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一届中国企业家文化论坛”主题发言
田辰山
北京外国语大学
论坛主办单位：文化部中国国学院
感谢会议举办方。借今天这个机会，我讲几句有关“毛泽东与国学及企业文化”的话。再过一个多月，就要到毛主席诞辰纪念日，这个论文演讲也是我作为对毛主席诞辰123周年的纪念。
我们要认识，不讲毛泽东，就不是真讲国学，就不能真讲马克思主义，就不能真讲社会主义。不讲毛泽东思想，讲的“马克思主义”就失真，“社会主义”就失真；原因很简单，因为毛泽东思想才是国学正源，才是与西学精华马克思列宁主义融会合一的思想体系。论述这一问题，包含针对以下问题的回答：1）什么是毛泽东思想；2）什么是国学正源；3）什么是西学精华；4）国学与马克思主义是怎样融会的；5）呼唤新时代国学的毛泽东魂；6）呼唤毛泽东式的英明领袖；7）毛泽东为什么批评孔子；8）我们要的是毛泽东思想新国学的企业文化。
一、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它既是国学，也是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20世纪中国开天辟地第一回产生的关于人民革命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新生活的合法性、神圣性（即人民性）的经典文献，是史无前例的中西结合人类哲学新篇章与智慧新源泉体系。毛泽东思想集中体现中华国学正源与十九世纪西学精华马列主义的融会合一。二者凝聚于毛泽东思想之中的两点内涵达到了同心圆的高度统一。这两点内涵是：1）“一多不分哲学”或曰“一分为二”辩证法； 2）“人民至上”立场。经验告诉人们，凡背离毛泽东思想、也同样背离国学正源与马列主义，就是在此两点上的背离，即：1）由在国学正源上的搞“一多不分”或“一分为二”，变到搞乱七八糟的“一多二元”或“合二而一” ；2）由在国学正源上的“民贵君轻”或曰“人民至上”立场堕落到低级无耻“为金钱、为自己”，变为不是个别人现象的，而是社会整体走向的。很清楚，在今天，搞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鼓吹“金钱至上”、“个人至上”，是与国学正源、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点的。因为于根本意义上，都不是国学正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同思想结构的“一多不分”或“一分为二”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方式和崇尚（“价值”）观。尤其是那种放弃“民贵君轻”、“人民至上”的立场，必然在根本失去国学正源与马列主义基本精神，排斥毛泽东思想、失去新纪元国学的灵魂。无人性可言的现象，正被抽象的“人性第一”脂粉掩盖着，少数人压迫多数人“金钱至上、个人至上”的冷酷事实，正被猥琐谎言的谈笑风生淹没，更有以经济学、法学“专业和学术”虎皮旗帜用来吓人、数不尽蹩脚的不让人听懂的术语。这等现象反而使我们清醒，因为它们正反衬：国学正源、西学精华马列主义，通过毛泽东思想所作的叙述，恰是亿万民众每日所见、息息相关的平白事实，是他们直接受私人资本运行之害的经验；受害经验越深，则越对每日对他们控制的私人资本运行意识形态，看得越透。国学正源与西学精华马克思主义通过毛泽东思想阐述的道理，所以对他们就好懂，就让他们越听越感到脍炙人口。
二、 什么是“国学”正源？
“国学” 是相对于“西学”而来的，是近代以来“西学”破门而入、对中国传统思想强烈冲击而有的。如果问“国学”是什么，非常遗憾，我们早已陷入对它失去说清楚能力的被动。但可叹的，我们曾有过强大话语能力，我们其实用国学与马列主义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曾经打通了中西，曾经为“国学” 唤醒过对它表现的民族智慧的自信，这就是它的“人民至上”立场的正道和它的“一分为二”或曰“辩证法”力量。在这里该说，在今天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状况下，社会失去了原有话语能力，全球化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笼罩，隔断了人们头脑对国学本源与毛泽东思想的一脉相承联系，人为地在二者之间造了一堵二元对立的墙，企图泯灭掉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本源。天无绝人之路的是，全球化的大环境，却反过来令我们获得对“西学”深度认知机会。如果我们今天懂得运用比较中西哲学阐释的理论方法，我们也会获得一条照样打通中西的路，照样让我们重新找回毛泽东思想及其本源深层的与国学的一脉相承，也同时可看清国学本源与“西学”精华马列主义于20世纪通过毛泽东思想强烈体现的结合之点；也因此照样让我们再次获得说话能力，从而克服以西方话语、概念、理论框架不对称地歪曲中国思想文化，结束她本来博大精深、光彩照人而在最近才变得丑陋讨嫌这个尴尬的局面。
“国学”这一提法，本来反映的是中国知识界在西学冲击包围之中，力图保住中华思想传统的一点体面所作的努力，是要在咄咄逼人的西学氛围中，使劲说一点中国学问的好话；然而并未在整体上让中国学问摆脱被动挨打的窘境，以至即使这点好话，这一星点努力，也是要依靠利用西学话语框架的讲述而产生一点卑微效果。相反，恰是马列主义中国化、与国学本源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话语，才真正保住了“国学”的正源根基，保住了“国学”使人安身立命的“一多不分”宇宙观、认识论、思维方式和大仁大义观（或曰“为人民服务观”，而现在所谓价值观），保住了反映“国学”根本立场的“民贵君轻”的民本大义（或曰“人民至上”）宗旨。大道至简，所谓“国学正源”，不过是中国正道学问根植的一以贯之精髓与灵魂，也即“一多不分”的“道”哲学，再加上独具特色的以民为本立场。深厚蕴含这一精髓与灵魂的，才是从“正道之源”生出的国学，否则，凡事与此两条不符合的，都不是“正源国学”。
一位胡一帆老师最近对国学作了“正义”，说阐释其本源意义，要解决一直以来对“国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的状况。她由“国”/“國”字衍变，寻出总体趋势，即“国”或“國”原为“或”，从囗从戈，执戈守之（“囗”或曰“〇”），且守得圆满，以至合围；由此再加上对“囗”和“〇”字解，阐释“国学”即谓“守一”之学。她说：
1）“囗”和“〇”，一方一圆，方圆者，规矩也。《扬子•太经》言：“天道成规，地道成矩，规动周营，矩静安物。”此可谓理解传统“天圆地方”正解处之一，尚不可与“科学”之“地圆学说”混淆。因此方圆者，规矩也，动静也，天地也；国，守方圆，守规矩，守天地；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说文解字》：“或”：邦也；从囗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域，或又从土。《说文解字》注释不可尽然为准，国，守一，既守天也守地，应为当然之义。
2）何谓“守一”？胡老师提出，尧舜禹心传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尚书•大禹谟》）；老子常言：“守中、抱一、执一、得一、致一、无为”（《道德经》）；孔子强调：“一以贯之、一以穷之”（《论语•里仁》和《礼记•礼运》）。庄子：“一以是终、一而不变”（《庄子•应帝王》和《庄子•达生》）；文子：“执一为保，一定不易、常一不邪”（《文子•自然》和《文子•下德》）。这些不同表达，为相同指向。胡老师指出，对“守一”深入理解，需结合“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等观念。其实这可说明：古圣先贤皆是学习“国学”、弘扬“国学”，如子曰：“吾道一以贯之。”
3）从此解来，胡老师说，“国学”即是“守一”之学。“国学”含“从一而终”、“抱一无为”、“一以贯之”、“一以是终”、“一而不变”、“执一为保”、“一定不易”、“常一不邪”等等。
其实胡一帆老师上面阐述，再加上同“一多二元”主流西学特质的比较，会更加简洁明了。因为她揭示的国学“守一”精髓，正是比较中西哲学阐释在与西方“一多二元”特质比照之下得到的国学内涵的“一多不分”；这个“一”与“守一“可谓同一个“一”，即“道”，即自然宇宙一切物事之内在的相系不分，一切在道之中，皆是不二、不分的变通延续。“守一”也即是以“道生一”为本的说话，在天地人不二不分的一以贯之整体、动态过程上的说话，恰是区别于西学主流“一多二元”的说话，也即“上帝”（或唯一超越本源）及由其派生出单子个体、二分对立的虚构假设说话。“国学”“正源”即是这“守一”之学“国学”，“正源”即是以这“一多不分”为源、一以贯之之学。这“守一”或“一多不分”之学，一以贯之，成为中华民族之特有“天地”宇宙观、认知观、思维方式及志存高远的崇尚大仁大义。毛泽东思想正是以此正源之学一脉相承直至20世纪的形式，所以它必然蕴含这“一多不分”（或“一分为二”辩证法）和由 “一多不分”（“守一”哲学）而有“民重君轻”、“天意即民意”立场延伸至今的强烈“人民至上”与“为人民服务”立场。
三、 什么是“西学”的精华？
先要说什么是“西学”？ “西学”是以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开源的学术，恰恰不是“国学”正源的建立于人类经验的“一多不分”哲学上，而是在虚构假设“一个超绝的第一原因”与自它衍生而有的无数单子个体，其间冲突对立的一套“一多二元”抽象思辨上；“一多二元”就是认为人与人没有联系，人与人是你争我斗、敌对的。传统“西学”立场恰恰是没有人民立场逻辑的“超绝一神”立场或者是一己单子个体人立场。西学传统虽然有过类似“一多不分”的赫利克里特哲学，却未得到充分发展、成为西学主流，只是到十九世纪马克思思想的诞生，西学才长出一朵灿烂学术之花，开在西学主峰之巅，还居然生气蓬勃地发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了人类历史空前伟大的轰轰烈烈国际工人运动，流行为世界的思想文化。之于主体西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可谓精华，是在那之后至今再也没有出现超过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理论高度、深度的，再也没有出现比它更鲜明人民立场的西方学术。我们完全可用“险峰之上呈现的无限风光”来比喻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西学传统的无可比拟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吸收人类全部知识的基础上产生并且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的，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 这话说得非常好、非常到位。我们读到有评论说，马克思是一位世界公认的千年伟人，20世纪西方几乎所有思想大师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马克思的影响。1999年国际互联网评选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结果显示马克思位列第一。以后又有路透社邀请政商艺界名人评选千年伟人，马克思仅以一票之差位列第二。西方媒体也相当普遍认为，马克思对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全球政治和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凭什么能发挥如此巨大的震撼力，根本是两点：一、它的威力无比的辩证法哲学；二、它的无产阶级立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哲学把宇宙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西学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其无产阶级立场成为鼓舞占社会大多数人口的劳动群众为实现人类美好社会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产自西学传统的“一多不分”哲学，将世界阐述为是没有上帝的，充满运动、内在联系的。他用辩证法（或一多不分哲学）看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相当于一幅中国国学正源的感而遂通万物互系不分天地：“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且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这个原始的、朴素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 还怀疑吗？这段话听起来不是酷似来自《易经》、《道德经》和《庄子》的观点么！此处提到的赫拉克利特表述，是古希腊比西方现代更接近中国的“一多不分”世界观。马克思认同赫拉克利特，其实是脱离 “一多二元”主流西学，脱离神的立场，而是出自根植人类经验的“自然宇宙观”，在深层向着中华传统“一多不分”天道万物观靠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使自己成为独占鳌头的西学精华。
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方法论看到了一反西学主流虚构假设的“上帝”衍生而出的处处从一个“超绝神”和单子个体出发的立场，犀利地在对万物浅薄认识的互不联系状态下，发现其间延续不断的内在联系，发现人不是单子个体，而是以社会关系为第一性而生存的，这样就毅然决然地站在了无产阶级的立场。 “无产阶级”、“劳动大众”就是“弱势”的大多数社会人口“说法”，站在他们的立场就贴近了“一多不分”的“民本”观念。所谓“阶级”，有人神经质地害怕它，其实就是同命运、共意志人们之间的依存关系与聚和； 所说“阶级斗争”，按照与它相近的中华文化根源意义，很简单，就是不公平、不合理、不仁不义、以强欺弱，就是用钱和权位进行压迫。讲“阶级斗争”，恰恰不是提倡阶级斗争，而是搞明白这种状况，多注意这种状况，反对这种情况；反对违反天道的朝廷（如孟子指认殷纣王），于现代社会，就是反对私人资本压迫，是大多数人口人民要活命；是要求换一个为民的新天地。毛泽东的话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这个意义表明，马列主义本质是人民大众的理论，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因为这个本质，由亿万人民掌握而变为坚不可摧的强大物质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性，源自它的哲学，也是我们今天用比较中西哲学阐释学能看到的，它的抛弃“一多二元”而朝向东方，走向与中国国学“一多不分”哲学正源的在毛泽东思想这里的融和会通。
四、 国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如何融会的？
国学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融合是由于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超越西学的马克思，另一个是前无古人的毛泽东。
1、超越西学的马克思
在“一多二元”西学主体上看马克思思想，就宇宙观而言，马克思的自然观向与之相近的“一多不分”中国自然宇宙观转来；在方法论上，马克思思想得之与中国传统的契合机会，即作为辩证论的科学方法与《易经》“观”、“感而遂通”（以及理学之格物致知）的不谋而合；于思维方式上；马克思主张探求事物内在联系与“阴阳之道”、万物变通，皆可归入“辩证观”范畴——即是《易经》曰“通变”，在对万物浅薄认识看到的互不联系状态下，深入格物，发现其间的相系不分；这也是所谓“理”或“道”，或是中国人现在嘴里说的“规律”。此外，“唯物”论于马克思或于中国视域，都在于将视点之物视为始终是内在联系的。这个“物”不是西学所言的不变本质，而是作为过程与事件性的物，是变化的物，充满内在联系的物。在当今流行的“价值观”说法上（其实是天下为公观），“共产主义”虽有根深蒂固西方来源，但在马克思手中去掉了它西学主流的“一神”超绝观，在中国则成为与《礼运篇》大同（各得其所）天下分不开的观念。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劳动者”等概念，上面提到了，就是“弱势”民众、是“民本”思想；“阶级道德”则对立于启蒙运动之后西学的抛弃旧道德和推崇个人至上的新道德，成为在中国与“得道”（即在人离不开关系、人与人需有合乎正道之关系——即无产者联合起来）意义联系在一起的“道德”。
在“一多二元”与“一多不分”之间，马克思的无神论彻底否定主流的造物神（或唯一真理）本体论，申明一切皆是互相联系，宣称变化为自然宇宙的本质，恰是从西学主流的“一多二元”升华到马列主义传统“一多不分”的思想形态，所以可称为一“异军突起”，所以演变为西学的最能与中国对话的部分。我们今天甚至可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国学二者间有着“天然联系”，理由是二者都产生于人类经验，都摒弃人为虚构假设，人类经验是天然的、自然的；同时，由经验产生出来的，同是“人与人互相联系的同命运”认识；这样的共同点，是二者的天然性，是深层次的精神相通之处；二者是因此而可沟通、可融会乃至合一。反之，假如只在认为存在一个绝对造物神（或唯一绝对真理）上，只在把一切（包括人）视为“单子个体、互不联系”上，这是假设，是非天然的！这是从外于自然地以概想强加于人经验的，相悖于天然的。所以，国学与马列主义的“天然联系”是三点，一是作为经验，二是共同认识到“人是相互联系”的、社会性的，三是二者都是辩证法。
马克思是19世纪三种主要思潮——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学说的继承者和完成者。建立在远远高于这些学说之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及其无产阶级立场，在西学环境之中，马克思主义对整个自然宇宙以及人类社会认识，上升到崭新的水平。他的唯物史观揭示人类事业的真正动力。他的经济学说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机理，对资产阶级社会必然瓦解和人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性做出精辟论证。
2、 前无古人的毛泽东
毛泽东对接古今，是传统与现代的跨越者，是20世纪儒释道乃至中华哲学整体（也即国学）的集大成者。他穿越古今，透视宇宙万物、社会人间，催化大觉悟与大智慧、大慈悲与大平等，念“我即众生，众生即我，万物一体”。他是史无前例的最卓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他对接中西，是中国与世界的跨越者，是以马列主义为标志的西学高峰的集成者。用柏拉图比喻，他是鼓励人摈弃荷马、洛克、亚当斯密的智者，是鼓励人逃脱虚构假设“个体人”的终极性，将“个人奋斗”、“无限积累私有财产”丢进垃圾箱的人。他是“一多不分”哲学与“一分为二”辩证法的大师，是“人民至上”、“为人民服务”立场的最明确阐释者与最坚定实践者。
毛泽东是语言大师，他使用的是中西打通的语言；他拥有贯通中西大智慧，他是西方问题专家，他做的事是大手笔。他用国学的“一多不分”对决西学主流的“一多二元”，拥抱西学顶峰的“一多不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这样得以中西贯通，融会的。能充分证明这点的是，西方人不懂中国哲学，不懂得“孔子”，孔子形象在西方被用作算命、赌博广告；可是西方人懂得毛泽东，毛泽东引起西方“中国热”，西方人给予中国人高度评价和崇拜莫过于对毛泽东的。西方产生的“毛泽东热”是出于对毛泽东思想蕴含的智慧和人民至上立场的高度认同；凡是充满人民立场情怀的思想，它的人民至上立场是“普世价值”的。这才是谁都能听懂的东西，其中包括反人民立场的人。当然我们须明白，对一些西方政客评价毛泽东的高度，不可以沾沾自喜，因为这样评价的原因在于毛泽东是胜者，这是从“一多二元”哲学的个人自由主义者视角的对作为个体胜者的崇拜。这些用在毛泽东身上的溢美之言，更出于证明个人主义伟大。从崇拜胜者个人主义立场出发的对毛泽东高度评价，与在人民至上“普世价值”上的“毛泽东热”是两码事。
其实，看不懂毛泽东，是不可能看懂中华文化和真正懂得国学的，谈不上看懂了老子、孔子，更谈不上搞懂了马列主义；至于看懂人类的地位，是根本无法启齿的。毛泽东思想传达的最核心、深刻意义，就是人须有超越个体，超越“一己”的能力。中华文化是超越“一己”的文化，国学是超越“一己”的学问，是人类进入成熟阶段的思想、哲学、文化与实践；它是将人作为相系不分看待，将个人永远视为人与人不分关系产物，是永远不脱离与周围相系不分地那样对待的。
其实，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为中华民族选择了西学顶尖绽开的学术精华，是选择了从西学体系异军突起的、以变化为对象、以“内在联系”为变化形态“本质”的新哲学。中国人民选择毛泽东，是情系中华民族命运最大的幸事；选择毛泽东思想，展现的是这个数千年古老民族独具特色的无以伦比明智。其所明智，即是在于国学传统，马克思主义作为西学新秀，皆是属于以变化为对象、以“内在联系”为“本质”的智慧结晶，都占据的是远远高于“自由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地位。而当今人们之所以困惑、迷茫之根源，也恰因又一次马失前蹄，在“自由个人主义”的花活前面丢失了智慧。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人社会关系之上的全新道德哲学，它结合着中国国学的内在道德哲学，形成20世纪中国特色古今与中西结合的新道德哲学，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结合马克思对人社会性的哲学思考与国学正源，开拓着眼于看待、珍重人与人、与天下、与万物恰当关系的哲学视野。他是这样揭示的：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作为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人们流行地以为的自然性、动物性等等，就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义的，无问题的。但就人是一种什么动物而言，这就变为问题了。几十万年直至资产阶级的费尔巴哈还不能解答得正确，只待马克思才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既然称为人，它就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是不对的；硬是说他有一种动物性，也有一种社会性，这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4]
毛泽东开创的不仅仅是东方哲学而且也是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西方哲学的高峰）的新纪元、新境界、新气象。毛泽东的著作是他人无可比肩的哲学智慧的结晶，是当代国学的新高地。这一高地位置，就在于彻底地批判“有一个唯一造物者和存在一种静止不变本质”的假定方向哲学的唯一绝对主义与二元对立主义导致的封闭性、谬误性；同时，毛泽东使得着眼于宇宙变化，追究万物内在联系，崇尚万物的内在联系性所呈现的宇宙浑然而一（整体性）走向的哲学，到达“古今”与“中西”的结合点。毛泽东思想打开一扇大门，时间与空间的隔板自此被拆除，中国传统哲学因此来到一个空前发展时代。毛泽东许多哲学篇章都是这一结合点时代的代表作，其中《矛盾论》和《实践论》为最典型。毛泽东思想继承了中华传统国学的民本立场，融会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这正是由于毛泽东本人对哲学范畴思考的智慧敏感（对内在关系的敏感），才有的可能性，才有的国学在今天实现中西古今结合，成就一个国学新时代。
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我们认识西学是什么，帮助我们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个人主义，帮助我们辨别什么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幌子，却实际用庸俗“一多二元”的偏见，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学说阉割为只不过谈“经济学”、“生产力”问题，使我们锻炼出鉴别什么是“伪装”、“两面人”的火眼金睛。毛泽东思想向我们显示什么是真正的国学、什么是在正源上就背叛国学，让我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和方法、宝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庸俗的障眼法中国化。毛泽东思想也告诉我们，于中华文化的浑然庞大无所不包之中，什么才是精华，什么才是糟粕，教给人们智慧，去看清谁在边缘化马克思主义，谁勾结和服务国际国内资本私有者利益，谁侵吞国家资产资本中饱私囊，谁图穷匕首见，原形毕露，要砍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要与把人类带向灾难的西方资本主义同流合污。
五、 呼唤新时代国学的毛泽东魂
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是新纪元的国学？因为国学发展在当代，源于、也超越自己出生传统本身，已与西学传统的同自己属于同一本源——“一多不分”的学术结合在一起，这是开天辟地、只有新纪元才会发生；在这意义上毛泽东思想是新纪元国学。此外，毛泽东不仅取得在中国全民族性的胜利，也成为了全世界人民所热烈赞颂的偶像。很清楚，世界对马泽东思想赞誉，其实是对它的国学正源的赞颂。毛泽东在世界为国学赢得荣誉，他受到世界人民爱戴，是因为他思想充满鲜活的国学本源蕴含。一位袁庾华老师讲到，2007年在莫斯科看到俄联邦科学院调查俄社会对中国了解的一份报告，其中知道毛泽东的占被调查者百分之三十八，知道孔子的不到百分之一，这是在现代与中国交恶几十年的国家。在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中，毛泽东的影响更大。袁老师提到一位环球小姐告诉他，在她当选后的世界旅行中，无论到欧美国家，亚非拉各国，还是太平洋小岛，只要介绍她这个中国人，各种语言只有一个发声“MAO(毛)”；毛泽东成为中国象征，毛泽东思想成为国学的符号。以此两件事情为根据，谁还说这不足以说明毛泽东思想是新纪元国学，那么我们要请他拿出比这更站得住的根据亮给大家。毛主席的书就是国学，是迄今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国学，全世界知道毛泽东的人，远比知道任何其他中国人的名字多得多。中国人在全世界获得空前高度评价与赞扬的，也唯有毛泽东。离开毛泽东灵魂的国学，是令人有遗憾之感的国学，因为毛泽东的书是正源国学，同时是国学的扩大、与西学最精华部分融会合一的国学。此外其他国学，用西方概念、西方话语进行叙述的国学，是委实地消化不良的国学，夹生饭的国学。
可叹的是，今天很少有人意识到，毛泽东思想挽救了国学和中国文化。挽救国学与中国文化的智慧方法就是“一分为二”，也是“一多不分”哲学。毛泽东思想推崇国学、中华思想文化精华，赞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同时批评自国学与中华文化歪行出来的糟粕，凡是以“一多不分”或“一多二元”认识问题，必是来自《易经》国学正源的互系通变法与知行合一，凡是站在人民立场，颂扬中华传统人民反抗精神的，赞颂正义凛然、天下为公仁人志士精神的，就是国学以及中国文化的精华，凡是对此离经叛道的，则是糟粕。反映“一多不分”、“一分为二”天下观、认知观、思维方式、人与人命运共同悲悯情怀的，强调唯物论，称颂不信鬼神的，才是国学的本源、精华。毛泽东思想既反映国学正源也反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民为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实是最准确的中华传统核心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如果毛泽东思想不被边缘化，我们本是不会连一句讲清楚国学或中国思想文化的话语，在今天都变成了抓耳挠腮的难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的魂，也理应是新时代的国学魂，越来越多的人呐喊，为国学呼唤的，就是这个毛泽东魂。
讲国学，想不起毛泽东思想来，是失真的，必堕入庸俗国学，是阉割了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国学”。一个样，讲马克思主义，不讲毛泽东思想，是空讲，更是失真的，是会堕入历来国际国内工人运动中出现冒牌马克思主义的怪圈。根据比较中西哲学给我们的启示，毛泽东思想是最确切表达国学正源、最充分反映国学民族精神内核的；这个正源和内核，正是国学传统数千余年一以贯之的“一多不分”、“一分为二”宇宙观、认识论、思维方式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观；同时，西方的马克思与中国的毛泽东，相隔遥远，马克思逝世，十年后中国出来个毛泽东，好像没有什么瓜葛；但确是发生他们二人跨越时空的邂逅神交，《论语》说的那句“以文会友”比喻此情此景，很是惟妙惟肖；因为这两位人类巨人发生联系，因缘只是哲学思想的相近，除去那种相似的“一多不分”、“一分为二”宇宙观、思维方式、认识论和人民至上立场之外，没有别的。
毛泽东作为一个人和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智慧结晶，使中华民族二十世纪这一历史阶段，是不可替代的，是未来不可复制的，对中国、对世界都是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离开他，就不会有他在的那个二十世纪，就不会有从他在的时代延续下来的今天。唯有他导演了人类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剧，离开他，就不会有那个大历史，就没有延续下来的当今眼前这个现实。毛泽东的不可替代性，是我们活着，离不开他，一是离不开他的影响，二是不能背叛他；背叛他就会走上倒退的路，就会颠覆历史，就会把中国带向危难，甚至血光之灾，就会使我们自己无地自容抑或死无葬身之地。如果我们不离开他，首先是感恩，是崇敬他，这样我们这颗心才会是安静的、清洁的；再就是敬畏他的思想路线，是他教给我们，很简单地，为人民与怎样去为人民——完全地、彻底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忠贞不渝地坚守和敬畏这一思想路线。敬畏他，是敬畏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的命运与他早已是延续不分的，坚守他，是坚守自己立于天地之间这咫尺空间，是坚守自己这块土地人民立于世界之林的德行。
倘若我们心里想的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还要唯恐在那儿一点上走了偏。如果我们心里要是刻意拿他不当回事，我们则不能不好好想想我们究竟是否还走在他领着中华民族的初衷的路上，究竟想要怎样对待自己的未来。只要毛泽东！过去离开他的人不行，而当今是离开他的思想不行，离开他的精神不行，是因为他的思想和精神，早已是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当代文明，是中国历史，是中华传统，同是世界人民的传统。离开它，就是离开人民的根，中国与世界的人民的根。那样我们则不仅仅离开的是他的肉身，而且是离开曾有过他的天地广宇。我们的肉身与灵魂，将变为无所寄托、惶惶不可终日，没有曙光在前，濒临万劫不复。毛泽东、他的思想都是不可取代的，任何人不可忘乎所以、试比肩高。后人唯有敬畏他、学习他、作他的学生一路，只有如此才会有在新天新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希望。青出于蓝是希望，青出于蓝，是出于同一底色，而非出乎改变了的另种颜色。颜色一旦改变，则永远不会有青出于蓝这一天。这是因为事物有它自身的逻辑或者内在联系。颜色不出于蓝，而却会胜于蓝——从未有过这样的逻辑，从未有过这等先因后果。离开毛泽东思想，就会重蹈历史的周期律，这是必然的。
毛泽东和他的思想，是有的人神经质一般的心理阴影；但是对历史与天地而言，平白的事实是他就像人民的太阳，他的光芒一直在今天还明亮地洒满人民的天地；只是对邪恶而言，它才是阴影似的厄运。而也正因为此，使得他必然成了对于人类，是永恒的太阳，永不逝去的光芒，让魔鬼现形的光照。具体而言，正是它的光芒化作于今天反腐败、斩断魔爪的利剑。
毛泽东思想堪称新世纪光辉的国学，是改造旧世界，开创新天地的国学，是鲜活的国学，是整个中国思想传统焕发一颗新灵魂的化身，是亿万中国民众、亿万人类灵魂化身，化作他们的实践，成为他们命运的归宿，安身立命的家园，它是真正体现天地正道的国学。毛泽东的国学，让其他自命为“国学”的相形见绌，让顶礼膜拜“西学”的灵魂，露出令人不屑的丑态。好有几个不明事理之人，用“马列主义是西学”说法进行蛊惑，制造舆论，导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砍倒尚在飘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其实这是何等令人唏嘘的无知。这等人须好好睁开眼睛，搞搞明白“西学”与马克思究竟什么关系，闭上胡言乱语的嘴。
毛泽东思想是国学精粹，是活在人间、贯穿中国现代史的民族魂。它不是饰品，不是那种用来给人们点缀属于他的学问的法门国学。如果把国学对待成与马克思思想、毛泽东思想对立的，谁这么做，就已经曝露他说的国学只是个空壳，只是被抽调灵魂的故纸堆和博物馆摆放的陈列品。毛泽东思想的国学本质，在于它无可比拟的精神与力量地位，它的正乾坤精神、扬正道力量。毛泽东思想的国学是毛泽东统帅中华民族二十世纪为人类铲除邪恶的环宇霹雳，替天行道的意志，是一个伟大统帅者的心路历程记录，是化为天地通变、民族精神焕发的实践记载，是书斋里的读书声无可并论的。毛泽东思想是国学与西学最伟大精华部分的溶汇，是当代历史中西思想天然完美的浑然合璧。
六、呼唤毛泽东式的英明领袖
一名真正的中国哲学家、思想家，应该可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如果只是自命是个儒家、道家或释家，而不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一定是因为一些复杂的原因充当了对你的阻碍。假若于此三家之间互相对待宛若仇敌，倒反而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似有莫逆之交，那准是因为没搞明白穿错了鞋，要么根本就是故意以假乱真、混淆视听的。反之，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必然能够乐于将自己认同为一个儒家或者是释、道或墨家。理由比较简单，就是由于都在“一多不分”同一条线上。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则是在另一条“一多二分”的线上。真正儒家没有几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多。自命的是不少，但这跟他自己所以为的马克思主义究竟为何（很有可能跟马克思主义一点都不沾边）、跟他是不是真有思想能力有关，而且更重要、更关键的，是跟他的立场有关；如此而论，自命儒家或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就实在是不可靠了。
什么是毛泽东式的英明领袖？1）他必是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家；2）他必是懂中国传统思想的大家；3）他必须是西方问题专家；4）他必须是反对资本主义立场的，比较简单，因为资本主义是私人资本利润最大化为驱动，是必以“市场经济”为运行手段的，是贻害人类的资本增殖社会机器；5）他必须是反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因为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于当今居然也会以“马克思主义”面目掩人耳目，公然干阉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背叛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利益，服务于私人资本营生；现实中，个人主义者，可以嘴头上是“马克思主义”口号，满肚子是向国际国内私有资本献媚的主张；6）他还必须是反对阉割国学精神内涵的，反对以国学的话语牵强附会地包装资本主义花色的。决定一位领袖具有这种“英明”头脑，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国学正源会通合一的“一多不分”哲学与“一分为二”智慧灵魂及坚定的“人民至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场造就，致使在他身上放射贤与能崇高品格的照人光彩。
毛泽东思想是国学正源与西学精华马列主义会通的完美结合形式。毛泽东思想的深厚国学根源宛若一块饱满吸吮马列主义营养资源的巨大海绵，马列主义致使毛泽东思想将国学正源实现了广袤地缘空间与悠久相隔的古今跨越，送给中国眼界难得走出中华文化的庐山、走进西学及站在庐山之外眺望庐山的机会。毛泽东思想反映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发生的中国眼界对西方内部世界的本质透视，也同时对中华思想文化本身发生更透彻认识的升华。毛泽东本人出于其心怀天下之志的伟大胸怀与孜孜不倦学习精神，俨然成为一位始终扎根于中华思想文化土壤的国学大家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家。他既是熟谙精深国学经典的智者，也是对很多西方时事大势预见成功的西方问题专家。毛泽东的新纪元国学已成为正直的人们辨别大是大非、坚持人民正义、人类福祉、世界光明的强大思想武器，即“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古老的《易经》称“通变”。它也是与西学主流“一多二元”相区别的“一多不分”（或今天称“人类命运共同体”）宇宙观、认识论、思维方式和天下大同观。中国和世界的工人阶级及人口大多数劳动大众，曾经欢呼毛泽东，当今也呼唤这样一个“哲学王”，呼唤一个思想敏锐，洞察秋毫、为人类方向掌舵的人，能引领这个世界免除厄运，走向光明的英明领袖。
没有伟大领袖的民族是悲惨的民族，没有伟大思想家与战略家引路的人类是前面等待的必然是灾难。国际歌词中有“从来就没有什麽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说的就是不靠杜撰的神话、超人，而是靠在千千万万普通人中经过大风大浪中考验脱颖而出、与人民心心相印同命运共呼吸的英明领袖。散布“人民不需要领袖”，却任凭教唆人类要匍匐于杜撰“救世主”脚下顶礼膜拜的神话迷信横行于世，是实际上要把人民命运交到巧取豪夺的强人手上，尤其当今，是要让私人资本占有权力，让人民接受私人资本统治，做金钱主宰下制度的奴隶。认不清谁是自己领袖的民族是愚蠢可悲的民族，是不可救药、没有前途的民族，是必然走向败落乃至灭亡的民族。蕴藏博大精深天道智慧、用马列主义哲学武装的仁人志士、领袖人才辈出的民族，才是不可战胜的民族。中华民族能延续数千年，就因为是这样的民族，让那些希望我们没有领袖的人悲哀吧！马克思是从普通人之中走出来的，马列主义是无可比拟的智慧结晶，是真实的，不是杜撰的；毛泽东思想是与马列主义活的灵魂化为一体的，是不掺假的马克思主义，是纯粹的国学，它放射着数千年传统一以贯之的国学正源光芒；是使中华民族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让我们真情地呼唤与拥戴我们伟大民族再次产生的这样英明领袖。
七、毛主席为什么批评孔子？
有人说：“毛泽东搞批林批孔，怎么能把毛泽东和国学往一块儿连？”
其实真正搞懂了，毛泽东不是任何人可以人为地硬是与国学连在一块儿的，而是二者本身就是相系不分的。从比较哲学文化研究视角看，这个说法首先就是一个用“一多二分”思维提出的问题——它已经把毛泽东就看成是毛泽东，把孔子或者国学就看成是孔子或者国学，二者是各自独立的，没有联系的。这首先就是不对头着呢，因为其实往深里去想这个问题，本来应该是没有孔子，没有国学，就没有毛泽东；返回去说也是一样，没有毛泽东，也没有孔子，也没有国学，孔子身上、国学里边都有毛泽东，毛泽东身上更有孔子和国学。这个道理本来很简单，孔子、国学精神要是延伸不到毛泽东这样的现代巨人身上来，还成其为孔子吗？还成其为国学吗？不会的。毛泽东有批判孔子、批评国学的精神，是因为孔子、国学精神本身就是批判精神的。孔子身上本身就有反孔子因素，他思想本身就是辩证精神。孔子是活的，是变化的，孔子是实事求是的；不是一把尺子，供人拿着到处去比量的。谁把孔子当成尺子了，谁就不是孔子思想了。
社会现实之中把孔子当作尺子、本身却不是孔子思想，这种现象太多了。把孔子作为尺子，打着孔子旗号，行的却不是孔子精神，是充斥社会、充斥历史的现象。所以人们眼见的表面反孔和尊孔不是问题的实质，而反什么与尊什么才是关键、才是本质。就是这个道理，所说毛泽东“反孔”，关键并不是反对孔子，而是反对把孔子僵化、只是当作尺子，当成招牌，当成一块敲门砖，当成欺压人民的说辞。毛泽东是这么说的：“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荀子和他们一样，都值得我们尊敬，纪念，值得研究，因为他们的思想实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尊重。但是作为孔子的这套理论，它是唯心（听着有道理，但做出来会变成另一回事——田）的，主张政治倒退（用不好就变成服务于欺压人民的思想工具—田）的，不能接受的，至于说我们现在说批孔(鲁迅说)已经各朝各代梳妆打扮以后的孔，不是当年的孔夫子。”
毋庸置疑，古代、近代和当今中国，都有数不清以“尊孔”作为说辞办坏事、欺压百姓的社会现象。历代不少的王朝变坏，变为腐败无能，都是这么变的，所以起义、造反、革命都首先把矛头对准孔子。孔子在历史上既是治理社会思想意识，在不少情况下也是昏庸无能国君对人民的统治工具，是这个原因，反孔常是历代反对压迫口号。孔子思想、国学实行起来非常不容易，搞不好就变成统治压迫“口实”因而成为革命对象。所以统治也用孔子，革命造反或者用孔子思想作为口号或者也将矛头对准他/它来。社会现实事情总是复杂的，不像小葱拌豆腐表面就很清楚，不是什么人都能看清，甚至一般情况绝大多数人都会看不清。但不管情况如何，要想治理好国家社会，就必须积极入世，必须用现实性的儒家思想，用好了是儒家，用不好讨嫌的也是儒家，总是离不开它，又总是潜在两种后果，这正是儒学作为思想伟大的地方。
孔子是个伟大思想家，更准确说，主要是教育家。他为中华文化奠定了光辉灿烂传统。但现实中，他的主张屡屡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遵行孔子的人往往过于刻意，太把孔子僵化对待，比如今天只把他的思想强调为“和谐”，似乎孔子儒学除了“和谐”之外什么都不讲。其实孔子儒学也是讲抗争的；不能忘，孔子立像是佩刀的，刀干嘛用的？还不是自卫/抗争用的？但是孔子为政的一套，成功实在不容易，屡屡受挫其实很符合逻辑——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周游列国的经历是很生动的例子，颠沛流离，最后回到家安安静静修书。毛泽东是在这点上认为孔子不行，跟孔子不一样，毛泽东不光要抗争，而且要革命，他要推翻已存在的哪怕是强大的不合理政治，用革命解除人民大众的枷锁。在这点上毛泽东是很有效的、成功的；他表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毛泽东是前无古人之人，是绝无仅有的有资格批评孔子的人。本人一直把毛泽东看成是大儒，是个无可比拟的大儒，超越了儒，不是那种迂腐之儒。
所以毛泽东思想和孔子儒学、国学，不是能截然可分的两个东西，而是一脉相承的一个东西。本就是不分的，一多不分！看不到，才会把它们看成是独立的两个东西。它们是内在联系的，是人将它们看为独立，而不是它们本身是独立二分的。它们不是被外力条件硬是绑结起来的，是本身内在不分的。宣传毛泽东与国学二元对立的观点，是糊涂的不正确政治。没有人能逃离政治，只有为人民利益的政治才是正确的政治。所以做人必须得懂什么是正确的政治，你才对得起社会，对得起自己。
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孔子儒学、国学，于哲学逻辑，是和谐、不冲突的，其背后都是人与人相系不分、命运共同，也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道理，也是比较哲学讲的“一多不分”；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孔子儒学及国学在深层道理逻辑上都是“一多不分”哲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反倒是搞资本主义，它是“一多二元”的，是与“一多不分”逻辑冲突的，是真反孔子儒学、真反国学（以“一多二元”反“一多不分”）的。成问题的是，现实发生的情况是，人们用“附会”的概念（“一多不分”概念）和“附会”的逻辑（一多不分逻辑）来为自己隐蔽的“一多二元”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服务。是现实的打着儒学“一多不分”旗号，为自己做与儒学逻辑相反的“一多二元”事情遮掩，才引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一多不分”的主张打倒它。这种现象是充满历史过程的，都是拿“一多不分”挡箭牌遮掩“一多二元”私利目的的，是不新奇的。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典型的“一多二元”主张，居然能公开挑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孔子儒学以及国学，在都是“一多不分”正源的哲学面前大行其道，更是活生生事实。其实一点也不应该糊涂，谁不反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一多二元”意识形态，而在“一多不分”的思潮之间乱打一锅粥，就是在用附会的错误概念，附会的错误逻辑，做附会的错误题目。特别值得注意，中华文化传统从历史到今天一直总能不断出现的特色糟粕现象，就是两面派或两面人文化、形式主义的盛行，就是口里说一套，实际做另一套，打着冠冕堂皇幌子，却反其道而行之，也即是常言道“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根本原因在于整个“一多不分”中华思想文化传统浸透的汉语语言，留不下一点做“一多二元”私利私事的余地，所以在“一多二元”思维上，想做见不得人事的，必须要在“一多不分”话语下遮掩。这反倒使得我们要真想做正确事情，必须先把现用话语的概念和逻辑搞懂，否则必会变成我们心里缠绕不绝的困惑与纠结，现实走了南辕北辙的路，却浑然不觉甚至自鸣得意。
八、我们要的是毛泽东思想新国学的企业文化
有人说：“毛泽东思想跟企业文化连得上吗？”
这个问题的蕴含其实是发问者将自己视为是跟毛泽东站在对立面的；因为毛泽东思想不仅不是与企业文化不搭界，而是息息相关。毛泽东有大量深刻缜密的如何搞好人民企业，搞好社会主义经济，防止企业重新走到资本主义那一套去的思想。毛泽东对待的企业不是一己私有的，而是人民所有、国家所有的。正是如此，毛泽东关乎企业生存的文化不是今天社会流行的“一多二元”意义“市场经济”的私人资本利润增殖最大化的企业文化，而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多不分”文化。
我们有必要问问自己，毛泽东和今天的我们，谁更是国学或中华思想文化继承者？谁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谁更是社会主义者？如果我们更是国学或中国思想文化继承者，我们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更是社会主义者，那么我们的活法、想法、说法和做法更应该是“一多不分”的，而不是一多二元的，就更要认为企业中的人与人、企业与社会是相系不分，企业本身和企业与社会都是命运共同体，人与人不是竞争对手的、不是追求一己之私利益的、不是视金钱及属于一己的幸福为至上地位，以至不择手段。企业不应该是一个人与人隔膜无缘、非人性压榨劳动力剩余价值的绞肉机，而更是一个温暖、人与人相亲相爱的大家庭或精神家园。毛泽东与今天的我们，谁更是带领中华民族走向更成功过未来的人？成功的代价是什么？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成功的结果是一多不分、人们更相亲相爱，还是走向了一多二元——即使亲人，也变成了怨偶？毛泽东与今天的我们谁对资本主义更亲? 谁对道义与善行的感觉更为淡漠？毛泽东与今天的我们，谁更充满改造世界、改造自己的精神？谁更是在“与时俱进”的说辞之下，接受现实，接受全球资本主义力量为人类设置的一切，让人类走向危机的设置？
我们今天怎么办？作为人类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文化，要的是什么企业文化？我们难道不应该找一找国学正源的精神？找回传统？找回马克思主义、找回社会主义和找回毛泽东的思想和精神？我们难道不应该想一想，我们是继续按照个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我们设置的路亦步亦趋，还是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一条中国人自己的路，一条“一多不分”的路？我们难道不应该认识到，个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我们设置的存在，其实是很不合理的？我们难道不该认识到，什么是走向现在西方正说着的“后现代”人类企业生产，不应该去实现朝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的伟大历史转折？
我们当今必须的，是毛泽东思想作为国学灵魂的企业文化！它是什么文化？是“一多不分”的！而“一多二元”不配称是“文化”！它不是“文化”；因为只有人才有文化，从人与人不分关系出发的思维、说话、做事才是文化，人与人不讲同命运、只讲像动物那样丛林竞争的思维、说话、做事不配称为“文化”；只有人干事情才是文化，是因为人干的必须是有利于共同命运的是才是！人的文化就是人与人的分不开关系，人与人为命运共同而干事业。“一多二元”没有“人”的概念，没有“人与人同命运”概念！“人”是什么？“人”是没有联系的单子个体，“人”没有人性、只有欲望和私利，人与人自然性地置对方于死地，这都不是人与人命运共同意义的文化，而是动物性，是进化论的你死我活，不是“文化”这两个字的含义。而“一多不分”是共同命运，人民的命运，个人与社会的不分命运，人与天地自然运行的不分。“一多不分”，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多二元”，就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就是一己发财致富、私人资本积累无限制为逻辑的社会运行机制！什么才是我们人类想要的企业和文化？人要生存，要活得好，是绝对不能脱离人与人关系的！这是个再平白无饰不过的真理。
企业家不应该是资本家，而应该是人民事业管理者。“民营”不该是私营，而应该是人民事业。有志气做一个当今时代的企业家，就不要把自己放到现成的“企业家”（资本家）的模具当中。西方现代启蒙以来 “一多二元”虚构假设的经典个人自由主义“企业家”（资本家）模具必须要打破。企业家必须是人民的豪杰，必须是有远见、观大局、讲战略的大手笔，这是人类历史新纪元史无前例地对“企业家”的崭新要求。企业家必须首先是哲学家、政治家、战略家，是在此前提下作“战术家”（智慧的企业运作者）。这是全新的企业、全新企业文化，是甩掉“一多二元”哲学的。它是“一多不分”/“一分为二”（辩证法）哲学与“人民至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而非“个人至上”立场的全球视野、全人类视野的企业、企业文化与企业运作。
毛泽东要求今天的我们，要做一个最终目的为世界人民服务的企业家。中国企业家要与西方现代企业家不一样。因为我们是这块“一多不分”文化土壤孕育的企业家，因此必须是“一多不分”思想家的企业家。“一多不分”的下意识使我牢记，我与世界所有人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我做的企业，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第一目的，不以私有资本增值为第一目的。我做的，是有利于人类持续生存发展的企业。善待职工、服务社会、放眼世界、保护生态是我做企业天经地义的应有意义。“一多不分”的广阔胸怀可让我调动的力量是家庭、亲情、职工、社会、天地、宇宙，不一而足；“一分为二”将我塑造为一个思想家类型企业家，使我外圆内方、游刃有余，与祖国人类共进退，立于不败之地。
（北外专家楼2016年11月25日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