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西方军事强权的持续强大压力下，那些焦虑地寻求自强之路的先进中国知识分子逐步产生这样一种观念：我们的军事科技不如人，是因为我们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如人。甲午战争的失败强化了这一偏见，于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持续至今的思想自我殖民过程——全盘引入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及其学术体系，以西释中，基本的语言范式是“中A是西B”或 “中A不是西B”。【1】

　　这种盲目崇洋，自我阉割之态甚至在中医领域内也不例外。诸如近代不少声名卓著的杏林高手就曾大言不惭道：“中医的‘四诊’不如西方的“科学手段”，中医的‘八法’不符合西方的‘ 量化标准’，应予以摒弃!”仿佛只有西医才能药到病除，中医只会隔靴搔痒一样!

　　在此种论调的蛊惑下，不少医生纷纷放弃本业，浸淫西学，以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遂致华佗良方、扁鹊奇技不复再现。

　　据实而论，西医以解剖学实证为基础，研究人体患病的状况，以现代物理、生物、化学知识，解读认知人体内的种种现象，以消除致病因素(病菌、病毒及生化伤害)为主要治疗手段，微观操作步骤明确、清楚，确是难能可贵，值得我们中医去芜存菁的加以吸收。

　　但不容置喙的是，它对不能明确显示现有生理指标异常的疾病，无能为力，具体表现在对很多所谓疑难杂症，无法明确诊断，更无法治疗。对一些虽能显示生理指标异常、但尚不明其产生原 因的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癌症等)，更是常常束手无策。

　　这一切的症结，都源于西医理论在对整个人体的宏观把控与描述上，存在巨大缺陷，患者在他们眼中从来都不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有机整体，而是一堆零散的部件。所以他们之于病灶，从来也不想着“调其元气、宗气、营气、卫气、脏腑之气、经络之气”，促其自愈，而是动辄施以刀圭，非要剖腹破肚不可。要么就是使用副作用极大的化学类药物，让人在“康复”之后，埋下凶烈的隐忧。

　　中医则大为不同，它讲求“从象测藏”。即“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而且对于病人，常以濡养元气的手法，促使其津液在体内发挥推动、温煦、防御、固摄等巨大作用。尤为难得的是， 中医在用药方面从不千篇一律，而是遵从“适变”的原则，灵活运用。那正是：天地养兵久，临症岐伯魂，笔下奔万马，壶中涌千军。

　　首先，中医藏象理论确立的重要原则就是“因变以正名”，联系《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上下文，可知这里的“变”是阴阳之变，然后是五色、五味之变，进而通于脏腑功能之变;这 里的“名”指阴阳、五色、五味、脏腑诸象之名;这里的“因”，是应因、静因之意，所因者，变也;这里的“正”是使名实相符，名副其实。我们看到，藏象理论是描述动态诸象之间的关 系——“因变以正名”，可谓深得中国文化之精髓。

　　《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引岐伯与黄帝对话说：“帝曰：善。余闻气合而有形，因变以正名。天地之运，阴阳之化，其于万物孰少孰多，可得闻乎?岐伯曰：悉哉问也，天至广，不可 度，地至大，不可量。大神灵问，请陈其方。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嗜欲不同，各有所通。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 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大意：黄帝说：好。我听说由于天地之气的和合而有万物的形体，又由于其变 化多端以至万物形态差异而定有不同的名称。天地的气运，阴阳的变化，它们对于万物的生成，就其作用而言，哪个多，哪个少，可以听你讲一讲吗?岐伯说：问的实在详细呀!天及其广阔 ，不可测度，地极其博大，也很难计量，像您这样伟大的圣主既然发问，就请让我陈述一下其中的道理吧。草木显现五色，而五色的变化，是看也看不尽的;草木产生五味，而五味的醇美， 是尝也尝不完的。人们对色味的嗜欲不同，而各色味是分别与五脏相通的。天供给人们以五气，地供给人们以五味。五气由鼻吸入，贮藏于心肺，其气上升，使面部五色明润，声音洪亮。五 味入于口中，贮藏于肠胃，经消化吸收，五味精微内注五脏以养五脏之气，脏气和谐而保有生化机能，津液随之生成，神气也就在此基础上自然产生了。)

　　同时，“因变以正名”还体现在辨证施治这一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之中。为什么要辨证施治呢?就是人体是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同一种病，在不同病人身上、在不同病程、不 同季节都可能有不同的变，施治方法当然也不可能全同，甚至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这才真正达到了“因变以正名”。西医的理论架构是静态的，不讲“因变”，总是想找到病与治之间的 机械对应关系，在这一点上，中医自有其高明之处【2】。

　　不妨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证，2003年的SARS疫情在广州爆发时，广州普遍采用中医治疗，疗效非常明显。到2003年5月中旬，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50余名病人，无一例死亡，平均退烧时间3天，且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而钟南山院士所在的西医型医院治疗的117名病人，有10人死亡(9人死于西医治疗);其中有71名病人接受中医介入治疗，仅一例死亡，接受纯西医治疗 的46名病人中，有9人死亡。同样值得提及的，接受中医治疗的病人没有后遗症，而接受西医治疗的病人则大量出现肺部纤维化和股骨头坏死症。治疗费用对比也极其明显。西医表面看来是 在不断更新发展，而在对付新病种上，总是临渴掘井，这无异于中医说的那句话：“宋朝才议将，金兵已渡江。”

　　如果说以上的数据来自官方，不免“王婆卖瓜”之嫌，那么以下两位知名人士的亲身经历堪为铁证!

　　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在接受《科技中国》采访时，曾经说到：“早在50年代，我就被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底蕴征服了。我结识了不少华人朋友，并向他们学习汉语。在巴黎大学求学，有幸结识了李约瑟博士，更加深了我对汉学的兴趣。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道藏》的研究。取得博士学位后，又回德国学习西医，同时研读了南京中医学院编著的《中医学概论》。从此我与中医结下了不解之缘，当作了我一生最主要的事业。

　　作为中医学家，我当然知道中医的保健方法，并在实际中广泛应用。有一年外出受寒，肩膀疼得很励害，下飞机后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开始时用西医方法治疗，很久不见效果。后来我改用艾灸，三次就完全恢复了。1989年，我患了膝关节炎，西医先让服用可的松，没有效果，后来建议动手术，换金属关节。一位姓周的中医师给我推拿、针灸，配中药吃，不到6个月，彻底好了。你看见我今天在会上，两个多小时都是站着讲演的吧，完全正常。两年前，我的眼睛视物模糊，西医说是中心性渗出性视网膜炎，没有办法治，搞不好会失明的。读书人眼晴失明是最可怕的事，我用中医方剂学里的伏兔丹(正确的写法应为：茯菟丹)和六味地黄丸为基础，做成药粉来吃，几个月后就好了。现在我73岁了，视力1.5，你看，我的眼睛不是好好的吗?”

　　旅美学者陆寿筠先生也在一篇日记随感中叹服中医的神妙：“那时人们都注意到我走路时总是弓背弯腰的……多年以后X光透视显示，三节腰椎盘之间被明显压缩，西医诊断是“退行性风湿”。对于这一病变，起初并不知晓，也没有特别感觉。但在十年前胃部手术大出血以后，问题就渐渐显露出来，尤其影响到晚上睡觉，腰部酸痛最严重的时候根本无法入睡。首先是不能持续仰天而睡，半分钟都坚持不了，痛得不能忍受，因此只能侧睡。但侧睡的姿势也不能持续很久，必须经常在左右两侧之间翻来翻去，否则也会酸痛。而翻身的动作本身也会带来难忍的疼痛。因此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只能在躺椅上半坐半卧地挨过整夜。总之，一到黄昏，看到床铺就心寒了。此外，两膝经常疼痛，尤其是上台阶时。最严重时需用手掌撑着膝盖借用手臂之力，才能勉强踏上一级台阶。右膝比左膝更严重、更经常。原因可能不止一个，但早年挑重担、伤筋骨、受风寒看来也是其中之一。可喜的是，上述这些病痛，包括肩背腰膝、和白血球/血小板两个方面，虽然没有接受过医生、尤其是西医的治疗，但经过中医养生之道加以补偏救弊，近来都有了明显的突破性转折。”【3】

　　而今，屠呦呦的一鸣惊人，再次明证了中医的奇伟——远非那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伎俩可以相提并论!

　　据屠呦呦自己陈述，在她攻坚克难、踌躇未决之际，给予其帮助和指导的，并非什么“希波克拉底”式理论，而是《补缺肘后方》中的一句话。

　　其实，我国对于青蒿素的使用，早有佐证，史料频见，又岂仅是一本书而已?!《温病条辨》“青蒿鳖甲汤”一篇中便说：“治少阳疟疾，暮热早凉，汗解渴饮，脉左弦，偏于热重者：青蒿 三钱，知母二钱，桑叶二钱，鳖甲五钱，丹皮二钱，花粉二钱。水五杯，煮取二杯。疟来前，分二次温服。”

　　与此互证的，还有《纲目》、《仁存堂经验方》、《重庆堂随笔》等等，不胜枚举。

　　恰如屠呦呦自己所说：“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对防治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维护世界人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发掘中药的成功范例，由此获奖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

　　事实胜于雄辩!我想医学界那些“贵西贬中”的谬论应该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