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学说，是从外国传入中国的。它的传入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极其广阔、极其深远的影响。它引起了中国人思想的大变化，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方向。这个影响的最大成果，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兴起。青年毛泽东生气勃勃地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经历了社会改良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 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这样三个阶段。本文试图循着青年毛泽东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轨迹，勾勒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寻找真理的艰辛历程，以纪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改良派在向西方学习时，接触到社会主义学说；革命派在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的过程中，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社会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接触社会主义思想的？从目前我们所查阅到的资料看，他最早接触社会主义思想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 　　 当时毛泽东刚刚由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来到省会长沙读书。这时的长沙正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夜，各种宣传反清救国和鼓吹革命的刊物喷沫鸣溅。

　　 这时已具有了维新意识，并且明确树立起救国救民思想的毛泽东很快就投入到辛亥革命这一洪流中。

　　 武昌起义爆发前，毛泽东为革命大潮所鼓舞，为表示对革命的拥戴，他毅然剪去了作为拥护清朝统治标志的辫子。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又参加了湖南新军，投身民主共和的洪流。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毛泽东在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湘江日报》中，看到了“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①

　　 这个时期在中国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队伍已经初具规模，但其成份相当复杂，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社会改良主义者。上述各种人物介绍社会主义，一般都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学说，一种人道主义，一种救治不平的“药方”来介绍。当时流传于中国思想界的：既有达尔文的进化论，又有卢梭的天赋人权；既有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又有拉萨尔的机会主义；既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又有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鼓吹“温和”的社会改良主义思潮，更能迎合一些知识分子的心理，在部分人中颇为流行。他们把社会主义宣传为一种救治社会不平的“药方”，在这个社会中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享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绝对自由”，产品“各取所需”

　　 最初毛泽东曾对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被社会改良主义者所歪曲了的“社会主义”，产生巨大的热情和强烈的探索愿望。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说：“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湘江日报》，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那只是社会改良主义。我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我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②毛泽东与士兵和同学是如何讨论社会主义的？因缺乏具体资料无法探知详情。但是，从他的回忆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被社会改良主义者所鼓吹的“社会主义”深深吸引，并由此产生巨大的热情。以至20多年后，还能向斯诺讲述得那么清楚。

　　 毛泽东为什么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就对它产生了如此强烈的热望？这绝不是偶然的。在毛泽东当时的认识中，被社会改良主义者们所歪曲的那种平等和谐的社会理想，实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墨家的“兼爱”思想，老庄的“出世主义”，儒家的“大同”思想与现代西方思想杂合的结果。其宣扬的本质内容与青年毛泽东所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少年时期所读过的那些对他“影响很深”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均平”思想的影响不谋而合。因而引起了青年毛泽东极大的兴趣。

　　 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所受的教育也是从读经书开始的。但他却回忆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③。他还说：“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④从毛泽东读过的这些小说的内容看，它们多半是描写“均平”、“精忠报国”和追求“理想天国”美好生活的故事。毛泽东回忆说，这些小说“对我影响很大。”⑤后来毛泽东在“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时，“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⑥小说中所描述的种种极不公平的社会境况，深深震撼着毛泽东的心灵，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并驱使他去寻找解决这一不合理现象的办法。特别是当他看到中国早期改良主义者郑观应写的一本介绍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情况，以及主张“中体西学”的《盛世危言》，和一本论述中国有被列强瓜分危险的小册子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使毛泽东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的思想升华到当时他所能升华到的高度，开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识”，明确地树立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

　　 远大志向树立了，但以什么样的方法去实现呢？这正是毛泽东所要寻找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的思想，早已成为时代的主流。可是，地处蔽塞山冲的农家子弟毛泽东，当时对孙中山以及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还根本不了解。正因为如此，在变法维新早已失败，康、梁也早已远适异国，并成为这个革命的反对派的康、梁的改良主义思想，却成为第一个闯入青年毛泽东心灵的政治意识。他一度成了康有为、梁启超的热烈崇拜者。不过康、梁的这种改良主义思想在毛泽东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前进路上，只是一段迅速踏过的桥梁。随着对孙中山所代表的民主革命派思想的了解，特别是社会主义的启蒙，这种改良主义的影响就烟消云散了，起而代之的是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追求。

　　 尽管这时毛泽东还没有真正懂得社会主义，认识也十分肤浅和片面。但是，江亢虎以及社会改良主义者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所宣传的那种用不流血的和平方法，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深深地吸引了这个从蔽塞山冲出来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农家子弟。这第一道“社会主义”的曙光，不仅使毛泽东知道西方还有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和派别，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毛泽东从此对社会主义产生了巨大的热情，产生了强烈探索的愿望，从而推动他进一步去探索社会主义。

　二

　　 青年毛泽东自从接受了社会主义的启蒙，便把对社会主义的探索看作社会新的前途来认识。

　　 但是，五四运动前，科学社会主义尚未在中国广泛传播。接触社会主义并从事社会主义学说介绍的只是极少数人，刊登介绍社会主义的报刊也只有少数几家，发行量很小，而且多在国外发行，不要说一般知识分子看不到，就像毛泽东这样热情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也不易看到。他们“进了学校，也只晓得几个资产阶级的英雄人物”⑦。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毛泽东那时几乎不可能在不接触和深入理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基本原理的情况下，自发地矢信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所探索和追求的只能是当时不可逾越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李大钊是如此，陈独秀是如此，毛泽东也不例外。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种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建立后，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已经变为一种愈来愈反动的东西，但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尚未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人阶级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它仍是工人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反映，是科学社会主义即将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一种先导。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毛泽东就开始对社会主义进行积极认真的探索和实验了。这我们从张昆弟1917年9月16日记的一段日记，以及对毛泽东和同学共同发起的第一个团体“新民学会”的性质进行全面考察中可以得出结论性的东西。张昆弟在1917年9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又云，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决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所谓世界主义，毛泽东解释：“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原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⑧

　　 可见，毛泽东所要探索和追求的目标已经定了，是要实现社会主义。但是，以什么样的方法去实现？他不是通过改造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是通过个人品行的改造和团体的互助生活，实现全人类的改造。于是，毛泽东与他的同学共同发起了一个“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的团体“新民学会”。通过“求友互助”达到创造新民和新生活的目的⑨。这样，消除社会弊病便成了“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⑩，这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典型特征。

 　　 为了实验这种方法的可行性，一师毕业之后不久，毛泽东便邀请蔡和森、张昆弟、陈书农、熊子容、周庭藩等新民学会会员，“在省城对岸的岳麓山设立‘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的“新村生活”(11)。后来，由于被邀请的朋友“多不能久留长沙，”毛泽东本人也要去北京从事湖南青年和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这种实验便搁浅了。但是，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实现“社会主义”的梦想。

　　 1918年8月，毛泽东来到北京。不久，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而北京大学又是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的荟萃之地。毛泽东在这里不仅拜会了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以及蔡元培等，而且还广泛涉猎了西方思潮中一些先进的思想，极力想从中吸吮改造中国的种种思想理论。毛泽东针对当时情况曾经说过：“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12)一方面，在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个“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的影响下，毛泽东“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13)；另一方面，他对无政府主义也产生了兴趣。他不仅读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还常常与无政府主义团体“奋斗社”的负责人之一、北大学生朱谦之一起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14)

　　 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长沙。这次北京之行，尤其是经历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眼界大开。他开始意识到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的潮流，他思想上又一次燃起社会主义理想的火花。他曾富于激情地描述说：“近数年来，中国的大势斗转。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陈独秀等，首倡革新。革新之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应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更加以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的学者首欢迎之，全国各埠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怒涛澎湃，”(15)特别是俄国政体改变之后，“社会主义渐渐输入于远东，虽派别甚多，而潮流则不可遏抑。”世界革命的呼声，人类解放运动的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种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11)显然，毛泽东这时是被世界革命潮流“软化”了。他从这滚滚而来的世界革命潮流中看到了希望，找到了人类解放的前途世界主义既社会主义。

　　 但是，以什么样的方法去实现？在当时毛泽东的心目中，有两种方法可以选择，一种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激烈方法；一种是以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温和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的思想天平上，他所钟情的是无政府主义的方法。他在谈到民众联合时说：“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斯。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贵族资本家，只要他回心向善能够工作，能够助人而不害人，也不必杀他。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和乐亲善——不是日本的亲善——共臻盛世。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17)青年毛泽东不仅赞同克鲁泡特金温和的、非暴力的不流血革命。他还直接表明自己不赞成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认为“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主张不采取“急烈”的方法，而采取“温和”的方法，联合群众“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18) 　　 由于受进化论的严重影响，毛泽东不仅排除了暴力革命的必要性，还曾一度追随克鲁泡特金的思想主张，设想了一个“新社会生活”方案，准备将搁浅多时的岳麓山计划重新实验。克鲁泡特金曾起草过一个题为《我们是否应研究未来制度的理想》的纲领性文件，提出未来的公正社会必须建立在四个方面平等的基础之上，即：经济上的平等，最关键的问题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劳动上的平等，必须确认社会的全体成员都有义务从事体力的手工劳动；教育上的平等，彻底改造旧的教育制度，建立一种新型的学校，使教育和生产直接结合起来，使教育不再成为把社会成员划分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上等人和普通人的工具；政治上的平等，政府成员和政府机构中的人员构成了一个“阶级”，考虑的只是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谋求自己的私利。只要有这种凌驾于人民大众之上的政府存在便没有真正平等可言。因此，必须承认消灭当今存在的任何政府的必要性，并且给予所有的生产者公社和劳动组合无条件地自己管理自己的一切事务，以及在自由契约基础上自发地结成联盟的可能性。(19)毛泽东在他的《学生之工作》一文中所设想的“新社会生活”，其基本精神和言论与上述克鲁泡特金的思想颇为一致，正是一个财产公有、劳动平等、教育与生产直接结合、自己管理自己的社会。毛泽东说：“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新教育中，以创造新生活为主体。”新生活以生产工作、实际工作、农村工作为大端。“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20)

　　 这是一个设计得十分周密的方案。笔者不惮其烦地引证这个方案的内容，是因为这个似乎过于琐碎的计划，正是他思想倾向的反映。然而，这种脱离社会实际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方案，“它愈是制定的详尽周密，就愈是陷入纯粹的幻想。”(21) 　　 毛泽东所以接受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一方面是社会思潮的影响和个人认识局限所至。当时渴望“互助的新村生活”、企望适宜于群的共同生活，正是“五四”前后广大进步青年的普遍心态，是当时中国思想界汹涌而起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突出表现。同时也与毛泽东本人出身农民家庭有着密切关联。另一方面也是他接触到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知识太少的缘故。任何一个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革命者，都不可能自发地成为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者，都必须通过接受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和启蒙，通过深入了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的基本原理，才能自觉地信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

　三

　　 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在第一次到北京期间。

　　 当时，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尚未翻译过来。外语水平不高的毛泽东要想直接阅读马列著作原本，尚有很大困难。大量文献表明，他第一次到北京期间接触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主要还是从《新青年》的文章以及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交往中，初步了解到一些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这从他离开北京回到长沙，在领导湖南五四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为样板而创办的《湘江评论》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这个刊物上，毛泽东发表了40多篇文章。从那上面虽看不出他读过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原著的痕迹，但却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文字，都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每周评论》和陈独秀、李大钊文章对他的影响。按照毛泽东的话说，在他们的影响下，“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22)

　　 此时，他的思想基本倾向，如上所述还是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但是，他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也进行了认真的探索。这我们从这一时期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学生之工作》等文章中可以看出来，但其认识是不清晰的。然而，这些成了他日后迅速接受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条件。

　　 毛泽东矢信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他第二次到北京以后的事。

　　 1919年冬，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后的北京，这时各种宣传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刊物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并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热潮。这一热潮的形成，为毛泽东提供了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条件。

　　 从查阅毛泽东在北京这段活动的文献资料看，他除了以主要的精力从事驱张运动和主办《平民通讯社》外，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读了许多有关俄国革命的书刊和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原著的中译本片断。毛泽东曾在多次场合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地铭刻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23)毛泽东在他回忆中十分肯定地提到，他第二次来北京期间，看到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并建立起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应该说这三本书毛泽东肯定是看到了，要不然他不会在许多场合多次谈到他读了这几本书。但是他在回忆的时间上有误。因为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才出版；《社会主义史》译本1921年1月出版，他在北京期间，既使是到上海之后，都不可看到这三本书。他读到这三本书的时间应当是在1920年8月至1921年初。青年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虽然不可能看到这三本书，但是其中的一些片断，毛泽东是可能看到的。因为在毛泽东来京前夕，《晨报副刊》曾于1919年5月5日译载了日本学者河上肇著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文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另外，北京《国民》杂志也于1919年11月发行的第二卷第一号上，译载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全文，译名《马克思和昂格斯》。

　　 由于客观条件所制，今天我们已无从详细考察清楚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期间究竟读了哪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第二次北京之行，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俄国革命后的情况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这对于促使他矢信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接着的上海之行，毛泽东在陈独秀的帮助和影响下，使他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解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加深。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回忆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24)

　　 考察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和上海期间的活动看，他这时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理解确实是已经相当深刻了。然而，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和思想言论看，他仍然没有放弃对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幻想，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继续采取研究和比较的态度。他在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的信中说：“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25)同时在这封信中，他又一次提到想要在长沙创造一种新的生活，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在这个大学里，教课、投稿、编书。劳力的工作结合起来，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实行共产的生活(26)。甚至他到上海时，看到各地的工读互助团已相继破产的情况下，却仍打算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他在6月7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27)

　　 毛泽东在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认识和理解已经相当深刻的情况下，为什么还深深迷恋于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呢？究其原因，关键是其社会历史观上的失误。如前所述，毛泽东无论是寻找解决社会种种不合理现象的办法，还是其所设计的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案，其指导思想都是进化论的历史观，应当指出，毛泽东的进化论并不反对质变，相反，他是主张社会的“根本改造”的。他把“劳动”看成是进化的要素，无疑是承认人的生产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这是合理的。但是，他认为通过“人人读书”、“人人做工”，就可以达到改良人心风俗而实现“新社会”的目的，则显然还没认识到阶级社会的发展规律，而以为要实现国家、社会和人类的改造，就要发展个人健全的人格。有了健全的人，就有了健全的社会。这种看法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从社会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揭示历史发展的动力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而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集中表现为阶级斗争，并通过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革命，这个矛盾才能解决。显然毛泽东这时还不懂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这些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原理，因而在看到各地工读互助团已相继破产的情况下，他还只把这种失败简单地归结为“能力和道德力”修养不够(28)，而没有醒悟到其历史观上的失误。这样，自然不会很快放弃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

　　 毛泽东矢信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在书斋中，而是在实践中实现的。他获得了某种理论便总是勇于拿去实践。只要是在实践中证明是行不通的，或错误的东西，他便勇于否定。

　　 1920年7月，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后，一面着手创办与建党建团工作密切相关的《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一面又以主要精力来发动和领导“湖南的自治运动”，企图通过请愿、制完和选举的方法，对封建军阀掌握的地方政府实行民主改革，建立一个“理想”的政府，继而达到“改造整个中国的目标”。这就进一步表明他当时在革命方法问题上还没有得到最后的明确的解决，还不能对中国的国情作出正确的分析，还没找到使中国通向社会主义的现实途径。直至“自治运动”遭到挫折失败后，他才从革命道路上提出问题，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与采取“俄国式的革命”的方法联系起来。1920年11月25日，他在给向警予的信中说：“自治问题发生，空气至为黯淡”，湖南“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决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29)。他所说的“另辟道路”，就是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提出的坚持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学说。他指出：“我对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30)他还从湖南自治运动失败中悟出：“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31)同时，毛泽东还批评了无政府主义，他说：“我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怀疑，我的理由却不仅在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之不可能，我只忧一到这种社会状态实现了之难以终其局，”“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32)

　　 从毛泽东总结湖南自治运动实验失败的教训后给蔡和森等人的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这时已经与无政府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改良主义实行了彻底的决裂，并坚定地走上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根本标志，就是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坚决主张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彻底批判不流血的“呼声革命”和抛弃无政府主义。

　　 纵观青年毛泽东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轨迹，不难看出，其实他有第一代共产主义者的共同或相似的经历。他的每个重要思想发展过程都是随着社会的大变动而发展的，而且每一个发展过程都经历了艰辛的求索，才终于找到了救治中国的“对症药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并且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现了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并形成了以毛泽东名字命名的中国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深化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中，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历经艰难困苦找到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必须要坚持和发展，决不可动摇。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庄军械工程学院、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13)(14)(22)(23)(24)斯诺：《西行漫记》第117页，第117页，第108页，第108页，第108页，第109页，第132页，第128页，第132页，第131页，第132—133页。

　　 ⑦参见《“七大”工作方针》。

　　 ⑧《新民学会资料》，第146页。

　　 ⑨(30)(31)(32)《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119—120页，第103页，第104页，第105页。

　　 ⑩(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9页，第409页。

　　 (11)(15)(16)(17)(18)(20)(25)(26)(27)(28)(29)《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49页，第364365页，第292页，第341页，第293页，第449页，第454页，第474页，第475页，第478页，第467页，第548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9页。

　　 (19)参见陈之骅《克鲁泡特金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1月版。

　　 摘自：《毛泽东百周年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