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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神秘的旅伴】
任荣恍然大悟：“我知道了，你的父亲是毛主席！”
金日成：欢迎彭德怀同志，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我可是久仰您的大名呀！
在我国的东北边境，有一条水色青绿俨如鸭头的千里长河，名曰鸭绿江。这条发源于长白山天池东南胭脂山麓、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外流河，日夜奔腾不息，涛声不止，宛如一个多愁善感的少妇，好像在哭诉，更像在歌唱，她把一串串辛酸的泪珠送进茫茫大海，又把一曲曲英雄的赞歌留给两岸人民。
位于鸭绿江畔的安东，本来是一个青山绿水、风景秀丽的旅游城市，素有“东北小苏杭”之称。如今这里却是军车急驶，戎马匆忙，笼罩着一片战争的阴云。战争打乱了这里的生活秩序，也加快了这里的生活节奏，满街都是庄严不语的军人，到处可见被伪装了的武器装备，整座城市简直成了一个巨大的兵站。
屯聚安东的部队都在抓紧时间进行战斗动员、补充军需、准备干粮，忙得不亦乐乎。这些久经战阵的军人，对老生常谈的战前动员都习以为常了，惟有一件事令他们心灵震撼，这也是我军历史上罕见的一件事，那就是彻底消除解放军的痕迹——取下“八一”五星帽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胸章及装备上印刷的军徽，收缴印有解放军番号的印信等。
摘掉自己心爱的帽徽和胸章，战士们十分不情愿，但又不得不执行命令。他们把帽徽和胸章捧在手里，端详着、抚摩着、沉思着，久久不肯放下。“八一”五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一直是堂堂正正的军人符号，朝夕可见，从不离身。它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标志，也是战士的骄傲、荣耀的象征，可现在马上就要把它全部上交，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
市区北郭有一座高约一百三十七米的小山，名曰镇江山（今名锦江山），素称“伪满八大景”之一。山上风景如画，名胜众多，薛礼卫国征东的遗迹随处可见。此刻，毛岸英和他的战友们正在游览镇江山公园。他们登上山顶镇江亭，举目眺望，只见从远方飘来一条长长的“银丝带”，在山下起伏游动，这就是中朝界河鸭绿江。毛岸英望着鸭绿江上连接中朝两国的弹迹累累的大铁桥，望着彼岸烟火未熄的村庄和血迹斑斑的田野，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端。
走下镇江亭，他们来到半山腰烈士陵园，瞻仰了为解放当地人民而英勇牺牲的烈士，并在新落成的“辽东解放纪念塔”前合影留念。身穿朝鲜人民军校官服的毛岸英和徐亩元、杨凤安、唐本站在最后一排，五个战士和头戴大盖帽的苏联专家分两排坐在前面的台阶上。快门喀嚓一响，十位军人被摄入镜头，留下了这一历史的瞬间。这也是毛岸英在国内的最后一次留影。
从十月一日金日成发来急电请求我国出兵援助，半个多月过去了，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毛泽东夜以继日地思考、讨论、开会。他通观全局，审时度势，终于在十月十八日二十一时向全军下达了出兵抗美援朝的作战命令：
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定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准备渡两个至三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况。
出兵抗美援朝，事关全国工作重点转移的大局，为了让全党都能有所准备，在志愿军渡江的当日，毛泽东又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向中央各大区发电，特别强调出兵之事“几个月内，只做不说”。
因此，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入朝时，既没有欢送的锣鼓、激昂的号角，也不像《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中所唱的那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而是在夜幕降临之后悄无声息地飞跨鸭绿江的。
十月十九日，夕阳西下，暮霭低垂，阵阵冷风夹着绵绵细雨笼罩在鸭绿江面。从北京赶回安东的彭德怀来不及在镇江山招待所休息一下，来不及换上朝鲜人民军的将军服，就壮怀激烈地踏上了出国作战的征程。志愿军临时指挥所全体人员把彭德怀送到披着伪装网的吉普车旁，从不信神的毛岸英在心中暗暗祈祷：愿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彭老总顺利到达目的地。
“主席从安全考虑，要我把指挥所设在鸭绿江北岸的隐蔽位置，我认为还是过江和金日成在一起好，这样更便于统一指挥作战。”彭德怀向邓华和洪学智交待，“敌人北犯甚急，平壤可能要失守，我得马上过去会见金日成首相。天黑以后，你们几位随四十军行动，一定要组织好部队过江，不能出半点纰漏，明白吗？”
“明白了，彭总，你就放心先走吧！”邓华和洪学智向彭德怀庄重地敬了一个军礼。
站在一旁的朴一禹看到彭德怀和他的秘书、警卫员真的要入朝了，即登车引路，眼含热泪连声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你们要是再不出兵，问题就严重了！”
彭德怀拍了一下毛岸英的肩膀，看一看烟雨凄迷的天空，笑着说：“我这是黄昏行啊！”他拉开车门和司机刘祥并排坐在前边，用手擦擦挡风玻璃说，“人就是这样，要过江了，心里就沉甸甸的。这出国打仗和在国内打仗就是不一样呀！这一走出国门，就代表了中国的尊严和形象，威风劲儿直抖呢！”
彭德怀，这位几十万大军的统帅，在与国民党反动派打了二十二年仗之后，又一次披甲上阵，而且是单车简从奔赴国外战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高级军事指挥官能够在大敌当前身先士卒地深入到前线，而此时此刻，战争另一方的军事指挥官麦克阿瑟正在千里之外的豪华官邸里，尽情享受着那个国家特供的所有奢华。
彭德怀秘密过江后，在平安北道境内一路东行，直向朔州、昌城、东仓方向飞驰。大军未动，统帅先行，这是志愿军过江的第一辆车，它牵动着千里之外中共中央的神经，带动着正在离开祖国即将浴血奋战的千军万马。
志愿军的先头部队紧张而有序地向前移动着，每一位军人的脸色都是肃然冷峻的。因为谁都知道，他们很快就要同以飞机、坦克、大炮武装起来的“真老虎”、“铁老虎”、“洋老虎”兵对兵、将对将地较量了，一场肯定比过去更为残酷的战争开始了。在这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作战中会遇到什么新问题，能打出一个怎样的结果，每一个人的心都悬在半空，忐忑不安。
“嘟，嘟嘟……”吉普车从队伍一侧呼啸而过。行军的战士都知道车里坐的是一位“先锋官”，但怎么也不会猜到他就是志愿军的司令员、此次出国作战的最高指挥官。此时此刻，彭德怀的心情十分焦急，他的思绪像上了几把发条，转动得越来越快了，恨不能立马赶到指定地点，安下心来去指挥他的部队杀向敌人。
“不好，我们的通信车没有跟上来！”秘书惊呼一声。
装载电台的通信车不知什么时候被朝鲜难民给冲散了。彭德怀往后一看，果然不见通信车的影子，便摇首自嘲：“我带兵打仗几十年，还没有遇到过像今天这样既不明敌情也不明友情和地理的被动局面。现在通信车又跑丢了，老夫成了一个光杆司令了！”
来到这人地两生、语言不通的地方，不怕“山高路远坑深”的彭大将军感到很无奈。他忽然想起毛泽东对他的嘱托：“岸英会讲俄语和英语，你到朝鲜免不了要跟苏联人、美国人打交道，有他在你身边，同各方面联络都方便些。”这出国打仗语言的确是个大问题，不懂当地语言，人就成了聋子和哑巴。现在看来，毛岸英到了朝鲜肯定能派上大用场。
十月二十一日拂晓，汽车进入平安北道东北部东仓郡。晨雾中，一个山庄的轮廓霍然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大榆洞东边的大洞村。汽车停在一个风格迥异的草房子前，我驻朝使馆临时代办柴军武拉开车门，向彭德怀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军礼：“老首长，辛苦啦！倪志亮大使回国看病去了，听说您今天到，我一直在此恭候呢！”
“军武啊，你长变啰！咱俩有七八年没见面了吧？”彭德怀一边握着柴军武的手一边乐呵呵地说。
“可不是嘛，抗日战争时期，我在老首长身边工作了三年，很受锻炼啊！”
柴军武，后易名成文，一九一五年三月出生于河南遂平县。一九三六年投身革命，一九三七年十月参加八路军。彭德怀在太行山区前方总部主持工作时，柴军武就在他手下任情报股长。令人难忘的是在南艾铺反扫荡战斗中，柴军武带领一个警卫排跟着彭总冲出了包围圈，但左权将军在那次突围中不幸牺牲了。
“一九四三年你到晋冀鲁豫军区当处长后，咱们好像就没再见面。几年不见，你进步很快哟！”彭德怀笑着说，“军武啊，我可是头一次出国啊，一会儿还要去拜见首相，我得好好梳洗打扮一下。”
警卫员没有找到脸盆，只拿来一个美式钢盔。彭德怀洗完脸要把他从西北穿来的粗黄呢军服袖口破绽的地方修剪一下，司机看彭德怀用指甲刀剪得很吃力，便递给他一个打火机。彭德怀一边用火烧布毛一边风趣地说：“火攻果然好使，当年曹操的百万大军就是葬身于火海之中，今后我们就用火攻对付美国强盗！”
太阳从东边的山头冉冉升起，柔和的红光照亮了漫山遍野，把淡淡的雾气染成了粉红色。彭德怀和柴军武在朝鲜外相朴宪永的陪同下，像农家走亲戚一样步行去拜访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身着军便装、腰扎武装带、足蹬黑皮靴的金日成和一身棉衣、棉帽、棉鞋的彭德怀紧紧握手，这是一次意味深长的握手，也是一次历史性的握手。他们虽是初次见面，却似旧友重逢，一见如故。 “我代表朝鲜党和政府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热烈真诚地欢迎彭德怀同志！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我可是久仰您的大名呀！”金日成操着鸭绿江北岸的东北话激动地说。
金日成，原名金成柱，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五日生于平壤万景台的一个佃农家庭。十三岁时随父亲金亨稷赴中国东北，曾下定“朝鲜不独立就决不再回”的决心。他在吉林毓文中学读书时便从事学生抗日运动，一九二九年秋被警察逮捕入狱八个月。一九三二年创建朝鲜人民革命军，在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北部地区进行抗日武装斗争。一九三六年建立祖国光复会，任会长。一九四五年朝鲜北部解放后回国。
十天前，金日成在平壤发表《用鲜血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的广播讲话后，就把他的首都迁到了江界。金日成说：“这几天敌人不断向北逼进，我们不停地往后转移，我刚到平安北道这边就听说彭司令员来了，我本人非常高兴!”
“你好，金日成同志，毛泽东主席让我代表他向你问好!”彭德怀直视着比他小十四岁尚未到“不惑之年”的金日成，只见这位首相饱满的天庭下那双微带笑意的眼睛因缺少睡眠而略显红肿，眼神中透出一种焦虑。
“谢谢你，谢谢毛泽东主席！”金日成说完，又热情地与柴军武和其他同志握手。
宾主在一张脱了漆的长条桌前相对而坐，人民军女战士摆上香烟和茶水。彭德怀向金日成转达了毛主席的电报精神，金日成亲切地说：“谢谢毛泽东主席，谢谢中国共产党，也谢谢彭司令员及时来支援我国！”
彭德怀坦诚地说：“我们都是社会主义阵营，隔着一条江，可谓兄弟之邦。接到你的急电，我们的党中央和毛主席非常着急呀！我是临危受命，仓促上阵，这仗能不能打好，要靠首相和朝鲜同志多多帮助！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并肩作战，对付美帝国主义侵略军。”
“麦克阿瑟要我举手投降，可我们从来没有这个习惯。”金日成略作沉吟，“不过，敌人的兵力占优势，炮火又强，还有大批的飞机，我们的部队阻滞敌人进攻非常困难。”
“人民军现在的兵力还有多少？”
“不瞒司令员你说，我们只有三个多师在手上：一个师在德川、宁边以北，一个师在肃川，一个坦克师在博川，还有一个工人团和坦克团在长津附近……”金日成边让茶边说。
彭德怀向金日成通报情况：“第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昨晚开始渡江，计划在十天之内要过来四个军，十二个步兵师、三个炮兵师，约二十六万人。第二批二十四个师正在调集。第三批也开始集结了……”
彭德怀报告了出兵情况后，接着说：“我们的党中央和毛主席下这个决心是不容易的，中国大陆刚刚解放，困难很多。我们出兵是为了帮助朝鲜人民军渡过难关，打败侵略者。我们不怕美国宣布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也考虑到美国有可能轰炸我东北工业城市，攻击我沿海地带。但是，毛主席估计美国还不大敢那么轻举妄动。我们不是他们的参谋长，不知道他们会疯狂到什么程度。”
金日成一边微微点头，一边兴奋地说：“请转达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敬意!”
彭德怀接着把他对美国侵略军的分析，以及如何打法说了个大概。在金日成肯定的目光中，他又说：“现在的问题是能否站住脚，无非有三种可能：一是我们站住了脚，而且歼灭了敌人，从而和平地解决了朝鲜问题；二是虽然站住了脚，但双方僵持不下，使战争长期化；三是我们顶不住，被打了回去。当然，我们要全力争取第一种可能!”
“我相信，在朝中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能够取得第一种可能——打败美国侵略军。”金日成忽然问道，“彭司令员，听说毛泽东同志的儿子也当了志愿军？”
“嗬，你的消息挺快啊！不错，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是在志愿军里。他积极主动要求抗美援朝，毛主席也支持他，他是一个好青年。”
“这使我们朝鲜人民深感不安，这种精神千古少见，有机会我一定要看看他，向他表示感谢。”
“现在全中国人民都在关心朝鲜战争，成千上万的青年都在报名参加志愿军，支援朝鲜人民反击侵略者。我国人民总结两句话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就是中朝友谊万古长青的象征呀！”
“中国共产党对青年人教育的好哇！”
这时桌上已摆好几碗米饭，几碟泡菜，三听罐头，一瓶白酒，女兵又端上热气腾腾的炖鸡。大家往门口望去，只见雪地上用四根铁棍支起一口铁锅，锅下的木块劈劈啪啪烧得正旺。屋里屋外气氛热烈，笑声不断，就像农家办喜事似的。
金日成端起酒杯，热情而又不失庄重地说：“这蘑菇炖小鸡，是用当地的山鸡，长白山上的蘑菇，鸭绿江里的水做的，虽说不是什么名贵菜，却表达了我们的一番心意。朝鲜是出人参的地方，只是在这战乱年月，那东西不好找，等赶走了美国侵略军，我再请你们喝参鸡汤。好，现在我提议：这杯酒一是为彭司令员接风洗尘，二是感谢中国政府对我国的支援，三是为朝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干杯！”
任荣：我知道了，你的父亲是毛主席！
秋虫唧唧，秋风阵阵，菊香书屋的主人又是一个不眠之夜。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来到东厢房门口，习惯性地理理衣冠，轻轻推开房门，只见里面烟雾缭绕，灯光朦胧。毛泽东和周恩来相对而坐，两人谁也没有说话，只是抬头用熬得发红的眼睛望着走进来的聂荣臻。屋子里安静极了，似乎能听见毛泽东手里香烟燃烧的咝咝声。
“聂代总长啊，你来得好，我和恩来正在‘闭门家中坐，静听好消息’呢！”毛泽东又吐出一口浓浓的烟雾。
“报告主席，彭总入朝后的第一个电报来了，还是急电！”聂荣臻双手递上电报。
“这个彭德怀，我还以为他失踪了呢！”
“来电说彭总率领的先头部队五个师已全部进入朝鲜，前方的形势顺利……”听了聂荣臻简短的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视一下，两人似乎都松了一口气。
“睡觉！”毛泽东一挥手结束了苦闷的对坐。开弓没有回头箭，他知道事情到了如此地步，也只能勇往直前了。
十月二十三日上午，志愿军临时指挥所部分人员随十三兵团司令部乘车从安东启程，沿鸭绿江北岸向长甸河口进发，准备从中路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东北军区组织部副部长任荣乘坐的吉普车除了他和秘书、警卫员外，还多了一位搭车的俄文翻译。
任荣原名任武云，一九一七年九月生，四川苍溪县人。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四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三十军某师特务队队长，参加了川陕苏区反“围攻”和长征，后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营教导员、旅组织科长；一九四五年，任冀热辽军区二十二旅六十六团政委；一九四七年，任东北野战军一纵二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一九四九年五月，任辽东军区一七一师政委，九月任东北军区组织部副部长。
路上，任荣发现坐在车里的这位年轻人不像一般的军人，不但相貌英俊威武，而且一举一动也与众不同。不知什么原因，他对这位俄文翻译颇有好感，于是和他攀谈起来：“喂，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毛岸英！”
“今年多大了？结婚了没有？”
“再过几天就满二十八岁了，刚结婚一年。”
“还是新郎倌呢！离开刚刚建立的温馨小家，到朝鲜来打仗，新娘子乐意吗？”
“乐意！可支持我啦！”毛岸英笑着回答。
汽车从一座山前开过，沿着江边崎岖不平的山路，像扭秧歌似的往东北方向跳跃着前进。山不算高，却雄伟陡峭。任荣指着窗外说：“这座山叫虎山，你看它多像一只猛虎，日夜守卫在祖国的东大门，据说这山上过去有一道长城。”
虎山原名马耳山，因两个并排高耸的山峰，状似两只竖立的虎耳，亦名虎耳山，至清代演化为今日的虎山。明巡抚都御史王之浩登临虎山要塞时，曾写下《登马耳山望朝鲜》一诗，将虎山的地势、边关的冷肃、沙场的残酷描绘得淋漓尽致：
高头极目海云东，
指点扶桑可挂弓。
衰柳迷烟知驿古，
寒鸦带日搅天空。
江山不尽关山迥，
帝德无私雨露同。
却笑楼船成底事，
海边枯骨战功图。
毛岸英朝虎山望了一眼，惊奇地说：“这里也有一道长城？我原以为山海关是长城的起点，没想到这里还有一座长城，虎山长城应该是祖国最东端的长城了。”
“毫无疑问。”任荣看了看身边这位块头不小模样不俗的人，接着又问，“你是哪个部队的？”
“我不是部队的，我是从地方来的。”
“哦，你是地方同志，那你在地方都做过什么工作？”
“我的经历比较复杂，小时候流浪、讨饭，后来在苏联留学，参加过苏德战争。回国后务过农，做过工，还当过工厂的副书记。” 毛岸英不平凡的经历引起了任荣的极大兴趣，他上下打量着这个来自地方的陌生的年轻人，禁不住又问：“你的外语一定不错，那你为什么要参加志愿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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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岸英坦率地回答：“是我父亲叫我参加志愿军的。他说我回国后务过农，做过工，就是没当过兵，叫我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哦，你父亲的思想挺进步的嘛！你在工厂当副书记多好哇，参军打仗很艰苦、很危险呀！”
“我不怕，越是危险的地方越能锻炼人！”毛岸英坚定地回答，“战争是个‘老君炉’，经得起烧炼，才能变成一块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好钢。特别是年轻人，经战争锻炼一下有好处。”毛岸英在这位首长面前侃侃而谈，毫不拘束。
队伍中午到达长甸河口。吃饭时，任荣把毛岸英拉到自己身边，他们边吃边聊：“你在苏联都吃些什么？”
“面包、牛肉、土豆……”
“有大米吗？”
“没有。”
“小毛，你留洋回来是有学问的人了，应该去坐机关，写文章，怎么还去务农呢？”任荣不解地问。
“是我父亲叫我去的。”毛岸英照实回答。
“又是你父亲叫你去的，老头儿对你管得这么严！你在哪儿务农？”
“在吴满有那里。”
“是延安吴家枣园的那个吴满有吗？”
“是他，你也认识他！”
吴满有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著名的劳动模范,是毛泽东最亲密的农民朋友。当时吴满有的名字在解放区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一听到“吴满有”三个字，任荣当即恍然大悟，兴奋地说：“我知道了，你的父亲是毛主席。”
“是的。”毛岸英很平静地点了点头。
然而，任荣的心潮却久久不能平静了。作为长期做组织工作的一名领导干部，他知道毛主席为中国革命的事业奉献得太多了，他的夫人杨开慧、弟弟毛泽民等数位亲人为革命先后捐躯。如今，他又把自己和杨开慧亲生的儿子送到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侵略者面对面的打仗，这是下了多么大的决心，这对志愿军又是多么大的信赖！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将会极大地激励并鼓舞全体将士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勇气。只可惜，这样好的典型不能在报纸上宣传啊！
任荣看了看毛岸英，又沉思片刻，觉得毛岸英的气质的确不凡，有毛泽东那种刚毅不拔和聪明过人的品格。他接着问：“那你是怎么去苏联留学的？”
“其实，也不是为了留学才去苏联的……”毛岸英像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把他去苏联的前因后果娓娓道来，“母亲就义后，中央机关通过秘密交通找到了我们三兄弟，并要我们转往上海。外婆和舅妈把我们送到上海后，二叔毛泽民亲自把我们安排到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大同幼稚园。由于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的政治环境恶化，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了，我们只好暂时住在董健吾家里，后又转到董健吾前妻黄慧光的住处。不久，董健吾辞去牧师职务外出躲蔽追捕，从此就没有了固定经济来源，黄慧光又是一个无职业的家庭妇女，身边已有四个孩子……”
“再加上你们兄弟三人，生活一定相当艰难了。”任荣忧心地说。
“由于生活无着，我们经常流落街头。每当小弟岸龙说‘哥哥，我肚子饿’、‘哥哥，我想妈妈’，我的心就像刀剜的一样难受。岸龙在一次迁移中失踪，至今生死不明。我和岸青曾在烧饼铺当学徒，挨打挨骂，受尽折磨。逃出店铺后，我们靠拾破烂、卖报纸、推人力车来维持生活。”
说到这里，毛岸英激动地问任荣：“任部长，你看过电影《三毛流浪记》吗？”
“看过，很感人，三毛是个苦孩子。”
“那时我和弟弟在上海的流浪生活，和三毛相比，除了偷东西、给资本家做干儿子外，其他几乎都经历过。”艰难的生活环境磨炼了毛岸英坚强的性格，说到自己这些苦难的经历，他语气平静，神色坦然。
“哦！那你也挺苦的了。”任荣的眼眶已经潮湿，“后来呢？”
“后来上海地下党找到了我和弟弟，通过张学良的部下东北义勇军司令李杜将军去西欧考察实业的机会把我们送到法国，后又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从巴黎接到莫斯科。二战时，我在莫斯科列宁军政大学毕业后参加了苏联红军，并驾驶坦克打到了德国。”
任荣听了毛岸英所讲的传奇经历，十分感慨地说：“岸英，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经历还这么坎坷，你可以称得上是历经千山万水、受尽千辛万苦的人啰！”
“我是吃百家饭、走万里路长大的，苏联红军战士也这么说。”毛岸英粲然的脸上溢满自豪，“当年我是坦克连的指导员，他们都叫我扁鼻子中尉。在从白俄罗斯向波兰进军的途中，我们连和德军的坦克遭遇了，我几次从翻倒的坦克炮塔里爬出来，又钻进另一辆坦克继续战斗。苏军战士很赞赏我的勇敢精神，说我是苦大仇深爱心无限的国际主义战士。”
任荣看着毛岸英比他父亲还高的大个子，笑着说：“你的身高有一米八吧？像你这样大的块头，塞在坦克里也够挤得慌了。”
“苏联人个头都高，有的比我还高呢！不过，人在坦克里不显重量，就是有点发闷。”毛岸英说，“我真想下到基层连队，从美国鬼子那里缴获一辆坦克来开开。”
得知毛岸英作为苏军坦克兵中尉，曾在朱可夫元帅麾下参加了大反攻，横扫半个欧洲，直抵柏林，任荣作为一个在疆场上出生入死的将军，不禁感慨万端。以当时苏德战场战况之惨烈，苏军伤亡比例之高，毛岸英能够在战火中平安生还，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太阳沉落西山，血染的霞光映红了一条江水，半个夜空。毛岸英和所有身穿没有帽徽、没有胸章、没有任何中文标志军装的志愿军战士一起，以“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英勇气概，从长甸河口的浮桥义无反顾地跨过鸭绿江，从此踏上了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
毛岸英朝窗外看了看被雨恨云愁笼罩着的异国山河，一切都被破坏得不堪入目了，到处是焦土和残火，公路上弹坑摞着弹坑，桥梁被炸塌了，村屯变成一片废墟。再往前走，路上挤满了北撤的人群，有的赶着牛车，有的头顶包袱，有的身背小孩，乱成一片。
任荣的吉普车在人群中穿来穿去，比老牛拉破车快不了多少。毛岸英和警卫员不时跳下车来，护卫在首长左右，生怕发生意外。躲过逆行而来的难民潮，再往前走，一路上就只能听见头顶上飞机的轰鸣和不绝于耳的爆炸声了。
吉普车路过的地方，差不多都被敌机轰炸过了。一位年过花甲的阿爸吉眼含泪水说：美国飞贼十分可恶，不仅轰炸军事目标，对民用设施也不放过。他们还经常“串房檐”、“查户口”，哪怕是看见一人一车、一缕炊烟也要俯冲扫射。志愿军的官兵全看明白了，在今后的日子里，他们不但要与地上的敌人作战，还要与空中的敌人交火，这将是一场多么残酷惨烈的战争哟！
这辆美式吉普车是解放战争时从国民党军队那里缴获的，虽然性能不太好，但仍然像一匹老马鞠躬尽瘁地为它的新主人效力。汽车开进一条被洋鬼子称作“巧克力汤”的泥泞路，车轮轧上去光转圈儿不能前进，司机一边踩油门一边喊：“快打美国鬼子吧，我好开新车！”
汽车像掉落在陷阱里的一头狮子，一声接一声地吼叫着、颤抖着、挣扎着，就是原地不动。看起来光踩油门不顶用，司机跳下来往车底一看，原来车轱辘陷在弹坑里了。他往四周扫了一眼，见路边竖着两块木牌，想过去把木牌踹断用来铺垫车轱辘。
“等一等！”毛岸英见状赶忙上前制止。他走过去看了看两块木牌，只见一块木牌上画的是一位阿妈妮怀里抱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迎面挑着美国旗的刺刀正向她刺来，下边写着“人民军、志愿军救救我们吧”。另一块木牌上画的是两架标有“US”字样的飞机在穿梭轰炸，正在扶犁耕地的阿妈妮身后背着孩子，飞机把牛炸飞了，阿妈妮倒在血泊中，孩子扑在妈妈身上，两只小手抓住妈妈的头发在哀号求生。
“不能动！”毛岸英在工厂里做过宣传工作，知道这两块木牌的重要意义。他迅速脱掉身上的棉大衣，垫在车轱辘底下，然后摆手让司机去开车。
十月二十四日早晨，任荣和毛岸英来到与大洞村一山之隔的大榆洞金矿，他们在一个铁皮木板房里见到了前两天已到这里的彭德怀司令员，第十三兵团的领导同志也都到了志愿军司令部驻地大榆洞，随即参加了由彭德怀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作战会议。从此，毛岸英就留在志司作战室工作，担任彭德怀的秘书兼翻译，任荣被任命为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志愿军政治部驻地在几百米外的一条山沟底部，任荣经常到志司请示汇报。他很快就发现毛岸英是个大忙人，忙工作，忙学习，偶尔也碰到他陪彭德怀下象棋。任荣也是一个象棋迷，碰上他们对弈，只要时间允许肯定观战，还不时助毛岸英一臂之力。战争硝烟中的一点点娱乐，更增进了战友之间的友谊。
冯志友：这个年轻人是从延安洞来的，又姓毛，难道他是毛主席的儿子？
威克岛会议之后，麦克阿瑟仍然沉浸在仁川登陆成功的亢奋之中，时时表现出“胜利者”骄横不可一世的姿态。美国总统杜鲁门飘洋过海专程飞到威克岛来接见他，这件事本身足以说明麦氏在美国军界的政治地位举足轻重，却也足以滋长这位“远东王”那早已膨胀了的目空一切的骄横。世界各国的目光都在关注着朝鲜战局，而他作为指挥这场战争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当然是舆论注意的焦点。
曾被杜鲁门诅咒“怎不在二战中当烈士”的麦克阿瑟，对杜鲁门的“亲切”接见并不领情。他对这位出尔反尔、投机钻营的政客、权术家一直没有好感，更何况又不是总统把荣誉赏给了他，而是他把仁川胜利的巨大花环套在了杜鲁门的脖颈上。要说感谢，那应当是杜鲁门和美国感谢他麦克阿瑟五星上将，而不是相反。
麦克阿瑟在其烟斗酿造的雾霭中昏然遐想：向三八线以北长驱直入，争取用最短的时间把整个朝鲜半岛统一在大韩民国的旗帜之下。到那时，杜鲁门和艾奇逊、布莱德雷之流才会知道，对于统一全朝鲜、将这个半岛置于美国势力范围之内的胜利来说，仁川登陆的胜利只不过是一个序曲……
麦克阿瑟收住他那野马奔腾一般的思绪，猝然想起一再传入耳内的有关中国军队参战的消息。第八集团军攻克平壤之后，韩国军队从俘虏嘴里获悉中国军队已大规模跨过鸭绿江。然而固执己见的麦克阿瑟却不相信：抓获的不过是几个北韩士兵，他们怎么会知道中国介入朝鲜战争的高级机密？深通谋略的毛泽东是不打无把握之仗的，绝不会在北韩气数已尽的时候再冒险出兵。
尽管如此，坐镇东京遥控指挥的麦克阿瑟还是命令他的空军派出飞机，对中朝边境地区进行侦察，把中国是否出兵和出兵多少的情况搞准确。这位精通《孙子兵法》的职业军人，知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也知道中国人善于搞“兵不厌诈”的计谋。
平安北道东仓郡的大榆洞原为朝鲜四大金矿之一，而今却是一派破败凄惨的景象，乱石、枯树、寒风充满山谷。南北两座大山之间，夹着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路，路的两侧是一些简易工棚。山沟有一条伸向南边的岔子，那上面有一个阴暗潮湿的废矿洞，洞口上方五十米处，有一个比较大的长方形铁皮木板房，据说原是矿山的木工房。彭德怀看中了这个地方，于是在这里安营扎寨，铁皮木板房就成了他的“官邸”兼作战指挥中心。
由于大榆洞山中蕴藏着黄金，曾引来不少做着发财梦的淘金者。如今这些淘金者已不知去向，他们留下的大大小小的矿洞也多已坍塌荒废。但这里毕竟是一个难得的军事用地，淘金者居住的工棚还在，这正好解决了志司的营房问题，废弃的金矿也成了很好的防空设施。
从此，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沟与千里之外的中南海保持着热线联系，彭德怀和他的战友们将在这里部署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仗。不过，这里距敌人仅有二十公里，作为志愿军的指挥中心稍显靠前了一些，但这正是彭德怀指挥作战的风格。
站在铁皮木板房门口往下看，山间的大路像羊肠一样弯弯曲曲，若隐若现。此时，有两个身着土黄色军服的年轻人正向志愿军司令部走来，年龄大一点的是侦察队长王仁海，年轻一点的是侦察员冯志友。
二人正行走间，突然响起防空警报，王仁海和冯志友动作熟练地往附近山沟里一滚，只见远处有个黑点，由小变大，逐渐清晰。随着一声撕裂空气的怪叫，他们仰头一看，原来是一架美军的侦察机。它飞得很低，飞机从他们头顶掠过时，连机身上的徽标都看得一清二楚。
“妈拉巴子，我恨不得给它一梭子！”冯志友看着远去的敌机，问王仁海，“王队长，敌机天天来转悠，你说他是不是发现我们参战了？”
“我看不像，如果发现志愿军参战了，麦克阿瑟会狗急跳墙的，肯定要派飞机来狂轰滥炸。”
为了尽量不暴露志愿军主力入朝的目标，志愿军司令部曾一度规定各部队不准用轻武器打飞机。因此美军飞机横行无忌，十分猖獗。不但能擦着房顶、树梢飞，还可在山沟里钻来钻去，搜索目标，见人就打，见车就炸，甚至一垛草、一头牛、一缕炊烟，也要打上几梭子。
几天前，志愿军总部附近有一辆输送给养的卡车，被敌机发现后来不及躲藏，一位管理员就钻到汽车底下隐蔽。敌机一个俯冲，从机翼下射出一颗火箭弹，汽车顿时起火爆炸，竟把这个管理员给烧死了。
美国飞机隔三差五过来骚扰，造成了总部人员的一种矛盾心理：既警惕，又麻痹。家常便饭了，你炸你的，我干我的！大家对美国飞机从一开始的新鲜、恐惧，变成习惯和漠视了。
防空警报解除了，他们同时跳出山沟继续赶路。山坡上光秃秃的，树木不是被炸飞了，就是被烧光了，一眼可以看得很远。这时，前方出现一个细高个子军人，朝这边走来。
王仁海指着前方的那个人问：“小冯，你知道那位大个子是谁吗？”
“不知道，他姓什么？”冯志友问。
“姓毛。你仔细看看，他长得像谁？”
“有什么好看的，反正大人物的子女不到朝鲜来。”
“那不一定！”王队长神情严肃起来，“这个人是从延安洞来的。”
冯志友知道，“延安洞”是毛主席当年所在延安的代号。听王队长这么一说，冯志友不禁愣怔一下，“这个年轻人是从延安洞来的，又姓毛，难道他是毛主席的儿子？”
冯志友睁大了双眼，像雷达。经仔细端详，只见那人身材魁梧，器宇轩昂，长得真和画像上的毛泽东差不多，便俯耳悄问：“真是毛主席的儿子？”
“对，叫毛岸英。”
“你认识他？”
“我在司令部见过他，不过他的情况我很早以前就听人讲过，他能说好几个国家的话。”
说着说着毛岸英就走过来了，王仁海赶快上前打招呼：“喂，毛秘书，你好！”
“你好，王队长。你们这是从哪儿来？”毛岸英问。
“我们执行任务刚回来。”王仁海说，“敌机这两天老是过来侦察轰炸，你可要注意点！”
“飞机轰炸没什么可怕的，但是要小心。”毛岸英说话像他父亲一样举重若轻，“喂，你们怕不怕飞机？”
“我们不怕！”
“对，没什么可怕的，不就是一堆钢铁嘛！敌人往往从战术的角度来理解飞机的用途，总是把轰炸机视为决定意义的武器。其实，决定战争的胜负是人而不是飞机。我父亲就说过美国的飞机多，但历史不是飞机写的。”毛岸英风趣地说。
冯志友性格活泼，爱说爱笑，他问毛岸英：“毛秘书，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你请讲。”
“人家都说你在延安住过，是真的吗？”
“那还假得了！我在延安住了一年多呢！”
“你能给我们讲讲你在延安的事吗？”冯志友对延安很感兴趣，对从延安过来的人更是羡慕不已。
“我在延安基本是种地，没啥好讲的呀！”
“在延安种地？”
“是的。”一提起革命圣地延安，毛岸英心里便翻江倒海一发不可收拾，立刻沉浸在酣畅的兴奋之中，“我是一九四六年初从苏联回国的，一到延安，我很兴奋，也很激动，因为我和父亲有十九年没见面了。当年父亲离家去领导秋收起义，我才五岁，刚刚记事。”
“那你还认得毛主席吗？”
“认得。我一走出飞机舱门看到迎面站着一个人长得和画像上的毛主席一样，就认出那人肯定是我的父亲。”毛岸英说，“父亲看到我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非常高兴。他问我在苏联的学习情况，又问我读过哪些中国的书，然后说：你在苏联长大，国内的生活不熟悉。你在苏联的大学读书，住的是洋学堂，我们中国还有个学堂，这就是农业大学、劳动大学。”
“农业大学？毛主席是不是想叫你下农村锻炼？”
“是的。当时我就领会到了父亲的意思，我说我离开中国这么久，在苏联大都过的是学校生活，对中国农村的情况不太了解，也不会种田，我愿意向农民学习。父亲说我在莫斯科睡的是钢丝床，到了延安，就是炕上摊床褥子，底下烧着火；老百姓有虱子，不要怕，有水就多洗一洗，没水就用手多捉几个。”
“毛主席真逗。”王仁海和冯志友都笑了起来。
“一天，父亲给我介绍一位叫作吴满有的劳动模范，说他就是我的校长，然后对吴满有说这个学生住过外国的大学，没住过中国的大学。吴满有说咱那叫什么大学？咱啥也不懂呀！父亲却说我知道的你都知道，你知道的我还不知道呢！这个娃娃，我就拜托给你了，你要教他嘛！告诉他，庄稼是怎么种出来的，怎样能多打粮食。吴满有这才说，那我行。”
“你劳动的地方叫什么名字，离延安远不远？”
“不甚远，那地方叫吴家枣园，在延安城南，离延安十五里。记得那一天，我是穿着父亲送给我的打了补丁的衣服和布鞋，背着两斗小米和几斤菜籽去吴家枣园的。父亲送了我一程，要我和老乡们一同吃、一同住、一同劳动，从开荒一直到收割后再回来，还说等我劳动大学毕业了，再上延安大学。”
“你在吴家枣园劳动多长时间？”
“时间倒不长，只有五十多天，因为胡宗南要进犯延安，村长看形势吃紧便把我送回延安了。父亲看到我头上扎着白羊肚毛巾，身上穿着土布褂子，脸膛晒得黑里透红，胳膊又粗又壮，非常高兴，说白胖子变成了黑小子了，和陕北青年一个样子！他摸了摸我的双手，一层厚厚的茧子，满意地说这就是你在劳动大学的毕业证！”
毛岸英看了看表，说时间不早了，以后再聊吧，便匆匆地离开了。
王仁海看着越走越远的毛岸英，对冯志友说：“毛秘书来朝鲜的事还没有公开，你知道就行了，可不能出去乱说啊！”
冯志友没有答话，只是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只见这个纯朴的战士还张着嘴，目不转睛地望着毛岸英的背影发怔。此时，他心潮起伏：历朝历代的皇帝和外国的总统首相没有一个把自己的儿子送上前线的，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们共和国的领袖竟然将儿子送到硝烟弥漫的朝鲜，毛主席真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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