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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和197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先后来到安徽省繁昌县，拍摄黑白和彩色故事片《渡江侦察记》。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渡江战役发起前，华东野战军第27军先遣渡江大队强渡长江天险，活跃在江南敌占区，并策应大军顺利过江。电影只是艺术地再现了这段惊心动魄的战斗经历，但它毕竟受故事片时间的限制，不可能完成这一过程的全记录，先遣渡江大队在江南的15天，所处的斗争环境，则如处龙潭虎穴，一发千钧。
受命组队
淮海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第27军组建一支先遣渡江大队，与江南的党和游击队取得联系，以执行侦察任务，策应大军过江。第27军立即在军侦察营基础上组建先遣渡江大队，由侦察营一、二连和三连六炮班，加上第79师、第81师的三个侦察班组成，总计300余人。大队长由第81师242团参谋长亚冰(即章尘，后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警备区政委)担任，副大队长由军侦察科科长慕思荣担任。大队成立了临时党委，亚冰和慕思荣为正副书记，军侦察营教导员车仁顺、副营长刘浩生、二连指导员王德清为党委委员。这支队伍除亚冰是皖南人，老新四军外，多是北方人，老八路。他们刚从淮海战役下了火线，就接受了这项新任务，慕思荣和刘浩生在一篇文章中回忆：“1949年元月，淮海战役结束后，我们27军侦察营在安徽省宿县东北的灰古集休整。春节刚过，就受领了渡江战役侦察任务。2月上旬，我们从驻地出发，经两天徒步行军到达蚌埠，休息一天。第二天换乘火车运行，这是解放战争以来第一次乘火车，干部战士高兴极了。多数人还是第一次乘坐火车，虽然乘坐的是拉煤用的车……蚌埠至合肥这么一段不长的距离，运行了近一夜才到达。我们在合肥休息一天，又继续徒步走了两天才到达无为县东南沿江一线。”
这支队伍最大的困难莫过于不谙水性，见水即怕，可他们偏偏要打破“木船不能渡江”的论调，使解放军成建制的过江成为现实，这对这些北方战士无疑是挑战。经过新式整军运动，这些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战士，阶级觉悟和战斗力特别高涨，在他们面前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他们以前多在平原、丘陵山区作战，南方纵横交错的水网和稻田，对他们是陌生的，而要由“旱鸭子”变成“水鸭子”，没有一番艰苦的训练是不行的，他们抓紧时间在内河学习划船、操舟、掌舵、撑篙、泅渡、救护等本领。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训练，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初识水性，掌握了乘船坐船的要领，而且还会撑篙掌舵，划船操舟。
为检验渡江训练可否过关，也为侦察江南敌情，3月21日和23日，大队先后派出二连一排三班和二连二排四、六班偷渡过江，捕获俘虏，侦察敌情。两次偷渡捕获俘虏都获得成功。俘敌10名，缴获机关枪1挺、步枪8支，更重要的是初步了解了江南的敌情，这就是“敌88军指挥所于繁昌，144师师部于桃冲，其所辖之445、446、447三个团，分守油坊嘴、黑沙洲、旧县(今新港)、荻港、太平街、太阳洲江防”。敌人所筑工事薄弱，兵力分布间隔很长，30多里的江防只有一个师，沿江只布了一道防线，只要突破这道防线，就可以长驱直入，向纵深发展。
船只和水手是顺利渡江的先决条件，军部想方设法为他们挑选了30几只小船，每只载重在两吨以内，并挑选出最好的水手。在物资准备上完全依照战时需要，尽其所能，给予配备。如浮水竹筒、木筏、船橹、船桨、船杆。为防止船漏，准备了补漏用的棉花和黄泥。
为避免木船划桨时的响声，准备了稻草、绳子，将其铺在船头，捆绑木桨的小皮带也事先用油浸透，以防摇桨时发出大的声音。
船工是先遣渡江的关键帮手，要使船工乐意为渡江效力，既要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更要相应地采取经济的办法，以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先遣渡江大队协同当地党政机关，研究制定了《船工家属生活困难补助办法》，《船工伤亡优抚条例》和《船只损坏赔偿规定》等。当时，解放战争形势已是一目了然，船工们倒没有多大思想顾虑，如今家属子女的生活有了保障，他们更是愿意把部队送过江去。
军部在武器装备上，也尽量给予保证。“增加弹药基数，步枪每支一百五十发(子弹)，机枪每挺一千发(子弹)，冲锋枪二百五十发(子弹)，每班带小包炸药，及六炮弹两枚，火箭筒两个，六炮每连一门，自带四天给养。干部携带银元一部(分)，并有电台一部及地图等其他必需之用品。此外个人之笨重物品及可能泄密之文件全部放在江北岸。译电员准备汽油洋火，以便万一情况下焚毁密本(密电码)。”
根据多日的观察，渡江大队知道江南的敌方巡逻艇多在夜晚八时前活动，于是，决定在夜晚9时过江，登陆点选择在对岸繁昌荻港十里场至夹江口20余里的地方。整个大队分为两队，一队由大队长亚冰率领，由大队机关和二连组成，分四小路成一字形，以十里场、皇公庙段为登陆点;二队由副大队长慕思荣率领，分三路成一字形，以北埂王至夹江口段为登陆点。过江的原则是力争偷渡，准备强渡。登陆后分别迅速穿插到戴公山和狮子山隐蔽。
军部批准了渡江的计划。4月4日，27军军长聂凤智、政委刘浩天、参谋长李元、政治部主任仲曦东来到先遣渡江大队驻地，进行战前动员。聂凤智宣布作战命令，他说：“你们是渡江的先锋，军委、三野、兵团首长和广大指战员都等待你们胜利的消息!”战士们握紧拳头高呼：“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渡江立大功，江南比英雄!”亚冰代表全大队指战员向军首长表决心说：“我们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坚决排除万难渡过长江，完成任务。”
强渡过江
电影《渡江侦察记》将渡江侦察的建制由营缩小为连，而且，渡江指战员的着装都是解放军制服，显然，这是艺术创作与观赏的需要。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深入敌后的解放军必须要进行伪装，据亚冰回忆：“部队还进行化装，三分之二改穿国民党士兵服装，三分之一穿便装。”4月6日，军部下达了渡江的命令。这天是农历三月初九，那皎洁的月亮高悬在天上，江面波光潋滟，真所谓“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晚9时半，亚冰等率一队，分乘八只木船，以四路成一字形，从无为县石板洲叶家墩东南侧的鲤鱼套启渡，目标繁昌县的十里场、皇公庙。月色下，敌人的碉堡、铁丝网越来越近，就在即将靠岸的时刻，突然间响起了枪声，敌人发现了渡江的船只，偷渡也随之变为强渡，亚冰在《先遣渡江的日日夜夜》中说：“我马上意识到，敌哨兵已发现了我们的行动，如不急速登岸，就有人船被击沉江中的危险。我命令：‘全速前进，强行登陆!’战士们迅速拿起备用的木桨和铁锹，全力划水，飞速前进。这时，枪炮声已响成一片，炮弹爆炸激起的水柱像山一样高，落下来能把人打歪，小船在风浪中颠簸前进。在纷飞的弹雨中，战士们用身体掩护船工，对船工说：‘子弹打不着你，只管用劲划!’船工们很受感动，划得更快。”
离岸越来越近，一排三班所乘的木船却被埋设在江中的木桩卡住。三班是前卫，直接关系到后续船只的行动，兵贵神速、刻不容缓。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三班长张云鹏翻身跃入江中，大喝一声：“同志们跟我来!”紧随其后又有谭春哲、靳丕有、王承保、祁学礼、宋希文、王长仲跳入江中，欲泅渡过江。这里水流湍急，一个漩涡连着一个漩涡，他们七人中除王长仲、宋希文外，全都被湍流和漩涡吞没。
排长范玉山急中生智，他伸直了胳臂将船篙尖钩钩住近岸的木桩，战士们顺着篙杆，一个个地攀援上岸。登陆后，他们在繁昌荻港大成圩会合，清查完各班人数，重新恢复建制，把负重伤和牺牲的同志搬至船上，让船工将他们送回北岸。随后，部队又马不停蹄，按照预定的方案，向铜陵境内的狮子山穿插。次日清晨，他们登上了狮子山。大队长亚冰立即发报给第27军军部，报告已顺利过江，并占领了狮子山。就在此时，他发现东面山头上驻有敌兵，便立即命令二连连长高锦堂、副指导员徐万礼和王春生在顶峰警戒，负责牵制麻痹敌人，一定要和敌人纠缠至黄昏，以掩护一队继续向南穿插，到南陵县塌里牧村集中。
这场与敌斗智斗勇的经历，几十年后，高锦堂说起来还是那么的扣人心弦：“经过细致的观察，我们发现敌人穿的是灰军装，肯定不是国民党的主力军，而是自卫团的杂牌军。而我们穿的是黄军服，响当当的‘国军主力’。心中有了数，我们便大胆地与敌人周旋。敌人向我们喊叫：‘你们是哪一部分的?下来和我们联系。’徐万礼指示王春生同志回他们的话。王春生头戴‘国军’大盖帽，身穿军官服，威武地站起身来。这时一颗子弹从他耳边擦过，王春生端起美式卡宾枪向敌群扫了一梭子，大声骂道：‘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敢随便向老子开枪?如果你们打伤我们一个人我们非消灭你们不可。我命令你们派人上来联系……’”
“敌人看到答话的是国民党军官打扮，说话口气很大，被唬住了，但还不断地朝天放冷枪壮胆。过了好一会儿，一个敌军官模样的人，伸长脖子在山下喊了起来：‘喂!别误会，我们是繁昌自卫团。贵军是哪一部分?’王春生傲慢地答道：‘老子是88军149师搜索队的，昨晚在江边追击共军到此。你们怎么搞的，把共军给放跑了。’这家伙委屈地说：‘我们也是昨晚奉命来此追击共军的，请你们派人下来联系。’王春生骂道：‘你混蛋，你们上来和我们联系，你们地方部队要听我们长官指挥，现在你们派一个人上来，我们派一个人下来。’”
“几句简单的回话，把敌人懵住，他们不打枪了，但还不敢上来与我们联系。徐万礼乘机指示王春生：‘你下去，我们掩护你。你和敌人保持五六十米距离。’王春生吸着烟，边走边骂：‘自己人联系一下都畏缩不前，还能剿匪?你们自卫团都是草包!’敌人不得已才派一个人上山联系。双方相距五十多米远站住，开始对话。”
他们就这样僵持着，一方有意拖延时间，一方仍是将信将疑，一直挨到太阳下了山，山上山下都被黑幕笼罩，高锦堂估计亚冰他们早已撤至安全地带，这才悄无声息地下了山。没走多远，后面就响起了乒乒乓乓的枪声，我们的战士幽默地说：“不用放鞭炮送行!”
慕思荣率领的二队，处长江上游，当他们听得下游传来密集的枪声时，慕思荣立即命令起渡，时为晚上10时左右。当船行至江心时，敌人发现了目标，立即用轻重武器予以射击。
他们奋力划船，实行强渡，船速极快，“嘘嘘”叫着的枪弹，多数在船尾响着。强渡中，五班的船只因迷失航向，而被敌弹打中，多名同志光荣牺牲。
到达铜陵迪龙冲时，已是7日的凌晨。慕思荣安排干部战士轮换值班站岗，其他人员就地休息待命，并封锁了村子，人员只准进不准出，以免泄露消息。同时，找来当地的村长和保长，让他们收养一名伤员，并给足了银元和药品，让大军过江时交予部队，还答应为他们向新建立的人民政府报功。下午5时左右，亚冰派人送来信，让他们向南陵县塌里牧村靠拢。
晚7时，他们从迪龙冲出发，于次日凌晨到达塌里牧村，两支队伍会合成一支队伍。
穿插侦察
在塌里牧村，亚冰就部队的位置、状态和下步行动，给军部发了一份长达1000字的电文，为防止敌无线电的侦听，电文分两次拍发。当晚，他们又向铜陵、南陵间的张家山进军，于8时晚到达张家山。部队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人地生疏和粮食短缺，如果再不与地方党取得联系，这么一支300余人的队伍，在江南是很难存身的。先遣渡江大队组建时，就已经在中共无为县委的配合支持下，找了近十名向导，并把他们编为宣传组、借粮组和联络组。联络组专门负责与江南的地方党和游击队联络关系。
现在是联络组的工作了，10日一大早，亚冰就找来联络组的何道纯，让他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找到地方党和游击队，同时派了一名参谋和三名侦察员随同行动，并规定会合地是南陵县戴公山老庙。何道纯是无为县姚沟区中队排长，家住南陵，来无为前在南陵县工山区当过民兵。他们一行五人找了两处地下联络站，都没能接上关系。后来好不容易找到地下交通员罗玉英，从她的口中得知，江南形势十分险恶，国民党实行“砍山并村”，一家通“共”，五户连罪的手段，有些人叛变了，更多的人隐蔽起来，想找到自己的同志十分困难。
就在跟着罗玉英进山的过程中，何道纯意外地看到正在田里种地的叶显金，以前他们曾在一起打过游击。何道纯说：“我正准备上前打招呼，他却溜上田埂，隐到家里去了。我随后跟去。他装作不认识，待理不理。我一再说明情况，并把手枪交给他(因罗玉英说过叶显金未暴露，是我们自己人，所以我才敢这样做)，他这样半信半疑地给我们带路。出门后，叶显金告诉我，游击队就在南陵县板石岭的俞冲。”
叶显金带着他们来到板石岭，与中共南(陵)繁(昌)芜(湖)游击总队总队长王安葆(此时化名杨鹏)会面。双方互相介绍了情况，王安葆建议先遣渡江大队应离敌人的沿江江防越远越好，尽快地继续向南前进，到泾县的大山里，到沿江工委那里去，以立稳脚跟。此去的路上无国民党的正规部队。王安葆还派工山区负责人叶明山随同两名侦察员去与亚冰、慕思荣联络，以把他们带至南陵县与泾县交界处的陈塘冲。同时，又让沿江武工队队长毛和贵迅速到江边驻有敌重兵的荻港、旧县侦察敌情。早在3月份，中共繁昌县委就已经建立了10多个工作点，并在敌防守最严的大小洲、油坊嘴、荻港等地建立了16个情报站。武工队队长毛和贵就活动在这一区域，他智勇双全，神出鬼没，令这一带的敌人对他恨之入骨又闻风丧胆。毛和贵很快便侦察到敌沿江江防、部队番号、敌调防动态以及沿江河流、水深等情报，由他向南繁芜总队汇报，然后再由先遣渡江大队电告江北27军军部。
当晚，先遣渡江大队由张家山转移至戴公山区老庙。次日晨，叶明山也来到老庙，向亚冰等转达了繁昌县委和南繁芜游击总队的建议。上午11时许，哨兵报告，敌人有两个营的兵力向老庙扑来，并占领了西北侧山头的制高点。老庙四面环山，部队的位置正在敌人的有效射程之内。亚冰命令二连长高锦堂率三排分三路隐蔽迂回，不和敌人拼火力，待至近敌处，再发起猛攻，一举占领敌人的制高点，敌人虽人多势众，但毕竟不是国民党的正规军，战斗结束时才知道，他们是国民党南陵县保安大队。
高锦堂后来回忆道：“距敌人不到50米处，(七班长)张增基同志命令三个战士准备手榴弹。他回过头来，我向他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只听他高喊一声：‘同志们冲呀!’冲锋枪、机关枪、驳壳枪，手榴弹一齐开火、爆炸。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一下子把敌人打闷了，乘他们晕头转向之际，第八、九班也冲了上去，甩出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开花，‘轰轰隆隆’响声连天。敌人一看情况不妙，拔腿就往回跑，有的连枪都丢了。我们占领了制高点。”
亚冰将战况电告江北军部，军部立即回电并指示，大军渡江时间已向后推迟，你们应继续南进，待命行动。部队在莽荒的山岭间急行，12日上午10点左右，叶明山在南陵县与泾县交界的紫云汤通过秘密联络点找到了南陵县委委员、南陵县行政办事处主任王克祥。与亚冰等会面后，王克祥又带领部队于黄昏时分，到达陈塘冲里的庄里村。在这里，先遣渡江大队与中共皖南沿江支队支队长陈洪、中共南陵县委书记陈作霖(后曾任中共十一、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中纪委副书记)会面，陈作霖回忆道：“与先遣渡江大队会合后，我们向亚冰、慕思荣等负责人介绍了沿江党组织和游击队活动的范围、基点、负责人姓名、联络点以及我们所掌握的敌情。亚冰、慕思荣当即将我们介绍的情况电告第九兵团，当晚就收到兵团首长对先遣渡江大队的嘉奖令。”
陈洪和陈作霖派人配合先遣渡江大队侦察敌人江防部署、兵力调动等，同时，他们还派出交通员，送信给中共皖南地委书记胡明、中共沿江工委书记孙宗溶(后曾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信中说先遣渡江大队“已安抵我处(十二日晚会合)，并有电台与北岸密切联系，有要务研究，请接信率两个营全部来此”，“你们来的时间越快越好，因所来部队即要行动”。
孙宗溶接到陈洪、陈作霖的信后，于15日午后，率沿江支队一营和三营，于17日晚，在陈塘冲里的坎上王，与亚冰、慕思荣部会合。这支精干的队伍给孙宗溶留下难忘的印象，就是到了晚年，每当回忆起来，眼前所现仍是“战士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每人都有一支冲锋枪，另有一支步枪或短枪，装备非常好，真是人强马壮”。他说：“亚冰同志当时20多岁，中等身材，圆圆的脸庞，面色红润，身体很结实。慕思荣同志身材略矮，面庞有点瘦削，但精神焕发，机警灵活。他们两位都是侦察英雄，多次完成过敌后侦察任务。”两支队伍会合后，接下来就是共同的任务——策应大军顺利渡江。
策应大军
先遣渡江大队在陈塘冲坎上王积极练兵，只待江北军部一声令下，便立即投入战斗。4月18日，军部发来电报，明确电示：“我军定于20日发起渡江战斗。”军部明确指示他们完成攻占龙门山、马鞍山(蚂蚁山)，破坏敌人通讯联络，打乱敌人指挥系统，策应大军渡江。接军部电报后，部队立即改南下为北上，迅速接近敌人江防。
一路上雨下个不停，天黑路窄而滑，他们强行军90里，于19日拂晓到达张家山。在这里休息了一天，亚冰、慕思荣又给陈洪、孙宗溶写了一封信，让交通员务必于今晚送达，信中告知他们，先遣渡江大队将在今晚在板石岭与杨鹏部会合，渡江战役将于20日晚上10时半打响，并重点在信中转达军部给沿江支队下达的任务：“(1)主力立即北上南陵以西地区扫清土顽，开展前进阵地。(2)转告铜陵县委，以枪炮声为号，机动向江边挺进，破坏电话，实行扰袭。(3)有计划(地)破坏长途电话，请布置该力量。(4)并随时监视南(陵)宣(城)间纵深情况变化，随时由杨(鹏)处转我们。”
部队白天隐蔽休息，当晚又以80里急行军的速度，于20日凌晨到达南陵板石岭，在这里再与南繁芜游击总队会合。两支队伍会合后，部队原地休息。亚冰、慕思荣和繁昌县委书记王佐(阮致中)、南繁芜游击总队总队长王安葆等召开会议，根据军部的电报精神，制定具体的作战方案。亚冰对先遣渡江大队作了这样的部署：“第二连全部并附第一连一个排为主攻，选择马鞍山或龙门山一点攻击之。得手后，以一部火力扼守，大部向长坂岭发展，策应渡江大军(第80师方向)。第一连(欠一个排)对铁矿山、荻港方向实行积极钳制佯动，保障二连攻击安全，并作第二连预备队。原79师侦察连之一个班插入横山桥、旧县间，负责破坏国民党第313师师部通向各团之电话线，执行扰袭，带领向导突至江防，迎接第79师。原第81师侦察连之一个班，插入繁昌四周，负责破坏国民党第88军军部通向各师之电话线，实行扰袭，并监视南繁芜间纵深情况之变化。电台、伤病员留杨鹏处，并以第242团侦察排之一个班保护之，组织游击队破坏一切交通要道之干线。”
中共繁昌县委指示各地党的组织、游击队相机主动出击，破坏敌人的交通通讯。南繁芜游击队将协同先遣渡江大队作战。20日晚，江北向江南发起总攻，炮声隆隆，敌人的地堡工事顿时灰飞烟灭。游击队兵分三路，沿着大磕山、小磕山、白象山、大小洲、荻港、旧县镇的方向，迎接解放军。在油坊嘴、焦湾、孙滩到三山街一线，凡有敌人的地方，游击队都燃放了火堆，给江北的炮兵指示射击的目标。
晚6时半，先遣渡江大队迅速地把敌第88军指挥所的电话线剪断，敌人的指挥中枢失灵了，江防一片混乱。88军军长也失去主张，据被俘的通讯兵说：“他(88军军长)吓得面色蜡黄，急得他背着手在指挥所走来走去，连续走了好几趟，电话还是不通，四面枪炮声越来越近了，他说共军炮火开始延伸了，可能登陆了，不一会儿指挥所对面炮火连天，他看看表一声不响地向随员打了个手势，一起坐上汽车跑掉了。”
当晚，一连急速地向大磕山逼近，从大磕山到江边也就七八里的路程，由这里通往江防的公路，是敌人活动最频繁的地带。一连试图插入村庄，可敌人把守严密，就是插不进去。他们从抓回的俘虏口中得知，敌人打算在天亮之前占领山头，对这条公路严加控防。事不宜迟，一连立即派出一个加强班偷袭，还在梦乡中的敌人，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消灭了，一连顺利地占领了山头，掌握了这条公路的控制权。时任一连副指导员的伯玉华回忆：“这时天已大亮，我们看见公路上奔跑着国民党溃逃的部队，有步兵、炮兵、汽车，也有家属孩子，还有被抓来为他们挑行李的民夫，喊的喊，叫的叫，争先恐后拼命逃跑，真是兵败如山倒。不远的后面就是我们的大部队，他们乘胜追击敌人，走在前面的是第79师的部队。随着大部队的到来，我们的情绪十分激动，先遣渡江的最后一个任务胜利完成了，我们带着喜悦的心情下了山，迅速赶上大部队。”
午夜，毛和贵率领的沿江武工队在完成扰袭敌人的任务后，在大磕山率先与第80师某团胜利会师。次日1时左右，先遣渡江大队搜索前进并占领寨山，完成了既定的任务，分别与第79师、第81师会师。中共沿江工委抓紧进行战后的清理工作，在当地群众细心照料和护理下，先遣渡江时的失散人员和伤病员，也都顺利归队。至此，先遣渡江圆满结束，其战况是：“(1)俘敌35名，毙敌15名;缴获步枪11支，轻机枪3挺，子弹3418发，手榴弹19枚，冲锋枪1支，子弹90发，刺刀3把，电话机1部。(2)我伤亡损失：牺牲12名(内有班长3名)，溺毙9名(内有班长1名)，被俘1名，负伤6名(内有政指1名，队长1名，副班长1名)。损耗(掉江)轻机(枪)2挺，子弹2013发;匣枪4支，(子)弹165发;冲锋枪6支，子弹1685发;步枪6支，(子)弹1582发;加拿大子弹290发;手榴弹61枚。”
早晨，激战的硝烟还未散去，军长聂凤智、政委刘浩天等来到大磕山的一个村庄，亲切接见先遣渡江大队和南繁芜游击队指战员，他们高度评价先遣渡江的胜利，对地方党、游击队及人民群众的支持，表示真挚的感谢。军部特意备了一桌丰盛的早餐，聂凤智风趣地说：“亚、慕二帅完成了历史性的先遣渡江任务，立了大功，我向你们敬一杯酒，祝贺你们所取得的胜利!”早餐后，先遣渡江大队又接受了新的任务，他们唱着“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又昂首阔步地奔赴新的战场。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64期，摘自2014年第3期《百年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