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的人本来就不如太平时代的狗，我不过生错了时代，并没有走错路。”——陈明忠

　　对于今天的台湾来说，陈明忠是异类，对于大陆来说，陈明忠是陌生人。然而这位老先生却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无悔”。作为台湾“二二八”事件亲历者，前后两次入狱共二十一年，台湾最后一位政治死刑犯，统派的旗帜性人物之一，陈明忠的人生经历是坎坷的，但对于后来者，也是宝贵的。从他的经历中，我们看到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民族气节，看到了那一代台湾人对回归祖国的渴望。

　　为了留存这份宝贵的人生经历，近期由三联书店出版的陈明忠口述回忆录《无悔》发行。4月16日，由三联书店主办的《暗夜行路：从"二二八"到今日台湾的政治生态》在北京举行，邀请陈明忠、吕正惠、汪晖、高金素梅、蓝博洲等两岸学者，共同回忆这本书的成书过程，探讨了关于二•二八、“台独”、两岸关系等话题。本文为汪晖教授在活动现场发言。】

　　汪晖：非常高兴，也很荣幸和陈老坐在一块谈论一些问题。我对台湾没有真正的研究，我也是读陈老的书，读蓝博洲的书，跟吕先生他们学习，才开始重新弥合被历史拉开的很大的一个鸿沟。这个鸿沟在我们这儿也是很深的，我们可以人在一起，但是有记忆的鸿沟。

　　这段历史证词没有在任何一个意义上过时

　　刚才陈先生说了他自己的一些经历，这本书在台湾出版以后我读过一部分，活动前一天晚上读到三点多钟读完。重新读了一遍，非常感动。为什么感动?因为这本书就像一个活的20世纪的见证人，是一个活的纪念碑。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铭刻在他的身体里面、他的故事里面。不但如此，在今天这个时代里，最难得的一点就像他的书的标题一样。他的态度是用“无悔”来表达的。无悔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就是他用自己的经验，自己在20世纪的经验，构成了一个看待那一段历史的内在于那个历史的视角，而且还从那个视角来审视我们今天的时代。这是一代人的证词，也是一代人告诉我们、要传承给我们的活的经验。

　　我特别要说到内在于他自己的历史经验的视角，是因为过去的故事，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博物馆、档案馆里都能看到一些，但是把这样的经验变成理解这个时代的活的方法，而且坚守这个视角的人是少之又少，我们几乎很难看到。

　　我们在中国大陆看到了不知多少人的变化，他们跟陈老这一代的人也发生了很多的分化。分化是不可避免的。关于20世纪的视角里面本来也有多样性，刚才高金素梅女士说到了她父亲这一代人，里面是有不同视角的。在陈先生的视角里他对自己的信念始终是无悔的，这是从他自己的经验表达的无悔的忠诚中看这个世界的态度，这个态度在今天很难看到。我在别的地方很难找到同样的理解这段历史的态度。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

　　第二个感觉，就是因为他带着这样的视角，所以很多的语词从80年代开始在大陆逐渐地消失了，但在他这儿仍然是活的，是看待这个世界的活的方法，是基本的概念。

　　我讲两点。刚才陈先生说到他年轻时候的经验，他作为殖民地的子民，误认为自己跟日本人有同样的人的尊严，这个尊严受到了屈辱，从这儿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觉醒。他讲的这个经验其实有一定的普遍性，我想到鲁迅在著名的散文《藤野先生》里写到他留学日本，考试后从同学和别人的眼光里看到的蔑视。这是殖民世界中必然会有的等级制和等级制的世界。作为一个平等的人的尊严，这一点是他的整个思考的起点，也贯穿了陈先生一生的思考。不能屈从于任何一个这样的世界，不论这个世界要把人以什么方式划分为三六九等，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坚守。

　　在他讲的一个普通的故事里面，我也听到了类似于像鲁迅这一代人所感受到的经验，殖民地的经验，帝国主义的经验。关于对帝国主义世界的看法，在这个世界里面也是变化的。我们都知道在80年代末期的时候，中国很有影响的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说中国现代化这么困难，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足够的殖民地经验，要是中国再有300年的殖民地经验，中国就有救了。这是跟陈先生从殖民地内部看到的那个世界截然对立的历史观，但这个历史观在中国大陆过去的几十年当中，以不同的样式不断地影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所以，陈先生这块纪念碑作为历史证词没有在任何一个意义上过时。

　　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有另外一个感觉。第一次最早读到吕先生对陈先生的访谈时，对他们访谈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我也挺有感觉，我大概知道这个问题从哪里来的，大陆年轻的一代也会问出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对于祖国的信念，一个爱国的民族主义的信念，和走向左翼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尤其是在当代世界里面，由于失去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这样基本的历史范畴，民族主义似乎只是一个无法分析的不能加以区分的政治范畴，空洞的政治范畴，它不断地被批评，但是它的历史内涵被消解掉了。

　　读《无悔》的时候，从陈先生的讨论里能够感觉到帝国主义世界内部的不平等，是和阶级的关系关联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民族问题跟阶级问题之间是存在着内在勾连的，这个勾连是由帝国主义这样一个独特的、在那个时代形成的世界现象造成的。所以，对于陈先生来讲那个过程是自然的，但后代的人看起来好像很难理解，不太明白原因。陈先生的回忆是活的证词，让我们理解一个时代的反叛是怎样把不同的力量综合到一个潮流里面的。

　　刚才陈先生讲的几句话，我听到的时候非常感动，也慨叹。他说光复的时候那些唱着三民主义歌的人，是同样在二•二八时代拿起枪来反抗国民党暴政的那些人，也是在白色恐怖当中被杀头的那些人。他们的残存者应该就是后来陈映真那代人、吕先生那代人的同代人，他们看起来是如此的不同，各自的表述也是不一样的，但他们是同一代人。这是20世纪非常独特的历史经验，这个内在的经验也成了陈先生思考当代问题的一个契机。

　　解释中国大陆今天的变迁，都需要回到这个历史经验中

　　我看到了书中的照片，也看到陈先生后来跟马英九先生的对话，包括促成连战访问大陆求得两岸大和解的过程，这个大和解不是一般意义的你好、我好、大家好，是从那个惨痛的历史境遇里走出来的促进和解，而不是消弥所有政治分歧，这个视角也让我觉得非常难得。因为在今天的世界里到底怎么促成和解，到底怎么促成中华民族的统一与和平，是个政治问题。这个政治问题需要回到20世纪的经验里来思考，不是要消弥掉，而是要重新解释和理解，使它变成解决我们今天问题的一个视角。所以从陈先生这个内在于20世纪中国政治经验的视角所看到的中华民族的经验，和今天中国大陆所讨论的民国的经验，是完全不一样的经验。恰恰是陈先生这样的经验，更有利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未来。

　　还有一点让我特别感动。在这部书的后半部分，包括作为附录的访谈里，他谈到了对大陆的看法。怎么解释中国大陆今天的变迁，在中国的知识界、中国大陆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激烈的讨论。对陈先生的看法，在台湾、在大陆恐怕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陈先生的这个看法值得我们珍视，因为它凝聚了20世纪最惨痛的历史经验，这是我们真正要记住的一点。如何判断今天中国大陆的成就和面临的非常严峻的危机和挑战，都需要回到这个历史经验当中去看待。

　　有意思的是他有一段话，评价了改革前后中国的抉择。这些话在大陆大概也会引起很多的争论。他一直追溯到毛泽东和刘少奇思想的分歧、邓小平和毛泽东不同的出发点。关于这个问题仍然会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有一点，他是内在于20世纪的，就好像毛、周、刘或者其他人探索中国道路时所产生的路线和意见的分歧，那是促进这个历史前进、寻找我们自己社会未来的一个内在的视角，不是一个站在外面轻率地给予肯定和否定的视角，而是从里面去想转折的要点在什么地方。这样一个方法论的视野，对我们来说，对即便是从事这一段历史研究的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没有这样的视野，我们就可能走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那个世界离我们最初的初衷是非常遥远的。

　　也是因为陈先生非常独特的经验，我读的时候特别有印象，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第一，二•二八问题过去这几十年来反复地讨论，在大陆大家也都知道二•二八，但是对于二•二八和白色恐怖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不清楚的。台湾的朋友比如蓝博洲先生也曾经告诉我，在台湾，这个问题也经常被有意识地模糊起来。我们会问，在历史事件当中有联系但是有区分的事件，把它模糊起来的政治的功能到底是什么?今天为什么要澄清这个问题?

　　第二，陈先生在序言里谈到了土地改革的问题。土地改革是20世纪中国革命中，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台湾，一个普遍的现象。中国大陆围绕土地改革的争论，这几十年没有停止过，到今天也没有停止，争论基本上都会涉及怎么评价20世纪的这场革命。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的社会、农村的社会，所以土地改革是革命的中心。台湾的土地改革在过去几十年当中也的确被看作一个更加温和的、典范性的土地改革，但是陈先生的解说里特别提到了台湾“土改”跟美国的关系，尤其是提到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这三个不同的区域在美国的压力下所推进的改革，以及台湾土改和此后的“台独”运动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土地改革，而不是二•二八事件，作为“台独”的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源头，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第三个问题，如何从台湾的视角，殖民地、帝国主义和20世纪那个历史视野里来看待中国问题，怎么判断今天中国的历史走向和未来。特别让我感到既有一种振奋，也有一种钦佩的是他的乐观主义精神。尽管我们今天的社会变化很大，但是从历史里面产生出的对未来的乐观是不多见的。陈先生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后的乐观，让我想起冯女士的哥哥就义时的微笑。对未来的信念和对中国历史大走势的判断之间好像有一种很有意思的关联，年轻人似乎更难产生出这种由衷的信念和乐观。我说的是某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这是20世纪中国政治经验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在牺牲和挫折当中不断产生、反复产生的一种乐观主义。

　　听陈先生的讲话，激起很多的感觉。一个感觉是他快90岁的人了，可是对当代世界的问题仍然保持着很强的敏感。我刚才说他的敏感性源于他自己的经验，其实他讲的很多非常个人的经验，是有普遍性的。特别是前面有一段他说到出身，他是地主家庭出身，他也说到中国革命中很多的革命者，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都是出身于富裕家庭。不像今天流行的利益最大化，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利益最大化，他们恰恰相反，是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来投身这样一个事业。我觉得这才是有“无悔”这个命题的原因，这是对自己的信念的坚持。这是源于对自己出身的背叛来达到为所有人获得平等地位的一个信念。

　　陈先生还说到中国革命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挫折，很多让人辛酸的东西。他提到“文革”后读“伤痕文学”时的感受。当然“伤痕文学”能不能反映这个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检讨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无悔”这个命题表现的是另外一个意思，历史进程当中的挫折没有改变他的初衷，这是他的“无悔”中很重要的一点。这也有普遍性。

　　我想起二十多年前，大概1991年，我第一次到日本，有一位差不多跟陈先生同辈的学者叫丸山升，是日共，后来被日本共产党开除了。他不断地从中国来思考日本。那是1989年之后。中国刚刚经历了1989年事件，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都处在瓦解的过程中。那时我第一次到日本，他给了我一本他的书，叫《中国社会主义的检证》。他认识到历史的曲折和里面的悲剧性，但是认为需要通过认真的检讨来表达对经验的忠诚，这是所谓“无悔”的另外一层意思。

　　我觉得在今天去理解这个过程时，除了个人的命运之外，需要从更广阔的历史条件来讲。所以，这是为什么陈先生刚才提到今天我们怎么看待中国自己走过的这条道路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不仅是独特的，而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个探索。

　　不久前，我去江西赣州做贫困地区的调研，了解到中国目前的贫困人口有将近九千万时，忽然意识到，一直到今天中国全部的贫困人口有30%集中在革命老区——当年闹革命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那个时代大的社会变动所要争的不是个人利益，而是一个社会普遍的解放。解放的命题也是20世纪一个独特的命题，在很多时候它也被玷污了，但是这个命题的意义也需要给予历史的解释，否则就不能理解一代人为什么会做出他们无悔的选择。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经验对我们今天，尤其是对年轻的一代，包括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