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6月10-11日，第六届“法权秩序与中国道路”研讨会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南湖校区举行。本届会议坚持了年会一贯的问题导向和跨学科的风格，围绕“全球变局下的知识图谱”这一主题展开深入研讨。6月11日下午5点30分，有“唐总结”之称的重庆大学经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唐杰，受托对本次年会进行总结，以下为发言稿。

　　各位经略的同仁，朋友们、同学们：

　　现在我们进行大会的最后一项神圣仪式，给大会做个总结。之所以“神圣”，我想是因为大家都期待着，通过总结，来明确一下我们这项工作的普遍性意义。今天，学术工作，和我们时代的许多其它称之为“工作”的事情一样，都需要超出它自身，在社会历史运动的目的论体系中获得其意义。这一目的论体系将首先来自我们对全球秩序与全球变局的不断观察与理解，这也正是思想的价值所在。这是充满热情与希望的两天，而一个故事、一次会议将会留下什么，或许更应该由故事的结尾来决定，所以，总结很重要。

　　本次会议共收到论文80多篇，由于时间限制，发言的仅占三分之一，很难对如此多的论文进行总结，所以仅针对发言稿作一个整体叙述；但这种情况也恰恰表明，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我们这一学术思想共同体创新学科学术话语的自觉越来越强，成果越来越丰硕。这些论文的主题既有宏大叙事、思想史梳理，又有经济政策、法律技术研究，既有文艺评论、媒体批判，也有治理经验总结、文明经典解读，古今中西、法政文史，熔于一炉，总之，保持了经略年会一贯的优良作风！

　　第一场“全球变局与中国道路”，是本次研讨会主题的宏观展示。什么是全球变局？海裔的文章从天空的视角，回溯了两个世纪中这颗星球上发生的五种国际体系，及其在困境与矛盾中的演化发展；这种演化的最新前途，现在落实为新中国的命运，它的道路正是要实现另一种可能性，即推进全球平等化。接下来的四篇文章分别从具体领域映证和回应了这一总纲领。

　　殷之光指出，正是平等化运动构成了我们曾经对阿拉伯反帝民族独立运动的关注，这种针对第三世界的国际主义话语，既调动了群众的政治参与，也塑造了人民的主体性和意义感。与这种政治经验相反，魏南枝结合英美法最新的选举政治指出，西方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看似出现了“超越左右”的诉求，然而却不断沦为新一轮精英统治的工具，其内部的劳资关系矛盾借此不断转化为对外的民族主义叙述。王行坤对奈格里与哈特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批评，从斯宾诺莎的主体形而上学建构“诸众”的主体性，探讨了群众通过扁平化组织，为共同性而斗争以实现主体性、参与制宪过程的可能性，同时也将目光转向了中国革命中创造的扁平化组织形式。

        贾晋京的发言提出了“经济央行化”的概念，这是经济金融化的一个新的阶段。透支未来导致了金融危机，而危机的持续，使得欧美日央行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显著，然而这一发展并未提供走出危机的道路。当西方各国在经济上停滞不前时，更多人将眼光投向了东方。

　　在世界历史的辩证运动中，中国道路的异质性、否定性，正是历史创造的动力所在，它来自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诸多遗产，为未来的全球秩序奠定了全新的想像力。这其中，许多经验无法通过既有的西方的学术范式与概念得到描述，由此一再制约了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可能性。例如当“国际主义”被仅仅当成了大国博弈的策略式口号，“世界人民大团结”的普遍价值便无人问津。为此，第二场“制度自信与体制改革”，便试图“面向实事本身”，回到中国经验的治理实践中去“实事求是”。

　　鄢一龙再次审视计划与市场的辩证法，探讨在大数据、云计算条件下，市场、信息与规划有机结合，以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打造计算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郑寰以贵州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为案例，突破“比较优势”理论的解释框架，提出“创造型政府”在实现后发赶超中作用，并详细考查了其中的政策引导、组织人事特征、投资模式。晓波同志回顾了雄安新区设立的决策动因和重大意义，所谓疏解北京、发展河北，但更重要的是，它可能开启一系列全新发展模式，更加平等、绿色和社会主义，例如限制住房的私人所有制度。邵六益回溯了党治体制的建立，突出共产党的革命是社会革命，是改造基层、组织群众，而与国民党的上层政治革命不同，也帮助我们理解世界其它地方类似革命的得与失、成与败。梁永成以违法违纪党员干部的忏悔书制度为切入点，考察这一党纪治理技术的正当性、实际教化效果及其问题。

　　这几篇文章同时也充分说明，如果我们说不清，在中国“党的领导”是怎么回事，人云亦云地以西方政党概念来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治国理政方式，就不能充分了解中国的宪制，也搞不清楚中国经验；在全球变局及其中国道路的前途之下，我们的知识图谱要实现更新，必须要面对理论与实践的张力。第三场“法学理论与法治实践的张力”，便集中提出了几个这样的样板性课题。

　　孔元指出，当前宪法理论中的民族国家意识，丧失了处理多元帝国问题的理论与实践能力，无法进行内部整合与外部接纳，中国的历史经验可以成为世界秩序新方案的重要参考。岳林讨论了人工智能技术对于法官职业与法律技术的影响；杨立民兄以数据分析和国别比较，回应了关于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开放性质疑。两者都要求学者们摒弃话语和知识上的偏见，直面现实治理中的操作性要素及其成效。吴云梅关注法治实践中的守法危机，从理论上梳理了守法研究的不同路径，集中讨论在中国错综复杂的实际法治环境下，究竟什么叫作“守法”？

　　当然，中国经验还在不断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还处于不断互动碰撞中，未来的世界秩序并没有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也更需要考察世界范围内的经验得失。第四场“当代治理的前沿思考”正展现了这样的问题意识。丁轶探讨了中央地方关系在动态变迁中的平衡问题，等级制分权模式的组织失灵，需要契约式分权模式来补充，以贯彻宪法第三条中的“两个积极性”条款；徐斌回顾了围绕宪法与香港基本法关系的学术争议，探讨一国两制这一共同宪制的法理内涵。敖海静研究的是美国竞选资金监管问题的发展历程，处理的是民主代议制与言论自由原则之间的冲突与张力这一普遍问题，换言之，金钱对政治和人民意见的表达将如何施加影响及其法律协调问题。在今天的中国政治中，这很快也将具有借鉴意义。来自澳大利亚的高林，以一位国际友人的视角反思了澳洲对于中国崛起的复杂心态，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敌我框架，仍然障碍着旧秩序下的人民向前迈出一步，现实的的大国关系需要更加审慎的抉择才能不断海阔天空。

朋友们，两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家、这个文化政治共同体的精神生活出了问题，它既有后发国家遭遇西方文明冲击时的普遍问题，也有我们自己的特质：革命接二连三，问题错综复杂，主义换了几遍，身份认同经历了几重变换，焦虑成为常态性的历史特征，今天依然持续。这直接表现在文化艺术领域。第五场“法律与文学：以影视为切入点”，亓同惠探究第五代导演为建立新的主体性认同而作的不同叙事努力；张慧瑜以热播剧《人民的名义》为研究对象，指出其反腐剧、政治剧和现实剧的特征，但是人民的主体性仍然显示不足。

　　文艺是政治的反映。中国复兴、中国道路，既是中国古典传统的接续，更是20世纪革命的成果，但是现实政治逻辑对此往往刻意规避，也就没法理解当下中国历史处境与历史担当的合理性，时代的文艺也就缺失了振奋人心的灵魂：人民通过作品不能将自己纳入合目的性的世界历史运动中去，往往只能满足于作品中消费主义的感性刺激与喧哗。

　　人民不能只是“名义”，而应是主体，实现历史普遍性的主体，这是一切意义问题得以解决的路径所在。一旦共和国的人民主体性缺失，一切与之相关的公共纪念物、历史遗迹都会变得陌生，甚至成为博物馆中的陈列物供人围观。同时，对古典无节制的自我批判，在修辞上虽然总是显得高雅，然而道理上往往很肤浅。今天我们迫切需要重新认识并从传统中理解我们自身，这是更新知识图谱的必然环节。第六场“思想史研究的新探索”，王锐、吴立群、刘明分别呈现了孙德谦的诸子学研究、近代以来在西学视野下的《山海经》解读，以及新时期“封建”话语兴起的历史背景与意义。本场的结尾，叶开儒陈述了卢梭的立法思想，最后讲述了一个悲剧性的忧虑：那看似坚实的人民共和国，最终无可避免地走向败坏与衰亡。

　　世界体系与世界观相关，新中国带来新世界、新世界知识图谱。如果我们的知识界对此还是无动于衷，没有能力以充满曲折张力和厚度的思想，来叙述工业化与现代化中国在这颗星球上的非凡崛起，在人类历史演变中的崭新意义，而沉浸到一本正经的鸡毛蒜皮的学术生产中去，后果将追悔莫及。卢梭的忧虑正是一个深远的隐喻，人民主体性的丧失，将是共和国的崩溃，也是中国作为另一种可能性的意义之丧失。因此，许多事情于我们而言义不容辞。例如，我们专门安排了一场关于传媒政治的圆桌讨论，这一主题也是历年保留节目，媒体背后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资本逻辑都与人民主体性的塑造密切相关。

　　朋友们，历史奔腾而过，短暂的相聚，我一直在这里慎重地记录和总结，为我们的每一次的思想洞见而兴奋，明年我们还会慎重地记录和总结。因为我们不想半途而废，我们必须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并且排斥一种偏见，即学术及其生产，只是一种平凡的谋生手段。在历史的这样一个片段，在城邦的这样一个角落，在资本、权力和市场塑造的巨大的现代性机器中，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要知道为什么而生产，以激活我们自己的意义感，也通过我们的呼吁和努力，激活人民的主体性。经略这个学术思想共同体，本身就是这种再造意义的努力，在越是看起来没有“英雄和先知”的时代，我们必须自己担当英雄！

　　谢谢！我们明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