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科技救国？

　　至此，我们从公权力和经济运行机制两个视角，观察了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史实证明，这两个领域内在运行机制的根本性质，导致了社会矛盾一次又一次的积累，和一次又一次的大动荡。以至于轮回的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

　　清末的严复，在比较中西社会时，指出“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严复《论事变之亟》)此后，“进步”的观念深入人心。国人无不希望摆脱轮回而踏入“进步”。而学界乃至全社会，有相当多的人将进步寄望于科学技术，以为有了科学技术，国民就可以摆脱愚昧，社会就可以理性化。理工科出身的笔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抱有这个坚定的信念。

　　然而，几十年的生活经验，令笔者无法再先验地盲从这个信念。于是不得不从科技发展与历史演化的视角，观察这一问题。

　　在当代人的眼中，社会演化被分为“进步”、“退步”两个方向。科技则被视为重要的“进步”因素，近代中国的社会悲剧被很多人归结为科技落后。科技救国成为很多人(也曾包括笔者)的梦想，当代中国的困境，很多人指望靠科技进步和创新解决。相关文章连篇累牍。然而笔者孤陋，至今未见有说服力的论述，说明“技术进步”与“创新”何以能引导社会走出困境。

　　为此，让我们先从科技与社会的关系这个视角开始观察。

　　10.1汉阴丈人看李约瑟难题

　　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李约瑟，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

　　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在李约瑟的眼里，难题在于理解十六世纪前后东西方格局的差异。而中国学者们则更关注问题的后一部分：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并对此提出了诸多解释，包括：小农经济、分工不发达、缺乏冒险精神、外敌入侵、中庸之道、三纲五常、缺乏市场经济、缺乏民主制度、缺乏专利与股份制度、缺乏交流与交通、缺乏古希腊科学哲学思想、缺乏解放普通劳动者的发明思想、迷信落后、重文轻技、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文字的逻辑性缺失......。

　　对李约瑟问题后半部的强烈关注和列出的诸多解释，反映出中国学者们一个潜在的共同假设：科技发达是值得追求的，是解决现实困境的有效途径。中国的落后，科技不发达是重要的原因。只要找出这个原因，并加以克服，中国的科技就可以发展起来，进而带领中国的复兴。这个思想早在清末民初迎接“德先生”、“赛先生”时，就已深入人心，“科学救国”是数代国人的梦想。

　　然而很少有人思考，这个不言而喻的前提是否可信?倒是两千多年前的庄周，写下了一个令人不解的寓言：

　　“子贡南游于楚，反於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昂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 [yì] 通‘溢’。水满出)汤，其名为槔。’

　　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庄子•天地》

　　《庄子》中的这则寓言非常著名，论者多由此讨论道家对技术的态度。而令笔者感到纳闷的却是，那个年代对待技术，为何有汉阴丈人这样的态度。

　　庄周(约前369年—前286年)生活于战国时代。以今天的技术水平看，那实在是一个“初级阶段”。我们眼前、身旁随便一个东西，如电灯、汽车、手机、电脑、微波炉、电梯之类，对那时的人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有那时的人来到我们之中，再回去将所见所闻告诉同伴，他们会怎么看待我们?----神!

　　笔者记得，年轻时看到任何新技术都会痴迷，不管懂不懂，都要琢磨一阵。将“机事”与“机心”联系起来，进而做出价值判断：“羞不为也”，这对年轻的我根本就匪夷所思。子贡向汉阴丈人介绍的桔槔，只是基于杠杆原理的一种简单机械，不是轰炸机、原子弹，根本看不出任何负面的社会作用，那汉阴丈人为何对技术作出了价值判断，而且是极端负面的判断?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有人看到了技术的负面作用，而且后果很严重。

　　生活在战国时代，庄周最可能读到的是春秋五霸、商纣、夏桀的历史经验。对庄周而言，春秋是480年前的事，相当于我们之于明末;商亡是760年前的事，相当于我们之于北宋末期;夏亡是1333年前的事，相当于我们之于初唐。隋、唐、宋、元、明灭亡的教训一直是学者探讨的热点，可以想见，春秋五霸、商纣、夏桀的历史经验，一定引起了庄周的深思。在这些案例中，没有一个是因为技术落后而亡的，相反他们都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技术，都曾展现出当时最绚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此外我们还有更早的历史经验。

　　10.2 良渚：兴盛与消亡

　　1936年，浙江省省立西湖博物馆年轻考古学者施昕更，在余杭良渚镇，首次发现了大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石器。此后不断有新的发现。2006年，在东苕溪和良渚港之间，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古城，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古城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据此，有学者认为，在公元前3000-2000年间，在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出现过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良渚文化。而良渚古城就是其“国都”。

　　这是《史记•五帝本纪》中从黄帝到帝舜的时代(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089年)，史学家称其为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与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前2400年-前2000年)大体同期。以当时的背景看，这是一个技术相当先进的文明。

　　技术进步首先表现在农具方面，种类增加，分工明细，有扁薄的长方形穿孔石斧、有石锛、石镰、千篰、木杵、石杵等。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现，是从耜耕(耜：[sì]原始翻土农具“耒耜”的下端，形状像今的铁锹和铧，最早是木制的，后用金属制。)阶段向人力犁耕过渡的转折点和里程碑。

　　在平湖市林埭镇群丰村良渚文化遗址还发现了一个大型石犁，通长106厘米，石犁头部由3件组成，总宽44厘米，犁头的尖端部呈等腰三角形，有3个穿孔，犁头的两翼部分长29厘米，翼部有两个穿孔。木犁底部长84厘米，在尾端有装置犁辕的榫口。这是至今发现的最早的带木质犁底的石犁。专家推测像这样1米多长的大石犁，只有用牛等大型牲畜才能拉得动。可见良渚时期已开始使用畜力。

　　从耜耕到人拉犁到使用畜力，反映了良渚的生产力发展。人力拉犁在本世纪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还有使用，称为木牛。据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调查，锄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担田(6担田合1亩)，木牛耕田两人一天可耕4担田，如果是牛拉犁，则一人一牛可耕14担田(宋兆麟，《木牛挽犁考》农业考古1984，第一期)。由此可见当时生产效率提高之明显。犁最先出现于良渚，以当时的眼光看，它无疑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率先实现了当时意义下的“现代化”。

　　然而，这样一个在当时水平下技术高度发达，理应具有极强竞争力的文明，却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学者们考察了江南地区古文化层叠压关系，发现在江南绝大部分地区，叠压在良渚文化层之上的是“湖熟文化”和“马桥文化”，而“湖熟文化”、“马桥文化”最早墓葬的时代为西周(公元前1050年-公元前 771年)早期。这个地区出现了整整一千年的文化空白。一千年是什么概念?从现在一直回溯到北宋!常州武进区博物馆馆长、副研究员林志方据此判断：“可证江南地区良渚文化消失。”(林志方 《江南地区良渚文化的消失及原因》)

　　对良渚文化消失的原因，学术界有两类视角。

　　一类归因于外：如海侵、洪水，其证据是一些遗址发现淤泥层。但有淤泥层的遗址散见于无淤泥层的遗址之间，无法证明当时发生了大范围的、足以毁灭文明的水灾。

　　另一类归于内：考古发现良渚墓葬中基本上都有随葬武器(石钺、玉钺、箭镞等)，可见当时战争之频繁。良渚古城墙厚40-60米，远超过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西安古城墙(底宽18米，顶宽15米)，聚落遗迹和墓葬级差明显，证明这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因此在2005年12月16日杭州召开的全国良渚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认为“是对外征战，加上内部集团矛盾激化、内耗加剧，自然环境恶化而最终走向消亡。”(《全国良渚文化研讨会出新说》杭州在线新闻网站)

　　在这样的社会中，技术进步扮演着什么角色?除了土木工程和造武器外，它被大量倾注于祭祀所用的玉器制作，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钺。良渚玉器多为透闪石，其硬度达摩氏4-6度，可谓“难施锥刃者”。在那个新石器时代，连铁都没有，更谈不上高碳合金工具，但造出的玉器却精美异常，如有的玉琮在其四面各雕刻有一个人，长宽分别只有3厘米，不但有冠、身躯、胳膊、手指、腿，细微到眼睛、鼻子、嘴、牙齿甚至指甲都一应俱全，而且身上还刻有花纹，堪称一幅微雕作品。可见当时的社会向制玉业投注了多少技术资源。

　　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统治精英关注城墙和武器可以理解，对不能吃不能用的玉器为何也如此关注?难道仅仅是奢侈?

　　回顾第一章1.2节引述的“绝地天通”故事，掌握了天文知识的精英集团垄断祭祀权，是其垄断公权力的基础。在《国语•楚语下》中，大巫师观射父一边对楚昭王讲述“绝地天通”的故事，一边讲了精英集团的祭祀规则：

　　“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时类、岁祀。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时。天子遍祀群神品物，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礼，士、庶人不过其祖。”

　　人间的等级反映在祭祀上，时空万物都归王者祭，其余的人随身份而递减， 到了“庶人”可祭的只有自己的祖先，否则“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你那是越级上访，犯上作乱!

　　可见祭祀实际是意识形态控制。如果城墙和武器用于控制“山中贼”，那祭祀就用于控制“心中贼”。王阳明说:“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而玉琮之类的玉器，正是祭祀用的礼器。“先礼后兵”的成语，通常用于战争层面，其实它更是治国层面的原则。可见，精英集团将大量技术资源投向礼器产业，绝非出于奢侈性需求，其实是在追求“维稳”。

　　礼器的重要性，可从老子对那个时代的观察看出：“故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礼”。道、德、仁、义荡然无存，“礼”成了维系社会的最后力量。如果说道德仁义是对内心世界的诉求，那礼就是外在的行为规范。道、德、仁、义很难与森严的等级社会协调，而礼却可以对不同身份的人做出不同的规定，使等级差别合法化。

　　据学者考证，发生“绝地天通”故事的颛顼(zhuān xū)部落，源于以鸟为图腾的少昊部落，属当时的东夷集团，而良渚文化亦属东夷集团，“绝地天通”与良渚制玉业的畸形发展应有内在的联系。

　　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祭祀使用玉器，到了青铜器时代的商，祭祀就用鼎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司母戊”大方鼎出自商代晚期，长方、四足，高133厘米，重875公斤，是现存最大的商代青铜器。其制作之精美，技术之高超，令人叹为观止。鼎的遗泽流传悠远，窥测权势称为“问鼎”，夺得权势称为“定鼎”，张扬权势称为“一言九鼎”，权势显赫称为“鼎盛”。直到2007年农历七月十五(鬼节)，大庆市还在主城区的32个路口摆放93个祭祀鼎，供市民“文明祭祀”。(《农历七月十五传统祭祀日将至 93个祭祀鼎上岗》2007-08-27 大庆网)

　　于是我们看到，技术力量的投放，主要取决于精英集团的需求。良渚的精英集团将技术力量投放到应付底层反抗上，导致了高度发达的建筑业、兵器工业和礼器工业。却无法避免社会矛盾的激化，这样一个掌握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的最先进的文化崩溃消亡了。

　　石犁显然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无疑可为整个社会带来可观的福利，这似乎在印证“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然而技术不仅可用于生产力，也可用于强制力。如果良渚的墙与钺代表着物质强制力，那璧与琮则代表精神强制力。从另一个角度看，生产力与物质强制力属物质文明，精神强制力属精神文明。无论生产力还是强制力，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在精英集团手中都是争霸称雄的手段。无怪乎庄周笔下的汉阴丈人将“机事”与“机心”相联系，并进而做出了负面的价值判断。

　　庄周生活于良渚文明消亡2600多年以后，那个年代之于庄周，恰如春秋之于我们。他可能获得有关良渚文明的信息吗?

　　民俗学研究发现，许多没有文字的民族，靠口口相传，将数千年前的信息传到了今天。2009年春天，学者们发现了与《诗经》同时代的苗族史诗《亚鲁王》，苗族没有文字，靠东郎(歌师)口头传唱至今，其间至少2500年(见《“亚鲁王”：新世纪以来民间文学的最大发现》2012年3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77期)。良渚时代的信息或许也可这样传到庄周的时代。

　　在临平玉架山良渚遗址发现了一块直径24.6厘米的大玉璧，上面有两个刻符。学者们猜测，这是早期文字的雏形。如果当时存在实用的文字，它们大多应在竹、木、织物上，在潮湿易腐的长江、太湖流域，很难保存至今。但保存一段时间，被其后人发现，并辗转相传，直到为庄周所知，这并非不可能。毕竟庄周当过“漆园吏”，在那个“学在官府”的年代，有条件接触到当时的藏书。与庄周同样生活于今安徽亳州，但时间更早的老子，写下了极为深邃的道德经，没有大量的共同生存经验，仅凭个人的大脑，这是不可想象的。老子早年当过周朝的柱下史(也称守藏室史)，分管王室四方文书。道德经的深邃从一个侧面暗示我们，当时文献记录之丰富，可能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严文明指出：良渚文化的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包括余杭良渚，还有嘉兴南、上海东、苏州、常州、南京一带;再往外，还有扩张区，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苏北部，接近山东，良渚人为了占领这里，还曾经打了一仗;再往外，还有影响区，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带。可见它曾经影响了半个中国。(《浙江良渚遗址发现五千年古城》浙江日报 2007-11-30)。连远在四川盆地的三星堆、金沙遗址都发现了“典型的良渚文化玉琮”，可见它的影响传播之远。基于如此广大的影响面，其信息传到庄周时代并非不可想象。

　　良渚并非新石器时代社会瓦解的唯一案例，在回顾第一章1.4节提到的，陶寺文化晚期墓葬中暴烈的人为破坏，在科技领先的黄河流域，也发生了类似的惨剧。

　　庄周以后，类似的教训仍在不断重复，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汉、唐、宋、元、明，都达到了当时全球科技的高峰，它们或亡于内乱，或亡于经济、技术落后的外族。

　　以当今文豪们最为神往的宋为例，金朝发动攻宋战争之初，估计不过100多万户，而宋徽宗时期全国总户数超过2000万，近20倍于金。金处于渔猎游牧阶段，没有固定的财税制度。而北宋“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且主要用于军事，“六分之财，兵占其五”(陈襄《古灵集》)。金军总数不足20万，兵临开封城下者“大约不过八万人”(《宋史•邓肃传》)，而宋朝的军队总数则在百万左右。至于装备，宋朝极为重视科技强军，“器甲铠胄，极今古之工巧;武备之盛，前世未有其比。”(沈括《梦溪笔谈》)，而金朝初期的兵器制作相当粗糙，中期以后的才有所改进。于是，论者将金灭北宋归之于金的“野蛮”。恰如一部老电影里，国军将领将自己的失败归之于共军的“狡猾”。

　　面对人类社会这类一再重复的、惨烈的共同生存经验，作为沉思者的庄周会得出什么结论?

　　10.3 情景剧：站在那个时代的观察

　　我们不妨转换视角，假设战国年代有这样一类人，他们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其一，他们属于精英集团，无需为一日三餐耗尽精力，有暇思考一些在别人看来是杞人忧天的问题;

　　其二，因为属于精英集团，在那个“学在官府”的时代，他们有条件受到教育，不会因为学费或生计问题而失学，并有机会接触到只有官方才可能拥有的史籍。

　　其三，他们属精英集团的下层，升官、发财对他们而言，或者无望，或者无意。对他们而言，思考社会整体、长远问题远比官场攀援、商场竞争有吸引力。

　　以今度之，这样的人肯定极少，且一定被会视为不食人间烟火者，他们分散在茫茫人海中，孤独而怪癖。姑且假设其中有一位，名叫“汉阴丈人”，他有机会接触到从良渚到夏桀、商纣、春秋五霸的史籍，并正在经历当时七国争雄的历程。他会怎么看待技术问题?

　　首先，他会观察到技术的巨大力量，拥有先进技术的集团在竞争中往往会取得明显的优势。

　　其次，他会观察到，人们本能地追逐更有效、更强力的技术手段。每个朝代中技术都有明显的，有时甚至是迅速的进步。《考工记》据信出于齐国稷下学宫的学者，于春秋、战国之交编纂，战国中晚期补充。它相当系统地记载了当时达到的技术水平。书中介绍了生产工具、交通工具、饮食用器、兵器、以及礼乐之器及宫室等各种建筑物的设计规范、制作工艺和检验方法，记述了木工、金工、皮革工、染色工、玉工、陶工等6大类、30个工种，涉及到数学、力学、声学、冶金学、建筑学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总结。这显然远超出了良渚时期。

　　第三，他会观察到，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大多为精英集团获得，而平民集团得到的只是更加强化的管制、远超出维持生计所需的劳动。

　　第四，他会观察到，社会对技术的投入方向，取决于精英集团的利益，而精英集团的核心利益在于控制社会，在于宗教祭祀(意识形态控制力)和军事(物质控制力)方面，所以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所以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决定了技术资源投入的绝对重点。

　　第五，他会发现，尽管精英集团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而平民集团则显得无知、愚昧、孱弱，精英集团最终总会被暴动的平民集团扫荡殆尽。

　　第六，他会注意到，大动荡后的社会，新的精英集团又在“重复昨天的故事”，又在靠技术力量强化自己的特权地位。

　　于是“汉阴丈人”将社会动荡归因于“机心”，视技术为“机事”----“机心”的工具。

　　情景剧中的另一位角色不妨取名“子贡”，这是位勤学的高材生，教育系统告诉他“效率优先”是神圣的原则(“吾闻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见功多者，圣人之道也。’”)。事实上，子贡践行“效率优先”卓有成效，是当时显赫的大商人。当他在路上看到了“汉阴丈人”的笨拙后，好心地向他介绍机械化的益处，不料换来一番讥讽，被噎得几乎无以自容，走了三十里后，才缓过劲来(“卑陬失色，顼顼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后愈”)。

　　其实，技术何辜?技术能有效提升生产力，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人们在历史上也一再看到，在社会矛盾的积累过程中，技术起到了强大的助推作用，在社会大动荡中，技术提供了越来越大的破坏力。我们或可归咎于精英集团的自私与短视，但大多数新生精英集团的成员都来自原来的芸芸众生，都曾饱尝老精英集团的虐政，也曾总结过其教训，为何仍然难逃覆辙？

　　如果我们将文明社会看作一个孩子(相对于演化了上亿年的生态系统而言)，那技术就是孩子手中的“刀具”，这孩子用这“刀具”一方面明显强化了自己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使自己君临于所有物种之上;一方面一次次将自己斫得鲜血淋漓。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孩子改进“刀具”的能力事实上在逐步积累，庄周时代的“刀具”已非良渚时代可想象，而今天的“刀具”更非庄周时代可臆测。然而，这孩子使用“刀具”的智慧却了无进展。

　　今天，全球化将整个人类社会连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命运共同体，但组成这个“共同体”的却是一些相互敌视的群体。人们看到，大量的货币集中在极少数精英分子手中，他们还在力图“以钱生钱”，而负责提供利润的只能是芸芸众生的购买力，而这些购买力已远不足以喂饱饕餮的逐利资金。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09年10月16日报告：全世界的饥饿人口数量已突破10亿，粮农组织那位束手无策的总干事迪乌夫只好诉诸绝食(《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迪乌夫绝食 呼吁消除饥饿》)2009-11-16国际在线);而最大的粮食帝国美国却在“反恐”的名义下四处出兵、威风八面。“共同体”中的强势者扮演着与古埃及、良渚时代精英集团相似的角色；而无望的弱势者，其心态一如诗经所云“时日曷丧，予与汝皆亡！”，这就是“恐怖主义”愈剿愈烈的原因。而此时的“刀具”已足以要了文明社会这孩子的性命。

　　“汉阴丈人”显然没能找到问题的答案，于是他主张扔掉“刀具”。用道家的话说，这叫“返璞归真”。今天我们知道，这“璞”与“真”不过是人类演化历程的出发点：与生物圈中其他物种类似的状态----在各物种间相生相克的关系网中挣扎。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愿意寻找答案吗？有能力找到答案吗？

　　10.4 “祀与戎”

　　史实告诉我们。科技发展不可能解决政治与经济运行机制的症结。然而，科技确实在发展，而且有了巨大的发展。那科技发展的重要动力与方向何在?

　　在第一章里，我们观察了私有制社会的形成过程，它由三个相互关联、先后展开的子过程构成：知识资源私有化、公权力私有化、生产资料私有化。这一过程进行了数千年之久才完成。在这一过程中，精英集团实现了对这三类资源的“赢家通吃”。

　　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不短于三千年的过程中，科技首先通过保障“祀与戎”的能力，服务于公权力私有化过程，而私有化的公权力则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化的外部环境。史实告诉我们，在私有化发展的过程中，科技主要被用于催生可攫取的财富和保障攫取能力方面。

　　在私有制已确立的社会中，科技主要掌握在“产、官、学”一体化的精英群体手中，“祀与戎”依然是科技投入的重点。

　　相比较而言，保障攫取能力明显重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祭祀的鼎为例，《春秋左氏传》载夏初铸九鼎，但至今发现的鼎中，有无夏鼎，尚在争议中。一些疑似夏鼎显得原始粗糙，与之相比，商鼎、尤其是周鼎精妙、巨大，无与伦比。可见在礼器工业上取得了多大的进步，其背后则是投入了巨量的科技资源。而夏代的农具主要是木、石、骨、蚌器，到了西周仍主要是木、石、骨、蚌器。与礼器工业相比，在生产工具上的科技投入明显小得多。

　　在农业社会中，科技一方面导致生产力发展，一方面加强精英集团兼并土地、镇压反抗的能力，结果兼并土地的浪潮愈演愈烈，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沦为雇工、潜入深山的“棚民”、流入城市的游民，终将造成干柴遍地、星火燎原的态势。

　　社会进入货币经济后，历史告诉我们决定科技投入主要方向的，是产、官、学一体化的精英群体，他们最大的选择方向是利润极大化。而全球化使其作用的场域覆盖全球，一个就在眼前的实例是：用电子信息网络使逐利资金可瞬间在全球流动；另一个更持久的明显实例是：军备始终是科技投入的首要领域，而战争一直是聚敛财富的高强度手段。两者交互促进的结果，导致了大片地区看不到出路的贫困，导致了激进思潮和恐怖主义的泛滥。

　　可见对生产关系而言，科技只是“工具”，这工具用于何方，端视其拥有者的选择。可见对于科技，与其寄望于它可以带来光明的前景，不如研究它的投入方向。事实告诉我们它取决于现实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不是笔者，而是令主流学界头痛的毛泽东，他早就指出：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

　　人类要摆脱西西弗斯的命运，需要的不是技术进步，而是智慧。中国的老庄孔墨、以色列的耶稣、印度的释迦牟尼、西亚的默罕默德都在启迪人类的智慧，毛泽东更是希望“六亿神州尽舜尧”，结果呢？老邓一句“让少数人先富起来”，就摧毁了毛泽东多年的努力，国人卷入了“向钱看”的狂潮。而今社会败象尽露，却少有人从智慧这个层面反思。主流学界连同执政当局还在将期望寄托于理论上说不通、实践上被反证的“技术进步”。岂不悲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