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习近平在会议的讲话中，对党史研究和宣传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就要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

　　此时，《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编辑出版工作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与会人员加深了对“实事求是”的认识，即在涉及党史的问题上，要坚持着眼全局，抓住要领，分清主次，全面分析。即使是是学术研究和创新，也决不能离开这个前提。

　　2011年1月出版的《党史》二卷，较好地体现了新中国最初29年历史的主题和主线，那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的过程。尽管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艰难曲折，但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举世公认的。

　　习近平在那次会上还特别提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我国“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这个年代有些什么特点，回到当年的文学作品中或许可以感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散文特写选(1959--1961)(下简称《选集》)，记录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基本上重现了那个年代的风貌。

　　“这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

　　《党史》二卷对29年党的历史取得的伟大成就的表述，主要围绕6个方面展开。其中第三个方面是关于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内容。这些内容强调了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两弹一星”等科研成果集中展现了我国科学技术取得的重大成就。第四方面是关于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即在社会主义新思想、新文化的引导下，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得到荡涤，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健康文明的新道德逐步形成。同时《党史》二卷还认为，最能体现这个时代精神风貌的时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前半期，《党史》二卷有这样描述的：“帝国主义越是封锁，国民经济越是困难，人民却越是团结在党的周围。这是因为，人民群众坚信，党所代表的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发展工农业生产，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年代，一个乐于奉献的年代，一个理想闪光的年代和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这种时代性的社会风尚和思想氛围，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选集》共编选了48篇文章，是从全国报刊推荐出来的一百多篇散文中挑选的。其中有7篇是革命回忆录，其它41篇都是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的，其作者是以文学家为主的社会各界人士，大都为知名人士。这些作者“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所信，所调查和所理解的东西露布给读者”，“读了他们的东西，使我们受到鼓舞，增长了知识，扩大了眼界，又好象到了他们行踪所至的地方游历了一遭。”(见《文集》的周立波作的《序言》)周立波还强调说：“在这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的时代，我国广大的人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举起了三面红旗，克服了重重困难，创造了征服了自然的种种样样的奇迹。这种光辉灿烂的现实，给作家们提供了无限丰富、极其广泛的题材。”“描述真人真事是散文的首要特征......散文特写决不能仰仗虚构。它和小说、戏剧的主要区别就在这里。”

　　翻开《选集》，当年的风貌一一展现。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咏树抒怀，讴歌共产主义风格;郭光的《英雄列车》、吴烟痕的《黄河上的巨人》和赵树理的《实干家潘永福》等文章，在具体的场景中展现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杨朔的《茶花赋》、秦牧的《花城》和于敏的《西湖即景》等，描绘祖国美景，赞美劳动创造美。而巴金的《忆个旧》和韦君宜的《忆西榆林》，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展现了解放以来的矿山和农村的发生的巨大变化......。

　　松树的风格：共产党人的风格

　　李顺达是申纪兰的老领导，领导山西“西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李顺达早在土改时期就是劳动英雄，1954年作为人大代表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图为李顺达号召乡亲们努力生产。

　　松树，在那个年代，总是被比喻成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一曲由著名音乐家李劫夫创作的《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本来是建国之初电影《星星之火》的插曲，到了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更加流行起来。每当有群众活动时，“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的歌声常常会响起来。

　　《松树的风格》的作者陶铸，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他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49年开始，陶铸在中南地区工作达十七年之久。在这十七年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广东度过。在他和省委一班人领导下，新中国建立后十余年间，广东省的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南粤大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958年冬天，陶铸在广东，从英德到连县出差途中，沿途看到松树郁郁苍苍，生气勃勃，傲然屹立。这种人人都可以看见的松树，却引发了人人不一定能有的感想。陶铸提笔夹叙夹议，通过对松树形象的生动描写和对松树风格的高度赞美，热情地讴歌了共产主义风格和具有这种风格的人。这种风格就是为人类做到“粉身碎骨”。他写道：“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日子里，多少人不顾个人的得失，不顾个人的辛劳，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为加速我们的革命和建设而不知疲倦地苦干着。在他们的意念中，一切都是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为了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为了使人民的生活过得更好。这又不由得使我们想起松树的崇高的风格。”

　　这篇作品也是当年许许多多共产党人模范作用的写照。《选集》中的《英雄列车》一文展现了危难之中的共产党员的奋勇当先，舍己救人的崇高风格。1959年7月22日，正在行驶的沈阳至北京12次特快列车被洪水困在辽宁省绥中县境内前卫至高岭间。一困就是3天3夜。在以乘警、列车党支部书记李日奎和列车长，党支部副书记张敏媛，还有跟班劳动的列车段党委委员关锡谦的领导下，克服断粮断水种种困难，将列车上仅有的和飞机空投的食品全部供应给旅客，自己则忍饥挨饿，不仅保护了全车612名旅客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还抢救出了当地350多名灾民。特别是当列车自身难保，看到大批灾民“直奔列车涌来”时，张敏媛冒着“都完了”的危险，“突然喊道：‘停车救人!’同样一句话，在同一时间里，李日奎也喊了出来。”“喊声未断，列车行李员、共产党员梁国治当先冲出车厢。紧接着，乘务员中好多党团员，也先后跳下车去......。”车上的旅客，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李劫夫向列车党支部建议，把旅客中的军人和政府工作人员组织起来，召开旅客代表会议，重点照顾好老人、妇女和儿童……党支部采纳了这位老党员的建议。《选集》作序者，著名作家周立波点评道：“这种集体的英雄行动，正是我们的国家的普遍的典型的新兴的风气。”

　　赵树理笔下的《实干家潘永福》，用许多事例做线条，勾出一位有着实干精神的党的基层干部的肖像。潘永福16岁参加革命工作，到1960年的时候是56岁。从村长一直做到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县工会主席。他除了具有松树那样舍己为人的崇高品质外，还有种体力过人，本领高强，富于创造性的特点。而最大的亮点则是有经营之才。他因地制宜，把农场改为育苗场，“既能满足了群众需要，又能兼顾了企业的收入”;他统筹兼顾，在兴修水库中，达到了“投资、投工都比原来的预算节约得多”的效果。当然，他这种“实”利作法，都是从他的实干精神发展来的。赵树理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记余”，专门补叙了潘永福的朴实作风。当时潘永福担任县工会主席，家属仍在生产队参加生产，他独自住在县里。五个人编制的县工会，经常有三人下到厂矿。“他的衣服比他打短工时代好一点，和民工在一起，光凭衣服你还不会发现他是干部。”按规定，他下厂矿或可以骑骡子。但他在百里之内，仍要步行，而且不捎带点重物还不好意思。“因此在上水库工地的时候，还要捎带一二十斤炸药或三两根钻条。”对此，周立波发出赞叹：“新的社会，新的乡村，就是经由千千万万的潘永福，用他们能干的辛勤的双手，一砖一瓦，一木一石建造起来的。”

　　以景抒情： 劳动创造美

　　当今流行的“中国梦 劳动美”和那个年代的赞美劳动创造美是一脉相承的。

　　杨朔是当年在努力独树一帜方面卓有成就的散文作家。他善于在一片奇景、一幅花草的素描里再现当时的生活，也能因此展现祖国辛苦的过去和光辉的未来。《茶花赋》托物言志，借咏叹春日茶花之美和用汗水栽培出绝色好花的能工巧匠，热烈地赞颂了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的崭新面貌和整月整年劳心劳力建设祖国美化生活的人民。被誉为是一曲热爱、赞美社会主义祖国的颂歌，一首情文并茂的好诗。

　　作者称“久在异国他乡”，思念祖国心切，想请一位丹青能手把祖国的容貌画出来，带在身边。后作者在昆明观赏了茶花之后，产生灵感，找到了最能体现“祖国面貌特色”的画物：茶花。作者以茶花为寓意对象，先把它放在百花之中作比较，发现茶花春色最浓，生命力旺盛。从它的美丽姿态上，可以看到了祖国的青春健美;从它饱含春色上，可以感到祖国的欣欣向荣;从它生命力的旺盛，可以使“祖国万岁”的祝愿在胸中油然升起。

　　作者写道：“我不觉对着茶花沉吟起来。茶花是美啊。凡是生活中美的事物都是劳动创造的。是谁白天黑夜，积年累月，拿自己的汗水浇着花，像抚育自己儿女一样抚育着花秧，终于培养出这样绝色的好花?应该感谢那为我们美化生活的人。”接着，他写到这里的花匠普之仁，称赞道：“他就是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劳动者。然而正是这样的人，整月整年，劳心劳力，拿出全部精力培植着花木，美化我们的生活。美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花城》是著名作家秦牧的代表作之一，其场景是“灯光花色，一片锦绣”的广州花市。阅读此文，不但可以尽情领略到1961年广州春节“花香十里”的盛况，而且可以增加许多社会和历史方面的知识。秦牧是一位能将艺术性、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结合在一起的高手。

　　文章开篇就节奏欢快，色彩明亮：“一年一度的广州年宵花市，素来脍炙人口。这些年常常有人从北方不远千里而来，瞧一瞧南国花市的盛况。还常常可以见到好些国际友人，也陶醉在这东方的节日情调中，和中国朋友一起选购着鲜花。”“(今年)如果把几个花市的长度累加起来，‘十里花街’，恐怕是名不虚传了。”接着就介绍了春节的民风民俗，并且引领读者看到社会习俗的变迁，特别是春联从内容到形式再到功能的历史变化。当笔端回到眼前时，他写道：“在旧时代绵长的历史中，能够买花的只是少数的人，现在一个纺织女工从花市举一株桃花回家，一个钢铁工人买一盆金桔托在头上，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了。听着卖花和买花的劳动者互相探询春讯，笑语声喧，令人深深体味到，亿万人的欢乐才是大地上真正的欢乐。”作者认为，这种欢乐，来自于新社会移风易俗，因而形成了新的社会风尚，革除了过去的“赌博、酗酒”陋习以及“千奇百怪的禁忌”。养花种草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的时尚。

　　徜徉花市，作者感到了人类改造自然威力的巨大，想到了各地的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历史文明的丰功伟绩。因此，他最想做的就是“赞美英勇的斗争和艰苦的劳动，也赞美由此而获得的幸福生活。”

　　2004年去世的于敏，是中国著名的电影家，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主要作品是电影剧本。但他的一篇《西湖即景》，至今仍不失为一篇被人推崇的优秀散文佳作，被选为中学生阅读系列的范文。作者围绕景中有人，人中有景的描述，点出了西湖景观深受游人喜欢的深层次的原因：“不只因为有这山、这树、这泉、这洞、这石刻，还因为有一座庄严的庙宇;又不只因为有这庙宇，还因为与这庙宇相关的有一个为人民所喜爱的人物，他对权贵嘻笑怒骂，对平民扶危济困，就是在传说中被神化了的济颠僧。自然的美，人工的美，伦理的美，这一切综合为美的极致。”在瞻仰了岳庙等处后，他得出了结论，认为如果西湖只有山水之秀和林睿之美，而没有岳飞、于谦、张苍水、秋瑾这班气壮山河的民族英雄，没有白居易、苏轼、林逋这些光昭古今的诗人，没有传为佳话的白娘子和苏小小，那么可以设想，人们的兴味是不会这么浓厚的。接着作者又回到现实中来，他的笔下展现出当时普通劳动者的风貌，认为，千千万万人付出劳动，人们才能享受到西湖的美。

1959年，新疆喀什，居委会保健员。

　　作者用相当的篇幅描写了一艘西湖游船的船娘柳阿巧。柳柳阿巧八岁就划船，此时三十岁。从她的经历，作者看到了一部西湖的活历史。日本兵，国民党，达官，权吏，阔老，贵妇，给船户带来灾难，给西湖带来荒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才夺回了西湖的美。当柳阿巧谈新生活的时候，作者写道“她展眉而笑，宛如轻风指起湖面的涟漪。既然现在生活在幸福中间，她怎能不笑。对于最近两年的灾荒，她没有悲叹，没有惊慌，没有失望。她当前的生活不算富裕，但是有了确实的保证......她满心欢畅地驾起轻舟，把游客送到这里那里。她在挨乃声中送走了屈辱，迎一了幸福，也在挨乃声中展望更好的明天。她是西湖的主人，而幸福的主人都是好客的。她热情地为我指点，为我解说，很怕我忽略了她从小就熟悉的西湖的美。”

　　在西湖期间，作者称，他多次遇到过柳阿巧。因此每次远望湖上的船影，他就想起了柳阿巧。作者发现，柳阿巧已经在他的眼网上成为永久的视像。作者最后写道：“柳阿巧们和园艺工人们启发了我，使我接近一条真理：劳动人民最懂得美，最能保护美，也最能创造美。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湖的美才是永久的。”

　　两篇忆文：《忆个旧》和《忆西榆林》

　　文学大师巴金的《忆个旧》和著名文化人韦君宜的《忆西榆林》，是《选集》中反映当时城乡风貌的两篇力作。特别是《忆个旧》，至今仍为人称道。

　　云南的个旧，曾是中国最大的锡城。在旧中国，殖民者源源不断地这里开采出矿石，冶炼成锡锭运往欧美各国。这些锡锭是千千万万“砂丁”，也就是矿工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换来。因此，个旧这个锡城在旧中国被称为“死城”。

　　出生于大都市的巴金，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并不知道云南个旧竟是这样的人间地狱。是他的朋友向他讲述了个旧砂丁的悲惨生活，激起了他极大的同情和愤慨。一贯敢讲真话，燃烧着文学家良知的年轻巴金，愤然写下了他第一部直接反映个旧矿工生活的中篇小说《砂丁》，发表后立即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与共鸣。他也由此与个旧结下了不解之缘。

　　1960年3月中旬，巴金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个旧，他要亲眼看看当年的砂丁怎样成为矿山的主人。回到上海后，他抑制不住心头的激情，于3月25日在他主编的《收获》第三期发表了散文《个旧的春天》，向全国广大读者报道锡都的巨大变化和自己的心路历程。同年5月，他到杭州。当看到西湖的清波时，迅速勾起了他对他在个旧下榻的金湖宾馆旁边的金湖的怀念，意犹未尽，写出了《忆个旧》这篇脍灸人口的散文。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藏族拖拉机手。

　　解放后的中国，在巴金的眼中，处处是“春回大地”的景象。在《忆个旧》中，巴金称他在来个旧前，就做过“春满锡城的好梦“。因此，当他踏上个旧的土地后，“个旧的春风轻轻地拂去我脸上的尘土，金湖用发光的笑脸欢迎我......我心里多么高兴。‘死城’的确变活了。”

　　巴金用笔纪录了一幅激动人心的画图：“死城”已经迎来了自己的春天，成了一个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崭新城市。“现在我亲眼看见的却是万里晴空，阳光遍地，满街振奋人心的标语和壁画，人们唱着歌在劳动，人们唱着歌曲去上班，过去充满吵闹和吆喝声的赌场没有了，代替它们的是陈列日用百货的大楼和供应精神食粮的新华书店;过去充满叹息和呻吟的‘伙房’没有了，代替它们的是一幢一幢三层楼的工人宿舍;矿山上那些过去的‘蛇洞’没有了，代替它们的是宽大的坑道，和开阔的露天矿场。”

　　从《忆个旧》中，读者可以看到作者的忙碌的身影：现场参观，拜访领导;邀请当年的老“砂丁”促膝谈心，听他们畅快地说起矿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召开文学青年爱好者座谈会，了解到共产党员李鑫在矿山从事工人运动时的事迹。当他观看了“矿工今昔展览室”后，深切地感到当年矿山工人所遭受到的种种压迫和折磨，比他写《砂丁》时所能想象的还要悲惨。而今天，“在个旧和在我的祖国的其他地方一样，不仅变化多，变化大，而且年年在变，月月在变，天天在变。数不清的人在为这些大大小小的变化努力!到处都是热浪滚滚的沸腾生活!”

　　在这篇散文中，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是两个亮点。回顾过去，他当时似乎看到金湖对面的老阴山“现出一个高大的身形”，那就是当时深入矿山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云南特别支部创建人李鑫。后来李鑫和其他三位同志被反动当局逮捕并英勇就义。巴金写道：“他们死得非常勇敢，一路上不断向群众宣传：‘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的党......’”在离开个旧前十个小时，巴金在宾馆看了反映“砂丁”生活和斗争的电影《锡城的故事》，但留下了莫大的遗憾：“在银幕上没有看到李鑫的形象”。

　　展望未来，巴金写道：“未来的确太美好了，我们不需要大胆的设想，也可以为这个遍地黄金的锡都，安排一个无限光辉的前程，眼前这个小小的金湖，有一天也会像西湖一样的美丽，那样地全国知名。”

　　顺便提一下，21年后的1981年，巴金又在《个旧文艺》上发表了一篇深情的回忆文章《我与个旧》，再次表达了他与个旧、与云南的深厚情缘。2003年，国务院授予巴金“人民作家”荣誉称号。个旧市政府也在巴金百岁华诞之际，在美丽的金湖畔为他立了一尊塑像。这座由个旧市建设局全体职工捐资兴建的塑像高2.6米，黑色花岗岩底座的正面是巴金先生生平简介，两侧分别镌刻有巴金先生《个旧的春天》、《忆个旧》两篇散文的片断。

　　韦君宜是著名的女作家，解放后长期在报社、出版社担任领导工作。《忆西榆林》是她从下放地北京附近的人民公社回来后写的回忆散文。

　　1958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号召干部队伍中的年轻干部，到工厂、农村去参加体力劳动，到基层去参加实际工作。韦君宜自愿响应，并担任了下放大队长。虽然在那里只有一年时间，但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她在《忆西榆林》中首先说道：“现在回想起来，就越觉得自己那个社真叫人想念。”为什么呢?因为“那实在是个好地方，不是我夸它，那里简直不象农村，象个大花园!”

　　作者描写了这个“大花园”的方方面面。首先是一道清流环绕着全村，这是全村的人齐心合力辛勤劳动挖出的水渠。那些社员们曾经是白天忙了一天，晚上还挖渠到十点多钟。这条渠不但浇灌了四围的果树，还可以提供给远处的稻田。稻田的西北是官厅水库，社员们组织了打鱼队。西榆林的果品和鱼，除了自己消费外，还销往北京和河北等地。其中海棠籽是供应全国的。“西榆林的花，西榆林的果树，西榆林的稻田、鲜鱼，另外还有个著名的猪场。你说，有哪一点不及江南?当然，最好的还是这里的人，这一派风光全是这些人亲手创造的......在满地黄沙的长城外画出了这么美丽的一幅图画!”

　　改革开放以后，有的人在谈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作品时，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那是一个“民生凋敝”的苦难年代，因此断定那些作者不敢正视现实，而是粉饰现实。显然，这种判断是缺乏依据的。假如说，笔者在此强调是“假如”，那些作者在那个年代有压力，那么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大胆放言也好，敢于直言也好，都完全不是问题了。

　　事实也是这样，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回忆性质的作品问世，至今仍热流不断。但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现象也在所难免。不过，有两部回忆录是值得一提的。一部是巴金的《真话集》，另一部是韦君宜的《思痛录》。顺便说一下，对于巴金的回忆录，很少看到引起争议的文章。而《思痛录》则引起了某些当事人的质疑，甚至直言“造假”。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因与本文关系不大，在此不赘。

　　巴金与个旧结下的终生的情缘已经可以说明他当年并没有“看走眼”或者是“粉饰现实”。韦君宜在《思痛录》中专门谈到了在西榆林村的那段经历。她写道“当水果全部开花的时候，果林灿烂如锦绣。而县委很朴素，一直住着民房，所有书记出门都骑自行车。”当时她和同事们的心情也都是充满正能量的：“我真的爱这个县，我们都爱这个县。诗人邹获帆、田间的下放地点都离我不远。 我们用扬水站的水，初步开辟了稻田。田间的妻子葛文亲自跑到白洋淀去请种稻的师傅，我们和村民一起学种稻。我们不会种，村民和我们一样不会种。秧插得歪七 扭八。大队长高江云学得快，到底是农民出身，我不如他，但是我比那些农村妇女 强一些。她们连脱袜子下水也不敢，大家叽叽嘎嘎笑着在水里乱蹚，乱插。但是， 最后还是插好了一大片地，一望绿油油的一片，人人心里愉快。 ”这些内容可以说明，她在《忆西榆林》中写的，既是她的亲眼所见，也是她真实感情的表达。

　　在那个年代，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光明面始终是是占主导地位和主要地位的。也正因为如此，《党史》二卷才在把那个年代取得的成绩定位于“伟大”和“巨大”。

　　(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