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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柳青（左一）与皇甫村民在田间交谈。
1951年5月，《中国青年报》创办者之一，编委、副刊主编刘蕴华（柳青）毅然离开了首都北京，自己带着简单的行李，踏着最后一场潇潇春雨中的泥泞路，来到陕西省长安县的皇甫乡安家落户，直到1967年被强行“赶走”，这位曾经的“团中央高级干部”在镐河畔神禾原上的古庙里，像一个农民一样住了 14年。
“脚上穿着烂皮鞋，裤腿上满是泥点子，手里拿着哮喘喷雾器，没日没夜在村里和田里转”，柳青给皇甫乡人留下的印象，使人想起他同时代的另一个传奇人物：上世纪50年代，古巴革命者切·格瓦拉舍弃了在古巴青年团和中央银行的领导职位，悄然离开哈瓦那，奔向艰苦的丛林游击战，在一个也许并不适合他肉体生存的地方，去身体力行地打击世界上最野蛮的独裁者。——而巧合的是，柳青与格瓦拉患有同样的疾病：严重的哮喘，他们甚至都要依靠哮喘喷雾器才能维持日常生活。
著名的“梁生宝买稻种”的故事其实就来自柳青本人。1956年，柳青用自己的稿费和积蓄换来了日本良种稻——矮杆粳稻，在小范围种植试验成功之后，第二年秋天，王家斌（梁生宝的原型）胜利合作社的1千多亩水稻获得了平均亩产710斤的大丰收，创造了陕西地区历史上最高的粮食生产纪录。 1960年，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前的一个月，柳青就将全数的稿费一万六千零六十五元，捐给胜利人民公社，作为公社的工业基建费用，公社用这笔“巨款”修了一座农业机械厂，后来又建了王曲卫生院。为给村里拉电线，柳青更预支了小说第二部的部分稿费（《创业史》原计划写四部），于是柳青的后半生几乎就是在债务中渡过的，像一切苦行者一样，这个当代中国“发行量”最高的作家之一去世时很可能一贫如洗，他盛年而逝，并不长寿（终年62 岁）。
“往事并不如烟”。“梁生宝买稻种”的故事自然也不绝如缕。1990年代末，为了支持中国包产到户的典型安徽凤阳小岗村，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表日方向小岗村投资1000万日元，用于引进优质稻种，以改变小岗村农户自80年代后期以来粮食产量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据陈窗、曾德方《小岗农民访谈录》披露：2002年小岗遇到旱灾，许多家庭承包田的亩产降到200斤），与柳青的故事相似――稻种还是日本稻种，但是，此时的小岗村却遇到了当年《创业史》开头所描写的“蛤蟆滩式困境”：由于村里早已没有集体农田，更没有一个王家斌式的村干部愿意将自家的田用来试验新稻种，没有一个“梁生宝”自愿吃亏充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结果优质稻种因为无地试验而无法推广，1000万日元投资自然打了水漂。1990年代末，1000万日元不过65万人民币，而在1960年代初，一、二两部《创业史》的稿费却远不止今天的300万人民币，在当时的农村，几乎就可以开银行了。
2006年，孟加拉国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因为长期从事反贫困事业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其获奖理由不过是：他长期向穷人提供小额贷款（每笔20美元），只是不要利息和抵押而已，像尤努斯博士一样，柳青的事业更属于千千万万人，而且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他所作所为比尤努斯更为彻底。
历史、阶级与异化
正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从当下，而应该从1949年算起一样，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历史，也不能从1980年代、更不能从“当下”算起。例如，1964年新日本出版社就翻译出版了《创业史》上下两部，这也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创业史》版本（因为中国国内只出版了《创业史》的第一部）。日本著名学者冈田英树在《野草》杂志评论说：“《创业史》确实把中国长篇小说的已有水平引向一个新阶段”，日本读者“为其直视现实的敏锐目光而惊讶，为其生动的人物形象而兴奋，被作者对未来充满坚定信念的描写而征服。”
1978年，《创业史》英文本出版，柳青临终前在病床上翻看的书，就包括这本英文《创业史》。讽刺性的是：尽管1980年代开始了中国文学 “走向世界”的时代，而“当下”的中国作家能够阅读、翻译和运用外文写作者，却始终寥寥无几（张承志可以用日文写作，也许是唯一的例外），当下的中国作家其实是靠穆旦等翻译家的语言来完成他们对于西方文学大师的崇拜的，而可以肯定的是，迄今为止，当代中国小说家可以熟读英文原著的，其实是三个最土的“农村题材作家”：柳青、赵树理和韩少功。
或许，当下的人们也已经忘记，所谓“中国人放歌维也纳金色大厅”的历史，并非从宋祖英等“走向世界的艺术家”开始。因为早在1951年，中国歌剧《白毛女》就轰动了维也纳（并不是靠使馆送票，动员、组织当地华侨来捧场），而在柏林和德累斯顿，当年喜儿的扮演者王昆，几乎被歌剧之乡欧洲观众热情的鲜花所掩埋，谢幕的时候根本无法下台。今天热衷于引进 “西洋大歌剧工程”的人们也许不想知道，芭蕾舞剧《白毛女》至今依旧是世界上顶尖芭蕾舞团的保留节目（例如著名的日本松山芭蕾舞团），至今在世界各地（除中国大陆外）巡演，长演不衰。
被“当下”遗忘的当代中国作家丁玲、柳青、赵树理，他们的世界影响首先是因为其对现代性的深刻理解，对现代小说艺术的创新。普林斯顿大学的严海蓉和康乃尔大学的颜海平教授曾分别指出：《创业史》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突出成就在于“心理描写”，它使得中国农民从此成为有了丰富内心活动、内心矛盾和灵魂斗争的“现代人”，中国农民的阶级主体性，就是在这种精神的自我矛盾中建立起来的。正是这种心理描写，揭示了在中国革命中，农民的 “内在主体性”逐步确立的过程，它揭示了农民内心在现代革命条件下灵魂的“自我分裂”，同时更揭示了：正是在克服这种分裂的过程中，中国农民方才逐步形成了集体意识、国家意识和新文化信仰。比起获得土地和物质上的“翻身”，这种主体意识确立的历史，则是漫长的中国革命的另一个重要遗产。
实际上，《创业史》有两条线：一条是具体的“创业”历程，一条是农民的“阶级主体性”形成的历程，这两条线互相促进、互相转化，方才构成了柳青《创业史》的叙事风格。
小说主人公梁生宝，从个人意识走向集体意识，其阶级主体性形成的动力，始终是“创业”、“置业”的现实物质追求，而并不是抽象的精神活动。正是在“置业”这个物质目标的驱动下，在“创业”这种物质生产活动中，在创业、置业的挫折中，主人公由“个人创业发家”的失败，逐步走向“集体创业发家”的觉醒。
通过这样彼此交织的两条线，作家要揭示的是“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和动力的农民精神的蜕变”，而这就是作家的“辩证唯物主义”视野：一方面，离开了现实中创业历程，梁生宝和“蛤蟆滩”农民精神和思想的变化就没有了依据，他们也就成为了“高大全”，他们的故事，也便成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谓——戴着阶级标签的“假面舞会”，而其实质终归还是“一堆马铃薯一般的小农”，一旦曲终人散，卸下阶级标签、面具，他们依然还是一盘散沙的旧式小农；而反过来说，离开了在创业道路上精神的蜕变和升华，离开了阶级意识的产生，《创业史》也就成了传统中国的田园诗，在那里则没有具有内在深度的人、没有具有主体性的人，而只有“自然人”。
《创业史》的主要成就，当然还是在后一条线，即写中国农民“现代主体意识”、阶级意识确立的历史，这使得《创业史》不是后来诸如《月亮湾的笑声》、《李顺大造屋》那种没有精神深度的农民“发家史”。在后者中，农民被当作纯粹的物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题材小说，均把农民当成了“物质的奴隶”―——黑格尔说：奴隶不是人，因为奴隶的工作是劳动，奴隶的宿命就是改造物质世界；奴隶根本上属于物质的世界，而非精神的世界。而主人则是通过支配人、支配和管理精神的世界而支配物。而《创业史》所要写的“农民的历史”，乃是作为“现代人”的中国农民的主体性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通俗地说，就是“新人”、“新农民”成长和发展的历史，《创业史》的创新，就是写农民的“心灵史”、写农民内在主体性形成的过程。这种的创新，首先就是不把农民写成高大全，恰恰相反，作者一开始就扬弃了那种抽象的“公”，而是从农民的自私、动摇自我矛盾出发，一言以蔽之，柳青最高明的地方，是把农民的“不坚定性”――即农民的自我矛盾、自我怀疑，既看作农民的弱点，同时，更看作农民觉悟的动力。
关于自我怀疑和自我反思乃是农民精神主体性形成的动力，这方面认识最深刻的是被称为“农民的王”的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毛泽东曾经如此感慨地写到：“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在一个时期内，是那样顽固地要走他们的老路。在另一个时期内，这些同样的人又可以改变态度表示赞成新事物――”《创业史》扉页上郑重地引用了这段话，这引用并不是为了图解、跟随政治形势，而是因为恰是这段话，表达了对于“精神的历史”（精神现象学）的最为透辟、根本的理解。黑格尔说过：自我怀疑和自我反思，既不能说是一种弱点，也不能说是一种长处，因为它就是人类精神活动的基本方式。
《创业史》是一部中国农民的、文学化的“精神想象学”。它的主人公梁生宝，并非生来就大公无私的高大全，从小说一开始，梁生宝追求的便不是纯粹的精神和道德，与千百万中国农民一样，他追求的是物质、是发家致富、是置业创业，即他的出发点同样是“私”，而不是抽象的“公”，但是，梁生宝最终还是达到了“公”，只不过梁生宝的“公”是以“私”为起点和动力的“公”，是包纳了“私”的“公”，这样的“公”乃是千百万组织起来的小农的“大私”的表述，正是在包纳“小私”而扬弃抽象的“公”的过程中，梁生宝方才成为新的“公家人”，他方才得到了广大农民，特别是他的养父“梁三老汉”的支持、理解和认同。
与“文革”时代的作品如《金光大道》和《艳阳天》相比，《创业史》的重点不是写阶级斗争，而是写农民的“创业”（这是它在“文革”中被批判的主要原因）。但是，在我看来，柳青却是在更深入的意义上，去理解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方面，离开了物质生产活动，“阶级”就不过是一个空洞的身份标签，而另一方面，或者更为重要的方面则是：阶级斗争并不等于简单的“战争”，不是从肉体上消灭对手的那种粗暴的活动。在马克思的意义上，阶级斗争是“扬弃”，它的核心过程是“包纳”，即不是简单的消灭对方，而是在将对方包纳进自身的同时，扬弃过去的“自我”，从而形成的新的主体。
《创业史》是这个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史，这样的阶级斗争史，同时乃是阶级主体包含式（即包纳他者）的成长过程，所谓包纳他者，也就是“在旧的事物中包含着新事物的萌芽”，同样的，在新事物中又始终蕴含着旧事物“复辟的可能性”。即这种“包纳式的扬弃”，并不会以一方完全克服、消灭、取代另一方而结束和告终，所谓“一个阶级胜利了”，乃是指它将自己的对立面包容在自己的内部，“一个阶级失败了”，则是指它依然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和寄生在新生的肌体中；当然，这并非是由于“阶级斗争”进行的“不彻底”，而是说“扬弃”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方式。
只有从这样的视野，才能理解所谓“阶级阵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资产阶级复辟的可能性”这种辩证法。
如果丧失了自己的对立面，就不会有主体的运动，也就不会有历史，毛泽东说：“一切事物中都包含着它的对立面”，“到了共产主义，还是会有矛盾”。
在这个意义上，《创业史》，其实是一部比《金光大道》更深刻、更彻底的中国农村阶级斗争史。
“宝娃”与“阿甘”：“鸡毛上天”的可能性
《创业史》的主人公叫梁生宝，小名“宝娃”。而汉语中的所谓“宝”有两个意思：一个宝贝，另一个则是“活宝”（即类似于“傻瓜”）。
梁生宝其实正是这样一个双面体：他是新农村千百万中国新农民的代言人，同时，他性格中也有“傻瓜”或者“活宝”的一面。对于已经不熟悉 1950年代中国历史的当下年青读者来说，《创业史》的故事，其实最类似于广有影响的美国电影《阿甘正传》（Forrest Gump），“宝娃”与“阿甘”的故事，其实属于同一类型的现代小说叙事（“小上帝”或“小天使”叙事），这都是“鸡毛可以上天”、弱者和小人物办大事的故事，这两部作品也都是通过一个小人物，来写了一个时代，而这个时代就是所谓“现代”。
如果用最简单地词来解释什么是“现代性”，那么我们可以说，所谓现代性也就是“可能性”（possibility）。它意味着不断的自我创新、自我生产和再生产；通过自我创新，“我”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不同的人，世界有可能成为不同的世界，而“另外一种选择，另外一种道路，一个新世界，便永远是可能的”。
而在1500年以降的欧洲，现代性这种“自我创新”的理念，是伴随着迷漫全社会的精神和信仰危机、伴随着宗教改革运动而确立的。加尔文（John Calvin）的著名论断是：人的命运处于“双重前定”（double predestination）中：即“个人的选择”和“上帝的选择”。人可以选择，他可以选择得救或者沉沦，但是人却不能理解、代替上帝的选择，因为上帝神秘的力量是人所不能达到的。上帝可以选择善，也可以选择恶，只不过那属于神的意志。正是这一著名的“加尔文论断”将人类的命运和“前定”相对化了，而这就意味着现代性的降临伴随的是“上帝（决定论）之死”，人类的自我创造成为可能：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一切都悬而未决，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不会终结。
从宗教改革运动中汲取了灵感的达尔文的“进化论”，把上帝和命运的青睐加之于“强者”，这里的强者自然是新兴的资产者，将达尔文的丛林法则移植到社会，资产者就成为人类中“有天赋的强者”，这样一来，上帝“看不见的手”也就只为强者（有权力和财富者）掷骰子，这意味着在“生存竞争”中强者一定会胜出，强者甚至就是上帝的化身。
但是，马克思指出，如果说资产阶级确乎有什么特殊的“天赋”，这种天赋其实不过就是“创新”而已。马克思说，资本家不是旧贵族旧地主，但是，资本家阶级也不是商人和高利贷者，资本家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家和实业家，资本家是“生产者”，作为“生产者”，它除了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行不懈的创新之外，没有任何超出商人和高利贷者、超出历史上的旧贵族和旧贵族的“实力”，除了把生产和再生产当作价值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终极价值。如果将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那段无与伦比的滔滔赞颂，归结为一句简明的话，那便是对于“创新”的赞美。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最终还是把“创新”这种最伟大的“现代天赋”的桂冠加在了无产阶级的头上，恩格斯甚至认为：与资本家阶级相比，无产阶级作为生产者，乃是最彻底的企业家，因为无产阶级连生产资料都没有，不断创新和变革生产力，便是无产阶级存在的唯一理由、唯一目的。
实际上，马基亚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早于马克思提出了完全相反的假说，以与达尔文主义建立在动物世界之上的“强者神话”相对立。他认为：如果我们回到宗教改革思想中所蕴涵的现代先声，那么恰恰是“弱者”和“穷人”才代表了路德和加尔文的“新上帝”――这个“现代意义上的上帝”，不过是一个不断创造“新我”和“新世界”的、充满“可能性”的主体，这个主体与穷人和弱者的形象类似。他说，正因为贫穷和受苦，现实中的弱者和穷人身上才充满了自我更新和改变世界的不息的渴望和能量（ability to renew being），而相对来说，强者和富人则倾向于维护现状。而“穷则思变”，正因为穷人和弱者命定的热衷于自我更新和改变现状，所以“弱者和穷人”比“强者和富人”就更容易倾向于创新和试验，弱者比强者在心理上更“开放”：因为在试验和创新的竞争中，弱者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他们失去的也许仅仅是锁链而已，但对于拥有既得利益的强者来说，事情则不然。强者已经拥有一切，因此，他不需要、乃至反对“可能性”和不确定性。
“穷人更需要一个新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基亚维利会认为：在宗教改革之后的世界上，如同上帝一样真正具有“预言能力”的恰恰是穷人和弱者，这不但因为贫穷是一种现状，而且更因为贫穷意味着“改变现状的可能性”。贫穷不但是世界本身，而且贫穷也是“改造世界的可能性”（not only is the poor in the world ，but the poor itself is the very possibility of the world）。在这个意义上，路德和加尔文的上帝，其实就是一个穷人和弱者的上帝，甚至可以说：穷人就是“上帝在人间”（The poor is god on earth）。
也正是基于马基亚维利对现代性的理解，现代小说中源远流长的“小人物”或者“小上帝”叙事传统得以形成：这意味着这样一种小说模式――上帝化妆来到“现代世界”，他扮演的其实是一个弱者和小人物，他以魔法和神奇和向我们昭示的“神迹”，也就是“鸡毛上天”和小人物改天换地、作大事业的“可能性”。
人们所熟悉的电影《阿甘正传》的开头其实正是这样的隐喻：一片鸡毛飘然上天，飞到傻子阿甘手上。而主人公阿甘喃喃自语的开场白是：“妈妈说过，生活就是一盒巧克力，在打开之前你永远不知道会遇上什么。”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这个“鸡毛上天”的意象更是别有深意：1955年9月－12月，毛泽东亲自编辑了长达95万字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资料集，并为每一篇资料加了按语。在一篇题为《谁说鸡毛不能上天》的文章前面，毛泽东这样写到： “富裕中农说：‘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鸡毛居然上天去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 “‘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而《创业史》和梁生宝，就是产生在这个“鸡毛可能上天”的时代。
Antonio Negri睿智地写到：“现代性是在拉伯雷的笑声中降临，带着穷人饥饿的肚子至上的现实主义。”这句话意味着：现代世界的“小上帝们”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翻身）的热望，并非来自灵魂深处神灵的感召，并非是由于要充当“绝对精神”的异化工具，而完全是为他们咕咕叫的肚子所迫。人类因为匮乏不得不劳动，穷人因为贫困不得不生产，这就是“人性”之被动性的根本，而“我们想吃饭”和“鸡毛要上天”这种鄙俗的要求，必然会伴随着拉伯雷小说里大人先生们嘲弄的笑声：正如《创业史》第一章的开头，富裕中农郭世富的新瓦房在人们羡慕的目光中平地而起，而梁生宝老弱病残、饥肠辘辘的8户互助组，却在一片嘲笑中登台。接下来，宝娃这个“阿甘式的人物”，也正是在一片笑声中，如落汤鸡一样从潇潇春雨中向我们走来：头上顶着块麻袋片，身上扛着亩产710斤的新稻种。而在小说结尾，当富裕中农郭世富老汉在粮食自由市场上数着卖高价换来的几十块，以“龟兔赛跑”的预言嘲笑“宝娃这个宝货”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浑身都是麻袋片，如丐帮领袖的梁生宝，此时正和老弱病残钻在终南山扎扫帚――而他从信用社里领到的预付款就是750块――而且是“崭新的人民票”！
乌龟竟然爬过了兔子，而鸡毛也就是在这样一片哄笑声中，竟然上天去了。
一张白纸，没有图画。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强者有强者的弱点，而弱也有弱的优势。美国人阿甘是个弱者，因为他弱智（IQ只有75），中国农民宝娃更是个弱者，因为他贫穷。两部作品的开头相似而又不同：童年的阿甘不敢下地，是因为他不会走路，童年宝娃不敢下地，则是因为他没有裤子穿。然而，也正是因为弱智和贫穷，在有了自知之明的同时，他们也就没有了、卸下了思想负担―——这就是宝娃常挂在嘴上的：“自己有什么？全下堡乡谁不知道咱乳名叫‘宝娃’，本来没多大本领嘛！现在也并没有丢人不丢人的问题”（小说第357页）。没有了思想负担，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其实也就是鸡毛可以上天的第一步。
既然“没有丢人不丢人的问题”， 也就具备了常人所没有的自信与从容，既然智商比别人短半截，因而笨鸟就必须先飞，“自助、互助者上天助之”――当阿甘为逃命被迫跌跌撞撞跑起来的时候，种地搞不过富裕中农的宝娃，也被迫去搞新稻种、去扎笤帚搞副业（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宝娃也象富裕中农一样迷信自家的二亩三分地，他就将更深地被“捆缚在土地上”）。于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太平洋两岸的这两个傻小子，被自身条件所逼迫，就这样不约而同，从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到健步如飞，如风如电，在漫天风雨中他们跌到爬起，终于给我们留下了奔跑不止的“现代英雄”形象。
我想，这也许就是《创业史》中的宝娃与那个既得利益者郭振山的根本区别。既然宝娃本来就是大家嘲笑的对象，本来就是“喜剧人物”，所以他就没有什么面子问题。而郭振山作为土改中的“轰炸机”，却从来就是威严和权力的象征，结果，他害怕丢失的东西就太多太多，坛坛罐罐，哪一件都舍不得丢手。郭振山的“在党”，那是因为党是权力的象征，郭振山羡慕富农，那是因为人家是财富的榜样，郭振山爱当官，是因为官才是威严和面子的集合。但是，宝娃跟共产党走，是因为共产党怜贫惜孤，是因为共产党“把屁股坐在了穷人一边”，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对宝娃来说不是空洞的信仰，而完全是咕咕叫的肚子的选择，——说到底，除了共产党外，谁还会要他们这些老弱病残呢？
现代性是对“新事物”的追求，现代性其实不过就是 “可能性”，它宣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创造一个不同的“宝娃”、阿甘，创造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乃是可能的。
毛泽东说：“一定会有两种前途，两种可能性。”
而这也就是说，在争取胜利的可能性的同时，必须洞悉“失败”同样也是一种可能性。这当然意味着，社会主义这个新事物道路艰难，一定会遇到挫折，只有那些不怕挫折，不怕失败，志向远大者，才会绝处逢生。社会主义是穷人的事业，是勇敢无畏的小人物的事业。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它却不过是傻子们关于“鸡毛上天”的幻想。——而这就是小说所蕴含的最深刻的“现代意识”。
“创业难”
打开1960年第一版《创业史》，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三个字：“创业难”——柳青的感慨，当然也是属于每个中国人的感慨。 1982年，柳青的三个子女来到皇甫村，睹物思情，他们这样写到：
站在神禾原的崖畔上，我们凝望着巍峨壮丽的终南山，望着山下的蛤蟆滩，当年种上的白杨，参天挺立，稻田纵横，满目苍翠。镐河出了终南山，自东南来，到了原下，转向西流。靠着神禾原，依着镐河畔，从东向西座落着庄稼人的院子，这就是皇甫村。
村子中间的一个土峁上，原来有一座破旧的古庙——中宫寺，这就是我们的家。父亲略加葺，住了14年。眼前，中宫寺已经夷为平地。冬青石榴没了，爸爸精心栽培的苹果、梨、桃，硕果累累的葡萄，也没了。他经营过的菜地荒芜了，他原来工作和起居的地方，都塌掉了——地上长满了野草。泪水禁不住流了下来，爸爸的音容笑貌又出现在眼前。
在柳青的骨灰面前撒下热泪的，本应该是所有高尚的人，而不仅仅是他的子女。然而，真实历史和人事变迁，却远比房倒屋塌、物是人非要来的更加残酷，以至于作为后之来者的我们今天重读《创业史》，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正如今天重新面对柳青，我们一时竞不知从何说起。远隔滚滚红尘，对于这部今天的年青人也许会感到非常陌生的杰作，我们甚至不得不从一个看来最惊心动魄、最让人挥之不去的部分开始我们的重读。
在长达505页的《创业史》第一部的中间部分（257－258页），作者精心安排了一场历史预言般的转折式对话，见惯了世事变迁的梁三老汉固执、突兀地追问生宝的“贴心人”卢明昌书记的一个问题：如果进终南山砍竹子、搞副业出了事故，你们是否会追究梁生宝的责任？如果互助组、合作社没有办成，或者办起来之后最终还是顶不住压力，散掉了，那么梁生宝作为领头人，是不是要进班房（“承担刑事责任”）？当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受挫或者垮台，梁生宝是否会成为替罪的羔羊？
正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去看，半个多世纪前小说里的这段“关于梁生宝未来命运”的对话或者“打赌”，读来竞是如此令人惊讶不已： “唉！”老汉叹口气，说，“人，只能往吉庆处思量嘛！万一出了啥岔子，实在受不了。是他领得头嘛，他坐班房，我们家里人难受——”
卢明昌忍不住大笑，“看你说得啥？生宝为啥坐班房？出了事情，也是俺共产党的事情，怎么能叫生宝一个人坐班房呢？你不是说我们全姓共吗？”
梁三老汉放下了心中的负担，笑了。他站起来，说：“是这，我回呀！要是有三长两短，你们党里头高抬贵手。
卢书记忍住笑，把老汉送出大门洞，搀着他下高台阶，说：
“你只管放心！啥事想不通，你寻我来，咱叔侄俩谈叙！”
然而，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在梁三老汉农民式的“远见”和卢书记的“只管放心”的“包票”之间，似乎给出的是一个奇妙而近乎残酷的结论。而今天看来，《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之所以引起了更多研究者的重视，还不完全是因为严家炎先生当年所说的：梁三老汉是“更真实的农民形象”，而是由于他始终是小说所预示的“现代性的另一面”，他意味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可能失败”。
实际上，也正如《创业史》第二部描写的，正因为“鸡毛”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里，而不是在“真空”中上天，宝娃“鸡毛上天”的创业故事，首先也就不可能不触动郭振山这样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于是，1964－1965春节期间的“社教运动”中，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终于被小说中“轰炸机”郭振山的原型们“架上了楼”（即批斗），理由是搞社队企业就是冲击粮食生产，而王家斌“帐目不清”。是社队企业资金的捐献者柳青紧急从北京的作协理事会上赶回来，才避免了“梁生宝”进班房的命运，王家斌得以侥幸“下楼”。（潘维的研究指出：1964年底开始的农村“社教运动”是以保证粮食生产为目标的“现实主义”政策，对于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与合作化“激进政策“的反弹或反拨，皇甫乡的情况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潘的判断）。
然而，ＷＧ爆发后一年的1967年春，陕西文联的“造反作家”们将柳青揪到西安隔离批斗，罪名就包括追查他“巨额稿费”的去向。柳青夫人马葳（她身上有小说女主人公改霞的影子）经不住压力自杀身亡，——小说中的小延安“杨副书记”自身难保（柳青自己曾经挂职长安县委副书记），从此他就再也不能给“梁生宝”撑腰、打包票了。
对于郭振山这样的既得利益者而言，阶级斗争就是“从肉体上消灭自己的对立面”， 革命就是为了夺权，说穿了也就是当“红色地主”，而地主们的逻辑是相同的，那就是保证既得利益的稳定。郭振山这样的“红色地主”当然是既不会理解、更不会赞成什么“互助合作”所谓“制度创新”的，当然是不会赞成“互助合作”、“集体化”就是历史的扬弃式发展的。郭振山式革命就是鲁迅所谓“从革命到革革命”。如果梁生宝的互助道路，乃是以包容的方式协调农村尖锐矛盾的新型政治方式，那么郭振山道路则代表了这种新的政治方式的瓦解，预示着中国农村以“阶级斗争”的名义，重新走向弱肉强食、自相残杀。也许正如一位当代的研究者（武春生）一语中的指出的：如果要反思历史上的“动乱之源”，那么最有代表性的并不是《芙蓉镇》里的王秋赦，而是《创业史》中的“轰炸机”郭振山。
1982年，柳青去世4年后，与柳青同为“小延安”的《白毛女》的作者贺敬之来到皇甫乡为柳青扫墓，亲耳聆听了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谈柳青和现实中艰难的“创业史”，感慨万千之余，诗人留下了这样的诗句：“床前墓前恍如梦，家斌泪眼指影踪，父老心中根千尺，春风到处说柳青”。——农民不能写文章，在关于柳青的回忆和评论文字中，当然没有一篇出自最有发言权的梁生宝的原型王家斌，而涉及到王家斌的，也只有贺敬之这诗中形象的一句。
1997年，皇甫乡农民集体创业的带头人、创造了陕西水稻产量纪录的劳动模范，当年的 “梁生宝”——“皇甫乡的傻瓜、好人”王家斌在孤独中去世，据说临终前他还在忙着为村里打井、力图恢复当年的集体企业――据说“宝娃”的“二次创业”后继无人，由于如今的年青人都已经奔驰在出外打工的道路上，村里剩下的是“389961部队”，据一篇感情真挚、题为《寻找梁生宝》的文章的描述——“当时天下着雨，村上没有一个乡亲来送行，棺木是用拖拉机拉到坟地的。蛤蟆滩仍活着的当年一批共同创业者如今只剩下高增福的原型了。” 王家斌的命运，读来令人不胜唏嘘。
其实，早在1983年5月，柳青的一位故交，在一首怀念诗作中，就发出了“寻找梁生宝”、“柳青魂兮归来”的万千感慨：“下堡凄凉，生宝潦倒，长使故人心折。魂梦难与君会，想忙与村中父老、画长策。总算争得了，庄上晚来春色！风暖稀释秦岭云，魄归应念鄜州月；情无限，意难说！”
此后凡11年风风雨雨，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再次成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读书》杂志2004年第6期发表的武春生的文章《寻找梁生宝》（文章的一个不足之处是将柳青夫人马葳名字误作“马原”），又一石激起千层浪，起码使“知识界”的人们重新想起了柳青和《创业史》，想起了王家斌和梁生宝。而对于知识界、特别是文学界来说，一个更为切肤的问题或许应该是：我们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失去了柳青，我们又是在什么意义上与梁生宝擦肩而过的？正是这个问题决定了我们今天要到哪里去“寻找梁生宝”，——而且，恐怕还不仅仅是“寻找梁生宝”，而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为了探索科学发展之路，为了和谐社会的远景，我们甚至必须象当年的柳青那样，在风暴来临的时候挺身而出“保卫梁生宝”。
——还是让我们用另外一个“宝娃”的故事，来继续对“失去的”梁生宝的寻找吧！因为这是一个与柳青的《创业史》相同、但又不同的故事。
1929年，另一个中国“宝娃”出生在江阴一个贫农家庭，他的名字叫吴仁宝。14岁时的一场大饥荒，宝娃的父母不得不把他的弟弟卖了，为的是换了几个活命钱。吴仁宝的故事与《创业史》题序中的描写完全相同，是上世纪前半页中国农村数不清的悲惨故事中的一个。而从此后，吴仁宝就铁心跟共产党走，成为当地土改的带头人。1952年，――这也就是王家斌互助组成立的那一年，吴仁宝领着全村最穷的13户人家成立了当地第一个“互助合作组”。 1953年吴仁宝入党并当上了村长，自1957年华西村成立党支部以来，他就一直担任党支部书记。
正象梁生宝一样，1960年代的吴仁宝带领全村平整了土地，创出亩产1000斤的全国纪录。华西村也有自己的“徐改霞”和“素芳”，华西女劳模的名字叫赵毛妹。1970年代，华西村办起了社队企业（比皇甫乡还晚），但是华西的社队企业却一直顶风冒雨坚持下来，没有垮掉。而到1985年，在全国农村收入开始下降的时刻，华西村集体企业的产值首次达到一个亿。1950年的华西村，是当地最穷的村子，而如今户均收入22万美元的华西村，却是中国农村的一个奇迹、一面不倒的红旗，是“中国第一村。”
象许许多多从中国泥土里涌现出的梁生宝一样，吴仁宝和华西村的故事，给了柳青的《创业史》另外一种结尾的“可能性”，也给了我们另外一种历史的结论，这个结论也许就是吴仁宝这个朴实的农民所说的：“集体经济救华西，社会主义救中国”。
“咱们的天，咱们的地，咱们的锄头咱们犁。穷帮穷种上咱们的地，穷帮穷走咱们的社会主义。”探索一条团结互助的中国农村发展道路，这是几代中国人的坚定意志与不可动摇的信念。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粮食增产和丰收，连吃饭都谈不上，谈何发展；而仅仅依靠种粮食，农民却不可能增收致富，甚至难以脱贫。对于那些主张将粮食生产交给市场、乃至“国外粮食市场”的“郭世富的子孙们”来说，他们或许根本不懂得增产不增收，谷贱伤农的道理，他们也可能完全不懂得单纯地依靠变化莫测的“市场”，会给农民带来怎样的灭顶之灾，会给13亿中国人的生存带来怎样的灭顶之灾。
同样的，对于中国来说，不搞现代化、不搞工业化、不搞市场经济，就不能发展，从根本上说也就没有出路。但是，在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如果不保护弱势群体，扶助老弱病残孤，而是听任他们被毫无保障地被抛入工业化、市场化的波涛汹涌中，那么工业化、市场化就不可能搞成功，如果说工业化、市场化就必须以牺牲穷人、牺牲农民、牺牲老弱病残孤为代价，那么，我们还要中国革命干什么？还要马克思主义干什么？还要共产党人干什么呢？
“燕山高又高，清泉石上流。群雁高飞头雁领，书记带头向前走。”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个新事物，它是夹缝求生，逆风起飞。在中国农村这样人口很多、资源很少的环境中，之所以需要梁生宝这样没有私心的“傻瓜”，需要许许多多的“宝娃”把穷哥们团结起来，带领大家走互助合作道路，甚至还不仅仅是为了中国农村的“发展”，而首先乃是为了维持中国农民的生存。或者说，为了避免农民彼此间围绕着有限的资源进行的自相残杀这种可见的结果。而这也就是毛主席 1959年对吴旭君所作的如此令人心伤、又如此使人奋起的自我剖白：“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我现在还活着呢，怎么有人就这样！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想认真过这个问题？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毛泽东传，下》1390页，中央文献）
组织起来，走集体创业、共同富裕的道路，团结起来，去争取胜利；以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的形式去应对城市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挑战，这就是几亿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几代中国革命者集体智慧的结晶。“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我们今天难道不更需要这样的想象力，难道不是更需要为这样的“可能性”而不懈奋斗下去吗？
是啊——无论多么幼稚、无论多么不成熟，无论世事多么艰难、道路多么难以平衡和容易摔跤，我们的前人，不正是这样步履蹒跚，披荆斩棘，顶风冒雨，一步步地向我们走来的吗？
“一个年青庄稼人，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身上披着一条麻袋，一只胳膊抱着麻袋包着的铺盖卷，出现在渭河上游的黄土高岸上了。在雨里带雪的春寒中，他走得满身是汗。因为道路泥滑，他得全身使劲，保持平衡，才不至于跌跤。”
“春雨又下起来了，晰晰漓漓地——”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我们的主人公梁生宝，正是这样肩扛稻种在潇潇春雨中向我们走来的。今天，我们是举起双手欢呼他，还是摇唇鼓舌批判他呢？是为他的重生和复活摇旗呐喊，还是为他的“死亡”感伤怀旧、乃至幸灾乐祸呢？是站在他们头上指手画脚，说什么农民素质差，人口数量多，中国农村乃至中国“根本无办法”，还是汇入他们之中去，为争取“鸡毛上天”的可能性去尽一把绵薄之力呢？
而这就是摆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面前的课题，这也就是我们重读《创业史》的当下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