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系辞下》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确，天下人们的目标是一致的，而达到共同目标的途径却有各种各样;天下的真理是同一的，而人们思考、推究真理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却是千差万别的。

　　民主无疑是人类最值得追求的一种善业，但其实现形式向来不拘一格，并不只有西式民主尤其是冷战学家熊彼特构建的“选举式民主”才是唯一的选项。事实上，从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即1974年开始的西班牙、葡萄牙民主化到1980年代中后期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化、南美民主化以及苏联东欧的易帜)，到有第四波民主化之称的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和中东国家的“阿拉伯之春”，再到前些年的乌克兰、格鲁吉亚政治的乱局，我们可以明白无误的看出，但凡搭了西式民主顺风车的国家，大都水土不服，动荡不安。

　　大多数向西式民主化转型国家都出了问题，而且不是一时的难题，其原因固然很多，比如经济发展水平、公民素质等等，而最根本的原因是一内一外。“外”是指外部传导的西式民主理论以及民主形式有问题，“内”则是指缺少西式民主政治的最根本条件即同质性这个“基因”。

　　一，西式民主理论本身的问题：将人民民主异化为党争民主　　

　　目前，在世界上流行的西式民主观念就是被称为“竞争性选举”的“熊彼特式民主”。在熊彼特那里，流行几千年的“人民主权”即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理论被改造为“竞争性选举”：民主就是选民选举政治家的过程，而政治家如何做决定、议会如何立法，均不是西式民主政治的范畴。这样，熊彼特就来了一个简单的颠倒：传统的人民主权理论把人民当家作主当作第一位的，而在他那里，则变成了选举过程是第一位的，人民当家作主是第二位的。西方社会科学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人民主权”就被置换成“人民的选举权”。

　　人民有选举权本身并没有错，但问题是这种形式的民主与各种政治思潮联姻就会招致西式民主政治的变种。民主政治本身是一种大众权利政治，而大众政治会与各种政治思潮相结合，比如与民族主义、宗教势力、民粹主义，或者说这些政治思潮、政治势力必然会借助于民主政治形式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结果出现了埃及的穆兄会式的伊斯兰主义民主、乌克兰式的民族主义民主、南美的民粹主义民主，其结果有目共睹。

　　也就是说，在理论上，作为民主形式的竞争性选举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谁来组织竞争性选举?当然是政党，因此，竞争性选举必然是“党争民主”。党争民主的实质又是什么呢?政党是有其特定的群众基础的，如可能是不同的阶层(阶级)、宗教势力和民族(种族)，这样党争民主在有的国家就变成事实上的权力倾轧，如泰国;在有的国家变种为宗教极端政治，如埃及的穆兄会政权;或变成分裂国家的民族之争，如目前的乌克兰。

　　在理论和历史经验上，民主形式事实上是多样化、多元化的，而且有的民主形式比竞争性选举更重要，发生的也更早，如宪政民主、分权民主、协商民主、参与式民主，等等。在民主发生学上，西方国家的选举民主来得比宪政民主、分权民主都更晚，而且美国的立国原则即宪法是通过协商民主而建立起来的。但是，美国却刻意对发展中国家推广一种形式的民主即事实上的“党争民主”，其用心之恶毒可以想见。

　　二，经过西式民主洗礼的国家为何战乱频仍、民不聊生？　　

　　西式民主想要成功“移植”，有赖于社会同质性条件。参与政治活动的多数人如果分别处于对立或异质化结构中，冲突必然发生。民主的同质性条件，也是很多西方思想家和学者根据自己或比较政治发展的基本历史经验而得出的规律性总结。根据世界民主化成败经验，西式民主的同质性条件至少有以下四个要素：

　　1.大致相同的历史文化基础和现行条件

　　现代政治和传统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作为现代化形式的西式民主是基于其两千年连续性传统的内生性演化而来，而文化传统完全不同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照搬、移植一种外生性制度，自然会有强烈的排异反应，成功者寡。

　　正如罗伯特·达尔所说，一套运行不错的政治制度，不但应该是内生性的，既有其历史文化基础，还应该具备一定的现行条件，否则就会变生肘腋。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政治，是选举式民主只在早发达的而且是以基督教为主的二十多个国家搞得还不错、但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后发国家就变味的原因。都在实行同一个概念下的同一种形式的民主即选举民主，有的国家的选民是为了好的公共政策而投票，但这样的国家并不多见;更为常见的是，选举不过是为了一己之私，比如菲律宾是为了世袭封建制大家族利益而奔走，意大利南部的人为自己的“恩主庇护”而战，印度人则为族群政党比拼，非洲国家为部族而流血，伊斯兰主义国家为“圣战”而选举……结果，为特定利益的选举政治发达了，牺牲的永远是民生和社会福利。共同的根本原因在于，根植于异域的现代政治形式与自己的根深蒂固的历史文化的冲突。外来的和尚念不好经。

　　以泰国为例。自1932年实行君主立宪制，泰国共发生大小军事政变19次;1992年民主化以来，军事政变依然是家常便饭，2006年推翻他信政权，此次又推翻他信的妹妹英拉政权。泰国周期性动荡的原因很简单，选举式民主在泰国既与其历史文化传统即达尔所说的“背景条件”相抵牾，又没有达尔所说的“基础条件”做支撑，结果民主政治在泰国必然是一种难以自我运行的制度。

　　泰国政治的“背景条件”是什么呢?一句话，就是王室—军事集团组成的保皇派政治联盟，二者彼此需要，互为条件，形成了一个长达80年的生命共同体。泰国的现代政治起始于1932年军事政变所实行的虚位君主立宪制。此后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国王在政治上都靠边站。但是，随着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和人民政治权利意识的提升，军人政权越来越扛不住民众政治参与的要求，于是军人在1960年代把国王推向前台，并在刑法中规定“冒犯君主罪”，使得国王从此享有至高无上的威严和政治地位。在1992年泰国民主化过程中，普密蓬国王又成功地调和了示威民众和军方之间的冲突，国王作为政治稳定器的作用进一步突显。但是国王的地位离不开军队的守护，而保证军人利益自然也就成为国王的优先议程。

　　也就是说，泰国这样的“背景条件”为以平等化为核心特征的选举式民主设置了一个前提，即王室—军人联盟凌驾在民选政府之上。在2006年推翻他信政府以后，2007年的宪法又废除了参议院选举，改为由国王和军队直接任命参议员;而参议院又任命总检察长及其属下的宪法法院。这样，民选政府头上又有了第二道紧箍咒，结果一个又一个民选政府被所谓的宪法法院判定违宪，2008年判决沙玛总理上电视表演厨艺违宪，2014年判决英拉总理任命自己的内阁成员违宪。

　　“西式民主”不仅没有让泰国国泰民安，让泰国人民更有“尊严”，反而成为了封建王室与新兴党魁之间互相褫夺、尔虞我诈的工具。　　

　　2.共同的国家认同。

　　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如果按照英国、德国、日本那样的一族一国，发展中国家将四分五裂，因此，研究向西式民主转型国家经验的代表学者林茨等都把“国家性”即对同一个国家的认同，当作民主成败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国家认同，政治派别之间就会为反对而反对，而不是在忠于国家的基础上的反对(英国叫“忠于女王陛下的反对”)，结果可能会撕裂国家。在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自由主义的最有力评判者卡尔·施密特也是从这个角度谈论其民主同一性理论的。在施密特那里，同一性首先是指同一个民族。今天，后发国家与早发国家的最大不同之处是，早发国家的民主都是在同一个民族内进行，而后发国家则是多民族的事。不能说多民族国家不能搞民主，但至少有多元一体的国家认同，否则就会国家分裂。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分裂、今天的乌克兰，都是因为民族之间没有基本的国家认同。台湾地区的情况虽然没有乌克兰那么严重，但是性质是一样的，因为存在本省外省之间的蓝绿对决，纯是为反对而反对，结果有利于台湾岛的两岸贸易服务协议被长期杯葛，台湾也因此从过去的东亚经济领头羊而被边缘化。

　　3.共同的政治信仰。　　

　　连西式自由民主的最有力论证者萨托利也说，没有政治观念上的共识，多党制是很危险的。确实，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不管是什么党，哪怕是共产党，信奉的都是法治和以自由主义为基调的意识形态。第三波民主化以来的历史是，很多国家恰恰是因为缺少共同信念而内斗不止，甚至导致国际冲突。

　　言及此处，不得不结合国情，多谈几句。中国不同于西方，自古以来，就不倡导“唯法是尊”的理念，我们的先贤认为，“法者，所以蓄民众、禁强暴、救时务”也，应该“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如果一味执一不化，固守成规，将会给百姓和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因此，华夏的不少经典著古籍中都强调“以道御法”，特别注重为政者对法律和政策的宏观调节：

　　“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选自《左传·昭公二十年》。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选自《商君书》。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选自《韩非子·五蠹》。　　

　　“弘思远益，应权通变。”——选自《汉晋春秋》。　　

　　这与把“法律至上”的教条奉为圭臬的资本主义国家有本质不同。

　　此外，中国人在政治信仰方面也从不画地为牢，而是细大不捐，呈现出“多元共存”的特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就诞生了诸子百家。有“强本节用”的墨家，有“循名责实”的法家，有“参伍不失”的名家，有“清静无为”的道家，还有“重义轻利”的儒家等等。时值近代，中西方文化不断交汇，国人的信仰就更加复杂。这是在政治光谱(Political Spectrum)上只有Anarchism、Libertarian ism两种基调的老牌资本主义帝国所无法理解的。

　　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协商民主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实现形式。

　　4.大致平等的社会结构。

　　民主本身就是社会平等化的产物，因而平等性也是同质性的首要条件。亚里士多德一开始就指出了社会结构与政体的关系，即中产阶级主导型社会最为稳定，西方的民主化也基本是橄榄型社会形成以后的事。而在极化对立的社会，即贫富悬殊、教派对立的二元化社会结构之中，选举只不过是强化了社会结构的对立和冲突。在发展中国家，穷人必然居多数，有产阶级为少数，结果是有产阶级反对民主;而在教派对立的大中东，选举最终不过是强化多数派的主导权，因而选举非但不能抚平教派斗争的伤痕，甚至加剧教派分裂。

　　结语：第三波民主化以后之所以出现那么多问题，甚至导致国际冲突，大概都可以从西式民主理论本身以及民主的同质性条件那里找到答案。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大力推广民主，但是，制度变迁充满了非预期结果，作为全球化形式之一的西式民主化最终却刺激了本土化文化的认同，强化了种族和宗教差异，使得不同民族和宗教之间产生了更强烈的控制欲望以及由此而来的对非我族类的憎恨，最终不仅导致国际冲突，也伴随着频繁的国内冲突以及由国内冲突而引发的国际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