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邦德大学联合召开

“儒学、治理与新兴经济秩序”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11月习近平视察孔子山东曲阜孔子研究院，指出发扬自古代圣贤传承的思想传统对中国现代发展的积极意义。之后两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以购买力平价法为根据的最大世界经济;这是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由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竹网国家”开始，经济实力向亚洲转移的重要信号。但是这一转移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东亚儒家文化? 是否一种明显儒家模式的现代经济运作与治理正浮出水面?儒学对未来世界新兴经济秩序到底能有什么启示?

　　在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提议下，2016年10月8至9日，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与邦德大学东西方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在北京联合举行“儒学、治理与新兴经济秩序”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的二十位中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德国、加拿大、印度、尼日利亚及美国学者、著名经济文化问题专家的深入研讨，涉及对经典经济学及其体制暴露的问题、儒学带给未来新兴世界秩序什么影响、儒家及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融合关系、中国现行经济反映什么传统文化内涵、中国将是新兴世界经济秩序重要推动者、“一带一路”是人类共同体合作共赢的伟大尝试等几个重要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

　　经典经济学及其体制暴露了什么问题？

　　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博古睿学者、中国孔子研究院“儒学大家”、北京大学讲席教授、美国著名比较中西哲学家安乐哲先生发表开幕主题发言，他用英国作家、《双城记》作者狄更斯的话，犀利道出了以经典经济学及其体制主导世界今天暴露出的问题。他认为，可以说今天“是最好时代，也是最糟的时代，是智慧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是光明显现时刻，也是黑暗笼罩的时刻，是春天希望，也是寒冬绝望”。安乐哲列举人类正面临一系列生存问题，也是一场全面严重危机困境，如全球温室效应、传染病蔓延、食品与水短缺、生态环境恶化、国际恐怖主义、核扩散、收入极端不平等、消费式浪费、能源短缺等等。要问严重危机困境的根源是什么?安乐哲指出是人类哲学意志出问题，是价值观、意愿和行为实践出问题;是极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个体人为本”价值观以及风靡世界你输我赢的“有限游戏”带来今天的困境。他以哲学家深刻洞察力告诫：“所谓人的个体独立性是一个虚构，没有这么回事。

　　另一位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澳大利亚儒学学者李瑞智先生提出，美国企业指导思想偏重短期效应，只狭隘盯住最大利润，看不到全面长远眼光的生产、社区和政治关怀。他认为，相对于亚洲的儒家传统国家经济行为而言，对以英语国家经济学为尊的企业管理硕士学位则不能不应下这样一个结论，即亚洲的“君子”之士，才具有优势的竞争力与德行;一个“君子”取得企业管理学位，等于学到很多他对面西方的“小人”使用的手段策略而已。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翟玉忠提出，现代西方货币主义是用货币调控市场，美国政府甚至使用极端不负责任的印刷美元野蛮掠夺方式。西方文化缺乏阴阳(轻重)互系的思维，缺乏从为国理财整体看问题的角度，而是习惯于线性、局部方式思考，从利益集团角逐出发，把市场调节与政府计划、商品与货币二元对立地思考。他指出，市场要实现均衡，必须有大系统(如国家)要素进行干预，否则市场必会崩溃。他还指出，西方经济学理论排斥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以及公私相分，政商合作机制;西方经济学已异化为利益集团工具，经济学是经世济民意义上的倒退，更不用说要有中国“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周易•颐卦•彖辞》的远大目的。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研究员、著名“管仲经济学”专家李学俊尖锐指出，以发达西方国家为榜样，私人资本无休止追逐利润最大化，国家无休止追逐GDP经济模式，导致了全球秩序陷入全面危机。这是资源有限与需求增长无限的根本不可克服矛盾，它带来人类毁灭性灾难;因此造成全球秩序陷入全面危机的根源正是西方经济学。他认为，要摆脱人类毁灭性危机，就要充分反思与批判经典经济学。他深刻阐明，无休止追求利润，不是不发达，而是不符合自然天下人类关系的道;一个地球不够用，要四个地球;需遵行的不该是“法无禁止皆可为”，而是“德(道)不禁止才可为”。李学俊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一句话一针见血地说： “当前的‘经济学危机’是基本假定、范例、‘体系’的失败，而不是这个或那个理论的失败。”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文教专家、东西方关系中心副主任大卫•巴拓识教授提出，还有比钱更高价值的吗?还要比黄金更高价值的吗?在欧洲思想中，黄金作为人品高度纯正象征，从启蒙运动起，特别是从新产生偏见的金融价值体系之后，即渐渐淡出传统;我们注意到今天儒道思想在中国复兴，表示过去与未来作为核心价值的人修养纯正品格的思想，重新得到发扬。我们有希望看到当代中国使价值与创造价值本身之间再次平衡。巴拓识指出，当我们对钱财或黄金不再贪婪时，就可以悟到要怎样将物质价值或金融价值实行“价值转化”，将它变为象征价值，变为我们所处环境条件下自己人格完善的价值象征。这样，作为个人觉悟的真正基础，就在于我们每日的生活活动。还会有比人类本身价值更高的吗?还有比时间更珍贵、更高的价值而促使我们抛掉“时间就是金钱”的吗?一旦真正领会这个问题，我们就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个答案!　　

　　儒学将会给未来新兴世界秩序带来什么影响？

　　如果今天人类面对全面危机与困境的根源是经典经济学及其体制暴露的问题，是哲学意志、文化价值观、意愿和行为出的问题，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统治问题，是“个体为本”、“个人至上”，是别人全输我通吃的“有限游戏”，那么儒学及中国文化将能发挥什么作用?其理念是否能带给世界新的变化，是否能成为世界未来新兴秩序的文化资源呢?

　　安乐哲提出，儒学文化理念恰是对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资源选择;其根本原因是个人主义基于“个体为本”(primacy of individuality)、“个人至上”价值观，而儒学是基于“联系性为本”(primacy of relationality)，一种对天地人、自然万物相系不分、浑然而一的珍重与崇尚。所谓“独立自主个体”人，不过是个虚构假设，而儒家及中华文化“关系构成”和“过程之中”的“人”，是个无可争辩事实;“人”总在域境中，总是处于关系的身份。“人生”、“做人”、“成仁”、“修养”、“处世”是“人”概念须臾不离的，也即“人”是做好你在活的过程所有关系的身份角色。什么情况下都须从实在恰当关系出发，而不是从“一己个人”假想出发。这样的行为，做事，人与人，尤其国与国经济政治关系，都是“无限游戏”，是是双赢。是由于这一根本哲学意志，儒学及中华文化将成为新兴世界秩序文化资源;这也是说，“以人与人相系不分为本”思想将是改变今天世界重要的文化资源。　　

　　李瑞智提出，《论语》有“君子”、“小人”说法，都无法恰当翻译为英文。这表明西方思想文化面临着对儒家思想文化及其做事伦理缺乏理解，不懂得这种文化行事及其伦理，怎么会能够重新造就一次全球秩序。儒家传统所关怀的问题，是西方学术与思想实践从未涉及的经验性、治理性传统，古代中国经典与文献记载大量历史经验。他认为儒家人生伦理蕴含深厚的整体性、经验性、周全性、实用性与远见性，而不是西方式抽象性、理论性及信仰性。西方“伦理”、思想和“策略”，不在于应对直观经验与深刻见解，因而对理解儒家思想有障碍性。儒家自近代见到的西方做事“伦理”而得来的经验，大部分无非是各种强权手段。“君子”与“小人”观念的反差，是儒家文化亚洲对西方深刻的文明挑战。所以西方人们要企望经济运行与政治利益的最佳效果，需要认真学习、理解和掌握儒家思想的做事伦理。

　　著名新加坡儒商曾繁如先生根据自己经验总结说，儒家思想文化遗产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人类。它其中很多是讲人性的，而人类人性是相似的;“勤俭”两个字在东亚国家对普通百姓起到培养很好经济行为的作用。 “仁、义、礼、智、信”几个重要观念，对各种人群提倡都有利社会的有序;而且它们适合任何经济活动范畴。儒家精神是精义的内化，是一种逐渐的圣贤培养过程，人经过多年才培养出第二人性，当然有悟性的人们时间会短。儒家精神一旦内化，会有一种难能的“慎独”巩固住它。其实人的独处，倘若做到基于良知而不放纵，等于对人是最好的戒律。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宗教中心研究员钟邦定提出，我们要用文化力量去重构商业道德体系。文化是细微、渗透人灵魂深处的精神滋养，可成为对社会风尚导向的重要力量。儒学思想文化蕴含大智慧，可让人担当伟大使命，原因是它深深地蕴含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始终存活在中华民族的血脉里。

　　儒家与中国文化同世界其他文化的融合潜力

　　儒学所以可对未来新兴世界秩序产生重大影响，关键是它潜在的不是西方概念的“统治”(rule)力量，而是一种特有的融合内涵。　　

　　澳大利亚邦德大学副校长、社会与设计学院院长拉乌尔•莫特利教授提出，对未来“希望”这一概念，本来与耶稣及上帝不可分，后来演变为各种世俗意义。在西方，“希望”目标往往不确切，造成人意识混乱，“求变”能演变成怪癖;它只是基于假设，其“浑浊”性往往使“希望”引发行为动乱性，因此“希望”与“欲望”难解难分，其实际意义则演变为“不受约束”。而儒家传统特点是“有序”，是“有序”内化为由己习惯。荀子不赞成未加教养的粗野人性。儒家的“礼”是针对当下此时此刻的实在;“和谐”是基于共同文化行为的适度，是由“礼”增强的意识。儒家伦理无论如何是每日现实运用、重复运用，出现新情况时运用。“礼”可使人学到什么是行为的正当，这样人才可能有互动，才可能有和而不同，当然也有不尽人意。社会变革及革命，是通过“希望”的力量发生，但也是作为一个延续的社会过程，具有包容、吸收以及表现自己的内在矛盾能力，它是延续意义展现的一个新情景。

　　邦德大学学者马克•卡萨卜发表了《从儒家视角看英国脱欧》为题论文，指出英国退出欧盟，带来金融、政治和种族动荡，可能还将对英国产生肢解性危害;英国文化是基于征服、殖民主义和工业革命的文化。其现代文化(包括艺术)为大英帝国权力派生产品。中国文化则为儒家治国理政思想文化，其治理含义首先是教育与和合。领袖人物必须是受到良好教育和人品谦和的。他的人民是经过孝与礼仪的教育学到恭敬的，人是在国家与艺术繁荣条件下成长的。20世纪的中国经历许多欺凌与侵略，而最后企图用暴力征服中国的人们为中国折服，原因是中国文化的博大深厚。

　　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尔“政府莫蒂拉尔科学摩诃维达拉亚”(MVM)大学舒卜拉•特里帕蒂(Shubhra Tripathi)教授发表了“儒学与薄伽梵歌的伦理比较”论文，认为中国与印度之间存在频繁互访活动，两国共享一条繁盛文化的纽带，都怀有良好促进国家关系愿望;中印思想文化伦理将为两国互利目的，促进和合的经济气氛与紧密国家关系。

　　邦德大学吕武吉教授提出，孙中山“三民主义”有一个来源是黑格尔历史哲学“自由意识进步”。他推崇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即“修、齐、治、平”，但也接受基督教与西方文化很多影响，他头脑不是单一儒家的影响。　　

　　“一多不分”哲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古代传统经济学

　　比较中西哲学与经济文化思想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田辰山作了以“一个古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故事”为题论文，言简意赅地介绍了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经济文化专家李学俊对管仲经济学所做详尽系统研究得出的杰出成果，并从中西比较哲学高度提出，中国今天的特色社会主义与两千六百多年春秋齐国管仲的经济思想之间，有一条“一多不分”哲学的红线命脉，历经世代相承，一直延绵不断贯穿着。所说“一多不分”，是指一切事物无不存在于互为联系之中，无一物是独立、单子个体，万物因相系不分而呈现出浑然而一的状态;中华哲学文化以此“一多不分”为内核精髓，恰与 “西方上帝”超绝主义与“一切个体至上”的二元对立主义，形成鲜明对照。“一多二元”，是指一切独立、单子个体之间因为个体性而独立存在，互无联系，一旦相遇，则构成非此即彼的对立。

　　田辰山认为，李学俊研究古代管仲经济学得出的“‘道政’社会主义”几个观念，如“以人为本”，“遵道为政”，人民至上，德治与法治并重，废私立公，贫富有度，共同富裕，实现人与自己身心和谐，人与人社会和谐，国与国和谐，文明与文明和谐，人与自然和谐，“道统天下”之道政；归根结底 “道政”之“道”，是“一多不分”的“一”，是宇宙万物因内在联系而不分；“道政”就是以 “道宇宙观”为基点的“一多不分”治国理政，即所说“总观宇宙、遵道为政”。李学俊所揭示的管仲“道政”政治经济学，是管仲辅佐齐桓公，实施国家掌握货币主权，掌握土地等资源，建立盐铁等国有企业，依法保护公私产权，宏观调控市场的系列改革措施，它纠正了齐国300年“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克服了经济危机，抑制了大资本操控市场，繁荣了经济，消除了“一国二王”现象，成功阻止了资本主义兴起。管仲的市场是“富民强国的人间正道”，是一种远非西方现代自由主义不择手段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其市场的道德准则是“非吾道，虽利不取”。因此应该指出，“市场机制”不会自动实现均衡，均衡是动态、暂时的(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管子•轻重乙》)市场错配会导致生产过剩与短缺的经济危机交替出现(“物适贱，则半力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则岂财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时失，而物利之不平也”《管子•国蓄》)。

　　田辰山阐释，根据李学俊研究，管仲所言“执一之君子执一而不失”、“参与天地”、“合于大道”，其“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地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以为一裹”，以及“大之无外，小之无内”等，无不是“一多不分”思想文化之话语。“一多不分”文化传统结构的数千年大树，结不出“一多二元”资本主义果实(无论于概念还是于实在)，这是中华文化根本的原因奥秘;李学俊论述齐国“道政社会主义”之后，叙述了汉朝、唐朝、宋朝和明朝实施的某些“社会主义”政策与实践，他借用威尔•杜兰的“汉武帝……实施社会主义……中国至此，达于鼎盛时代”的话说，恰是“社会主义”使汉朝达到中华文明的鼎盛时代，揭示了中国历史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田辰山感慨指出，“道理很简单”，作为中华民族头脑的宇宙观、认知方法、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都是基于“一多不分”宇宙内在关系的，它无论如何想不出、更无闲心去假想“一多二元”的一神主宰、人与人无人性联系、充满冲突的神话故事，因而也做不出脱离人类经验的行为。如用“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对照方法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倒是与其说中国“社会主义”，甚至说两千六百多年前中国就有古代的“社会主义”，不如说“社会主义”原本是在“一多不分”哲学内核意义上与中国传统相近;古代与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实际是取其名而附其文明精神。

　　北京大学经济文化学者翟玉忠发言指出，在如何调节市场问题上，“轻重术”经典《管子》十六篇提出的采用商品和货币双向调节方法，比现代西方货币主义的仅用货币调控市场显然先进得多。《管子•国蓄》说“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 翟玉忠提出，西方经济学理论不主张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而公私有所分，且政商合作——这恰恰是中国古典经济学“轻重术”的理论核心;经济学本身经世济民的原本价值不能褪去，“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周易•颐卦•彖辞》才是理想。不能对市场进行管理?西周时代就有专门管理市场官员，是极其细致的管理;不许小树木头进入市场;春天不准卖鸟，山上树木只许一个季节、一个时段内砍伐;对产权领域也施行管理：明川大泽，不可私有，为一条重要法典，坚持了三千多年。中国文明为什么可持续发展，与重视同自然系统相连发展是分不开的——经济与自然平衡，人与人平衡;必须在考虑生态基础上讲究经济。

　　中国：“无限游戏”共同体治理与新经济秩序推行者

　　管仲经济学专家李学俊的“道驭资本、资本行道——儒学与建立全球新秩序”论文指出，以人为本的“道驭资本、资本行道”是大道经济模式与秩序，是以儒家治国理政与中国传统古典政治经济学，提供“经世济民”、“节制、平等、共富的小康社会模式”，超越国家利益至上理念，建立文明共同体天下观等许多重要的可行思想价值观与实践经验。如果将其引入全球治理，成为全球共识，则必将开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希望之路。　　

　　国际知名哲学家、社会学家，生于加拿大，原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现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淡宁教授闭幕时发表主题发言指出，中国社会治理模式是“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两者兼有;西方人倾向的将政治划分为“好”民主政权与“坏”专制政权二元对立类型，不足以成为衡量中国模式的治理。他说，中国是可适当称之为的“贤能政治”治理体制，它符合国家规模、政治文化、历史及国情。约2500年以来，选贤与能的政治理想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一直至关重要;对于一个人口众多、资源有限并承担全球责任的大的政治共同体而言，尤其如此，中国情况就是如此;中国的政治模式基层为民主政治，高层为贤能政治。他还指出，要以中国模式影响世界，最好方式是在国内树立起足以激励其他国家的良好模型。

　　韩国首尔大学郭沂教授提出，丘吉尔曾说民主制度很坏，其他制度更坏，而政治制度比民主好。新政体应建立在创新基础的西方民主政治与中国传统精英政治结合上;“德本刑末”值得重视。孔子“内圣外王”需付诸实际，也是孔子所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政治策略则是道家“无为”很重要。

　　邦德大学尼日利亚裔、研究“中非关系”学者艾辛•诺萨•艾塞特以“儒学在非洲传播”为题发言提出，中国是非洲最大投资者，85%尼日利亚人说中国好，尼日利亚为第七大人口国家，但是希望孔子学院要讲授孔子思想。尼日利亚腐败现象很严重，腐败原因是殖民主义。在非洲的孔子学院不讲孔子，需要改变;中国需用传统价值，超越国家利益。中国帮助过非洲解放斗争，之后非洲兄弟把中国抬进联合国安理会，中国领导人常表达这一非洲兄弟之情，即使如此，就支持非洲从腐败压迫下解放。孔子儒学提倡邻居的繁荣也是你的繁荣，要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在非洲，中国重要的角色是要把孔子送到非洲，让那里发生伦理改变，也是提醒人们回归中国传统价值。有一天中国要可以说：“孔子在非洲。”　　

　　邦德大学东西方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专家詹姆斯•弗格森教授以“包容性儒家关系：当代国际关系模式”为题，指出儒家思想具有造诣深厚的人与人关系理念，基于核心思想的“仁”和对“礼、和、恕”及“五伦”社会实践。弗格森认为，中国历史上奉行的国际关系思想与各种各样关系模式，包括朝贡制度，无不显示“天下”观念的包容性;国家将“天下”的大范围容在其中，彰显“华夏文化”的感召与安天下力量。当代中国外交政策倡导“和谐、合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家共治、区域共治”以及“建设命运共同体”;这些说法似乎是没有细节的原则，但当将它与“中”(中庸)观念相结合去积极理解之时，在具体国与国关系中却创造性、积极效果关系在运作。这种思想路线为政府与政府，机构与机构，人员与人员之间互利尊重关系发展开拓思路;虽然实力很不相称、文化差异甚大，就像中国与所有中亚小国之间发展关系那样。结合中国哲学深厚的相系思想，很容易使人意识到现代外交政策在概念性国家关系学理分析中被遗漏的东西;新现实主义者不讲国家之间友谊。儒家文化对国家关系上，尤其注重对不对称国家的关系必须给予特殊关怀，想方设法避免非意识性的伤害或不平等姿态。中国对待亚洲、非洲与东欧，如朝鲜、蒙古、也门、尼泊尔、阿富汗、几内亚、加纳、坦桑尼亚、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使用的友谊理念远高于对待与西方国家关系。

　　儒学大家安乐哲教授从中西比较哲学高度呼吁： “不要留恋个人主义意识形态 ‘有限游戏’，人类要解决当今面临的危机困境，儒家传统‘以天地人密切不分关系为本’的‘无限游戏’是一个文化资源选择。什么是“有限游戏”?什么是“无限游戏”?安乐哲说，美国哲学家詹姆斯•卡斯提出，“游戏”为广义上对人类经验的类比。“有限游戏”是将人视为单独个体，以一套有限规则，在有限时间内产生一个赢家、一个输家。“有限游戏”开始与结束为限定的，只在角逐取胜。当下到处蔓延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与“自由价值”， “有限游戏”为流行思维。个人、公司、国家间交往行为，大多数是“有限游戏”活动模式，本质为竞争。体育、贸易、教育、外交等等莫不如此。而“无限游戏”不同，没有开始与结束，它在于加强关系，而非角逐。简单说，这种“游戏”通过呵护人与人关系行为，享受人情氛围和愉悦。家庭成员之间关系，是“无限游戏”最佳范例。母亲无可非议是享受与儿女亲密关系的，无论什么情况，都与儿女携手共赴。“无限游戏”是命运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也即总是双赢或双输的。　　

　　邦德大学社会与设计学院国际关系专家罗西塔•德利奥教授发表“走向双赢：一个儒家地缘政治学转折”为题论文，她指出，儒家这个转折关键是要不要一个单一主宰力量，是否还奉行“统治”、“主宰”世界命运的霸主观，是否继续信奉“我们”与“他们”、“朋友”与“怨敌”二分思路的老套子;还是换一个“命运共同”、“双赢”新思路。这是中国崛起及其儒家文化基因开始发挥作用的地方，这是一个在世界舞台崛起形象的大国角色。舞台灯光聚焦之点则是横跨非洲、印度、欧亚贸易世界与五彩纷呈文明的“丝绸之路、丝绸之带”。这是崭新、儒家风格的地缘政治思想，一个沿丝绸之路发展的计划。“一带一路”的从亚洲、非洲、中东到欧亚内地、大洋群岛，是致力发展和跨区域合作，不是经典地缘政治的图谋主宰与竞争领土目的。

　　德利奥教授分析说，1)中国承诺到2025年向全球投资一万亿元;2)参与者包括两家多边发展银行(金砖国家新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3)2010年起中国每年发放发展将比世界银行还要多的贷款。中国儒家的地缘政治理念是“发展”等于“安全”，作为操作理念则是：1)人己相互修养;2)环境关怀与人类行为对称;3)具有文化意义的经济收益。出自这一“地缘政治”的“安全”，是符合逻辑的儒家意识世界秩序，尽管它实际是非线性状况的极其复杂系统。习近平主席将发展亚洲内外“双赢”关系理念同“命运共同体”思想联系在一起。

　　中国举措是“有限游戏”还是“无限游戏”？德利奥提出，在两方面看不可能是“有限游戏”而只能是“无限游戏”;一个是生态方面，一个是社会关怀，这两方面密不可分;亚投行将把支持治理、义务、金融、采购、环境和基础设施强有力政策列为工作计划。另外中国共产党的支持“生态文明化”项目，将其作为中国总体发展的重要愿景，这样中国可平衡未来数十年的需求。这也是适用“一路一带”“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她指出，这是儒家思想“天人合一”思想的协调性同宇宙观一致性，反映对环境、人类力量以及从家庭到宇宙不分关系辐射扩展的深刻关怀。不过新颖的丝绸之路项目尚仍处于筹划形成之中，也说不定会因为有“小人”利益驱动的运作而被“绑架”，或者也会由于缺少充分了解情况而做出计划以及突如其来情况而有挫折。然而失败也将是成功之母。其实这也正说明，为什么一个充满复杂互相依存关系的全球化世界，是多么需要儒家的“无限游戏”地缘政治，来一个峰回路转的理由。　　

　　“一带一路”：“一多不分”人类共同体合作共赢的伟大尝试

　　邦德大学正在做“孔子、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差距”课题研究的辛迪•米娜诺娃•芭妮娅柯介绍她对儒家经济思想及其向“儒家银行”和“儒家发展”付诸实施的理论与实践差距。她认为，儒家文化及其道德经济思想将“仁”观念引进市场;中国改革的迅速稳定经济增长似乎是由于取消了中央政策管理。但究竟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是什么?一种观点说，“儒家资本主义” 源自教育、家庭重要、勤奋、纪律和强有力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另一种观点是，儒家文化不是经济增长原因，而是与经济发展相悖的，因为孟子曾说“为富不仁”;另有观点说，儒家文化讲关系必将导致腐败与诚信缺失。这些观点都未给出对儒家思想与经济行为之间是什么关系的恰当回答。她提出，其实这个回答，需要超越这一问题本身，应去考察什么才是实施儒家经济理念做法。在“经济人”(个人利益至上)的世界，儒家思想能起什么作用?孔子与站在面前的亚当斯密能交朋友吗?儒家哲学的个人不是简单地嵌在决定他利益的社会关系中，而是在想要什么关系及如何处理关系上是主动的;关系是营利活动与投资社会资本必要的条件，它还被情感、人情、面子及名声催化;这样，不道德的经济行为发生总表现为不守信，不诚实、虚有礼数。

　　芭妮娅柯指出，其实儒家思想因为人们的读法和做法是不一的，所以既可是毒药也可是良药。在中国现行作法上，我们已能看到的，是“儒家发展”与“儒家银行业”这样经济的出现。中国这两方面的运作，都是在属于自己的关系网中，都表现着诚信：“互担义务、担保和相互理解”。“儒家发展”与互相尊重、双赢原则，充分体现在“一带一路”这样大型发展项目运行上。秉承“平天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注重政策针对性及人民对人民的纽带关系，明显反映儒家价值与思想潜在力。芭妮娅柯积极评价中国的国际银行业及在对外援助方面的儒家精神，如废除负债过重国家贷款债务，可理解为是履行儒家的为人之“忠”、推己及人及与对待不发达地区的“仁义”精神，恰如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

　　芭妮娅柯提出儒家仁义精神还表现在：重视可持续性经济发展，实施于亚洲投资基础设施及其他生产部门，创造财富也改善基础设施连通性;促进区域合作与伙伴关系，解决发展遇到挑战与其他多边及双边发展机构紧密协作;重视知识导向银行业与基础设施发展;除了提供公益，为更大善举，大规模银行业项目将需要中国牺牲自己国家利益，并同时不过分使用它在机构中所掌握的权力;“儒家发展”根本是嵌入文化机制与社会关系的经济活动，必须避免的最大威胁是浪费、腐败、疑心、冲突与零和游戏。　　

　　青岛大学学者李珺发表“‘一多不分’的‘一带一路’经济智慧”论文，指出“一带一路”经济战略渗透着中国“一多不分”哲学的智慧。历史研究的结果表明，古代丝绸之路为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反映东西方交流合作、互利互惠精神，成为世界历史和经济发展重要文化遗产。习近平主席2013年9月7日访问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首次倡议：要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习主席同年10月3日又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首次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讲到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与经济一体化进程，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李珺指出，“一带一路”合作方式是中国“一多不分”哲学思想体现;著名比较中西哲学家安乐哲教授曾指出，“一”是自然、宇宙、万物、社会、人类不可割裂的互相联系，是“浑然而一”;“多”则是互相联系、浑然一体众生、万物充满特殊性的多样、多状态，“君子和而不同”就是“一多不分”状态。这一”一带一路”体现的哲学思想亮点就是“合作”：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是共商、共建、共享、开放包容，而不是封闭，是沿线国家合唱而不是中国一家独奏。另外，它也不是去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与倡议，而是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相互对接和优势互补。

　　李珺指出有观点将“一带一路”比作“马歇尔计划”的不恰当性。为什么“一带一路”不是“新马歇尔计划”?首先，“一带一路”根本属性是共同发展，主要特征为开放性、包容性，它继承古丝绸之路的和平友好、开放包容精神，不搞排他性制度设计、不针对第三方、不经营势力范围，任何有合作意愿沿线国家都欢迎参与，为完全开放合作倡议。而“马歇尔计划”是二次大战后的美国西欧援助计划，实际为一项国际政治战略，具有明显排他性;其意图是用对欧援助附加条件达到对欧洲经济和政治双重控制，从而遏制苏联影响，巩固美国霸主地位。“马歇尔计划”条件为单个国家不能享受援助，西欧各国需共同捆绑置于美国影响之下，并要求受援国设立对应基金，基金使用需获得“马歇尔计划机构”批准;美国以此手段剥夺受援国自主决定经济政策的权利。

　　李珺强调， “一带一路”建设与历来美国所主导协议及合作方式有本质不同，其差异即是源自“一多不分”与“一多二元”两种不同哲学理念及意识形态，“一多不分”的体现就在于“无限游戏”的追求共赢;“一多二元”则是“有限游戏”或“零和游戏”，是实现自己赢，别人输。“一带一路”遵循平等、互利共赢原则，反映中国一贯相互尊重和互不干涉内政的根本外交原则。它在“一带一路”各项合作的体现，就是中国政府采用的不附加不平等条件的援助模式和平等协商基础的互利合作，同参与国国内发展计划进行对接，促进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反映了人类“一多不分”的命运共同体精神，它是以“无限游戏”寻求合作共赢的伟大尝试。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孙有中作会议开幕式致辞，对这一高规格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为避免世界进入一个全球性战国时代，当今正在呼唤孔子儒学，呼唤一个构建和平发展秩序的大手笔。北外科研处张朝意处长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北京外国语大学闫国华副校长在会议圆满闭幕之际，与国际合作处柯静处长陪同，亲切会见了澳大利亚邦德大学副校长拉乌尔•莫特里一行以及向国际研讨会资助的著名新加坡儒商曾繁如先生。

　　国际儒学联合会秘书长牛喜平先生出席了会议部分研讨场合并在结束学术会时发表热情洋溢闭幕致辞。他指出“儒学、治理和新兴经济秩序”，尤其是经济发展与儒学的关系，是今天很重要、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国际儒联已将推动这一研究列入工作计划，北外和邦德大学两个“东西方”中心联合召开这个会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发挥了示范作用。

　　(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供稿 2016/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