈子回不来，春兰一个人可是怎么过下去?
30
江涛和大贵，从朱老明家里走出来，天上云彩晃开了，太阳从云彩里显出个浑黄的圆球。檐前滴着雪水，水滴滴在檐沿下，笃笃响着。路上的雪有了融化的痕迹，有人把泥土踩上去，在洁白的雪地上留下褐色或苍色的斑痕。
两人说着话，走到朱老星家里。自从打官司失败，朱老星把几间房子卖了，借了冯老锡场院里两间小西屋住着。场院东墙有个角门，通到冯老锡家外院，外院通街是个大四方梢门。可是这场院不走梢门，正南开了个门，用柳条子编了个栅栏，上面插着一些枣树棘针。西面围着土墙头，西墙外头就是那个大苇塘。江涛和大贵一进栅栏，朱老星和他儿子庆儿，正在场上拉着碌碡碾谷槎。他们把场上的雪扫干净，把谷槎摊上碾着，累得脸上冒出白沫汗。
江涛一看就问：“这是干什么?”
朱老星见了江涛和大贵，也不停下。一步一步拉着碌碡，眯眯着眼睛笑，说：“你们猜不着。”庆儿闷着头不吭声，只是伸着膀子拉碌碡。这孩子有十二三岁了，脸上黑黑的，瘦干巴个子。
江涛抬起头想了想，说：“嗯，就是猜不着。”
朱老星歇下碌碡，从褡包上摘下烟袋来。先吹了一口，试试通气不通气。然后装上烟，打火抽起来。
江涛问他：“大伯，你这是想干什么?”
朱老星说：“为了冬天做饭烧炕的，我一家子人，一秋天拾下这垛谷槎。堆在场院里，狗在上头溲尿，猫在上头拉屎，老草鸡还在上头孵窝，弄得满世界肮肮脏脏。我捉摸了个法子：先把它碾烂，使些胶泥和起来，用板子拍得一方块一方块的。等晒干了，把它垒成院墙。做饭烧炕时，搬起来就烧。又当了院墙，又当了烧柴，一举两得。试了试，拉着风箱好烧着哪!”
江涛合着嘴，心里暗笑。左思右想，想不出他这种行为是什么意思。把好好的谷槎碾烂，又使胶泥和起来，垒成院墙，再把院墙搬来烧。把谷槎抱来做饭，不就完了吗?他问：“大伯，春冬两闲的，你歇歇身子骨不好?”
朱老星说：“话有几说几解。你想这大好的天气，吃了饭能净歇着?好歹得摸索点活儿。再说这冬天，有钱人家升上个小火炉，屋子里暖烘烘的。咱穷苦人家，升不起火炉，在屋里呆着也是冷。摸点活儿做，浑身上下热热火火，比升个小火炉儿还美气。”
他说着，厚厚的嘴唇也不张开，只看见短胡髭一翘一翘的。两只细长的眼睛，在门楼头底下眯眯笑着。
江涛说：“你把这谷槎垛在院里，垛好点。多咱烧的时候，抱进屋里去烧，不就好了吗?”
朱老星说：“哪，反正不如这么着归结。”
江涛问：“这样你不省下点力气?”
朱老星说：“力气是随身带着的，好象泉眼一样，你只要用，它就向外冒。你要是不用它，它也就不冒了。你看大贵这身子骨，当了几年兵，在操场上摔打得多么结实，多么粗派。你看他那两条胳臂，一伸就象小檩条子似的。”
大贵说：“你说这个，我相信。”
朱老星说：“是呀!当兵对咱穷人固然没有好处，可是也落下个好身子骨儿。”
大贵说：“我还学会放机关枪哪!”
朱老星笑了说：“着啊!这放机关枪，对咱穷人本来没有好处。可是大姑娘裁尿布，闲时做下忙时用。将来咱要是用着这机关枪了，拿起来就能放。话又说回来，在这严冬腊月，下雪天本来可以囚在炕头上，抽个烟歇憩歇憩。我觉得总不如把这谷槎归结归结好。” 江涛说：“大伯!我看你费这把子力气，对于你的生活没有多大好处。”
朱老星说：“你虽说是生在乡村里，长在种地人家，总归是读书人，捉摸不出咱庄稼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正说着话，庆儿他娘从屋里走出来，高喉咙大嗓子说：“他，成天价是脱了裤子放屁!这么会打算，那么会打算，把个日子也鼓捣哗啦了，眼看就要蹾狗牙!”她是个大个子，身子骨挺粗派，乍蓬着头发。两只脚也是有尖儿的，可是比起男人的脚还长。说着话跺得脚后跟通通地响，手指头剜着朱老星的脑门子。她端出泔水来喂猪，一只半大猪，搭拉着大肚皮，从谷槎堆里钻出来，哼哼吱吱地跟着她跑。
要是别人，听庆儿娘卷了他一阵子，也许会冒起火闹起脾气来。朱老星就不，只是眯眯地笑着，他听惯了。庆儿娘越是骂他，他浑身越是觉得滋润。日子长了要是听不见这种声音，看不见这样颜色，就觉得清淡，没有意思了。真的，庆儿娘连说带嚷，朱老星一点也不恼，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这么过来的，并不认为是什么侮辱。相反，更觉得夫妻的和美。朱老星把石头烟袋嘴含在厚嘴唇里，笑眯悠悠地说：“大侄子!你算捉摸不出我的心思。”
大贵唔唔哝哝地说：“牛长得比骆驼大了，拉一辈子车，也不过是被人杀肉吃，成不了马!”
朱老星听不透这句话，他说：“你们摸不清我的脾气，庄稼人一年四季，到了什么时候有什么活儿。一年三百六十五晌，那里肯歇着过?人吃饱了饭就得做活，随随便便地歇着，败家子儿才那么办呢!败家子儿不讲安生服业地做活，只讲吃好的、穿好的、歇着。越是歇着，身子骨儿越是懒散，好比铁机子生了锈，再也织不出布来。”
朱老星一年到头，总会找到活儿做，两手下闲是他的目的。他常说，“人，吃不穷穿不穷，打算不到就受穷。”他就是成天价打算，比方说，他家过去也种过二三十亩地，就成天价设想耕种到六七十亩地的事，他说，“种到七八十亩地，就是财主了。”就成天价盘算怎样过财主。本来他家只养着一头牛，为了过财主日子，买了一辆四个牲口拉的死头大车。他想，目前买一辆小车，将来过到财主日子，牲口多了，还得买一辆大车，这辆小车就白费了。可是他这头牛，只驾得起一辆小车，架不起一辆大车。他就只好拿一根缰绳拴在轴头上，弯下腰替牛拉帮套。后来，把四条牛腿也累坏了。没有办法，又把大车卖了，换了一辆一个牲口拉的小车。思想上糊涂，使他过的日子象痨病一样苍白无力，甚至连个媳妇也娶不起。他自从打官司失败，把房卖了，地去得也不少。养不起牛，把这辆小车也卖了。他还有个打算：宁可卖了庄户，也要留下土地，房顶上长不出粮食来，粮食是从土地上长出来的。这几年又赶上年头不好，捐税又重。地里打的粮食，还不够按亩摊派捐税。盘算来盘算去，今年冬天连那几亩地也卖了，省得拿捐税。
江涛说：“大伯!我想不出来，象你过日子这么俭省，又肯付辛苦，怎么肯和冯老兰打三年官司?”
朱老星把脖颈一梗，眯眯笑了说：“百人百性嘛!老母猪挤在墙角上，还哼哼三哼哼哩!干别的我舍不得，一说和冯老兰打官司，我鬻儿卖女也得干!”
江涛说：“我想不出你这是怎么股子劲儿。”
朱老星又说“：咱庄稼人，就有点儿庄稼正义。运涛入狱的那一年，我心上难受得不行，听说志和卖了宝地，你又上不起学了，那天我打短工才挣了一块多钱来，我就忙给你爹送了去，好叫你不失学。百人百性嘛!”
说到这里，江涛受了感动。他记起贾老师说过，如何帮助农民从阶级压迫下觉悟过来，是共产党员的责任。朱老星领了江涛和大贵走到屋门口，掀起厚厚的蒿荐，叫他们进去。屋里黑洞洞的，象是夜晚。他每年到了冬天怕冷，把窗户纸糊上一层又一层，把屋里遮得黑咕隆冬的。庆儿娘坐在炕上叠补衬，给朱老星补袍子。
江涛问：“大娘!这么破的袍子还补它干吗?”
朱老星说：“别看袍子破，可是个古董。那是我父亲的，他去世了留给我。俺父子两代穿了不下四十年，年年补一次。虽然是葫芦片大的一块布，不管红的绿的，我也不肯扔了，都把它缝上去。反正身上多一层布，总该暖和一些。”如今缝了几十层，这件袍子已经有几十斤重了。
冬天只要不做活，身上就凉下来。朱老星穿上这件袍子，和江涛大贵坐在炕沿上说话。
江涛说：“大伯!我听得说，今年杀猪要拿割头税。”
朱老星问：“又出了猪税?拿多少?”
江涛说：“一块七毛钱，一副猪鬃猪毛和猪尾巴大肠头。”
朱老星扳起指头算着：“一块七毛钱。一副猪鬃猪毛，也值个两块钱。再加上猪尾巴大肠头，按一斤肉算，也值个两三毛。”他撅起厚嘴唇，点着门楼头，说：“这税可不轻啊!”
江涛又走到朱老星跟前，说：“你猜这猪税是谁包的?”
朱老星问：“是谁?”
江涛说：“就是咱那老对头。”
朱老星睁起两只大眼睛，又问：“谁?”
江涛说：“老对头，还有谁?”
朱老星眨巴了眨巴眼睛，问：“冯老兰?”
江涛说：“唔，就是他!我才和忠大伯商量了，咱们要反对割头税，打倒冯老兰，你说怎么样?”
当江涛和朱老星说着话的时候，庆儿娘在背后头悄悄听着。听说又要打倒冯老兰，就瞪出眼珠子开了腔：“干吗?又要打官司?打官司打得成了穷光蛋，又要打官司!”光说，她还不解气，伸出手指头戳着朱老星的天灵盖。
大贵一看就笑了。朱老星也笑花了眼睛，唔唔哝哝地说：“她是这个脾气，三句话不对头就开腔，不兴小声儿说话?” 庆儿娘说：“我叫你气的!天生的庄稼脑袋瓜子，窝着脖子活着吧，光想充好汉。还反对这个，反对那个的，谁也反对不了，返回头来把自格儿反对了!”
朱老星支支吾吾地说：“那还不要紧，到后来才算老帐。”江涛说：“大伯说的对。忠大伯说，‘出水才看两腿泥。
’ 咱朱家门里穷倒是真的，可也志气了几辈子!”
说到这儿，朱老星猛地站起来，气愤愤地说：“狗日的欺侮了咱几辈子，咱可也不是什么好惹的!”停了一刻又问：“可不知道是谁的领导?”
大贵指了指说：“就是咱江涛兄弟。” 朱老星笑了说：“行呀，咱跟着走吧!”说到这里，他又犯了思索，说：“咱就是跟着走走!”
江涛和大贵，从朱老星家里走出来，又去找伍老拔，想问问河南里“秋收运动”是怎么闹起来的。出了东街口，走上千里堤。天气晴朗，没有云彩也没有风。乌鸦在大杨树上，啄着雪花，又成群地飞起来，咶咶地叫着。他们顺着千里堤往东去。
伍老拔家庄户，老年间本来在河南里，由于河流滚动，宅院坍进河里。滹沱河往南一滚，他家的宅基，又滚到河北里，正好滚在千里堤上。伍老拔他爹，就在这河堤上盖起两间土坯小房。现在桃李树成林了，大杨树也有一搂粗。在院子周围，栽上榆树和柳树，编起树枝当围墙，中间安个木栅栏。江涛和大贵一进木栅栏，有一只小狗从院子里跑出来，汪汪地叫着。大贵连忙吓住它：“呆住!呆住!”
伍老拔听得有人进来，等不得放下家伙，右手拿着斧子，左手拿着凿子走出来，他的两个大小子也跟出来。大的叫小顺，十七岁了，二的叫小囤，也有十二三岁了。小囤走过去，用两条腿把小狗脖子夹在腿裆里。
伍老拔问：“谁?”
朱大贵说：“你一看就认得，是运涛他兄弟，江涛来了。”
伍老拔楞住，仔细瞧了瞧，笑哈哈地说：“原来是江涛，几年不见长成大人了。过去人儿小，身上老是土土浆浆。这咱晚人长大了，浑身上下没个土尘儿。”
江涛笑着问：“老拔叔!你回家过年来了?”
伍老拔说：“做长活，一年忙四季，就是盼个年呗。”
说着话，伍老拔把他们领到做木作活的小屋子里。拍拍手说：“哈哈!江涛，你上了洋学堂，也算咱老鸹群里出了凤凰啊!”又笑哈哈地说：“忙来坐坐。”叫江涛和大贵坐在做木作活的板凳上。又对小囤说：“去，烧壶水来，叫江涛喝。”
江涛看了看他的木作家具，问：“你这是做什么?”
伍老拔说：“咳，甭提了。自从那年把官司打输了，我到河南里去作活。把地都去完了，只得靠着耍手艺吃饭。年下才回来，做点小家具什么的，求个过年的法儿。这日子怎么也得过呀!”
江涛说：“咱那场官司，输得惨哪!”
伍老拔说：“一直打了三年哪!上城下县，那时也没离开我。”他抬起头看了看大贵，又红了脸哈哈笑了。 江涛看小顺用推刨刨着一条木棍，他问：“做的是什么?”
伍老拔说：“他成天价没活儿做，我说十几岁的人了，又念不起书，跟我学了木匠吧，将来不是个饭碗?小囤，我叫他将来学种地。这才教他用湿柳木棍子，做小孩们拿着玩的刀啊枪的，用红绿颜色画画，卖个钱儿呗。”
说着话，小囤提了壶拿了几个黑碗来，倒上水。江涛看那水土黄色，喝起来倒是甜甜的，就是有一股青泥味。他问：“这是什么茶?”
伍老拔说：“那有什么茶?他奶奶这几天头疼脑热的，叫小囤到河神庙后头苇坑里，刨了些苇根来煮水喝。正赶上冯老兰趴在他家墙圈上看着，开腔就骂，还指挥护院的赶了小囤个骨碌子。真他娘的!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咱算惹不了他。”
大贵喝着茶，吧嗒着嘴说：“这玩艺儿，败火着呢!”
伍老拔说：“喝不起茶，这就是庄稼闹儿!”他动手凿着一块小木头，斧头敲得凿把乒乓乱响。
江涛问：“你这是做什么?”
伍老拔说：“我正在琢磨黄鼬铡。”又用手比画着说：“这地方凿个槽儿，这地方安个柱儿，再用一截破轧车刀，一块竹板就行了。把这玩艺下在黄鼬洞口上，黄鼬一出洞，一蹬这块小板就铡住。这玩艺用料少赚钱多。乡村里年幼的人们净爱买，现在正是时候，一过小雪，黄鼬皮就值钱了。咳!没有本钱，大活做不起了!”
大贵说：“你净爱弄一些个古镂雕钻儿，不做黄鼬铡，就做黄鼬洞子，不行做个棺材什么的?”
伍老拔说：“这是穷逼的呀!”说着，他又嘻嘻哈哈地比划着做黄鼬洞子的计划。黄鼬怎样走进洞子，怎样一蹬那块小板，那块砖向下一落，就把黄鼬堵在洞子里。比划完了，又嘻嘻哈哈地说：“饿死人的年头，真是没有法子!”
大贵说：“大叔!怪不得人们都跟你叫乐天派。无论有多大事故压在你的眉梢上，还是嘻嘻哈哈，嘻嘻哈哈，看起来没有发愁的事儿。”
伍老拔说：“嘻嘻!虱子多了不痒，帐多了不愁。人穷到什么时候还是一个穷字，能把两个穷字叠在一块儿?这年头，没有发愁的事，就是打不倒冯老兰是个发愁的事儿。”话是这么说，他瘦削的面孔，高颧骨，尖鼻准，高鼻梁底下两只大眼睛，他从来没有胖过。无论有多么紧急的事情，他的两条长腿，总是一迈一迈的，一步一步地走着，没有着急的时候。
江涛问起河南里的秋收运动，伍老拔说：“谈起闹个运动什么的，咱倒成了内行。我们少东家就是个共产党员，领导了秋收运动，他的外号叫张飞。”
紧接着，就谈了会子张嘉庆的事，说，“那人年岁不大，名气可不小。一说起秋收运动，一说起张飞来，在这滹沱河岸上谁都知道。”
大贵说：“你说的这个我半信半疑，财主秧子们为什么给咱穷人办事呢?”
伍老拔说：“这事儿，可是我亲身经过的。”
大贵说：“哪，这人错非是中了共产迷。”
伍老拔说：“没错儿，不信你也跟着共产党走走。”
谈到这个节骨眼儿上，江涛把反对割头税的事对伍老拔谈了。伍老拔把屁股一拍，说：“对嘛!就是这么办，咱组织农会吧。反对割头税，打倒冯老兰。你不来找我，我还想去找你们哩!”
江涛见伍老拔接受了反割头税的意见，心里高兴，说：“好吧，今儿格晚上，你到我家里去，咱在一块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法好。”
那天晚上，朱老忠、朱老明、朱老星、伍老拔、朱大贵，都到江涛家里，坐在严志和的热炕头上，商量了一晚上。他们决心反对割头税，一齐下手，报那连输三状的仇。定下：先秘密组织，再公开宣传活动。他们从第二天开始，就背上粪筐去走亲戚。象扯瓜蔓一样，亲戚传亲戚，朋友传朋友。组织了大严村、小严村、大刘庄、小刘庄……象一块石头投进古潭里，激起无数波圈，一圈套一圈地，联系得多了，就一天天地联系得远了。
31
当天晚上，朱老明在严志和家里开了会回来，睡在炕上，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一年来就是这样，人们一说起运涛，他就几天心里放不下。他又想起春兰，那孩子一天天地长大了，老是住在家里。她娘性子绵长，老驴头糊里糊涂，他们不会给春兰安排一生的大事。第二天他做了点饭吃，就去找朱老忠。朱老忠不在家，就跟贵他娘说：“我心上有一件事，想跟你说说。”
贵他娘问：“大哥!什么事儿?”
朱老明说：“我想，咱大贵今年也有个二十老几了，一直在外头跑了几年。这咱回来，连个屋子炕也没有，听说你要给他粘补个人儿?”
贵他娘睁圆眼睛，看着朱老明把这句话说完，笑了说：“可不是，我心里正叨念这件事，可见你为咱大贵操心。”说着，又咯咯地笑起来。
朱老明哑默悄声地说：“小子家一到了这个年纪，你不给他屋里寻下个人儿，就会恨老人糊涂。”
贵他娘说：“大哥!咱给孩子安排安排吧，你看咱村谁行?”
朱老明说：“我看春兰就是个好人儿。”
朱老明说到这里，贵他娘可就不往下说了。春兰和运涛的事情她完全明白，如今运涛陷在监狱里，涛他娘把春兰比闺女还亲，怎么说给大贵呢!
朱老明合着眼睛，听贵他娘答话，老半天没有声音，他说：“你别听人们瞎念叨，我总认为春兰是个好闺女。”
贵他娘说：“人们念叨，是捕风捉影，到底是真是假，谁也不清楚。”
朱老明说：“谁准知道?磨牙就是了。”
贵他娘说：“就怕大贵不干。”
朱老明说：“依我看他巴不得的。”
贵他娘说：“你说的是春兰模样好?”
朱老明说：“模样好是一个，也聪明伶俐。再说，象咱这户人家，寻人家什么主儿?比咱强的，人家不寻咱，比咱不强的，人儿再长得不象个样子，大贵也不干。春兰，咱就是图个好人儿。”
贵他娘抬起头，迟疑了半天，听得朱老明说，她心上也有了活口儿，说：“商量商量再说吧!”
朱老明说：“我想保保这个媒，我先跟涛他娘透透，他们要是可怜孩子们，也许一口答应下。”
贵他娘说：“不就说嘛，要是说不明白，春兰一过门，老婆子还发懵哩!”
说到这里，朱老明站起来，抬起头向着天上长叹一声，说：“咳!都是为儿女操心哪!”
他从朱老忠家里走到村北，才说走回家去，又想上严志和家里去看看。摸对了道，走到小严村。一进严志和家小门，就放开嗓子喊：“志和在家吗?”涛他娘把眼眶对在桃形的小玻璃上，看是明大伯来了，问：“明大伯你来吧!他没在家。”
朱老明听说志和不在家，就不想再进去。摸到窗户根前，说：“他干什么去了?”
涛他娘说：“左不过是你们跑踏的那些事，你看他父子俩，成天价没了别的事儿了。”
朱老明隔着窗户，一句一句地转着弯、捡着柔和话，跟涛他娘把大贵和春兰的事说了说。
涛他娘笑了说：“早该这么着。”话虽这么说，她心里可想起运涛来：“咳!那孩子，他还在监狱里!”她想说同意，怕将来对不起运涛，想说不同意，可叫春兰等到多咱?犹豫了半天，眼里一下子流下泪来，说：“行啊，大贵也到年岁了!”
朱老明听她犹豫不决，又不好断然决定，怕伤了涛他娘的心。可是一想到春兰年岁不小了，是大贵也罢，不是大贵也罢，也该给她操持个人儿了。就说：“我不过说说罢了，运涛还在监狱里，怎么能把他心上的人儿给了别人。要是叫他知道了，还恨他这个不明理的大伯呢!”
涛他娘听了这句话，低头扬头地想了半天。眼圈慢慢红起来，睒着眼睛说：“十年……十年监牢，可也是个年月儿，当娘的能叫人家春兰老在屋里?”自从运涛入狱，只说是十年就可以回来，她还不知道是遥遥无期。又流泪说：“咳!春兰，孩子年轻轻的，受的委屈可不小啊!”
朱老明也想：“怎么世界上难堪的事情都出在她身上?”
两个人说了一会子话，唉声叹气了半天。涛他娘擦干眼泪，抬起头来说：“咱不能耽误人家春兰呀，运涛在监狱里，咱拽也拽不出他来。春兰在家里，活活地等着，可为什么哩?”
其实，目前春兰出嫁不出嫁，不只在运涛。老驴头听到运涛的风声以后，也打算过这件事。要是寻个不如运涛的人，不用说春兰不如意，春兰娘也怕对不起她。想要找运涛这样人，可也百里不抽一。老驴头呢，想到老两口子上了年岁，离不开春兰，一定要寻个“倒装门”儿，这门子亲事就难对付了。春兰一心要等着运涛，这人儿把感情看得特别重，她看中了的人，就一心一意，受多大折磨也得爱他。她看不中的人儿，就是家里种着千顷园子万顷地，她也不干。这点脾性，乡村当块的人们谁也知道。甚至连那个玩弄女人的老手冯老兰，也再不敢想着她。如今连她的亲爹亲娘也算在里头，没有一个人敢跟她提起婚事。
朱老明说：“人们都说，春兰那孩子长得高了，也黄了瘦了。”
朱老明一说，涛他娘又流下泪来，她想运涛，又舍不得春兰。虽是两家，春兰就象在她家里长大的。她睁着两只眼睛，看他们一块儿长大。又睁着两只眼睛，看着春兰出秀成一个好看的姑娘。自从打算把春兰娶过来，没有一天不盼运涛早一天回来，早一天怀里抱上个胖胖的孙子。如今运涛要住一辈子监狱，说不定等运涛出来，春兰也就老了。运涛再也看不见春兰黑里泛红的脸庞，春兰也看不见运涛那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了。
朱老明听涛他娘半天不说话，心上想：“咳!可怜见儿!涛他娘还以为运涛是十年监禁，不承想这一辈子娘见不到儿，春兰也见不到运涛了。可是早晚也少不了这一场剜心的痛啊!涛他娘要是个明白人，这会儿不能光为运涛，也得替春兰着想。还不如把春兰给了大贵，久后一日运涛要是有命出狱，再给他粘补别的人，普天下好闺女多着呢。咳!难死老人们了!”他一边想着，拿起拐棍走出来。叹了一声，说：“也够涛他娘操心的了!”
涛他娘说：“你走吗?不进来暖和暖和?”
朱老明说：“唔!我估摸天黑了，回去看看，该做点吃的了。”
朱老明从严志和家走出来，才说往家走，又想：“要不，我再去找找老驴头。”他又迈开脚步，走到老驴头家。一进大门，就喊：“老驴头在家吗?”进了二门，老驴头掀开门上的蒿荐，探出半个身子，弯着腰笑了说：“是朱老明，快屋里来吧!”
朱老明走到屋里，春兰忙拿笤帚扫了炕沿，叫明大伯坐下。她又背过脸儿，低下头做针线。
老驴头说：“老明兄弟!可轻易不到我门里来……”
朱老明说：“我衣裳破，瞎眯糊眼的，进不来呀!”老驴头说：“算了吧，你的眼皮底下那里有我老驴头啊?”
朱老明说：“今天来，有个好事儿跟你说说，你喜欢哩，咱就管管，不喜欢也别烦恼。”
老驴头呲出大黄牙说：“你说吧，咱老哥们有什么不能说的。”
朱老明说：“咱大贵回来了，我说给他粘补个人儿，想来想去想到你这门里……”
朱老明和老驴头说着话，他不知道春兰就在炕那一头，做着活听着。她听来听去，听说到自己身上，心上一下子跳起来，一只手拿着活计，一只手拿着针线，两只手抖颤圆了，那根针说什么也扎不到活计上。
朱老明继续说：“我左思右想，你两家也算是门当户对。
老忠兄弟地土不多，你也只有那么几亩地……”
春兰听到这里，脸上热辣辣的，红得象涂上胭脂，伸起脚咕咚地跳在地上。通、通、通地三步两步迈到槅扇门外头，春兰娘也就跟出来。
老驴头哈哈笑着说：“行倒是行，俺俩做了亲家，先说有人给我撑腰板了，少受点欺侮。可是这闺女跟运涛……运涛还在监狱里。”
朱老明说：“不能光为运涛，也得为春兰。你跟闺女说说，要是说对了，这门亲事就算做成了。”
老驴头说：“你看，俺老两口子守着她一个，她出门走了，俺俩要是有个灾儿病儿，连个做饭的人儿也没有。再说这家里也冷冷清清的。”
老驴头这么一说，朱老明紧跟着问：“没的，叫春兰在你门里住一辈子?”
老驴头说：“我想寻个‘倒装门’，又是女婿又是儿。”说着，又嘻嘻笑了半天。说：“你要是说着老忠把大贵给了我，将来我这门里有男有女，有大有小，也算成了家子人家了。有二贵一个，也够他老两口子享受一辈子的。”
朱老明说：“这样一来，你们老了，有一儿一女在跟前，倒是不错，街坊四邻也少结记你们，可是大贵也得干哪!”
老驴头说：“跟老忠说说吧，咱乡亲当块儿，谁家人人口口、那厢屋子那厢炕都知道，也用不着隔村求人去打听。老忠和大贵同意了，我这几间房子几亩地，也就成了他们的事业。”
说到这里，春兰娘掀开门帘走进来，说：“老明哥!老忠舍得吗?那么大小伙子了?”
朱老明说：“反正是这么个两来理儿，大贵不上你家里来，春兰就上他家里去。”
一边说着，几个人又哈哈大笑了半天，朱老明才走出来。春兰正在灶堂门口烧火做饭，她听到这刻上，就完全明白了。但当前占据她思想的不是大贵，是运涛。象有两只明亮亮的大眼睛，又在看着她。那个良善、淳厚的面容，很难使她一下子忘下。于是，思想就象静下来的春天的潮水，重又返卷上来，鼓荡着喧哗着，激动着她的心情，再也不能安静下去。她把饭做熟，也没吃，就走回屋里。灯也没点，一个人趴在炕席上，两只手抱起脑袋，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老驴头和春兰娘摸着黑影喝稀粥，老驴头看不见春兰端碗，问：“春兰又不吃饭了?”春兰娘说：“可不是，又哭哩!”自从运涛陷在监狱里，春兰不吃晚饭，半夜里一个人抽泣，已经不是一次了。可是，当娘的又有什么办法呢?
老驴头吃完了饭，摸着黑影走到屋里，坐在小杌凳上，看着春兰呆了一会，说：“闺女!你也不小了，你上无三兄下无四弟，你本身的事儿不跟你商量，可跟谁去说呢?大贵，你们小里常在一块，再说当兵回来，长得越发的壮实了，你看怎么样?”
老驴头一说，春兰哇地哭出来。老驴头又生起气来，拍打着大腿说：“你看，这是跟你商量哩!你这是为什么?”
春兰一行哭着，说：“什么也不是，是嫌我吃你的饭，你多嫌我。早晚我拉着一枝枣树棘针，端着个破瓢，要着饭吃离开你这门……”
春兰这么一说，老驴头也火了，说：“我就你这么一个闺女，谁又多嫌你来!”
春兰见老驴头发了火，跺起脚跟说：“你，你，就是你!
早先儿你就为冯家老头谋算我!”
春兰娘赶上去插嘴说：“运涛要是十年不回来呢?”
春兰说：“我等他十年!”
春兰娘又问：“他要一辈子不回来呢?”
春兰说：“我等他一辈子。”
老驴头一听，可不干了，一下子闪开怀襟，脱了个光膀子，拍着胸膛说：“你瞎说白道，当爹的穷了一辈子倒是情真，可没有鬻过儿卖过女!”
父女两个，闹得不可开交。春兰自从运涛坐了狱，哭哭啼啼，天天想念。可是她不能明哭，只是偷偷饮泣。多少屈情郁积在心里，今天象黄河决口一样，哇啦地哭起来。一边哭着，心上想念着运涛。一想起运涛，心上越发地难受。她猛地把脑袋一扎就往外跑，说：“今日格我活尽了命了!”一股劲出了大门，望着井台上跑。
春兰娘看她要去跳井，抬起腿追出来。春兰一出门，碰上一个人从街上黑影里走过来，说：“谁?谁?是谁?跑什么?”春兰一听是忠大伯，停住脚楞住。春兰娘一五一十地对朱老忠说了，说到春兰要跳井，就象撮住朱老忠的心一样，跺着脚对春兰娘说：“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又折掇她?春兰!你给我回去!”
春兰听得说，悄悄地走回来，也不哭了。朱老忠走到春兰家里，对老驴头说：“闺女是你的，可比我跟前的还疼。你们要是再折掇她，我就不干!”
老驴头说：“我那天爷!谁折掇她来，谁家闺女不出阁呢!”
朱老忠说：“俺春兰就是等着运涛，看你们怎么的?大贵要是成亲，去找别人。”
老驴头说：“好，她不愿出聘，叫她在家里老一辈子，我再也不管了。”
朱老忠说：“管，你也得管好。这么大的闺女了，比不得小孩子，不能叫她老是哭哭泣泣。”
朱老忠看老驴头和春兰娘不再说什么，春兰也不哭了，就抬起腿走出来。他还有更紧要的事情，为了组织农民宣传队，还要去找严志和。
婚姻事情，在春兰的一生中是件大事，可是在锁井镇上来讲，也实在算不了什么。目前家家户户，街头巷尾，人们谈论的是反割头税、反百货税运动。
锁井镇上，逢五排十加二七，五天两个集日。每逢集日，有成车的棉花，成车的粮食拉到集上。有推车的、担担的、卖葱的、卖蒜的、卖柴的、卖菜的。有木货铁货、农器家具、匹头苇席，要什么有什么。
那天早晨，老驴头还没有起炕，就叫春兰：“春兰!春兰!今日格你跟我赶集去。”
春兰从被窝里伸出头来，问：“干什么?爹!”
老驴头说：“咱去赶个集，卖点菜什么的，换个钱好采办点年货，快该过年了。”说着，伸了伸胳膊，觉得很冷，重又缩回去，蜷伏着腰睡了一会。才说披上棉袄起炕，一阵风从墙缝里钻进来，吹在他身上。他又把棉袄向上一耸，盖住头温了温。伸上袖子，拿起烟袋来抽烟。吧嗒吧嗒一袋，吧嗒吧嗒一袋，抽了两袋烟，棉袄还是暖不过来，又盘着脚合了一会眼。他上了年纪，火力不足了。一到冬天，老是觉得脊梁上发凉。
春兰娘从门外探进头来说：“忙起呀，不是去赶集吗?”
老驴头问：“今日格是小集大集?”
春兰娘说：“大集。”
老驴头才穿上棉裤，他又想起来：这几天身上老是觉得痒，兴许是长了虱子。昨日晚上他就想叫春兰给他拿拿，可是又忘了。他又脱下棉裤来拿虱子，拿得不解气了，伸出牙齿，顺着衣裳缝咬，咬得咯嘣乱响。
春兰娘又说：“饭熟了，还不起?”
老驴头穿上裤子，再穿袜子，才穿上袜子，裤腰带又找不见了。翻着被窝找了半天，一欠身子，原来在屁股底下坐着。
老驴头吃了饭，拿了两只筐，拾上几捆葱，几辫蒜，抱上两抱白菜。叫春兰挑上头里走，自己背了秤，在后头跟着。
一过苇塘，就听得集上的喧闹声，早就人多了。
春兰挑着担子在集上走，看见昨日晚上有人把农会的标语和告农民书，贴在聚源号的门外头。她楞了一下，把筐放在聚源号对过，挤了个空摆上摊。不一会工夫，聚源号门前挤了一堆人，都在那里看传单。朱全富老头，看了会子传单，从人群里挤出来，捋了捋胡子，摇着头说：“咳!又出了一宗税。”
老驴头把秤递给春兰，赶过去问：“你说什么，出了什么税?”
朱全富老头说：“割头税。”
老驴头问：“什么叫割头税?”
朱全富老头把割头税的事，告诉了老驴头。说一块七毛钱，老驴头还不惊，后头那一大堆零碎儿可值钱不少，他又问：“墙上贴的那些红红绿绿的是什么?”
朱全富说：“那是出了农会，出了共产党，要反割头税!”老驴头点了点长下巴走回来，嘴里不自觉地嘟念着：“咳!杀过年猪，也要拿税了!”他从春兰手里接过秤来，开始照顾买卖。
平时都是他一个人赶集，今天年集上人多，一个人照顾不过来，才叫春兰在一边帮着。有抽袋烟的工夫，朱老星那个矮个子走过来，他头有点横长，满脸络腮胡子，眯细着细长的眼睛，蹒蹒跚跚地走着。听人们正吵吵杀过年猪拿税的事，他说：“种地要验契，吃盐要加价……杀过年猪也拿税钱，这玩艺更是节外生枝!”
伍老拔拖着两条长腿，象长脚鹭鸶，一步一步迈过来，提高嗓子大喊：“这年头，兵荒马乱不用说，又要割头税，真是万辈子出奇的事!”
你一言我一语，谁也不愿交割头税。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朱老忠也走到人群里，说：“城里出了农会，要反割头税。冯家大院包了全县的割头税，刘二卯和李德才包了全村的。他们有衙门里的公事，我有这个……”说着，解开怀襟，掏出红绿纸印的传单标语，在人们眼面前一晃，又揣进怀里。
春兰在那里看着，忽然间在人群里闪出一个人，长头发大眼睛，长得和运涛一样。嗯，怎么长得一样?就是个儿矮一点。她心上乱起来，脸上有些热。仔细一看，她才知道：“是江涛!”
江涛在一边看着，咂着嘴，不住地笑着。他觉得这个小宣传队真是不错，党的号召在人们心里生根了。正在得意地寻思，冷不丁人群里闪过一个稔熟的面影，他怀疑是“眼离”，擦了擦眼睛，定了定神一看，一点不错正是严萍。她穿着绿绸旗袍，花呢靴子，拎着个竹篮在买东西。江涛笑模悠儿地走上去，扯住她的篮系儿，说：“你也回来了?”
严萍睁开眼睛怔了一下，说：“回来了!你比我回来得更早。”说着，她嗔着脸撅起小嘴，低下头也不看他一眼。江涛心里有点慌，脸上红起来。严萍说：“一进腊月门，老奶奶就捎信：‘叫萍儿回家过年。’爸爸说，奶奶年纪大了，想孩子们，就叫我回来了。我去找了你好几趟，老夏说你有病，去思罗医院了。我又一个人跑到医院去看你，没有。又说你上北京天津去了……谁知道你上那儿去了呢?近来你的行踪老是叫别人捉摸不定。”她生起气来，脸上白里透红。
江涛问：“你是和登龙一块回来的?”
严萍说：“那你就甭管了。”
江涛拎起篮子，帮她在大集上买了猪肝、肉、黄芽韭、豆腐皮和灌肠什么的。他们在头里走，春兰在后头跟着。走到街口上，春兰好象从睡梦里醒过来，一下子站住。心里笑了笑说：“看，他们有多好!”由不得眼里掉出泪来。她看见严萍就想起自己，看见江涛，就想起运涛来。她觉得自己和她们不是活在一个世界上。
太阳暖和和的，道沟里有融了的雪水。白色的雪堆，在旷地上闪着光亮，乡村在阳光下静静睡着。严萍从脖颈上拿下围巾，眨着眼睛问：“今天大集上象是有什么动静，嗯!人们嚷着‘要反割头税’!‘要反割头税’!”她仄起头，眨巴着眼睛瞅江涛。象是说：“你一定知道。”
江涛迟疑了一刻，想：“不能再不对她讲明白了。”就说：“是的，要发动一个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反对蒋介石的割头税、百货税、印花税。”他对她讲了目前农村经济状况，讲到农村的剥削关系，又说：“农民负担太重了，生活再也无法过下去，要自发的闹起来呀!” 严萍说：“啊!可就是，乡村里太穷了，太苦了!到底是什么原因?”
江涛说：“军阀混战，苛捐杂税太多。工业品贵，农业品贱，谷贱伤农，农村经济一历历地破产了!”
严萍说：“不错!退回一年，你这么说我还不懂。现在讲我就明白了。在城市里住久了，忘了农村生活的苦相。苦啊，农民生活苦啊!吃不象吃的，穿没有穿的!”她低下头走着，看见两只花鞋尖，在地上带起尘扬。
江涛说：“所以我们要发动农民，组织起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严萍两眼不动窝地瞅着江涛，心里说：“怎么?小嘴头儿这么会说，讲得那么连理，那么有理。”她想笑出来，又不好意思。又说：“真的，我真是同情农民!”
走到小严村村头上，严萍立住不走了。伸手拎篮子，说：“我要回去。”
江涛把篮子一闪，说：“到我家去。”
严萍坚持说：“不，到我家去。”
两个人正在道口上争执，一伙赶集的人们走过来，向他们投过希奇的眼光。江涛只得跟严萍抄着小路走过小严村，走到严萍她们村头上，村南有个小水塘，塘边长着几棵老柳树，塘里冻下黑色的冰，塘北里有个黄油小梢门。走到门口，江涛又站住，把篮子递过去。严萍歪起头看着他，问：“干什么?”
江涛犹豫说：“我想回去。”
严萍说：“为什么?”她猛地把篮子一推，径自走进去，江涛只好提着篮子跟进去。走到二门，严萍又扭头看了看江涛，无声地笑了，红了脸。大声喊叫：“奶奶，来客了!”老奶奶在屋里答话：“呵!回来了，丫头!那里的客人?”
严萍说：“我的朋友。”
“谁，那里的朋友?”老奶奶高身材，驼着背，很瘦弱，身子骨倒还硬朗。颤巍巍地走出来，站在台阶上说：“我看看是谁!”当她看出是个亭亭秀秀的小伙子，站在严萍一边。不由得突出牙齿笑了，说：“傻闺女!不能那么说，那有十七八的大闺女跟半大小子交朋友的?”
严萍嗤地笑了，两片红霞泛在脸庞上，三步两步抢过门坎。吃吃地笑着说：“俺是这么说惯了。”
奶奶嘻嘻笑着，说：“你们住城，俺住乡嘛，十里还不同俗呢!这会儿奶奶不怪罪你们。”又嘟嘟哝哝地说：“城里时兴的是大脚片儿，剪头发……”
奶奶屋里放着红油橱子，升着煤火炉，炕上铺着羊毛毡。严萍请江涛坐在小柜上。老奶奶又走进来，眯缝了眼睛，笑眯眯地说：“我当是谁，你不是志和家的吗?”
江涛局促不安，立起身来说出自己的姓名。奶奶把竹篮拎到外屋，说：“萍儿!你的朋友来了，叫老奶奶给你们做什么吃?江涛，说起来都不是外人，你爷爷在这院里待了一辈子。你爹年幼的时节，也在这院里扛活。那时候还有我们老头子，看他父子俩安分守己，帮他们安下家来。后来你们才有了家业，成了一家子人家了。志和老运不错呀，修下这么好小子……”奶奶说着，擦擦案板，试试刀锋。又说：“听人们说，你哥哥被人家糟踏了。咳!年幼的人们，在外头别担那个凶险。光想割(革)人家的命，人家不想割(革)你的命吗?光自把个小命儿也割(革)了!自己的事还管不清，去管国家大事。人小，心大!”
老奶奶说着，严萍打断她的话，问：“奶奶，你给江涛做什么吃?”奶奶继续说：“朋友们到咱家，多咱也没怠慢过。黄芽韭猪肉饺子、四碟菜、一壶酒。有老头子的时候，是个为朋好友的人。四面八方，朋来客往，成天价车马不离门，壶里不断酒，灶下不离肉，老头子不在了，人客也稀少了。”她嘴上不停地说着，又想起严家兴盛时代的情景。她说的老头子，就是严知孝的父亲严老尚。
老奶奶把案板搬到炕上，揎起衣袖，系上围裙，剁了馅儿，和起面来。江涛和严萍盘腿跨上炕沿，帮奶奶捏饺子。奶奶洗碟、刷碗、炒菜，手等着就把饭做停当了。老奶奶跪上炕沿，跷起腿磕了磕鞋底上的土，盘腿坐在炕上。严萍端上菜，奶奶要陪江涛喝酒，江涛不喝酒，老奶奶自斟自饮。江涛吃着饺子问：“奶奶!一个人住在这院里，不闷的慌?”老奶奶说：“我嫌孩子们闹的慌，叫他二叔住西院。有老头子的时候，这院就不住人。朋友们来了住住，知孝父女们回来，也住在这院里。别人另有他们自己的屋子。我老了，怕麻烦。”
吃完饺子，江涛要严萍参加反割头税运动，严萍一口答应下。他俩说着话的时候，老奶奶在后头听见，问：“什么?
反什么割头税?”
严萍说：“今年又出了一种新税，杀一只猪要……”
不等严萍说完，老奶奶说：“自古以来，老百姓就是完粮纳税的，又值得反什么?”
严萍说：“咳!这税那税，农民们没法生活了，都要起来闹腾呀!”
老奶奶说：“可不能闹啊!闹闹也得拿，今儿不同往昔，谁敢反上，就是杀头，他们可厉害多了!”
严萍一听，眼珠向江涛偷偷一斜，转了一下，撅起小嘴儿。她心里在想：在乡村里，农民运动将是什么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