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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第二天，严知孝吃过早饭，叫严萍帮他穿上皮鞋，穿上丝罗大褂，提起手杖，他想到北菜园陈氏公馆去找陈贯群。一出大门，正碰上冯贵堂走到门前。
冯贵堂今天穿着袍子马褂，戴着缎子帽盔，新理了发，修成八字胡髭。严知孝、陈贯群、冯贵堂，三个人在北京读书的时候见过面，一块玩过。今天他以同乡故里和表亲的关系，来看望严知孝。可是严知孝一看见冯贵堂，立时脑子里唤起一个念头：当他的表兄冯老锡和冯老洪打官司的时候，冯贵堂站在冯老洪的一边。那时，冯老锡也找过严知孝，严知孝不愿走动衙门，多管诉讼上的俗事。再说同族两院打官司，谁打输了也不好，谁打赢了也不好。于是就一口回绝不管。冯贵堂熟悉法律，衙门口里熟人多，他帮助冯老洪，冯老锡只得打下风官司了。
冯贵堂看见严知孝从门里走出来，把脚一站，笑出来问：“表兄！你要出门？”
严知孝也只好站住脚，说：“呵！你才来了，我想到贯群那里去。”他想：“贵堂一定是有什么事情。”
说着，两个人又走回来，到严知孝的书斋里。严知孝问：“怎么，到保定来打什么官司？”
他这么一问，冯贵堂搓着手笑了，说：“我倒是爱打官司，我是法科毕业嘛！可是这一趟来，并没有什么官司可打。我想看看育德铁工厂的水车。”他坐在椅子上，伸手捻着帽盔疙瘩，转了几个圈儿，放在桌子上，说：“嗯，育德中学虽然是私立的，还办得不错。这位校长也是个能人，能办好学校，也能办好工厂，都能赚不少的钱。”
严知孝斟了一碗茶，放在冯贵堂面前，问：“听你说话，倒是挺注意实业，乡村里兴开水车了？”
冯贵堂说：“那里，乡村里人都是死脑筋，净想逮住兔子才撒鹰。你要想对耕作方法有所改良，比登天还难呢！”
严知孝说：“恐怕和乡村经济破产有关系吧！”
冯贵堂说：“那里，他有了钱在柜里锁着，都不肯拿出来叫它折个斤斗儿，那还不等于是死钱？光是在一些穷老百姓身上打算盘。如今乡村里人穷得不行，整着个儿煮煮能撕出多少拆骨肉来？”
严知孝问：“听说你回了家，日子过得还不错，你的庄稼长得怎么样？梨呢？”
冯贵堂说：“老辈子人们都是听天由命，根据天时地利，长成什么样子算什么样子。我却按新的方法管理梨树，教长工们按书上的方法剪枝、浇水、治虫。梨子长得又圆又大，可好吃哩！可是那些老百姓们认死理，叫他们跟着学，他们还不肯。看起来国家不亡实无天理！看人家外国，说改良什么，一下子就改过来，日本维新才多少年，实业上发达得多快！”
严知孝听他说到农业上的事情，倒发生了很大兴趣。他说：“恐怕和穷困有关系吧！人们没有钱，用不起那么多人工，垫办不起。”
冯贵堂生气说：“他们垫办起了也不垫办。咱倒想办办这点好事，叫人敲锣集合人们来看我剪枝，你猜怎么样？庄稼百姓们一个人也不来！”
严知孝说：“你得先告诉他们这种好处。”
冯贵堂说：“不行，你说个天花乱坠，他们也不肯信你。”
两个人说起家常话，冯贵堂说了一会子他回家以后，如何改良家务，如何把牛换成骡马，如何养猪。如何开了油坊、粉房、扎花房。又如何开了杂货铺子、花庄什么的。他说：“在目前，我的努力方向，是把地里都打上水井，买上水车。要按着书本上，学着外国的方法耕种土地，叫我的棉花地上长出花堆，玉米地上长出黄金塔来。”
严知孝一听，觉得冯贵堂谈得很有道理，也跃跃欲试。他老早就想过田园生活：茅屋三椽，老枣数株，二亩田园，一口小井，一把辘轳，就足以娱晚年了。他说：“你说的倒是一个良好的方向。”
冯贵堂说：“我还想开鸡场，在乡村里养鸡养兔。据说法国有一种蛙，每只能长半斤重，可以肉食。要是把我那大水塘里都养上这样的河蛙，也能赚不少钱！”
冯贵堂健谈，一谈起来就可以坐折了板凳，熬干了灯油。严知孝心中有事，觉得实在烦躁，可是又不能不奉陪。冯贵堂和冯老锡不和，他又怕引起冯贵堂多心。直到冯贵堂抬起手看了看表，有十一点钟了，才站起身来说：“时间不早了，我要回去。”
这时严知孝心上才松下来，问：“你住在什么地方？”
冯贵堂说：“我住在第一春。”第一春饭店，是当时保定市最大的旅馆。一些冠盖往来，大商巨贾，上城下县都住在这儿。冯贵堂说：“长时间不见了，我还想请你去吃顿便饭。”
严知孝说：“贯群初到保定，在那里吃过一次饭，也有好久不去了。你住在那里还行，你有钱。”
冯贵堂说：“钱，就是花的。有了钱不花，那等于是没钱。人应该会支使钱，不能叫钱支使人。可是有的人，象我那老爹一样，就成天价叫钱支使得不行！”
一面说着，严知孝提上手杖，跟着冯贵堂走出来。走到胡同口上，冯贵堂又走进槐茂酱园买酱菜。据说酱园门口那棵老槐树，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乡下人进城，一定要买些酱菜带回去，送给亲戚朋友。冯贵堂买了十篓面酱、五篓糖蒜，还买了什么紫萝、姜芽、螺丝萝卜一大堆。等得严知孝很觉心烦，才想自己走回去，冯贵堂又喊了人力车来，也没问价钱，两个人就坐上去。
到育德铁工厂的门口，冯贵堂又叫人力车停住，拉起严知孝走进工厂。大院里放着几座打铁炉，几个人拉着大风箱，扇着呼呼的火苗。并排放着十几辆大水车。冯贵堂走到水车跟前说：“你看，这种水车，在目前就是最进步的了。要是套上大骡子，一天能浇个二三亩地。” 严知孝用手杖敲了敲水车的木轮，笑了说：“这比辘轳好多了，手拧辘轳，一天只能浇个一亩多地。”
正谈着，经理走出来，招呼他们到办公室里喝茶。冯贵堂说：“我们不喝茶了，要去吃饭。”他对严知孝说：“我还给他们建议过……”又伸出手摆过经理说：“你们要想法子把这枣木轮子换成铁的，这水车就灵便多了。”他弯下腰，用手摸了摸那个大木轮子，觉得很笨。说：“这要是着了水，该有多么重！”又拾起一根木棍，走过去敲着木斗子，象梆子一样，嗙嗙地响着。说：“把这木头斗子换成铁板的，这辆水车能轻便多少？”
经理说：“那样一来，就更现代化一些，可是成本就增加多了，乡下人哪个买得起？”
冯贵堂歪楞歪楞脑袋，说：“我就买得起！宁多花钱，也要买顺手的家具呀！这么一改良，少说一辆水车每天能浇五亩地。”
经理看他对改良水车很热心，由不得笑了笑，说：“好，我们一定照你的意思办，能改良的尽可能改良。”
两个人看了一会子水车才走出来，坐上人力车到第一春去。他们走过第一春两层大院，叫伙计打开正房的门。屋里摆着铜床、沙发、藤篾椅子。冯贵堂请严知孝坐在沙发上，递过纸烟吸着。又拿起缨摔子，到门外掸着鞋上的尘土，叫了伙计来，拿过菜单，请严知孝点菜。严知孝说：“你点吧！说起吃喝，我倒是外行。”
冯贵堂问：“喝点什么酒？”
严知孝说：“我也不想喝酒，我嫌辣得慌。”
冯贵堂说：“嫌辣，喝甜酒，来瓶子果子红吧！”冯贵堂拿起铅笔，就着茶几写着。说：“吃香酥鸡吧？嗯，吃焦炸肉？我就是爱吃这个玩艺儿，蘸上点花椒盐儿一吃，又香又脆。唔，来一个烧玉兰片，竹笋出在南方，北方人是不常吃的。来一个糖醋大肠，再来个素菜，清清口。再来一个三鲜汤——海参、鱿鱼、鱼肚。”
严知孝在一边看着冯贵堂，心上直觉好笑。他想：一个人几年不见，就有这样大的变化；过去还是老老实实研究学术的，如今变得这样的市侩气！冯贵堂写完了菜单，掏出手巾擦去嘴上的唾涎。一面点着菜，嘴上直想流出酸水来。
等不一刻工夫，伙计陆续端上菜来。冯贵堂尝了一下果子红酒，觉得不够味，又要了半斤二锅头来。喝着酒，冯贵堂问：“听说，第二师范又闹起学潮来，他们要抗日？”
严知孝说：“是呢！”
冯贵堂说：“真是！国家不亡实无天理，人家日本人怎么了？也抗人家？”
严知孝不以为然说：“如今日本人打进中国的国土，抗日无罪！拿着素有训练的军队，去包围手无寸铁的学生，算了什么……”
冯贵堂不等严知孝说完，停止吃菜，楞起眼睛，拿筷子一突一突地说：“不，你可不能那么说，过去我就是这样想，其实错了。别看他们手无寸铁，他们那副嘴巴子，比枪还厉害。那年我好容易把老人哄转了，拿出四千块钱包了割头税，眼看一万块大洋就赚到手里。谁知他们暗里使劲，串通四乡里穷得没有饭吃的人们，起来抗税。闹得我四千块大洋赔了个精光。光看他们手无寸铁不行！” 严知孝说：“对穷得没有饭吃的人，应该……”
冯贵堂右手拿着一块香酥鸡，蘸一下花椒盐，啃一口鸡肉，喝一口酒。喝得脸上红红的，满头是汗。他又扬起头来，歇了一口气说：“对这些人，不能‘怀柔’！过去我也是这样想，老人家说我，我还不听。结果共产党闹了个集体大请愿，把我跟老人家赶了个野鸡不下蛋，把税局子砸了个唏哩哗啦。赔钱是小事，丢人是大事。他们这一下子就摘了老人的面了，差一点没把老人气死！”
严知孝笑眯眯地看着冯贵堂。说：“还能把你们怎么样了？”
冯贵堂说：“经一事长一智，我对改良农夫的生活失去了信心。过去我还想在乡村里办平民学堂，提高农民的文化，教他们改良农业技术，可是隔着皮辨不清瓤儿，那算是不行！”
说到这里，严知孝看看表，十二点快过了，他要到北菜园去，放下筷子走出来。冯贵堂手上拿着一块骨头，边走边啃，送出严知孝，看着他坐上人力车，才又跑回去吃他的香酥鸡。
５２
北菜园陈家公馆，有一副光亮的大门，门前有对石狮子，张牙舞爪，在石座上蹲着。严知孝按了一下电铃，有仆人走出来。他说明了来意，在门房里坐了有半点钟工夫，才有仆人带他进去。走了很长的一段砖砌甬道，有一段花墙隔着。花墙外面，有一排木槿树，开着紫色的花朵。穿过一个贴金的圆门，院子里方砖漫地，老藤萝过了开花季节，垂着长荚。厅前有古式廊庑，廊庑下站着几个带枪的随从兵。他走上石阶，竹帘里有人轩然大笑了，说：“嗬！知兄！请你进来！”帘声一响，走出个人来。高大身材，白胖个子，长四方脸，鬓角上的头发稀疏了。他伸出宽大的手掌，握住严知孝的胳膊。这人就是十四旅旅长、保定卫戍司令陈贯群。
三间客厅，黄柏槅扇，雕镂着花鸟人物。屋里都是硬木家具，五彩螺钿放着光彩，地上铺着花毛地毯。严知孝坐在沙发上，仆人敬上茶来。递上一支雪茄烟，严知孝伸出手掌挡回去。
陈旅长说：“知兄！无事不到我这儿，有什么动用之处？”
他看了看墙上的时钟，又说：“今天我还有事情。”
陈旅长的父亲，和严老尚曾有一面之交。陈旅长到保定接任卫戍司令的时候，为了联络地方上的士绅名流，拜访过严知孝，请他出头做些社会上的公益事业。因为是几辈子的老交情，两个人倒是无话不说，无事不谈。
严知孝抬起头来，看着陈贯群说：“没有什么大事……倒也有一点小事。”
陈旅长靠在沙发背上，跷起一条腿，语言轻渺地说：“什么事情？谈谈吧！”
严知孝说：“就是学校里的事情。”
严知孝一说，陈旅长就会明白。他问：“是关于你以后的……”
不等他说完，严知孝把手一摇，咕嘟了嘴说：“不！个人小事，我是不找你的。”
陈旅长响亮地笑了，说：“知兄！还不失尚老遗风，扶危救困，爱国恤民。我想为你自己的事情，是不来找我的。”严知孝摸着胡髭，清了清嗓子说：“本着爱国家、爱人民、爱天地万物的精神，我想我应该出头说句话。日寇占据了我国的满洲，进攻上海，企图进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青年人愿意起来抗日，这是应当应分的事。你的部队包围了学校，把他们饿起来，这好象是说不许青年学生抗日？”
陈旅长一听，拍了个响掌，笑着说：“嗨！原来是为这件事情！这事情主管不在我这里，在委员长行营。行营里说，他们以抗日其名，而宣传共产主义之实！企图鼓动民众，颠覆国家。而且，他们也竟敢赤化我的部队，在本旅的士兵里，已经发现有抗日的活动……”说着，他生起气撅起嘴来，瞪圆了眼睛，乍起两撇黑胡髭。
严知孝说：“这倒不必多心，我是个无党无派的人，才敢这样直言不讳。我觉得共产主义不是什么可怕的，不必把他们描绘得如狼似虎。都是些个活泼有生气的青年。也不要强把抗日说成共产！”
陈旅长说：“知兄，你要是这样说法，可就有些危险了。”严知孝张开两只手，惊讶地说：“怎么？我不能这样说吗？我亲身接触过他们，教育过他们。他们为国家、为民族，要抗日……”
陈旅长打断他的话，说：“知兄！你不必这样激愤。你说，今天为什么而来吧？”
严知孝说：“我吗，请你撤除包围二师的部队，给青年学生以抗日的自由！”
陈旅长把精神涣散下来，又笑哈哈地说：“哈哈！我还没有这等权力。请你从中奔走一下吧，三天以内要他们自行出首，我负责释放他们。三天以外，是委员长行营的权力，我也难说话了。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他又伸出三个指头，说：“三天！三天！”这时，随从兵给他披上武装带，递过高筒皮靴，门外有汽车的喇叭在催着。他又说：“今天是你来，要是别人，我还不能这样说。”
严知孝只得从沙发上站起来，陈旅长看他要走，伸手把他拦住说：“论私情，咱们是世交。论公事，你是地方士绅。咱们说一句算一句。就请你做个中间人吧，三天以内，要他们自行到案，这样也显得我脸上好看些。”
严知孝说：“这还得我出马？”
陈旅长说：“你老兄伸一伸大拇手指头吧！”
最后，严知孝把要求释放江涛的话也说了，陈旅长说：“看有没有权变的办法吧。”
两个人随说随走，一阵沉重的皮靴声，把严知孝送出大门。他眼看着陈旅长坐上汽车，伸手打了个招呼，汽车嗤地开走了。
汽车开到卫戍司令部，陈旅长一直走进办公室。看看时间快到，他喊了一声：“来人哪！”随着喊声，随从兵走进来。
陈贯群说：“问问白参谋长，通知一团了没有？”
随从兵走出去不久，有一个穿着散装便鞋的人走进来。这人脸儿挺白，矮胖子，眉毛稀疏。他弯了一下腰说：“通知了。”他看看时钟又说：“我再打个电话催一下，叫三个营长都来吗？一团长呢？”
陈旅长说：“一团长不是不在吗？”猛地，他又有所考虑：“在这么紧要的关键上，他为什么又请假了？他为什么不在？”好久了，他就有所怀疑：一团长年轻，好读现代书籍，言谈过激。他说：“也叫市党部刘主任来一下。”
白参谋长说：“好，我来办理吧！”说着，走到他的办公室去打电话。时间不长，门外蹄声一响，有三个拿马鞭子的军人走进来。行了军礼之后，端端正正站在屋子地上。
陈旅长说：“坐下，今天有一件要紧的事情。”说着，市党部刘麻子来了，陈旅长叫他坐下。喊：“来人，冲茶呀！” 参谋长指挥随从兵冲上茶来。陈旅长说：“今天谈谈关于第二师范的警戒问题。刘主任，你谈一下内部情况。”
刘麻子端端正正地站起来，说：“内部情况，我们知道的不多。我调查了一下，他们抢劫了十袋面粉进去，这是一种越轨的行动。”
刘麻子一说，陈旅长又火起来，问：“那营的值勤？”
听得问，那个小个子营长，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啪地一个立正，说：“职营的警戒。”说着，他脸上唰地黄下来，他预料这顿处分是不会脱过的。
陈旅长说：“妈的，睡觉来？里边是共产党，是政治犯，你知道不知道？走脱一个，我陈贯群要你的脑袋！”他说着，直气得吹胡髭。脖子脸都红起来，猛地又喊了一声：“来人！”
等参谋长走进来，他说：“交军法处……这是委员长行营交代的任务，我旅长还担着干系，去！交军法处！”
小个子营长，知道说也无益，但他还要哀求两句，说：“我是旅长的老袍泽……”
陈旅长把手一摇，说：“滚开！妈拉巴子，怎么的？”他睁着大眼睛，看着那营长走出去，才说：“刘主任！你继续谈。”
刘麻子说：“不过，十袋面粉，并不能救多大急，维持不了多长时间，饿得他们自行出首，还是有希望的。”
陈旅长问：“还有什么情况？”
刘麻子说：“有一部分学生家属来到保定，他们中间有些联系，也有些活动的迹象。现在我们开始作他们的工作，叫他们劝说自己的子弟，只要自行出首，就可以减轻处分。”
陈旅长说：“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管不着。白参谋长！谈谈你的计划。”
白参谋长拿出他的稿本来，说：“是这样计划的，陈旅长看不合适再……”
陈旅长看他动作迟缓，说起话来慢吞吞的，把眼一瞪说：“你快一点，老是嘴里含着个驴獠子似的！”
陈旅长一说，白参谋长两手打起颤来，索索地说：“我计划，把二团一营放在寡妇桥上，二营放在西门，三营放在车站。任务是巡逻盘查行人。对二师的警戒，还由一团担任，不过岗哨要密一点。”
陈旅长问：“只两层封锁线？”
白参谋长说：“唔！”
陈旅长把桌子一拍，说：“妈的！跑掉一个砍你的脑袋！”他一看，是对参谋长讲话。笑了一下，似乎是在道歉。又说，“不过，跑脱一个，委座也要砍我的脑袋呀！到了那时候，这罪过是你担哪，还是我担？”
白参谋长蹙了一下眉头，笑了说：“当然是我担。”
陈旅长扔给他一支烟，说：“一言为定？”又撩起眼皮看着他。
白参谋长说：“这还有错儿？”
陈旅长又叫二位营长，谈二师内部情况。当他们说到二师学生在士兵中有活动，士兵也有了动摇，陈旅长又焦躁起来。他说：“要增加第三道警戒线，放在五里以外的村庄上。”最后，他说：“从明天开始，三日以内不要出错。三日头上，午夜三时我们就要动手。” 刘麻子说：“他们要是不出来呢？”
陈旅长说：“不出来？好！架上机关枪，架上小炮，搜！委员长的主张：宁误杀一千，不能走漏一个！”
刘麻子说：“用不着小炮，也用不着机关枪，我们就逮捕讯问他们。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全部材料。”
陈旅长把二位营长送出去，又把刘麻子叫住，问了一下严江涛的情形。刘麻子说：“他是共产党里的骨干，我们那儿有他的名单，是要犯！”
陈旅长问：“这人怎么样？”
刘麻子说：“这人呀，精明强干，漂亮人物，个儿不高，社会科学不错。据说，他是国文教员严知孝的女婿。”陈旅长一时笑了，说：“这就是了！”他连点了几下头，又说：“可以维持一下吗？”
刘麻子说：“不行，问题在行营调查课。前几天，黄校长、杨校长、张校长都到我那儿去过。他们对二师学潮颇有意见，责备本部办事不力。十三座学校同时罢课要求抗日，就是第二师范的主谋。第二师范护校运动的主脑有五个：夏应图、严江涛、刘光宗、曹金月、杨鹤生。其中，严江涛是骨干分子，赤化甚深！
陈旅长问：“这人激进？”
刘麻子说：“不一定激进，激进不一定可怕，主要是思想毒害极深，破坏能力极强，煽动性极大。他在知孝及严小姐庇护之下……”
陈旅长听了刘麻子的报告，把鼻子一拧，说：“那可怎么办？”
刘麻子说：“看吧！”
这时随从兵拿进信来，说是有一位“故交”在公馆里等他，拆开信一看是冯贵堂。见刘麻子拿起帽子，他喊了一声：“送客！”亲自把刘麻子送出门来，随后上了汽车回家。到了门口，冯贵堂弯着腰从门房里走出来，睁圆两只眼睛，嘴上唏唏溜溜地笑着说：“贯群老兄！几年不见，你……”
陈贯群扭头看了一下，说：“贵堂弟！光顾过财主了，也不来看看我。”
冯贵堂走上去抓住陈贯群的手，笑着说：“财主什么？不过是过个庄稼日子罢了。”
陈贯群说：“谁不知道你是保南名门，号称冯家大院。是不？”说着，又挺起大肚子笑。
冯贵堂说：“不过是享祖爷的福罢了，谁又挣了什么来？”
两个人手牵手走进客厅，陈贯群把冯贵堂让在沙发上，说：“祖爷治下，儿孙享受，这还不是老规律？象咱这一辈人，谁又挣了什么来？”
冯贵堂从沙发上站起来，拱了拱手，说：“象你老兄就不同了，一个卫戍区的司令，比道尹权力还不小，而且是拿枪杆的人，偌大地方的治安，偌多人口的生杀予夺之权，操在你的手心里。”
陈贯群说：“权力大遭难大。象你吧，不做官不为宦，不吃俸禄才不担惊哩！今天做官，比往日大大不相同了。委员长又派了什么政训员来，今天政治，明天政治，咱军人只学会了打仗拿地盘儿，懂得什么政治？”
冯贵堂说：“有什么难的，越是大官越好当，你动动笔，下边人们就得跑断了腿。”
说着话仆人敬茶敬烟。冯贵堂眉飞色舞地喝着茶，吸着烟问：“目前治安上有什么大困难？”
陈贯群说：“甭说别的，光是这个第二师范就闹不清了。委员长行营命令包围逮捕，地方士绅们也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
冯贵堂问：“还有谁是反对的？”
陈贯群说：“地方上，校长们都主张快刀斩乱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逮捕起来。知孝就反对。”
谈到这里，冯贵堂哈哈笑着弯下腰去，说：“他呀，甭听他的！你还不知道？他是书呆子一个，尚清谈。读书本子行了，懂得什么刑科大事。”
陈贯群一听，楞住了一下，挺了挺脖颈问：“江涛是个什么人物头儿？”
冯贵堂扎煞起两只手，笑着说：“哈哈！一个青年学生罢了。前几年俺县出了个贾老师，在高小学堂里教了几年书，象老母猪一样，孱生了一窝小猪儿，如今就成天价摇旗呐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那里受过什么高深的教育，懂得什么社会科学？光是看些个小册子，设法笼络青年学生和乡村里一些无知愚民，象集伙打劫一样。这江涛就是他教育出来的。他哥是个共产党员，‘四·一二’政变的时候逮捕了，他爹跟我们打过三场官司。他爹还有个老朋友叫朱老忠，这人刚性子脾气。几个人帮在一块，越发闹得欢了。”
冯贵堂一行说着，陈贯群在一边听，不住地撅起胡子，咧起嘴角。他明白这地方民主力量确实有基础，实力非同小可。一想起委员长行营对他的嘱托，两只手扶着沙发背，连连摇颤着脑袋。
冯贵堂说：“迅雷不及掩耳，快刀斩乱麻，一点不错！一切‘怀柔’都是错误的，都是炕上养虎，家中养盗，这完全是经验之谈！”
陈贯群把手在沙发背上一拍，说：“下决心！就是这么办了！”
冯贵堂又说：“是呀！善而不能治者，恶而治之，亦一途也！管他是抗日是共产呢！”
说着，仆人摆上饭来，陈贯群留冯贵堂在家里吃便饭。吃着饭又谈起严江涛和朱老忠的家世。陈贯群又问：“你县里县长是谁？”冯贵堂皱起眉棱说：“是王楷第呀！他就是上了几天老军官，武人治政，那里能行哩！”陈贯群又连连点头说：“这个人我倒是知道。”
５３
严知孝从北菜园回来，不落家就到第二师范去。一下人力车，那个小军官迎上来，棱眉横眼地问：“你是干么的？”
严知孝头也不抬，径直往前走。小军官又往前赶了一步，说：“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严知孝说：“我是这学校的教员，要到学校看看学生们。”
小军官嗤地抽出盒子枪来，说：“站住！”
严知孝扭头看了看想：他怎么这个凶样子？说：“你那是什么态度？扬风乍毛的。我要到学校去，你能不叫我去？”
小军官拿着盒子枪，一摇一摇地说：“当然不能随便叫你进去！”说着，粗着脖子出气。
严知孝一下子楞住，瞪着小军官看了半天，才说：“你疯疯势势，想干什么？”他觉得实在气愤，冷不丁伸出手，啪啪地打了小军官两个耳光。小军官躲不迭，倒退了几步，连连喊着：“造反，捆起来，他通共！”
这时，有几个士兵赶上来，要捆严知孝。他瞪起眼睛，眼瞳上网着血丝。拿起手杖说：“来！我打掉你们的狗牙！陈旅长都不敢怎么我，你们打电话问问！”他这么一说，士兵们都呆住。他又说：“我叫严知孝，你问问，能不叫我去看学生？”
这时士兵中有懂事的，看他跟上司有瓜葛，忙走上来说：“老先生忙去吧，我们不知道，也别生气了！”一面央恳严知孝，小军官忙去打电话报告，请示。
严知孝嘴里一股劲地说：“今天真是晦气！”说着，走到门下敲门，等韩福叫了江涛来，才开门把他迎进去。江涛笑吟吟地搀着严知孝走进会客室，请他坐下，叫韩福老头端上茶来。江涛问：“严先生！你来有事吗？”
严知孝说：“不是我的事，是你们的事。我想当个中间人，说合说合。事情总得有个结局呀！”他又盯着江涛说：“这两国交兵，也得有个完哪，学校总归是学校！”停了一刻，又象给学生上课一样，反问了一句：“这，在个学校里，动刀动枪的，总是不妥当吧！”
他看到大门里有学生站着岗，手里拿着枪刀耍着练着。也有的蹲在墙下看书。他想要怎样说法，才能使江涛明白目前的形势。其实这已不是第一次了，每次闹起学潮来，这个墙圈里就成了自由的国度。在这片国土上，用一种不同的思想体系组成了领导和军队（学生纠察队），建立下特殊的生活秩序和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以高度乐观主义的精神，克服饥饿、疾病和侵害，跟统治者作尖锐的斗争！
江涛还是不住地笑着，开门见山地说：“老师！不是市党部派来的……”说到这里，看严知孝脸色不象往日一样，又停下来。
严知孝说：“不是市党部，是卫戍司令部……我教一点钟的课，也是师生，不能眼看我的门生们遭荼毒。还是看清时局，离开这里吧！”一面说着，看了看窗外有人，用眼睛看着江涛示意。
江涛说：“哎，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不要生气。”嘴里这样说，抬起头来眨着大眼睛，体会到事情到了关键的时刻。
严知孝紧插上一句，说：“事到适可而止，过则尤不及。年轻人心眼发死，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你们还是转移阵地吧，何必吊死在这一棵树上？”
江涛听话中有因，低下头忽闪着长睫毛，楞了一刻，也不说什么。他考虑：严先生来得正是时候，已经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了。 严知孝说：“是时候了！我诚心诚意地劝你们离开学校。你们有这个意思，我可以衔命奔走。不呢，你们还‘斗’你们的‘争’，我也没拿蒋先生的津贴！”说完了又点着下巴，问：“懂得吗？”
严知孝比今说古，劝说了一阵，江涛也给了他个下台阶的话：“老先生的意思，我可以给护校委员会传达一下，大家同意的话，再通知您。”说着，他想捎出个信去，又说：“不过，目前离开不离开，问题不在我们。当局不给抗日的民主，抗日的自由，解散了学校，又宣布我们是政治犯，不让我们离开，又有什么办法？”
严知孝觉得话说到这里，也就算完了，待久了还不知道出什么事故。“出首”的话不能从他嘴里说出去。就拿起手杖，走出会客室，在院里站了一刻。看了看他熟悉的房屋和树木，老松和侧柏，不禁兴叹一番，走出大门。
饥饿象猛虎的两只利爪，紧紧抓住人们的咽喉，挼搓着，动摇着斗争的意志。白色恐怖，象郁闷的沉雷，开始在空中震荡了。
严知孝的谈话，小魏隔着窗子都听到了。他一切都明白，一连十天吃不饱饭，站岗站不住，睡觉睡不着，心上老是突突乱跳。他老是觉得在这里坚持，不如到乡村里去开展抗日工作更有益一些。这事别人不知道，张嘉庆可是明白。小魏站岗的时候，看见焦猴子和小王在门口，坐在墙根底下，把头顶在墙上看书。小魏问：“小焦！你看的是什么书？”
小焦说：“是《铁流》。”
小魏问：“头顶墙干吗？”
小焦说：“这样肚子里饿得轻点。看一场忘我的斗争，看见抗日革命的远景，肚子就不饿了。你读一读《士敏土》吧，把头顶在墙上，读不一会，眼里老是闪着红旗。嘿！这里一杆红旗！嘿！那里一杆红旗！心里燃起抗日的火焰，心口象架上一团火，就一点也不饿了。”
小焦说着，小王读着书，嘴上咯咯地笑着说：“这叫画饼充饥！”
“文学家”小赵走过来，说：“不，这是一种思想修养，说文学能治病哩！”
小焦说：“只能治思想病，情绪不好的时候，一看革命小说，就壮起胆来。”
小王说：“望梅止渴就是了，好比一说十四旅攻进来，就会腾地一下子站起来干。”
看书解决了小魏的思想问题，他下定决心：到乡村去工作。下了岗走到大门前，看见张嘉庆从厨房里背出几张狗皮，挂在门楼上的旗杆顶上，大喊：“保定市的工人阶级！诸位同学们！反动派施行饥饿政策，饿坏了抗日的人们……”他在向校外开展宣传。狗皮在六月的阳光下，放散着饥饿的、血淋淋的红光。张嘉庆慷慨激昂地演讲，不能感动小魏。他觉得越是这样，问题越是无法解决。一直叹气：“咳！还是到乡村去工作好！”
小魏越看越觉得心慌：他想：“还不如听母亲的话，转学到北京去。那里学生运动更高涨。”他走回来，想找个人谈谈这种心情。走到教员休息室，门前有缸藕，六月天气，藕花正开，花瓣红红白白，又鲜又嫩。他扯下几片花瓣，搁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觉得喷香。一面吃着，小焦、小王、小赵，也跑了来，一同吃藕花。
正吃着，小赵往缸沿上一耸，捋起袖子，伸起胳膊，从缸底里拽出一尺长的又白又嫩的藕，连泥带水，张嘴就吃。小王一看，袖子也待不得捋，也拽出一根。小魏和小焦也伸进手去，抬手一看，两人攥住一根，用力一拽，小魏只拽到一截截。他抬脚就赶，赶一会子小焦，又去赶小赵，赶来赶去，人们都吃完了，他又乐滋滋地去找张嘉庆。走上楼梯一看，张嘉庆手不停笔，正趴在桌子上写宣传品，眼睛盯着小魏，说：“怎么样？有什么事情吗？”
小魏说：“饿得心口里直痛，肚子里热糊糊的。我想，我们应该转变个斗争方式，回到乡村里去。发动农民起来抗日，不能光是认准了这里！”
张嘉庆说：“你愿回乡村，我也想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去不了！”
小魏说：“在目前来说，在乡村里发动抗日更方便，暑假里学生们都回家歇伏天，先和他们进行谈话，再约他们一同向农民进行工作，把日寇占了东北之后，东北同胞们受的痛苦告诉他们，唤醒他们起来抗日救亡。乡村里没有警察，没有宪兵，没有被捕的危险。即便有，在高粱地里一钻，在瓜园里一藏，万事大吉。”
张嘉庆盯着眼睛等他说完，笑了说：“嘿嘿！你的理论很高！这是逃避现实，打不退白军，一切都是梦想。”
小魏说：“不要误会，我是从工作出发。你看！我们成了瓮里的鳖，网里的鱼，人家想要什么时候一伸手就能捉住。”
张嘉庆一听就火起来，把右脚一跺，说：“他？不敢！他怕社会舆论，他敢这样对付抗日青年，我们就敢在工人里，在农民里，动员舆论打击他！”
小魏看张嘉庆态度不冷静，楞起眼睛问：“没有饭吃，怎么坚持？你说，明天叫我们吃什么？”
张嘉庆不等小魏说完，把左脚一跺，说：“叫你吃屎！”看小魏还想说话，没等张开嘴，张嘉庆说：“我要到操场上站岗去了。”说着，通通通地走下楼梯。
小魏从背后翻了张嘉庆一眼，把垂在脸上的头发挑起，瞅着窗外出神。蝉在树上叫得烦躁，事到临头，他的心上闪烁不安，走到窗前一看，墙外的小河并不宽，河水倩倩地流着……当他的思想一跳到这个问题，心上立刻笼着喜气，象是真个摸到出路。一看到河岸上不远就有一个拿枪的岗哨，他的心又软下来，心里想：“还是不吧！”
他又走回寝室，路上人们来来往往，正为工作忙碌，他也没有看见。
当他睡着的时候，就又做起梦来，回到家乡去了。他带了一群青年农民，走到瓜园里，在高窝铺上开起会来，讲着抗日的道理而且津津有味。把席子支起，让四面八方的风都刮进来。太阳照着瓜园，瓜地上闪着油绿的叶子，一个个圆圆的西瓜，在眼前闪亮。啊！多么幽美的乡村呀……
当他醒过来，还是睡在硬硬的床板上。睁圆眼睛，瞅着屋顶，有一刻钟工夫，这时，他下定决心：“到农村去，开展农民的抗日运动！”这时，眼前又闪出张嘉庆的影子，拿眼睛翻着他说：“这会儿是抗日不怕死，怕死不抗日！”他出了一口长气，把心一横，说：“走！”
翻身打开箱子，穿上一身洗过的衣服，一双新鞋子，匆匆走出斋舍。走过甬道的时候，有人在背后喊了他一声，他也装做没有听见，一直走到钟楼上。围墙就在他的脚下，只要伸腿一跳，就跳过去。小河在眼前缓缓地流动，站岗的兵士在墙下走来走去……
这时，他心上捽着劲，下了最后的决心。脑子简直没有思索的余地。回头看了看，没有别人，周围静悄悄的。等岗兵游动远了，他猛地一下子耸上墙头，伸脚跳了下去。岗兵听得咵地一声响，疾忙折转身来。他扔地跳进河水，在水上浮沉了一下，手忙脚快，两手用力扒向前去，当他凫到河边，冷不丁地听到枪声，枪弹在水上溅起波花。那个岗兵在忙乱之间，没有打准，也许是朝天上打的。他手疾脚快，两腿在河底上一蹬，一下子窜上河岸，跑进园子里。钻进玉蜀黍地里，又窜过一片高粱地，一片谷子地。毕竟，他逃出这个恐怖的城市，到广阔的农村去了。由于小魏的影响，陆续有不少同学通过士兵的关系，到乡村去进行抗日救亡的工作。
５４
几天以来，市党部动员了学生的家属，哭着鼻子流着泪，站在学校墙外，要见亲人一面。说尽了温柔的话，想撼动同学们的心。可是，敌人的政治攻势不能发生作用。
斗争中的人们，好象松树当着风，吹得树叶响，树身摇不动。几年来，一连串学潮斗争的胜利，兴奋着他们。由于他们的努力，他们的英勇，克服了饥饿，把斗争坚持下来，传为奇迹。这种奇迹，鼓舞了群众，也鼓舞着他们自己。但是，他们都是一些十六七岁到廿二三岁的青年学生，他们还没有离开学校，还没有进入社会，他们在社会科学的书本上学到一点东西，还不真正了解阶级斗争的残酷和复杂。革命的狂热，象一杯醇酒陶醉着他们，形成一种盲动思想。这种思想支配着他们不能确切明白，这抗日的堡垒，这青年人的乐园还处在荒山上。不能确切明白，这墙外的野草里，奔走着吃人的虎，和吃人的狼！——反动的军阀和政客。
严知孝的启示和群众思想上的变化，引起老夏的不安。吃饭落不到肚里，睡觉好发惊怔。夜间他走到楼上去找江涛，江涛和张嘉庆都不在。他一个人在楼廊上走来走去，两手扶着栏杆停住步。这时市声已经落了，城市安静下来，他仰起头看了看天上的繁星。万家灯火，飘飘闪闪，闪闪飘飘。天上的星子和地上的灯火互相辉照。会引起他思想上的活跃。
老夏在楼廊上站着，想到一年来他们在母校曾付出不少血汗。为了争取我们中华民族的自由和解放，为了争取抗日的自由，不少同学牺牲了学业，才有了今天。第二师范在革命中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因为一种盲动思想的蒙蔽，如今陷在灾难中。他们将要离开它，丢失它，过起铁窗生活。想着，两只黑眼睛呆呆的，有些伤神。
他正孤零零地倒背起手站着，觉得背后有人握住他的手，他感到那只手的温凉。回过头一看，是江涛把一只胳膊搭在他的肩头上。当老夏回过头来的时候，江涛在夜暗里，看见他的脸上浮起一抹惨淡的笑容，更加黄了瘦了。他问：“你觉得身上不好？”
老夏摇摇头说：“没有什么。”
江涛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星河，对着眼前的城市的夜晚，止不住兴叹的心情，说：“咳！也许我们要离开这可爱的地方！”一个青年人，尤其在学生时代，学校抚育了他，教养了他，他对学校的房屋、树木、水塘和井台，都有故乡一样的恋情。一说要离开，心上会发生热烘烘的感觉。不管过去多少年以后，还会回味出多少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在目前，事实告诉了他：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老夏慢悠悠地说：“我还不忍这样想……”
江涛说：“为了未来的胜利，不管我们走过来的路有多么弯曲。到了目前，我们在作法上应该再明确一些。”老夏一听，惊诧地说：“很明确，武装自卫，等待谈判。”
江涛问：“等待谈判？这样，是不是有些机会主义？”
老夏一时呆住，安谧的眼睛，连连眨动。老半天，才点点头说：“也许有一些，但我还没有觉察。保定市是交通要道，是保属抗日的中心。第二师范是保定市抗日的堡垒，是学生救亡运动的支点。我们不能叫敌人轻易地攻破它。我们英勇的行动，已经影响了平津，影响了华北！”老夏微妙的语音，表示了领导的决心。说到这里，心上升起一股热潮，他背叉着手，来回走着，眼珠上闪着宁静的光辉。
江涛刚刚伸出思想的触角，碰了一下，又缩回来，说：“是呀！你说的这一点是对的，但是……”他盯着老夏，听他的口风，揣摸着他的表情。
江涛思想上更加明确起来，他说：“保属青年界，一致拥护我们抗日救亡的行动，而且扩大了它的影响。可是，斗争形势发展到今天，就不能再等待，是积极行动的问题。日本军国主义者打响了侵略的第一枪，就调动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全国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可是……”他皱起眉头，思索了一下，又说：“我们不和工人结合，不和农民结合，孤军作战，这样的暴露了力量，对革命是不是会有损害？”
说着，紧跟上老夏，攥住他的手一同踱着。老夏听了江涛的谈话，脸庞立时沉下来，说：“你问题提得很尖锐！”他的眼珠凝视着，一点也不转动。沉默了很长的时间，才说：“是的，也许有些机会主义……”话到嘴头又停住。在目前来说，这好比是一面鼓，怕一经戳破就敲不响了。对他饶有兴趣的，已经做过去的那种过失，在他心上引起阵阵灼痛，形成了内疚。他们对敌人的残酷估计不足，他们还不转移阵地，反而集中起来等待事态发展。对于这个思想的实质，还不肯说明。他说：“目前要防止我们队伍中的右倾情绪，勇敢的坚持下去！一经摇动，就会招致侵害。一离开这座墙圈，立刻会有人逮捕你。”他说着，缓缓地抬起头来看着江涛。
当前，敌人在南方正准备集中力量进攻苏区，在北方积极镇压抗日运动，逮捕抗日青年。第二师范护校运动，坚持了十天，校外的同学在天津北京招待了新闻记者，争取社会同情，当局并没有表示解决的诚意。在谈话中间，江涛不断回过头来看老夏，说到要紧的关节，就伸出手拍老夏的肩膀。
老夏认为多少年来，就是这样坚持过来的。学生运动就是罢课、游行、请愿和扩大宣传。统治者为了要面子，就会主动地来谈判，可是今天的统治阶级变了。他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怎样突围出去，研究过吗？敌人是正规部队，要是打出去，我们手无寸铁，没有外援，就等于冒险。”
江涛说：“依我看，冲比等待强，等待只有死亡。”
老夏说：“等待，是机会主义。冲，是冒险主义。”停了一刻又说：“你要是同意这个逻辑，那就是说：等待是死，冲也是死。那就没有希望了！”说着，他又幽默地笑了笑，拉起江涛走下楼梯，到了屋里，两个人携起手来，站在地图的前面。
在这个年代里，革命的人们成了老习惯，一谈到革命问题，就会把地图上红军占领的地方，勾上红线。把放弃的地方，勾上蓝线。从井冈山到瑞金，到中央苏区，豫鄂皖、湘鄂赣……红色的线条，画了又画，画得殷红殷红的。有些地方，红线条和蓝线条相互交错，星星点点，曲曲弯弯。红色的线条，画了又画，点了又点，蓝色的线条，画上又擦了，擦了又画上。最后又擦了。再看北方：沈阳、哈尔滨、长春相继失去，都画上了蓝线，蓝线画得很快，一下子就到了长城沿线。去年“一·二八”敌人又在上海登陆，也画上了蓝线。
江涛向老夏瞧了一眼，心上生出异常矛盾的心情。江涛对老夏的为人，一向是尊重的。他是井陉人，父亲和哥哥都是矿工，是共产党员。老夏自小受着朴素的阶级教育，入党以后，才考上第二师范读书。这人成天价不言不语，净爱考虑问题。一年到头穿着母亲亲手做成的家做鞋、家做袜子。穿着一件退了色的老毛蓝粗布大褂子。他为人朴素、热情，对党负责。第二师范几次学潮斗争的胜利，是和他的领导分不开的。由于他掌握了灵活的策略，第二次学潮从开始到结束，只三天时间，教育厅调走了腐败的校长，得到空前的胜利。到了目前，蒋介石反动派在策略上有了新的变化，可是他还是停留在旧的观念上，不能望前跃进一步，使斗争走到目前的困境！江涛想到这里，不愿再想下去，说：“我要上岗去。”就走出来。
老夏站在门口，看着江涛的影子，完全隐没在黑暗里，才走回来，坐在床板上休息。他眨起黑眼睛考虑问题，一想到要离开学校，把学校交给敌人，他想，群众不同意，他也不忍这样做。
他正在呆着，岗上的同学送了信来，外边把信拴在石头上，隔墙投过来。老夏拆开信一看，倒退几步，靠在墙上。拿着信的手，索索地抖着。他用手掌捂上眼睛停了一刻，才开始看下去。
学联决定：“在河北平原上，在滹沱河与潴龙河两岸，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不能死守学校。决定抽调二师主力转入乡村，去开辟广大乡村的抗日活动。”老夏是个性子强的人，是个好党员，他吐了一口长气下定决心说：“执行决议！”
自从江涛和老夏谈话以后，还在考虑：这是不是右倾思想？是不是动摇？又进一步分析这种思想的根源和前途，才把这个念头否定了。看到学联的决定以后，立刻肯定说：“一点不错，是正确的。”他紧皱的眉泉，骤然间舒展开来，脸上开朗了。江涛拿着这封信走上北楼，去找张嘉庆。张嘉庆正在睡着，他笑微微地把这封信放在他的手上。
不等张嘉庆看完，江涛说：“我十分拥护学联这个措施！”他眼瞳上闪着光亮，一面踱着步，说：“学校事小，抗日事大。被困在学校的墙圈里，就不如到广阔的乡村去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张嘉庆看完学联的决定，听说要放弃护校斗争回到乡村去，腾地从床板上坐起来，瞅了江涛一眼说：“要防止为失败情绪走私吧！坚决保卫抗日堡垒，保护青年学生的利益……”他又伸起手掌，一劈一劈地说：“反动派要想饿死我们？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也要去冲公安局！”他气呼呼地说着，急躁得眼里流出泪来。
江涛看见嘉庆激愤的样子，他明白他的思想情况。可是，这种革命的热情多么可贵呀，却在这里浪费了！他说：“我们应该从大处着眼，操场上长不出粮食来。”
张嘉庆一听到相反意见暴跳起来，拍着床板说：“脑袋都挂在腰里了，慢说是饥饿！没饭吃跟我张飞说！”他大言不惭，把裤角向大腿上一捋，两只手拍得胸膛和大腿呱呱响。他不愿离开学校，把学校比做母亲，婴儿离开母亲就会死亡！
江涛听张嘉庆谈话带着气愤，悄悄走到窗下，呆呆地站了一刻。窗外的柳树，翠绿的、荫暗的影子映在他的脸上。他伸出手，在窗玻璃上敲出铜鼓的音律。这种节奏，表示一种复杂的心情。他想不出，用一种什么样的语言，才能把这种心情说出来，才能打动张嘉庆的心。他转过身来，一字一句地说：“为了远大的抗日图景，为了保存革命的种籽，积蓄力量，我认为革命有进攻也有退守，有迂回也有曲折，一头碰南墙只有失败。敌人从表面上看，也许认为我们是退却了，失败了，可是这把种籽，即便撒在干土上，一经春雨的浇淋，就会滋生出千百棵幼芽。开花结籽，经过风吹日晒，就会收获到胜利的粮食。相反，我们要是失去这把种籽……”他反复说明保存抗日力量，保存革命种籽的重要。
不等江涛说完，张嘉庆从床板上站起来，撇起嘴说：“我那天爷！又是迂回，又是曲折，那我们为什么不照直走呢？怕流血吗？怕死？我什么都不怕，更不怕黑暗势力给我一具枷锁！”说着，他又想：“你这么走，他说那么对，你那么走，他又说这么对。不是‘左’倾就是右倾，革命好难呀！”
江涛又意味深长地说：“斗争是为了加深革命的基础，并不需要廉价大甩卖，不能压孤丁！”说完，他又退了几步坐下来，说：“你豁出来去冲公安局，豁出来去坐监，那只能使抗日的队伍里缺少了一个同志！”随后，他又对这种盲动思想做了深刻的批判。
江涛看和张嘉庆交换意见没有结果，他们只有等待在会议上进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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