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山西吕梁某单位以“世界史不是历史学”为由不录取考生，闹出笑话；然而在不经意中，这个看似荒谬之言，透露出真理：通行于今的世界历史是西方伪造的！

　　科学家牛顿说：“希腊人的古代全是虚构的。”“希腊、埃及和巴比伦等王国的历史，都是（学者）通过伪造编年序列来证明它们的‘古老’。”

牛顿像研究科学一样研究圣经和神学编年史，对现有理论提出疑问

　　通行于今的世界历史产生于17世纪，是由欧洲神职学者根据中国历史及其年代计算方法，搭起一个基本框架；从而使得其前后几个世纪的虚构材料都能被填塞其中，条理分明，合乎逻辑，自圆其说，天衣无缝；它包括“圣经编年”及其所衍生的“古老文明”（埃及、两河等）和“古典文明”（古希腊、罗马等）。
18世纪初，着迷于中国编年史的牛顿，决定“重新验算”正在争论的“普世历史”；虽然牛顿也维护“圣经编年”（他还根据这个编年预测世界末日是2060年——作为科学革命的后果，地球终将丧失承载生命的能力），但是，他推演出的结论则使原先定论大打折扣，例如“古埃及”较之正统历史是“晚出几千年、延续数百年”的小王国。由此，牛顿于1728年发表专著《古代王国编年修正》（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Kingdoms Amended）。

“世界史不是历史学”千真万确

　　更确切的说，“世界史”是模仿中华文明的结果，它是17世纪耶稣会士将中国历史及历史学传至欧洲，所发生的“震撼效应”。
在1757年《百科全书》（启蒙运动百科全书派的杰作）的“历史”条目中，伏尔泰写道，除了中国历史之外，所有的“古老民族”的起源，尤其是根据曼涅托等“天才”杜撰出来的埃及、巴比伦和腓尼基的历史，都是荒唐的；它们都是在重复“真实的最古老、并且延绵至今的中华民族的历史”。

腓特烈二世宴请伏尔泰 十七、八世纪欧洲的中国风

　　“世界史”并非历史学，而是汉学的一个分支。它发端于“现代历史学之父”斯卡利杰（Joseph Justus Scaliger, 1540—1609年），他运用中国的天干地支的计算方法，参照“中国历史（朝代、帝王）年表”（门多萨版），精心设计出“圣经编年”及其所展开的泛西方历史；再以它为经纬和纲目，条理分明地处置、分配此前所有的杂乱无章、时间混乱的虚构历史（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安尼乌斯伪造的、包括古埃及—巴比伦—腓尼基等的“西方全史”、其时间夸张至几万、几十万年）。
斯卡利杰所删订和整理的西方伪史，被刊载于他抄袭中国天文历法及其时间概念的两部名著《时间校正篇》（De emendatione temporum）和《年代学宝典》（Thesaurus temporum）；它们充其量只是中国历史的时间序列的“粗糙翻版”，因而成为17—18世纪的西方学者根据更真实、更准确的中国资讯（主要是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进行反复修改、不断充实的雏形。

斯卡利杰（JosephJustus Scaliger, 1540—1609年） 画中字：伪造的福音四书

　　19世纪，进入西方中心论——帝国主义之高峰期，被修改完善的“斯卡利杰编年史”晋升至主流西方的知识殿堂，成为“科学考古学”的指南。尽管如此，几乎每一个考古“新发现”——实际上是指鹿为马、张冠李戴，都要核对中国编年来进行更具体的时间定位；直到泛西方历史的空中楼阁完工之际（19世纪后期），“中国标准”（伏羲和尧曾被用做“时间基点”）像建筑支架一样被拆除——中国历史被砍掉一、两千年。这就是说，原被当做建造西方伪史的“参照时间”的伏羲（最早的文字典籍《易经》）和唐尧（最早的天文学记载），现在都不算历史了。

　　另一方面，西方伪史也从宗教色彩变为“人文理性”的了。那就是，先前斯卡利杰参照“中国时间”（历史年表、天干地支）设计的“圣经编年”，用于经纬西方伪史；再加上“科学考古学”根据圣经神话在近东、中东按图索骥、觅迹寻踪，发现“古老文明”；但在功成事遂之际，金蝉脱壳、去神还俗，抛弃了宗教外衣（上帝退居幕后）。

光明会伪造古代的时间概念 令人脑洞大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