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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第一支敌后武工队队长张英的故事
灵犀一指
1942年5月1日，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茨亲自指挥日伪军5万余人，采取“铁壁合围”、“反复合击”、“分区清剿”以及“辗转抉剔”等战术，并派遣特务队、快速讨伐队相配合，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企图一举消灭冀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完全控制冀中地区。
日伪军在这次残绝人寰的大“扫荡”中疯狂捕杀八路军和抗日干部，滥杀无辜，奸淫妇女，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建据点，修岗楼，挖封锁沟。一时间，冀中平原炮楼碉堡林立，沟路成网。冀中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根据地大部分变为敌占区，部分变为游击区。同时，冀中军区部队受到重大损失，地方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遭到很大破坏，群众伤亡、被掳5万多人。冀中平原上村村冒烟，户户戴孝。
为了粉碎敌人“寻找主力，捕捉领导机关”的阴谋，保存有生力量，冀中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突破敌人合击圈，跳到平汉路西，由内线转向外线，到北岳山区休整部队积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而分区下属部分部队则化整为零，就地坚持斗争，根据形势的变化，转变斗争策略和组织形式，创造出生存和斗争的新形式。冀中七分区率先决定成立敌后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敌后武工队同其他主力部队或地方武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和工作队。武工队要深入敌占区，通过散发宣传品、围碉喊话、召开伪军家属座谈会和伪乡保甲长座谈会，讲解抗战形势，晓以民族大义，瓦解伪军伪组织，坚决镇压铁杆汉奸，摧毁、改造伪政权，并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发展统一战线，开辟和恢复根据地。
“共产党还在，八路军还在！”
1942年5月13日，担任冀中第二游击总队敌工科长的张英奉命组建武工队，由他担任队长兼支部书记。那年他还不满21岁。
在定县沙河南岸西城村村西的一片枣树林里，已脱下军装、一身农民打扮的张英同兼任地委城市工作部副部长和分区敌工科长的指导员崔希哲一起，召集首批30多名武工队员开会，宣布分区关于成立敌后武装工作队的决定，同大伙一起研究今后的任务和行动计划。这30多名武工队人员都是从敌工、锄奸、民运等部门和战斗部队选出的骨干，为了能够经受残酷环境的考验，不仅要求立场坚定，作战勇敢，还要机智灵活，能文能武。
冀中七分区政委吴西临赴平汉路西前，亲手将一幅印在布上的冀中作战地图送给了张英，那是他使用多年的“宝物”。冀中区党委宣传部长周小舟向张英交代任务时说：“在敌人疯狂的大‘扫荡’中，有你们这样一支小队伍存在是很可贵的。你们要集中与分散相结合，注意保存力量，让老百姓经常看到你们的活动，让群众知道，共产党还在，八路军还在!”。
“让老百姓知道共产党还在，八路军还在!”这神圣的使命让武工队员们热血沸腾，更感到了肩上担子的分量。夕阳西下，张英带领冀中第一支敌后武工队，从枣树林走向青纱帐间，走向沙河两岸，走向滹沱河畔，在残酷的岁月中，依靠人民群众，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战斗，用他们的智慧和勇敢，为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冀中人民点燃心中胜利的曙光!
“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
1942年下半年～1943年春是抗日战争最残酷、最艰苦的一段。那时，武工队坚持在敌人鼻尖下活动，昼伏夜行，有时一夜就要转移好几次。张英一冬天没脱过棉衣裤，往裤腿里一抓就是好几个虱子。为了随时行动，他把德国造驳壳枪去掉皮套，直接插在腰间，晚上则枕在头下，子弹上膛，和枪寸步不离。他还让步枪班把枪托锯短，藏在棉袍内，既隐蔽又机动。
武工队经历了多次生死考验，有两次战斗张英至今还记忆犹新。
一次是在1942年秋的一天，张英带一个分队到定县水磨头村分散隐蔽，准备晚上集中行动，不料同敌人不期而遇。敌人很快上房“压顶”围了上来。本来在敌占区遭遇敌人是家常便饭，可由于武工队对这个村不太熟，情况就复杂了。他们迅速钻进房东家的地道，可发现这只不过是一个简单的小地洞，而且敌人很快找到了设在粮食囤下的洞口，把武工队十几个人全堵在了地道内。如果敌人向洞内灌烟灌水，那就全完了。
在这危急时刻，张英让两名队员把住洞口，顶住敌人，另派两名队员寻找有无其他出口。他们在黑暗中摸到一块松软的泥土，捅开了一个洞，洞口就在院门旁边，盖着草捆子，外面敌情不明。张英想，在紧急情况下，狭路相逢勇者胜，只有不怕牺牲，才能抢得先机，战胜敌人，于是果断地命令：“冲!”随即带领队员们猛冲出去，向四面甩出几个手榴弹。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张英已带领分队冲出村庄，脱离了险境。
另一次是在1943年5月，分区副政委甘春雷率分区部分机关从路西回来，住在庞村。22日晚，张英率全体武工队百余人在分区驻地庞村和李村店敌人据点之间的程旺村驻下，以便掩护分区机关。程旺村离敌人仅半公里路，在村口就能看见东北方向敌炮楼的灯光。午夜时分，派到村西南沙土岗警戒的步枪排意外地听到了日本鬼子叽里哇啦的说话声，派向村东、村北的侦察员也都发现了敌人。张英闻讯立即判断，这次日本鬼子亲自出动了，并调来大批伪军，显然是有备而来，情况万分紧急!但敌人似乎并未发现分区机关。武工队宁可暴露自己，也必须牵制敌人，掩护分区。
这时，敌人已上房包围了武工队落脚的院子。张英赶紧组织突围，命令步枪排监视房上的敌人，不让一个下到院里来，然后，自己带第一、二手枪分队向东南方日本鬼子和伪军的接合部突围。但是，第一次突围失败了，所幸没有伤亡。穷凶极恶的敌人更加嚣张了。在这危急时刻，张英想，越是危险的地方可能越安全，东北方向是李村店据点，敌人的兵力可能反而少些。
于是，他果断调整部署，令步枪排殿后，自己冲在前面，率手枪分队向东北方向突围。突到村东口，武工队一排手榴弹集中投向敌人，趁着被炸飞扬的尘土和弹片的掩护冲出村子。为了吸引敌人，掩护分区，张英又指挥一个步枪班，依托村东坟地掩护队伍向同庞村相反的东南方向突围。敌人的火力紧咬不放，机枪、大炮打得极凶。突然，一阵头晕，一股强大的力量将张英掀倒，他的左腿连中7发子弹，腿被打断，负了重伤。武工队员们拼死与鬼子激战。鬼子把他们使用的山西造冲锋枪当成机枪声，不明武工队是什么部队，一时不敢贸然追击。张英指挥大家抓住这一机会迅速撤退，又一次胜利突围。
锄奸反霸，虎口拨牙
说起当年锄奸反霸、分化伪军的敌军工作，张英用了几个十分生动形象的词来概括：一个叫作“掏麻雀”、“掏窝子”，一个叫做“炮楼喊话”、“谈话教育”。武工队经常配合敌工部门，打击作恶多端、死心塌地的叛徒汉奸恶霸，不管在哪里，都能把他“掏”出来;对多数伪军则策反攻心、分化瓦解。因此，汉奸恶霸最怕武工队。
1942年冬天，定县沙河北岸某村一个投敌汉奸带着几个伪军回村杀害了几位共产党员，当晚未回城，留宿在家。听到消息，张英立即派人侦察，摸清了这个家伙住在哪街、哪门，睡在哪个炕，半夜带领武工队摸进村，在周围布置警戒，派一分队长张浩林等潜入该汉奸家“掏窝子”，将其抓到村外，用刺刀挑死。第二天，武工队张贴大红纸书写该汉奸的罪行，以抗日政府的名义宣判并执行其死刑。消息传开，威震四方，汉奸恶霸心惊胆颤，狠狠打击了敌人的气焰。
丁瑞达，作恶多端，民愤极大。武工队将其罪行印在传单上，还画上他的头像，并四处散布要“单敲”他的舆论。一次，伪军从据点出来，都不敢和他靠近，同他拉开距离。于是张英指挥步枪班，远远一枪就打他个“倒栽葱”，真正成了“单打一”。
“单打一”成了对敌伪首恶必办的一个创造，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作用，打得汉奸人人自危，纷纷让家属通过关系找八路军、武工队，给自己留后路。
收拢、护送失散干部
在“五一”反“扫荡”的激战、突围中，一些部队干部、战士被打散;一些地方政权暂时遭到破坏，不少地方干部也同组织失去了联系。这些同志通过地下党组织找到武工队。于是张英带领武工队担负起护送干部过路的任务：隔一段时间，便集中一批失散干部，武装护送他们过平汉铁路。
平汉铁路是日军侵略华北的一条南北交通大动脉，也是封锁冀中根据地的一个大屏障。敌人对它实行了极其严密的封锁：铁路两侧挖有八九米深、3米多宽的封锁沟，沟底埋着尖木桩，有的地段还放了水，隔不远设一个岗楼，岗楼上养着狼狗，铁路上装有探照灯的巡道车每半小时搜索一趟。越过铁路的难度可想而知。
1942年秋的一天晚上，张英率武工队亲自掩护冀中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王奇才、宣传部长李继之、九分区司令员韩伟等几位领导干部过路。他们利用刚收过玉米的青纱帐，迅速接近铁路。张英布置步枪班封锁两端的岗楼，抓住巡道车来回巡逻的间隙，武工队员两人架一位，快速帮助干部们越过铁路，奔跑一二十公里路才停步。有时武工队遇到年大体弱的领导干部，就要经过内线关系，化装成老百姓，合法护送。
在不长的时间里，武工队先后将100多位干部安全护送过路，为保护干部、减少损失、保存革命骨干力量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铜墙铁壁“堡垒户”
敌人遭到武工队的多次打击，对武工队又恨又怕。日军驻定县城的长江大队在伪新民报上登报通缉，以500块银洋悬赏捉拿张英。
张英负伤后，由于行动不便，目标更大，处境非常险恶。“白皮红心”的村长王殿基便将他隐藏安置在小辛庄一家“堡垒户”家。天黑敌人缩回据点后，分区卫生处下属卫生所的朱所长来为张英处理伤口。张英的腿骨已被打断，腿和脚红肿透亮，上下一般粗。朱所长耽心感染控制不住，将来要高位截肢，甚至危及生命，便向分区报告，准备从膝部把他的小腿锯掉。七分区司令员于权伸批了几个字：“他还很年轻，要尽全力保留。”又专门派人带上黄金和烟土，化装潜入保定城，买来药品。朱所长说，再观察3天，如果腿部变色就只能截肢，于司令批了也不行，救命要紧。3天后伤腿没有变色，肿得似乎也轻了些，张英的这条腿才保住了。
隐藏悬赏捉拿的八路军武工队队长，万一泄露，是要全家杀头的。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堡垒户”大娘和儿子用门板做了一个小床板，板下安了4个轱辘，将张英固定在木板上，一头栓上绳子，又在屋里粮食囤下，改造了一个地洞，将洞口挖大，做成坡状，白天将他放下洞内，晚上再将他拉上来，配合地下卫生所医生给他换药、喂饭。大娘待张英比对儿子还要亲，不仅把仅有的褥子被子给他铺在床板上，自己吃糠咽菜，省下面给我做面条、烙饼，还煮鸡蛋剥花生，倾其所有给他增加营养。
不久，为了躲避敌人经常的搜查，也为了改善治疗条件，武工队崔指导员通过分区敌军工作部和地委城市工作部，联系了定县东亭镇一家由我地下工作者开办的医院，决定将张英送到伪军盘踞的东亭镇据点养伤。崔指导员为张英定做了长大褂，雇了辆高头大骡子拉的盖着崭新蓝布轿子的马车，把张英化装成有钱的商人，又周密研究了遇到各种情况的应付方案，派一位地下党员化装成车夫，通过敌人的哨卡把张英送进了东亭镇。张英住进医院后，地下党员王院长又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张英进行了精心的治疗。几个月后，他腿上的夹板拆掉了，拄着双拐走动锻炼，逐步恢复了伤腿。
张英出院后，分区专门为他买了一头毛驴，派警卫员保护着，在各村党组织和群众的掩护下，流动养伤，今天这村，明天那村，走到哪里，都是住在“堡垒户”家，进门就到家。靠着群众的掩护，张英养好了伤腿，又回到了战斗部队。
冀中传奇之敌后武工队
数个黑影敏捷地潜入日寇的一个仓库。不多时，仓库中响声连连，烈火熊熊。日寇，伪军狼奔豕突。还是那几个黑影，却早已消失在浓密的青纱帐中……
这就是我心目中武工队的形象：“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这是冀中平原的一个传奇。小说原型在抗战中无一牺牲，不可不说是个奇迹。
冀中人民自古以淳朴、刚直、勤劳、勇敢著称。由于地理、历史条件关系，强悍之武风，历年久远，素有“武建泱泱乎有表海雄风”之说。而内家三大拳——太极，八卦，意形更有两种(八卦，意形)出自冀中(沧州)。虽然武术之乡名头最响的是沧州，但保定的摔跤也有较高的知名度。宋太祖赵匡胤祖籍即为保定清苑，太祖长拳可谓天下闻名。虽然“武工队”不是“武功队”，但想来如此身手，也定于冀中尚武的民风有密切关系。 “反‘扫荡’中，冀中七分区最早产生了武工队的形式。第一个武工队于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三日在沙河南岸西城村枣树林里产生。队长兼支书张英(继任潘纯)，指导员崔希哲……武工队的活动给敌人很大震动，使之提心吊胆，昼夜不安。以后各分区发展了许多武工队，对坚持残酷环境下的抗日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摘自吕正操《冀中回忆录》
1942年5月1日，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茨亲自指挥日伪军5万余人，采取“铁壁合围”、“反复合击”、“分区清剿”以及“辗转抉剔”等战术，并派遣特务队、快速讨伐队相配合，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企图一举消灭冀中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完全控制冀中地区。日伪军在这次残绝人寰的大“扫荡”中疯狂捕杀八路军和抗日干部，滥杀无辜，奸淫妇女，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建据点，修岗楼，挖封锁沟。一时间，冀中平原炮楼碉堡林立，沟路成网。冀中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根据地大部分变为敌占区，部分变为游击区。同时，冀中军区部队受到重大损失，地方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遭到很大破坏，群众伤亡、被掳5万多人。冀中平原上村村冒烟，户户戴孝。
1942年，敌后抗战最为艰险的一年。
为了粉碎敌人“寻找主力，捕捉领导机关”的阴谋，保存有生力量，冀中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突破敌人合击圈，跳到平汉路西，由内线转向外线，到北岳山区休整部队积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而分区下属部分部队则化整为零，就地坚持斗争，根据形势的变化，转变斗争策略和组织形式，创造出生存和斗争的新形式。
冀中七分区率先决定成立敌后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敌后武工队同其他主力部队或地方武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和工作队。武工队要深入敌占区，通过散发宣传品、围碉喊话、召开伪军家属座谈会和伪乡保甲长座谈会，讲解抗战形势，晓以民族大义，瓦解伪军伪组织，坚决镇压铁杆汉奸，摧毁、改造伪政权，并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发展统一战线，开辟和恢复根据地。 提到武工队，就不能不提武工队员至爱的手中利器：毛瑟手枪，咱们国内一般叫“盒子炮”或“二十响大肚匣子”。从文学作品中推测华北地区一般叫盒子炮，东北地区一般叫二十响大肚匣子。
说实在盒子炮的性价比并不太好，但作为中国的特殊情况，盒子炮实在是当时特工人员的最佳首选。于是盒子炮成为当时华北的一个符号，见到用盒子炮的，还是便衣，那么不是武工队就一定是武工队的死对头——夜袭队。 夜袭队正是日寇为对付活动日益频繁的武工队而从伪军特务中精选出来的特务部队。任务目标和武工队正好相反。双方相互突袭，虽然我武工队胜多败少，但也经常致使任务失败。夜袭队也可谓汉奸中的“精英”了。
提到武工队，又更不能不说当时一个既无比光荣又艰险万分的称号：“堡垒户”。“堡垒户”，我不说你也一定知道是什么，就是武工队对那些对抗日无比坚决的普通村户人家的称呼。无论是侦察敌情的落脚点，还是完成任务后的隐蔽处，再或者是伤员的安置地，这些“堡垒村”中的“堡垒户”都是最佳的选择。武工队与冀中人民鱼水交融之情不言而喻。 至于武工队的事迹，小说和影视作品中都有表现。我就说两个你可能不太清楚的例子。
定县(即今定州)有个大汉奸丁瑞达，作恶多端，民愤极大。武工队将其罪行印在传单上，还画上他的头像，并四处散布要“单敲”他的舆论。一次，伪军从据点出来，都不敢和他靠近，同他拉开距离。于是武工队步枪班，远远一枪就打他个“倒栽葱”，真正成了“单打一”。“单打一”成了对敌伪首恶必办的一个创造，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作用，打得汉奸人人自危，纷纷让家属通过关系找八路军、武工队，给自己留后路。
天津有个地名叫灰堆，位于天津南部偏东，有一个大纸币印刷厂，是日寇为控制华北经济而设。武工队早盯上这个目标，但它离天津市区太近，无法下手。武工队就把目标定在了它的原料供应地——一处大芦苇荡。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武工队消灭了看守芦苇的日伪，一把价天大火，把芦苇烧了个干干净净。这个印刷厂至少停工了半年，对日寇经济打击甚大。
1958年11月解放军文艺社初版《敌后武工队》。作者冯志（1923-1968年）河北静海人。1938年参加冀中抗日人民自卫军。曾任班长、排长、武工队小队长、文工队队长、剧社社员。 199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以康宁、雷献禾为导演，以吴京安、舒若宣、茹萍、董予武、何赛飞等为主要演员，将这部名著搬上银幕。本片给人感觉火暴有余，意味不足，难以与五、六十年代八一拍摄的一批抗日电影比肩。
胶县武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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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播电视剧《敌后武工队》中，精悍的武工队员频频打击日寇，搞得敌人日夜不宁，同时也振奋了老百姓的抗日热情。抗战期间，在胶县(今胶州)也有这么一支武工队，不仅迅速在村民中站稳了脚跟，让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到抗日武装的队伍中来。而且，不断扩大以九龙山为中心的根据地范围，有效打击和瓦解了日伪军。
进步青年参军组建武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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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1月，胶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经南海军分区批准，胶县独立营改为县大队，设3个分队，300余人。胶济铁路武工队此时也在胶县北部地区建立，设三个分队，后改为南海第二武工队，滕少锋任队长，姜世良任副队长，孙民夫任政委，隶属南海军分区和中共胶县县委双重领导。这一时期，进步青年踊跃参军参战，这些人中多为本地人，熟悉当地的地形和民情，也熟悉日伪地方势力情况，在加强根据地建设，配合县大队、铁路武工队打击和瓦解日伪军、保护人民群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武工队成立后，以胶县北部的前屯、后屯一带为基地，东至小高、大店、蓝村，西至高密北乡，沿铁路开辟交通线，开展对敌斗争。由于武工队队员多为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区级和连排级干部，队伍精干并且战斗力强，曾经以游击小组的灵活战术夺枪擒敌，巧妙地打击伪顽势力，协助地方改造伪政权，瓦解日伪军。同时，这支队伍也在不断壮大，从开始的几十个人、几支枪杆发展到了抗日战争胜利时的300多人、300多支枪，有力地发展和巩固了胶县北部的抗日根据地。
赌摊击毙日伪军声威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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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鲁集是一个大集镇，驻有日伪军张竹溪部的一个大队。其据点易守难攻，而这些日伪军经常抢夺村民的粮食，在当地十分嚣张。成立不久的武工队决定袭击这处据点，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日伪军的队长李丹成喜欢去赌钱，这给了武工队一个绝佳的机会。
1943年12月的一个集日，姜世良带领着4名武工队队员，乔装打扮后进入张鲁集。这天，李丹成没有出来，只有两个伪兵出现在了赌摊上。武工队队员悄悄接近赌摊，出其不意将两个伪军击毙，获得了短枪两支。闻讯赶来的其他日伪军冲出来，但都被武工队队员们打了回去。随后，这5名队员夹在混乱的人群中，突出东门顺利返回。由于武工队行动神速，没有亮明身份，张竹溪还以为是顽军袭击他，和驻守在大屯的一个部队打了一仗。直到半年后，张竹溪才明白这是武工队所为。这次袭击，让武工队在老百姓中声威大振。
麦丘打出“胶州平型关大捷”
麦丘聚歼伪军，这在胶州当地至今都是一段佳话。当时平度南村据点的日伪军60余人南犯，武工队、青岛工人大队等开始组织伏击。战斗从上午的10时，在麦丘东门外打响，日伪军50余人除了数名逃窜外，其余全部被俘。日军有一个班被围困在麦丘东南一个三角形大湾中，凭借着机枪和掷弹筒拼死抵抗。我军发起多次攻击，但是由于地形不利，且缺乏重武器掩护，战斗一直持续到了下午。南海独立团的七连一排赶来火速增援，用掷弹筒猛轰被围困的日军，直到下午5时战斗结束。
此次战斗，击毙日军分遣队长及日兵5人、俘虏日兵6人，俘虏伪军41人;缴获轻机枪1挺、掷弹筒1个、步枪48支、短枪1支、望远镜3副、子弹800余发，其他军用物资一宗。麦丘战斗，打出了军威，胶东军区曾以模范战例给予表扬。此战是日军实行重点配备后，南村据点伪军配合日军出犯骚扰受到的一次重大打击，被时人誉为“胶州的平型关大捷”。
图为抗日战争时期冀中九分区敌后武工队两名老战友再相聚。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8月22日，94岁的贾正喜（抗日战争时期我冀中九分区敌后武工队副队长，冯志小说《敌后武工队》中贾正原型）从老家保定市徐水区出发，前往邢台看望86岁的老战友李振昌（《敌后武工队》中的小秃原型），俩人一见面双手紧握，激动得热泪盈眶：“啊哈哈，老战友，你可算来了。”当年的敌后武工队共有40多名队员，他们一起战斗了三年多，取得了辉煌战果，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抗日战争胜利后，贾正喜因伤复原回家务农。李振昌先后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1959年转业到河北地质系统工作，目前已经离休。图为抗日战争时期冀中九分区敌后武工队两名老战友再相聚。
武工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一，武工队的产生和发展。
武工队是在华北抗战进入最艰苦阶段后在斗争中产生和成熟的。1941年，日军在华北地区集结重兵，推行“强化治安运动”，不断“蚕食”、“扫荡”，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局面开始恶化，处在京、津、保三角地带、也就是敌人的“确保治安区”的冀中十分区已经无法坚持，其它分区的局面也面临着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局势更加恶化，特别是河北平原，特别是冀中根据地，主力部队基本无法立足而被迫撤往山区,根据地的七千多个村庄，有四千多个建立了伪政权组织，我抗日政权多数无法在白天活动，有些则夜间也无法工作。为扭转此不利局面，从1941年夏起，华北八路军针锋相对，各部队先后派出“武装工作团”、“武装宣传队”和成建制的小分队，分赴日伪占领区的后方，宣传民众，镇压汉奸，破坏日伪的“治安”计划和重要军事设施、物资，争取和瓦解日伪军，有效地配合了正面作战和游击战争的开展。1942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肯定了这种斗争方式，决定进一步推广，并明确了组织编制、工作任务和斗争手段。将其统一称为“武装工作队”，简称“武工队”。从此，武工队诞生并在华北敌后逐渐普及，其数量亦越来越多起来，由最初每个军分区一个而变成三至五个甚至更多。
关于武工队的名称，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些地区仍然没能够统一，“前方工作队”、“敌后工作组”、“敌后突击组”等名称仍在混杂使用。也有的为了隐蔽，则故意使用“X县游击小组”、“X联县工作组”、“X大队”、“X支队手枪队”等队号，以混淆敌人视听，但其性质却都是一样的。
二，武工队的组织体制
武工队由军分区派出并由军分区政治部直接领导，组织关系则同时接受中共同级地方委员会的领导，在职能上受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指导。
武工队的人数，少的十人左右，多的四十余人。如冀南的武工队，要求最少的十人，最多的三十五人，山东的武工队，规定十五到三十人，冀中的武工队，开始时十到二十人，后来是四十余人，最艰苦的冀中十分区的武工队，往往只有五到七人，冀东的武工队，亦在十人以内，太岳的武工队，人数在十几人上下，晋绥的武工队，最少的八九个人，最多的三十人左右。其他根据地亦大致如此，但以二十人左右为最常见。
武工队设队长、政委或指导员。有的人数较多的武工队，队下还设小队。一二九师政治部曾规定，武工队的队长必须是营以上干部，政委则必须是团以上干部，其它军分区也基本差不多。而且不论队长还是政委，都以政工干部居多，这和近期影视作品中的情况正好相反。如著名的冀中九分区武工队的队长兼政委杨寿增是团的政治处主任，七分区武工队的队长兼支书张英是第二游击总队政治部敌工科长，指导员崔希哲是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长，冀南一分区武工队的队长兼政委刘大坤是该分区的政委，六分区的德故武工队队长王澄是该分区政治部的锄奸科长，副队长曹荫怀是该分区政治部的宣教科长。小一些的武工队或武工小队的队长，比较著名的冯志、王栋、李彩五、李继初等，则全都是主力部队中连的指导员调任。从本人搜集到的武工队资料中看，武工队的领导由连长、营长、团长等担任的极其罕见。至于队员，则是从军分区敌工、锄奸、侦察、民运等部门的专职干部和作战部队的连长、指导员、支书、排长及敌后作战经验丰富的老班长中挑选的，同时吸收熟悉地方民情地理的地方武装如县大队、公安局、武委会等部门的干部参加。也有的为了对日军工作，加入了部分懂日语的干部，有的甚至吸收了个别日本反战同盟或者朝鲜义勇军的同志参加。
对于参加武工队的人选，在全面素质的要求上是十分严格的，文的要求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要会演讲，会写标语，会做敌军工作和群众工作;武的要求必须身经百战，有丰富的敌后游击作战经验，有独立活动能力，具备各种军事技能。而占第一位的则是必须要有坚强的政治素质，能够准确掌握党的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保证在特别艰苦的环境面前不变节。这一点，是由武工队活动地区的恶劣环境和主要任务决定的，各根据地的领导人都曾反复强调。
武工队的装备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十分精良的。基本上每人一到两支短枪，其中必有一支在当时十分走红的德式毛瑟手枪，即人们俗称的“盒子炮”。环境许可的地区，每人除短枪外，还有一支马枪或冲锋枪，有的武工队还有掷弹筒，武工队装备机枪的不多。
三，武工队的任务和斗争手段
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曾明确地规定武工队的任务为：“1，开展对敌伪的宣传战，收复人心;2，与地方党政联系开展敌占区群众工作，组织革命两面派村庄，发展敌后秘密武装;3，进行敌伪军的组织工作(主要是下层);4，铲除汉奸;5，掩护交通及进行经济斗争”。一二九师政治部则在1942年9月3日颁发的《关于武装工作队的几项决定》中则规定武工队的任务与行动准则为：“1，切实照顾和保卫群众利益，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进行斗争;2，要由武装作依托(包括部队公开的武装支持和武工队本身的武装)，以坚持斗争，保持优势;3，惩治死心踏地的汉奸、特务;加强武工队自身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晋察冀军区则规定为：“1，散发宣传品，碉堡喊话，召开伪军伪属座谈会，瓦解伪军;2，大力惩治汉奸，摧毁敌伪政权，3，发动群众，建立秘密武装。”一一五师规定为：“1，深入的系统的进行敌伪工作;2，破坏敌伪的侦察网、情报站和经济配济机关，打击特务便衣活动，截击敌人的运粮队;3，广泛的小规模的宣传活动。建立与伪军伪政权的关系，建立我们的情报系统。
根据上述各根据地对武工队任务的规定，最典型的斗争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宣传
说到宣传，好多年青的网友会很烦，会认为这是极左的东西，有些电影电视剧的编导演们也为了迎合观众的这种心态或是他们本身也根本理解不到这样的高度，因而也往往忽略或有意回避。其实这是武工队的一项摆在首位的工作，也是评比考核武工队的一项重要指标。一九四二年八月，一二九师开展了一次对敌政治攻势，在攻势期间，有一组数字：太行、太岳两个军区的武工队，召开各种形式的群众大会1200余次;太行、太岳、冀南三军区的武工队，散发宣传品70余万份，书写标语5万条。这组数字有没有水分先不去说，但它透露了武工队对宣传战的重视程度这样一个对于今天的我们最感受兴趣的信息。其实，武工队的宣传，就是现在所说的心战，它的宣传分作两部分，一是对敌伪宣传，攻心为上;一是对群众宣传，鼓舞抗日信心。对敌宣传则是主要的。这其中的方式方法，纯纯粹粹地属于中共特色。喊话、写标语、集市演讲、发传单，写信、打电话等等，只要是能够利用的宣传手段，全都用上了。冀南军区有一个武工队，经常截住过往邮车，将两枚木制的图章往来往的信封上盖印，对于伪军伪组织成员的信，就盖上“及早回头抗战，将来不算旧帐”，对于一般的百姓的信，就盖上“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各地武工队，几乎全部对伪军采取了“善恶簿”、 “回心抗战证”的作法，帮助八路或百姓做了好事登记上，做了坏事也登记上。好事做多了发给证件，有了这个证当了八路的俘虏也好说话;坏事做多可能就要掉脑袋了。对伪军还搞过“良心大检查”运动和“检举死心汉奸”运动。都起到了很好作用。除了对伪军做工作，还对其家属做工作。各地武工队都将对伪军属的工作列为宣传战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都实施的比较到位。冀东的武工队，就经常于深夜潜入伪军属的家中给全家人谈话讲抗日的大道理。冀中的武工队，还举办有专门的伪军属夜校，在深夜将伪属集中起来上政治课。由于伪军多是当地人，他们一家的老老小小就在当地，此举配合以武工队的锄奸工作，对伪军的工作也十分的有效。利用书信的形式对敌宣传也用的比较多，一般敌占区的伪官，大概没有谁没收到过武工队的信，甚至在天津市警察局长、河北省省长的办公桌上，也都曾出现过这样的信件。打电话受条件限制，用的不多，但只要条件具备，也会抓住不放。安次县的县长、固安县的公安局长、天津市的市长，保定市的商会会长，都曾在深更半夜接过这样的电话。给其本人和家属造成极大的恐怖，对于动摇伪政权人员的意志起到了很好的心战效果。
（二）渗透
对敌伪的渗透，最突出的特点是拉关系。抓住伪军伪组织当地人居多，关系网复杂，害怕八路报复等特点，武工队与地方党配合，积极地活动，广泛地交朋友，对伪军伪组织的渗透十分的活跃，而武工队交朋友的手段，也是随着环境和地区的风俗而定的，有拜把子，有认干爹干妈，有参加红白喜事送礼等。通过这种在当时当地比较容易被人接受的方式，与当地各种颜色的武装组织和伪军伪组织人员建立起广泛的联系，形成一张无形的关系网。冀南军区1942年10月有一个统计，在该分区范围内，武工队与伪军共建立关系1400余个，有的一个小队甚至一个中队都是武工队的关系。到了后来，局面稍稍好转后，地方伪军中能够与武工队交上朋友，竟然成为一种时髦。对于此点，日军也是知道的，但他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武工队也在对他们进行心战，有时他们也需要伪军的这种关系。建立广泛的关系网的目的，无非这么几个，一是获取情报。在农村扎下根的武工队，由于关系网庞大，敌伪中有什么行动，武工队都能事先知道的清清楚楚，甚至某个会议上某个伪组织人员说的某一句话都能在散会后不久就可以传到武工队的耳朵里，从而为军事、政治、经济斗争提供支撑，也给伪军伪组织人员造成相当的心理恐怖，因为不知道自己说的哪一句话就会传到武工队的耳朵里。二是寻求掩护。在冀中、冀南，都出现过武工队为逃避敌人的追捕而藏身于伪军据点中的情况。当地下人员和群众积极分子被捕后，也可以通过关系将其救出。三是进行经济战。冀中的十分区是抗战中最艰苦的地区，听一些老人说，当他们在作战中缴获或从敌人的军火库中盗出长枪时，因为环境不方便他们用长枪，便与伪军兑换成短枪，当短枪足够用时，则将长枪暂存于伪军据点中，或将其卖给伪军。当作战需要用长枪时，还可以向伪军借来使用。当年根据地急需的药品、兵工材料等许多紧俏物资，是武工队通过伪军搞到的。四是有利交通工作。当武工队保护党的重要干部通过伪军据点到其他地区时，许多也是买通驻地伪军放行的。当然，这些伪军伪组织人员，并不一定就是我们的地下人员，而是“关系户”，他们与武工队，往往构成某种口头上的协定，即武工队不在他的辖区给他们找麻烦，他们也对武工队的活动睁一支眼闭一支眼。有的纯粹就是见钱眼开，针对这样的财迷伪军官，武工队有时送钱送礼向其行贿，就可以很方便地达到所要达到的目的。当然这些伪军还有一种心理，即为自己多留一条后路，因而一般不愿意得罪八路。而武工队因为环境的关系，也一般不找伪军打仗。说到这里，让人想起黑社会的渗透，其实武工队对伪军伪组织的渗透，与今天某些黑社会对政府和公安部门的渗透是完全一样的道理。
（三）锄奸
锄奸，是武工队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为了打击敌伪政权，警告那些死心踏地为鬼子效劳的汉奸，铲锄作恶多端的伪军伪政权头目，就成为一个很有效的手段。武工队并不滥杀，能够交上朋友为我开绿灯的，一般是不杀的。武工队杀的只有三种人：一是日军直接豢养的武装特务，这些人一般很难争取，故多数给以除掉。二是一般伪军伪警中民愤极大又不听警告的也坚决杀掉，以杀一儆百，使其他人老实点，也为群众解气，以更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三是变节分子。对队伍内部出现的变节投降分子，中共的制裁历来是无情而又严历的，只要出卖了同志的，不论男女，坚决予以追杀，这也是那个残酷的年代与残酷的环境所逼而必须采取的手段。处死汉奸的方法，如果有条件的，都是活捉后，公开处决。为了达成警告的效果，有的还将其他被活捉但罪不该死的汉奸一同捆绑到某一执行地陪绑。有的则选在深夜，在需要警告的伪军的据点外面，用高音喇叭宣判其死刑。执行地多选在距群众村庄较远的地方甚至据点附近，既不使群众为难，又给敌伪以镇慑。无法活捉的，则选择适当的机会设法接近然后将其刺杀，或者在赶集时趁人多混乱将其刺杀，或者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潜入其住处“掏窝”，或者侦知其所要经过的路段，事先隐藏在青纱帐或稠密的树冠中，远距离狙击射杀，或者利用关系潜入其据点中，寻机将其处死。尽管是秘密处决，但一般都要张贴布告宣布其死刑，这有点象世界恐怖组织中声称对某次袭击事件负责。因为武工队的关系多，因而对这些目标往往也掌握的比较透，加之武工队员多是本地人，又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的联系，所以想杀谁，基本谁就跑不掉。有些对当地渗透得十分彻底的武工队，甚至对还未被我俘获也还没有杀死的汉奸提前判处死刑，并将布告在集市村口甚至县城里张贴，布告中写明五日之内或十日之内执行。而一般这样写明的，武工队早就心中有底，该汉奸往往早就在其掌握中了，五日或十日之内必置其于死。因武工队处死的多是史册上无名无姓的小汉奸，象什么维持会长呀、警察分所长呀、特务系长呀等等，故不好举例。保定附近的武工队抓捕杀掉汉奸特务松冈太郎、何茂、张伯正以及“神社”、“西元寺”等特务机关的特务头子，大概就算是比较著名的了吧。说到这，让人又想起拉登基地组织的恐怖活动，对伪军伪组织中的人来说，武工队的锄奸活动，可以说是中共特色的恐怖活动。
武工队的斗争手段当然并不仅仅这么几个。其他已经是众所周知，不多述。
四，需要澄清的几个误区：
其一，武工队不是游击队。武工队做宣传瓦解敌军的工作，游击队也做此项工作;武工队做锄奸工作，游击队也做锄奸工作;武工队经常化装侦察，游击队也经常化装袭击，到了一九四三年后，由于许多游击队性质的敌后小部队也称武工队，而此时的武工队活动的地区由于局面已经打开，也进行小规模的游击活动，故而二者经常被混为一谈。而实际上，到了四三年秋以后，二者的还就真的不好区分了，但在四三年秋以前，二者的区分是十分的明显的。一是活动的地区不同，游击队一般活动在游击区，武工队则基本活动于敌占区。游击区有一定群众条件，有秘密的抗日政权可以在夜间活动，有可以回旋游击的余地。而在敌人的“确保治安区”，几乎村村人人都加入各种“群众防共组织”，象什么“防共自卫团”、“防共青年团”、“防共妇女会”、“防共儿童团”等等。武工队刚刚进入敌占区时，到了哪个村哪个村的各种防共组织就一起上阵，又敲锣又叫喊又追捕，别说开展游击战，连立足都十分的困难。二是组织形式不同，游击队有受县委领导的，有受区委领导的，也有受军分区领导的，还有自发的，而武工队全部是受军分区政治部领导;三是游击队有打仗的任务，而武工队则没有打仗的任务。不论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晋绥，还是八路军总部，都不仅没有将打仗作为武工队的任务，反而还一再强调武工队不是游击队，不能过分地刺激敌人而忘记自己主要的工作。刘伯承就曾反复强调武工队的任务是政治进攻，罗瑞卿还曾批评过一些对武工队任务不熟悉的领导干部，批评那些将武工队当作游击队使用的军分区领导。为什么呢?因为武工队活动的地区环境限制了他们没办法与敌明火直仗地干，如果非要这么干，那无疑等于是自杀式攻击，而这，显然不是八路军所提倡的。当然，说武工队不打仗，是指不找强敌明火直仗，而“飞行突袭”、“闪电伏击”等行动和不预期的遭遇战斗却是极频繁的，对于前一种情况，则战前周密布置，接敌猛烈开火，赚一把就跑;对于后一种情况，则速战速逃，绝不与敌纠缠。武工队的手榴弹、“二十响”、卸掉了木托的冲锋式，加上他们的机警与善战，也成就了他们这种“飞行闪战”的勋绩，很少伤亡。就以冯志所在的九分区武工队来说，他们在保定外围活动一年多时间，武工队的成员进进出出更换了一批又一批，先后达数百人之多，创造出惊人的战绩，但却无一人牺牲和重伤，应该与他们的对敌斗争策略是有密切关系的。如果真象电影电视剧中表现的那样，在敌战区里，恐怕他们一个也别想活下来。四是人员的构成不同，游击队的队员是可以放手征召的，人员越多越好，只要愿意参加抗日的，一般是来者不拒。武工队的队员则是经过军分区政治部严格政审后精挑细选的。和游击队相比，武工队的成员更精悍。而这里说的精悍，还不是他们不凡的身手，不是他们手中超强的近战兵器，而是极高的政策水平和群众工作敌军工作能力，这是他们的使命要求的，是他们能够被选入武工队的素质决定了的，也是武工队之所以能够在敌后之敌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有所作为的法宝。而如此高标准的政治素质，并不是每一名游击队员都可以具备的。
其二，武工队不是西方意义的特种部队。“武工队”三个字，极容易使人联想到“武功队”、“特工队”。今天的许多人，喜欢将武工队看作是加里森敢死队一样的特种小部队，网上更有以敌后武工队命名的游戏，也将其与盟军敢死队相提并论。不错，武工队的每一名队员都是在全分区内精选的，多数是连排级干部，个个身经百战，对于他们来说，近战应敌，黑夜行军，化装侦察，攀屋越脊，百步穿杨，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尽管他们可能没有进过象今天专门用于训练特种部队的训练营，或许也没有专门地拜过武师学过武艺，但频繁的游击作战，早已锻炼了他们不凡的身手，远比训练场上得来的功夫更加的实用和成熟，特别是心理上的成熟和老练，就更是训练场上学不来的，再加上人手至少一支的盒子炮和当时正规部队很少使用的冲锋式，就更使他们具备了特种部队的特征。但二者是有区别的。一是作战环境不同，西方的特种部队和武工队虽然都是在敌后作战，但作为前者，这敌后多数是异国他乡，而作为后者，这敌后却又是自己的故乡，故而前者是深入则拘，而后者则是如鱼入水。二是对参加人员的素质要求不同。西方特种部队更注重队员的军事技能，而武工队则将每个队员的政策水平放在第一位。三是作战的首要任务不同。西方特种部队的任务往往是针对某一项单独的任务而派出，如营救人质、刺杀敌方要员、袭击敌方司令机关、破坏敌方重要设施等，完成任务后一般在最短时间内撤出，而武工队首先是“工作队”、“宣传队”，只不过他们是带有武装罢了，它的任务更主要的是宣传战、心理战，破袭任务到是次要的;四是所依赖的要件不同。武工队是在人民战争这个大背景下作战的，故而特别强调依靠群众和当地党组织，而西方特种部队往往独立作战，并不指望当地群众的支援与配合，这一点是武工队与西方意义的特种部队最大的区别。西方特种部队看重最尖端的特工器材，007尽管只是电影，但亦可见西方人的崇尚。实际上，西方特种部队中的运载工具、通信手段、野外生存器材等，俱都是当前军界最尖端的产品。而武工队除了装备比一般部队更加犀利的近战兵器外，其他则一无所有，情报工作、吃的穿的住的、乃至战斗中的配合等等全依赖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因着这一点，武工队到了任何一地，第一要做的便是寻找地方党组织以尽快接上关系，紧接着要做的则是迅速地深入到群众中去，去靠上这座日军永远摧不垮的“人山”。于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既有善于“掏窝”、“单打一”、“飞行闪战”从而让汉奸叛徒听了胆颤的凶狠无情的武工队，又有能与老乡在同一个炕头上睡觉、同一个锅灶里喝粥、同一片棒子垄里耪地的与百姓亲如一家的亲密柔情的武工队。这一点，西方军队从来做不到，今天的解放军也不再可能真正做到了。
要说武工队是特种部队，这是肯定的，但它的特别只属于那个时期的那个军队，而区别于任何其他。
其三，武工队的敌工工作对象主要是农村中伪军的下层而不是上层也不是鬼子。现在电影电视剧里，有一种趋势，总是将对手的级别越写越高，由以前的日军小队长中队长到今天的大队长联队长。实际这是错误的。武工队的工作重点是在农村，在伪军的下层。武工队并不是不做鬼子的工作，但那不是主要的工作，有些影视作品里表现的武工队经常与鬼子刀对刀枪对枪的血战，这种情况不是没有，但可以说极少。在当时，能打死个曹长，已经算是重大战果了。而且武工队是来做恢复与开辟根据地工作的，打死一两个鬼子刺激了敌人，对武工队的敌占区工作是得不偿失的。武工队为什么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农村放在伪军中的下层呢?第一，占领农村这块广阔的天地，是中共武装斗争历来的工作重心。第二，是由当时面临的斗争环境决定的。在敌占区的广大农村中，有敌人新建的各级政权组织，分驻着遍地的伪军下层单位，这些伪政权伪军中的维持会长、大乡长、自卫团长、特务系长、伪军小队长、警察分所长们，自然就成为武工队争取与打击的头号目标。第三，这也是武工队的能力决定了的。城市上层县知事市长团长集团长等中高级伪官，与日军较为接近，受奴化影响较大，与共产党的阶级仇恨较深，在没有受到严历的打击之前，是不易做好工作的。而在农村，那些伪军伪组织中的下层官差们，除个别日寇直接豢养的特务武装外，多数并不把日本人当成唯一的靠山，而都是当差混饭吃的，全家老小多在当地，也不敢得罪整天把脑袋和手榴弹掖在一块的八路武工队，从他们身上很容易打开突破口。至于农村中的各种“群众防共组织”，本来就是被胁迫加入的，其成员全与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只要武工队的二十响比鬼子的刺刀离他们更近更显力量了，他们是极愿意参加秘密抗日活动的。只要自卫团长呀警察分所长呀什么的装看不见，武工队就是在他眼前，他照样高喊“平安无事”。到后来“两面派政权”出现后，这些农村中的伪政权组织，名称虽然依旧，而更多则已在我完全掌握中了。
当然，武工队的工作重点在农村在伪军下层，这也不是绝对的，只要条件具备，也绝不放过任何的机会给敌以打击。保定、天津城里就经常被武工队进进出出，河北省长吴赞周办公桌上的传单，天津市长温世珍深夜里的电话等，便都是武工队的杰作，但与他们在农村的成绩比起来，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总之，在反复地了解武工队后，脑袋里便有了一种隐隐约约的印象：既有着基地组织搞恐怖活动那样的让人防不胜防，又有与当地人民群众亲爹娘一样的血乳交融;既有黑社会组织向政府机关渗透那样的圆滑和无孔不入，还有着那个时代共产党人特有的洁身自好与铁一般的组织纪律，这几者结合起来，就是武工队。
另：需要说明一点的是，随着形势的转变和斗争的发展，武工队的体制也有变化，到了一九四三年秋以后，斗争环境改善了，有些武工队已经开始扩大编制，端岗楼，拔据点，打游击，此时已与游击队无异，但仍称武工队。到了后来，不知是不是因为武工队的威名太盛还是其他原因，许多县、区也纷纷组建武工队，甚至有的村民兵队也组建武工队，有的游击队、手枪队干脆就直接改称叫武工队。现在也找不到哪一部文件可以证明中共曾经出台过这样的许可，但同样也没有谁明文不许可，而实际上各类型的武工队是被各根据地默认了，到了现在也不好说哪个正规哪个不正规。不过这后来的武工队从体制编制到人员配备到武器装备便都不同于前面所说的武工队了。上文所说的只是四三年秋局面打开以前最艰苦时期的典型意义的武工队。
【第一章】
1942年5月1日，冀中——这块盛产棉、麦的大平原，这块拥有八百万人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突然遭到了一阵地动山摇的大风暴：敌酋冈村宁次亲率七八万精锐部队，从四面八方来了个铁壁合围，轮番大扫荡。这就是冀中有名的“五一”突变……
久经考验、在战斗中锻炼出来的冀中军民，在党的领导下，从5月1日开始，就日日夜夜地和敌人苦斗鏖战起来。苦斗，打乱敌人的扫荡计划;鏖战，粉碎敌人的围歼意图。但是，在敌我力量绝对悬殊的情况下，为保存有生力量，主力部队不得不奉命暂时离开冀中，朝山区转移了。冀中的工作，也不得不暂时转入了地下。
人说：“五一”扫荡最残酷，其实，残酷莫过于“五一”扫荡过后、青纱帐撂倒、西风吹来的秋末季节里。
那时，真是炮楼成林，公路成网。有人说：“出门登公路，抬头见炮楼!”真是一点不假。维持会、“防共”团和敌人取联络的情报员，各村都有;县界沟、区界墙，四通八达的电话网，遍地皆是。地主、老财、二流子还了阳;鬼子、伪军、警察们胡乱窜。人人脸上失去了欢笑，个个心里布满了忧愁。剪发的妇女，都梳起假纂，紧闭大门家中坐;年轻的小伙子，都留起胡髭装老人。
在一个凄风苦雨的秋夜里，冀中九分区留下的一支坚持地区的部队，也被环境逼迫得跟随参谋长朝铁路以西的山区根据地撤退了!
人是地里仙，一日不见走一千。这支撤退的部队，经过一夜的急行军，爬沟、绕点、穿过平汉铁路、通过层层封锁线，来到了山区，在分区驻地——贾各庄住下了。
进山区后的二十几里路，指导员魏强的鞋底就磨透了。第二天，吃过午饭，他坐在院里，在日头底下，穿针引线地缀补起来。这时，排长贾正挑着两大桶水，噔噔噔地闯进房东的屋门，哗哗地倒进了瓮里。
“哎呀，同志!瓮里都满啦……真，一住下，吃水就给包下了!”一阵尖细的、领情不过的话语，从屋里传来，这是房东老太太的声音。 “在咱冀中，想给房东挑也不敢。”贾正放下水桶，从屋里走出来。他一眼瞧见魏强手里的活计，笑哈哈地问道：“怎么，指导员，你这鞋也磨透啦?”
“可不是吗，你那鞋呢?”魏强用牙齿拔出针来，瞟了瞟贾正脚上的鞋。
“我这双鞋，是这次行军才穿上脚的。爬过铁路，走了七十里地，到杨各庄还蛮新呢;哪知，又往西走了二十五里山路，这牤字不到头的鞋底，就磨成了一张纸了!”贾正说着，抬起一只脚来给魏强看。接着又说：
“来到山里我有两怵。”
“一怵什么?”魏强剪断缝鞋的麻绳，抬起头来问。“我怵山道长牙。不管你穿多么结实的鞋，只要爬上三天山，保准磨成透窟窿。”
“二怵呢?”
“我怵小米有沙。这边的小米，不管熬稀粥，焖干饭，吃起来常闹个‘咯吧’!不过，这边就比冀中环境好，你看人们又说又笑又唱又闹的劲头，哪像是打仗?”
“你说的打仗，非得像咱冀中那样?天明了，急忙盼天黑;天黑了，又怕天就明。打仗，成了家常便饭;行军，当成正式课目。要知道，那是敌人逼的。我们不愿意过那提心吊胆的生活，我们喜欢太阳，我们要欢乐、歌唱，我们愿意没有战争，永远和平。也就是为的这，才拿起武器来战斗。……”
在魏强说话的当儿，远处传来跳荡轻快的歌声：“……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敌人从哪里……”近处，货郎子正有节奏地摇着二夹铃。咣啷，咣啷，咣啷啷!喜鹊，叫着从空中掠过。孩子们嘻笑地互相追逐乱跑。姑娘们哄赶驴驮子送粪。小伙子们挑着刚割来的山柴朝家走。这是欢乐、劳动的景象;这是幸福、和平的缩影。这一切景象触动了魏强的心。他立起来，趿上鞋子，意味深长地问：“贾正，你来说说，‘五一’扫荡以前，咱冀中不也是这个样?”贾正不吱声地点点头。
确实，“五一”扫荡前的冀中和这里一样，每到秋后，也是一片和谐、欢乐的景象：小伙子们甩着响鞭，赶着大车拉土、送粪;村边上，这里有人在打坯，那里有人在收拾大白菜;铿锵铿的锣鼓声，是村剧团在排练新戏;“打、倒、日、本、帝……”单字的集体朗读，是妇女们在上识字班;孩子们一蹦一跳地在场里打着霸王鞭;老人们蹲在庙台上晒着太阳闲聊天;咯哒咯哒的轧车声，嘣嘣当的弹花声，咔啦咔啦的织布声和嗡嗡嗡的纺线声交织在一起，响成一片合弦动听的和平劳动交响曲。……可是冀中现在变了。变成了一片凄凉、悲惨、血与泪的景色。想到这，魏强脸上热烘烘地有点发烧;贾正心里也翻上滚下的不大得劲。这两个在冀中生长成人的共产党员，他们知道自己的责任有多大。末后，还是魏强喃喃地说：“一切都是暂时的，要把它变过来!”
“有咱们的党，有我们的军队，有冀中的人民，咱们一定叫它变!”贾正挥动拳头也像发誓似地说起来。
“报告，魏指导员，参谋长请你和贾排长。”一个倒背小马枪、武装整齐的小通信员很有礼貌地冲魏强行着军礼。“走!”魏强箍箍头上的毛巾，摸摸紫花褂子襟纽，按按腰间的驳壳枪，拽拽前后的底襟，和贾正一前一后紧跟通信员走出了大门。
参谋长一见魏强和贾正走进来，忙移开眼前的《抗敌报》，招呼他俩坐下。
参谋长本来就身高体壮，今天又脱掉便衣换了一套褪色的绿军服，所以更显得分外的魁梧、威严。他见魏强他俩对军服都露出喜爱的神色，凑趣地说：“你俩也喜欢这军服?军人嘛，只有在不得已时才穿便衣哩!”
魏强、贾正对视一下，笑笑，谁也没有言语。 “不过，现在你们还不能穿!你们跟我到这边来，是知道要干什么的!”
“知道!”“知道!”魏强、贾正同声回答。
“知道就好!根据咱冀中现在的环境，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们现在要抽调一部分具有一定战斗经验和文化程度，能掌握和贯彻党的各种政策的优秀的共产党员，组织一文短小精悍的武装工作队，深入到敌后的敌后，去开辟敌占区。毛主席说：‘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鬼子让咱冀中根据地变了质，武装工作队就变成一把牛耳尖刀，悄悄地插到敌人心脏里，去搅合它个乱七八糟。分区党委决定调你俩去武装工作队，魏强同志担任小队长。你俩有什么意见?”
魏强听说分区党委决定派自己到武工队去，并且要担任小队长，当时不知是高兴，还是胆怯，总之，心里突突跳个不停。他，战斗参加的并不少，也负过几次伤，就是文化水平太低，对党的各种政策还不够熟悉;但是党对自己这样的信任，让自己负这么重的责任，却又觉得万分光荣;不过，他所耽心的是完不成党给予的任务。稍一沉思，想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在共产党员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于是忙站起说：“服从组织需要，没有意见。”
贾正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唇，也跟上一句：“没有意见。”“那好，有什么问题，到了武工队还可以提出来。行政介绍信在这里。”参谋长说完，回手将桌子上的一封信拿起，递给了魏强。“到南峪找杨子曾同志。他原是十八团政治处主任，你们的老首长。现在是武工队队长兼政委。”
魏强一听说是自己的老首长杨子曾同志在武工队负责，心里高兴得立刻开了花，要不是在参谋长面前，他会像孩子似的高兴得蹦起来。他心里说：“这可好，又回到自己最熟识、也是对自己最了解的人的跟前做工作，真想不到!”
贾正也欢喜异常。他恨不得魏强立刻就走，也恨不得一步迈到南峪去会会自己分别好几个月的老首长杨子曾。
一切事情办好，魏强他俩转身刚要走，又被参谋长叫住。跟着，朝他俩递过一人一双毛边底、实纳帮子的青帆布靸鞋：“带去，预备练兵、执行任务用!”
贾各庄到南峪，中间只隔个小山梁，不到二里地。魏强、贾正不到吃一顿饭的工夫就赶到了。
杨子曾三十刚挂点零，细高挑，微有拱肩，白白的脸膛，下巴颏长满了胡髭，说话不紧不慢，态度非常温和，凡是和他接近过的人，都感到他亲切、热情，因而，也多拿他当成自己的兄长来尊敬。
杨子曾见到魏强、贾正，心里高兴得不得了，东南西北地扯了些闲话，便将武工队的情况向他俩做了个简单的介绍。之后，将魏强分配到一小队担任小队长，贾正也被分配到一小队当队员。
武工队人数不多，四十六七个人，可是从人员到武器，真是棒得出奇。讲武器，除了有机关枪、掷弹筒等自动火器，每个人还有一支日造马步枪，绝大部分人腰间还插支驳壳枪;论人员，那真是好样的：二小队长蒋天祥是魏强抗大二分校的同学，来前，在通信连任连长;武工队的队员们，都是九分区部队的金疙瘩，富有战斗经验的班、排干部。魏强心里非常高兴，这些队员，他是认识的多，不认识的少。
蒋天祥听说魏强来了，忙找到一小队，还在院子里就“魏强，魏强”地喊起来。魏强从屋里跑出，两个多月没见面的老朋友，四只大手狠劲地攥在一起，立刻叙起离情来。贾正来到武工队，一瞅，都是枪林弹雨里的老战友，更是高兴。少言寡语的赵庆田，是和他一起参的军，一起入的党;李东山、常景春……也是和他在一条战壕里生活了几年的。他们一见到贾正，就急忙围过来，互相打闹说笑了一阵子。贾正扭脸转向一直叼着烟袋光笑不说话的赵庆田：“你这一阵子怎么样?还蔫的像个大姑娘?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说着走了过去，和赵庆田并肩站在一起。
赵庆田笑眯眯地向贾正身旁靠了靠。
“怎么你也不说句话?”
“我这个脾气你知道，看到老战友就知道高兴，说什么?”赵庆田在鞋底上把烟灰磕打出来，顺便又挖了一锅子递给贾正。“来，抽锅吧!”贾正知道赵庆田的脾气，忙接过来，也就不再言语了。
“咱们这个小队长怎么样?”赵庆田憋了老大半天，才憋出了十个字。
“你说魏小队长?那可是个厉害上级。你说是打，是说，是写?样样都数头份。他是俺们连的指导员。我和你一分手，就跟他一起……”贾正本着自己知道的，向赵庆田介绍着。魏强送走蒋天祥，就朝赵庆田、贾正走来。
“小队长来了。”赵庆田低声地说。
“好，贾正，你来啦!”这时，从大门外闯进一个身穿便衣、持马步枪的军人。瓜子脸、尖下巴颏，嘴上长着黑黝黝的一抹子短胡髭，个子准比贾正高出半头。他上来就把贾正的手攥住了。
“刘太生，这是咱们小队长。”赵庆田觉得在魏强——自己的小队长跟前，不应这样随便，忙介绍。 刘太生立正、挺胸、二目平视地报告：“小队长，刘太生值勤回来。”
“你们都是老战友?随便谈吧。”魏强点头回礼地说。看到刘太生，魏强的脑际立即出现了一位身高体胖，慈眉善目的老太太，这就是他在清苑县张庄认识的那位模范抗属刘大娘。她在八月间，被鬼子松田和特务刘魁胜杀死了。这个小伙子，一旦要知道母亲被敌人杀害的消息，将不知道多么悲痛呢。他知道贾正也知道刘太生的母亲死的事，深怕贾正冒失地说出来，两眼不时地凝盯着他。
“刘太生，你家可出了个大事……”贾正一本正经地刚说到这，魏强立刻使劲地咳嗽了两声。贾正扭脸朝魏强一望，见魏强丢过来个眼色，马上把语气缓和下来：“你猜是什么大事吧?”
“我离家好几年，怎么会知道?”
“说给你吧，你二兄弟长生参加县大队啦!”
“这个?我早知道，还是我妈送去的。是不?”刘太生对这个过了时的消息很不满足：“贾正，我妈结实呗?”
贾正不愿意在自己的同学、多年的战友、革命的同志面前说假话，但是，暂时又不能照实地说，只好忍着内心的苦痛，愧恧地小声说了三个字：“还结实。”
“刘太生，你这个大马虎，头晌午借老乡的镰刀，你还了没有?”辛凤鸣进来望见刘太生就问。
“哎哟!没有。人家要啦?我去。”刘太生很忏悔地扭头就要走。
“得了吧!等你送，早破坏群众纪律啦!”
“你送啦!好，我谢谢你!”
魏强虽然乍来到武工队，一见这起子生龙活虎般的队员，从心眼里痛快。确实，在这些人的身上，能看到一种雄厚的力量。这力量就是那坚强的意志，火般的热情。他们自己也都认为：有这样的意志，这样的热情，一切阻挡革命前进的东西，都将会被轧毁、碾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