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大学的演讲

　　摘要：在主流知识精英们看来，鲁迅是他们推行和宣扬“宽容、友爱、和解”论调的最大思想绊脚石，要想让更多人接受这种观点，就非把这块大石头搬掉不可。因为，只要鲁迅精神一天不从中国人的大脑里消除，就会有人发扬他的“怀疑、批评和抗争”精神，站出来对一切不公正和压迫人剥削人的现象如黑砖窑、矿难、血汗 工厂、有毒 奶粉、暴力拆迁以及邓玉 娇案、富士康十三跳进行揭露批判甚至抗争。但按照某些人的逻辑，当今中国层出不穷的暴力事件和不满情绪，不是社会造成的，而是人们头脑里的“怀疑、批评和抗争”因子诱导的，所以，他们在拿掉鲁迅的同时，也一并把《包身工》、《雷雨》和《鲁提辖怒打镇关西》拿掉了。因为这些作品同样是揭露资本主义的虚伪和罪恶，宣扬暴力革命或者阶级斗争的。　　由此可以看出，“去鲁迅化”事件绝不只是语文课本更换几篇文章那么简单，而是一场尖锐的文化领导权之争。“文化领导权”一次出自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按照他的观点，一切政治力量在取得对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的领导权之后，必将会进一步夺取文化上的领导权，也就是通过各种传播手段，使他们作为统治集团的思想观念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和认同;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夺取政治经济领导权的斗争。韩毓海写过一篇文章《漫长的革命：毛泽东与文化领导权》，探讨的就是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如何重视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当然，毛为了加强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早已被新自由主义者们当做文化专制的靶子批得体无完肤了。

　　所谓“去鲁迅化”，也就是最近发生的中学语文课本删除鲁迅作品的事件。我相信同学们都注意到了。江苏和广东等几个省的中学语文课本都拿掉了鲁迅的《阿Q正传》、《药》、《纪念刘和珍君》以及《故乡》等几篇文章，当然，被拿掉的不止鲁迅一人，还有夏衍的《包身工》和曹禺的《雷雨》等。其实，中学课本的“去鲁迅化”不是现在才发生的，好几年前教育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就推出了一项“教改计划”，最早是北京和上海启动的“教改”，他们率先拿掉了鲁迅的作品，并将金庸的武侠小说请进了课本，这在当时也引发过争议，今年广东江苏两地不过是步其后尘，将“去鲁迅化”的行动推向高潮罢了。可以预料，接下去，其他各省市很快也会纷纷效法，直到彻底把鲁迅从全国的中学语文课本中清除出去。

　　关于这起事件，网上和媒体的舆论多如牛毛，反对的支持的都有。持反对观点的人认为，鲁迅忧国忧民、反抗强权、鞭笞假恶丑，同情弱者，向一切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和观念宣战，以及他那种毫不妥协、痛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宝贵精神财富，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在当代中国，不仅不应该抛弃，还应该发扬光大。反对的人则认为，我们现在的时代与鲁迅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所谓人压迫人的现象早已不复存在，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主流文明世界，成为了“全球化”大家庭的一员，像北京奥运会主题歌里唱的那样，“我们是一家人”，是“油和米”了。现在应该宣扬的是互相宽容、友爱、和解和个性解放的“普世价值”，而鲁迅身上那种“一个也不宽恕”，只看到“人吃人”，“绝对不宽容假丑恶”， “没有正面的东西，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缺少春天的明媚，夏天的火热，秋天的哀怨，有的只是冬天的严酷，缺少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等等，同现在的和谐社会建设是背道而驰，极不相容的。

　　这两种观点各执一词、针锋相对。据一家网站的民调显示，反对者占百分之六十多，支持者占百分之三十多。这个比例应该说是意味深长的，无论在哪个国家，如果政府推出一项政策有六七成人反对，这个政策肯定就是失败的。当然，从课本中删除哪篇课文或增加哪篇课文，不是政府部门所为，而是教育专家们及其专业机构所为。但根据中国的国情，任何一项经济和文化政策的出笼，背后都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作为支撑的，因此，中学课文的“去鲁迅化”，也不会是一种偶然的文化行为，而是意识形态的 必然反映。

　　为什么说是“必然反映”呢?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三十多年来的社会演变和文化思潮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同学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推行的改革开放是从1979年开始的。为什么要改革开放?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1979年以前，也就是俗称的“毛泽东时代”，经济上搞的是“穷过渡”和“绝对平均主义”，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使国民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当然，对于当时的国民经济是否真的“濒临崩溃的边缘”有人提出了质疑，而且最早提出质疑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一名叫莫里斯的美国学者，他通过大量数据论证，毛时代中国的经济不仅没到崩溃边缘，而且在工业农业卫生教育以及科技等领域到取得了于世瞩目的成就，单就经济速度，甚至处于当时发展最快如美国、德国和日本几个国家的行列。但这三十多年来，主流意识形态始终坚持“崩溃论”，不少人也都接受了这个说法，甚至比这更严重的说法都接受了，比如专制独裁、闭关锁国等等。所以认为毛时代走的那条路行不通了，是死胡同。邓小平说，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社会主义，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并不清楚。所以他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后来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以及“不问姓资姓社”的论断，也都是这个观点派生出来的。八十年代邓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口号“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现代化”这个口号在毛时代就提出来了，用一些学者的话说，五八年大跃进赶超英美也是出于一种现代性的冲动，70年代周恩来在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更是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后来被概括为“四化”)， 但邓小平口号里增加了“面向世界”这一条，显然，他认为毛时代的现代化不是“面向世界”的。何为世界?就是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这就跟79以后主流意识形态对毛时代“闭关锁国”的指控联系到一块了。现在许多知识精英经常挂在嘴边的“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秩序”这句话，也是从这一逻辑出发的。

　　毛时代是不是“闭关锁国”?这个问题同样存在争议。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其实是很有世界眼光，用现在的话叫“世界主义”情怀的，如那时中国与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亚非拉国家的密切交往，包括“三个世界”理论，你可以说他是一种意识形态眼光。但现在美国的国际政策，难道没有意识形态成分吗?它打南斯拉夫打伊拉克，真实动机都离不开它的本国利益。所谓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但在毛时代，世界分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对立阵营，中国那时正处于上升时期，忙于向全世界包括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输出自己的价值观，现在呢，社会主义早已在世界范围内溃不成军，剩下资本主义一枝独秀了。但历史终归是历史，不能随意涂改甚至歪曲，比如按照主流知识精英奉行的逻辑，毛时代对亚非拉开放不算开放，只有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开放才能够能算开放，这就是典型的双重标准。他们根本不尊重历史的合理性，只尊重现实的合理性，更不用说复杂性了。对于改革也是如此。如同革命一样，改革只是一种手段，绝不是目标，更不是神话。它也应该接受实践的检验;对中国来说，就是接受最大多数人民的检验，而不是少数人说了算。

　　我们追溯改革开放的“原点”，不是要简单评判它的是非曲直。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改革开放，而是要什么样的改革，搞清楚改革的出发点和目标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如果改革蜕变成了为既得利益集团占有和剥夺大多数人利益提供制度性保障，就值得冷静反思了。然而三十多年来，中国知识界对革命的负面价值反思得可谓够彻底了，彻底到从八十年代李泽厚的“告别革命”，到今天将“革命”妖魔化几乎成为了一种时尚，以至前不久，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一次会上严正告诫，不要丑化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但很多新自由主义者始终拒绝和反对对改革进行任何“反思”，就像毛时代不允许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当性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一样，我觉得这同样是一种极端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维。

　　什么叫“新自由主义”?有些同学不一定很清楚这个概念。我简单地介绍一下。新自由主义是最早产生于英国的一个政治和经济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基本原则是经济上主张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制，反对国家干预市场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文化上倡导个人主义等。自从197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上台，特别是80年代后期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以后，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新自由主义在国际经济政策上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新自由主义也成为了制定国家政策的主导力量。现在引起普遍争议的国企改制和教育医疗卫生的产业化就是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主持下开始施行的。近二十年过去了，这些改革措施的确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走上了一条快车道，但社会矛盾也前所未有地凸现出来，比如一面是GDP连续呈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一面是不计其数的工人下岗和失业，三农危机，大多数中国人在毛时代曾经享有的教育卫生和住房福利丧失殆尽;一面是富豪人数逐年增多，占全国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占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财富，一面是学生上不起学，病人看不起病，大学生毕业即意味着失业，许多80后90后成了“啃老族”，有的因贷款买房成了终身的房奴。民间有句话说，改革改来改去，工人农民被改得一无所有，从国家的主人变成了最大的弱势群体，而且连大学毕业生也加入到了弱势群体的行列。前几年网上有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使少数人富起来的改革》，通过大量数据和事实揭示了这种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这篇文章的作者文佳筠女士是个美籍华人，2006年应邀来华中科技大学讲学时，我曾和她见过一面，对她的情况略有所知。80年代她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毕业后去了美国，但她非常关注中国问题，或者说把主要精力都花在中国问题研究上了。前些年，她作为一家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几乎跑遍了中国的大部分省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使少数人富起来的改革》就是她的调查研究成果。老实说，尽管以前我也感觉到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但看了这篇文章中披露的一系列真实数据，还是很受震惊，尤其对她敢于说出争相的勇气，十分钦佩。

　　当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也引起了国家决策层的重视，这从新世纪以来一系列新的政策调整如新农村建设、缩小分配差距等，都可以看做是对朱镕基时期经济改革进行调整的信号。但这些措施对全社会的实质性影响颇为有限。这是因为我们推行的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发展是硬道理，两极分化、腐败、穷人更穷富人更富是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甚至有人认为目前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社会矛盾，恰恰是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彻底造成的，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将他们认定的改革进行到底。

　　那么，新自由主义者的改革目标究竟是什么呢?按照八十年代以来建立起的主流意识形态，当然是走西方人的路，也就是美国道路，具体说，就是美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看来，既然毛时代的社会主义进入了死胡同，西方资本主义就成了惟一可选择的社会制度，而且是最合理、最理想的制度;不仅经济上如此，政治上也应该如此。所以西方价值观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全人类应该遵守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好不好呢?比如民主自由博爱，当然好!谁不想生活在一个友爱互助、没有歧视没有压迫的社会呢?如果跟着美国走，中国人就能过上那样的“好日子”，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但美国是否真是那样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恐怕也需要具体分析。美国价值观的确有很多优点，包括它的政治体制如三权分立、高度法制化等等，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首先是因为它凭借对外扩张和掠夺的政策先富起来了，先富起来后，它不可能像有人期望的那样去帮助和接济别的贫穷和弱小国家，为了维持它作为世界霸主的地位以及美国国民已经达到的生活水准，它必须继续甚至变本加厉地实行它的扩张政策，让全世界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进美国，所以有人说美国人现在享受的那种高福利高消费，靠的是全世界的供养，一旦这种供给链条发生断裂，恐怕就难以为继了。这是经济方面。那么政治上呢?表面上看，美国的制度非常民主，比如选举制、议会制等等，但事实上，支配美国政治生活的也并非是拥有选举权的选民。一个人能否当上总统，起决定因素的都是那些企业大亨和金融巨头，是他们在背后真正操控着选举。否则，那些总统候选人花费的天价竞选费用从哪儿来?这样选出来的总统必须，也只能代表富人们的利益，所以有人说，美国的普通民众只有在总统选举那几天才会享受到民主权，选完总统就没他们的事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一切全由总统以及他背后的那个富人集团说了算，上街游行抗议或在媒体上批评也无济于事。举一个例子，奥巴马上台后竭力想推动的医改为什么举步维艰?就是因为这是一项改善中下层民众福利的政策，触动了富人集团的利益，所以受到了重重阻扰，差点儿胎死腹中。凡此种种，说明美国的制度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完美，更不能简单效仿，除非你也学着它到处搞扩张搞掠夺甚至挑起战争以便从中获利。但这可能么?

　　大家都知道，拉美、印度以及菲律宾、印尼都是较早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东南亚国家，但这些国家贫富悬殊、社会动乱频发的严重程度早已有目共睹了，而中国今天的现实正是这些国家的翻版。如果一项制度使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陷入贫穷无助，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处在被剥削和压迫的地位，那么，我们应不应该怀疑、批评以至反对呢?按照西方民主的价值观，当然有这个权利。美国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就说过，人民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免于匮乏和恐惧的自由。毛泽东也讲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大多数人的生存权和尊严被少数人和利益集团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剥夺是不是匮乏、恐惧和压迫?如果承认这一点，就等于承认了怀疑、批评和抗争是一种正当的公民权利。但中国的主流知识精英不承认这一点，反而变着法子贬斥甚至反对这种权利，或者只是将这种权利用到他们认为应该“怀疑、批评和反抗”的问题上，否则就是同“普世价值”背道而驰了。

　　现在，我们把话题转回到“去鲁迅化”上来。什么是鲁迅精神?我们以前一提起鲁迅，总会想起毛泽东的那段话：“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现在听起来，这样的评价似乎过于政治化了，三十年多来，学术界对鲁迅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使鲁迅从“神”到“人”的变化。那么，去掉鲁迅身上作为“民族英雄”的光环，他作为一个文学家和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是什么?画家陈丹青概括为怀疑、批评和抗争六个字。我觉得当做鲁迅精神的内核还是比较准确的，当年蔡元培在北大提出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呼唤的其实也包括这种怀疑、批评和抗争的精神。陈丹青还指出了“鲁迅精神”的反面是“沉默、归顺、奴化”，这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强调鲁迅精神的现代价值和现实意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把鲁迅从中学课文中拿掉，就是否定鲁迅精神，是鼓励人们“沉默、归顺、奴化”，用现在的时髦话语就是学会宽容、友爱、和解。有人说，鲁迅对假丑恶的“一个都不宽恕”，是撒了一个最大的人性谎言，也是鲁迅身上最大的局限。相反，对假丑恶给予包容，才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这跟新自由主义者们把人的自私甚至贪欲当成社会发展驱动力是同一个逻辑，当然，也是私有制的哲学基础。

　　在主流知识精英们看来，鲁迅是他们推行和宣扬“宽容、友爱、和解”论调的最大思想绊脚石，要想让更多人接受这种观点，就非把这块大石头搬掉不可。因为，只要鲁迅精神一天不从中国人的大脑里消除，就会有人发扬他的“怀疑、批评和抗争”精神，站出来对一切不公正和压迫人剥削人的现象如黑砖窑、矿难、血汗工厂、有毒奶粉、暴力拆迁以及邓玉 娇案、富士康 十三跳进行揭露批判甚至抗争。但按照某些人的逻辑，当今中国层出不穷的暴力事件和不满情绪，不是社会造成的，而是人们头脑里的“怀疑、批评和抗争”因子诱导的，所以，他们在拿掉鲁迅的同时，也一并把《包身工》、《雷雨》和《鲁提辖怒打镇关西》拿掉了。因为这些作品同样是揭露资本主义的虚伪和罪恶，宣扬暴力革命或者阶级斗争的。由此可以看出，“去鲁迅化”事件绝不只是语文课本更换几篇文章那么简单，而是一场尖锐的文化领导权之争。“文化领导权”一次出自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按照他的观点，一切政治力量在取得对国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的领导权之后，必将会进一步夺取文化上的领导权，也就是通过各种传播手段，使他们作为统治集团的思想观念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和认同;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夺取政治经济领导权的斗争。韩毓海写过一篇文章《漫长的革命：毛泽东与文化领导权》，探讨的就是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如何重视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当然，毛为了加强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早已被新自由主义者们当做文化专制的靶子批得体无完肤了。

　　现在中国的许多知识精英，是把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当成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来宣传的。什么是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恐怕很少有人讲得清楚，但只要说起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许多精英一定是头头是道，以至让人怀疑，这些人除了五官和皮肤还是中国人，大脑和眼睛都变成美国人了。他们用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思考中国问题，用美国人的眼睛看中国现实，拿出来的社会改革方案自然也是美国式的。有人把这些人称为“美国鹦鹉”。九十年代至今，中国的许多改革举措，都是这些“美国鹦鹉”参与制定的。这些政策的后果有目共睹，不用多说了。现在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上，新自由主义都已经牢牢掌握了领导权。从南到北的各大主流媒体如《南方周末》、《新京报》、腾讯等等，无一不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包括那几个门户网站也都是这样。许多人说现在中国的互联网是最民主、最自由和多元化的，什么观点和言论都可以发表。从表面上看这没错，但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新浪和腾讯的专栏作家和学者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人，他们的观点和腔调也如出一辙，就是不遗余力地宣传美国式的“普世价值”。所以说，目前中国的文化领导权是一边倒地落到了新自由主义者手里。九十年代还讲中国思想文化界出现了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共存的二元格局，但现在这种二元格局似乎也不复存在了。好几年前，已经全面掌控政经和文化资源的新自由主义者就开始对新左派实行全方位的“围剿”，他们采取的是美国打伊拉克用过的斩首行动，就是拿被视为新左派领军人物的汪晖开刀，先是抓住“长江读书奖”，企图在个人道德上把汪晖搞臭，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便索性将他从《读书》杂志主编位置上赶了下去。但汪晖不当主编照样还在写文章，丝毫没有损害他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影响。于是从今年初开始，便爆出了一件延续至今的所谓汪晖抄袭事件。至于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目前也很难讲。

学者汪晖

　　老实说，对这起所谓的抄袭事件，我真替某些新自由主义者感到脸红。本来学术立场上的纷争自古皆然，如果他们真的自以为真理在握，尽可以从理论上批驳对方，直至将对手逼到理屈词穷没有还手之力的墙角啊，可他们不在学术问题上用功，却钻进旁门左道，想用那种江湖手段扳倒对方。这不是黔驴技穷又是什么呢?当年，鲁迅的那些论争对手从理论上占不了上风，也从人格乃至私生活上对他进行过诬陷和攻击，只可惜效果并不理想。因此，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他们只好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将鲁迅从中学语文课本中赶走了。结果会怎样呢?恐怕还是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因为，鲁迅早已不是一种物质存在，而是扎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之中，成为了一种民族性格;换句话说，只要鲁迅毕其一生批判的那种压迫人奴役人的现象不被消除，他就会永远存在下去。这是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倒是替那些一心想灭掉鲁迅的精英们担忧。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使自己站到了与人民大众相对立的立场上。而无论是政治集团还是文化集团，如果置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尊严而不顾，等于是对自己政治生命和文化生命的一种自杀。但现在有些主流精英已经被美国梦迷乱了心智，一心一意要走极端，别说让他们像鲁迅那样站在广大被压迫者和穷人的立场，就是保持基本的公正和良知也很难。他们的屁股完全坐到富人和富国一边了。比如每当富人的利益受到丁点损失，他们就挺身而出，什么“要宽容善待企业家”啦，“不能杀鸡取卵”啦都出来了，前些年东北一个开宝马车的一下子轧死了几个人，公众舆论呼吁应该判这个人死刑，就有法学家站出来竭力反对。可如果是穷人犯了法呢，前几年有个叫王斌余的农民工讨要工钱被包工头暴打一通，王binyu一时愤怒将包工头杀了，许多人在网上呼吁应该给王binyu其死刑。不仅如此，中国现在修订和颁布的许多法律也都是对富人和官权阶层宽松有余，对广大中下层民众苛责有加。前几天江西又发生了一起拆迁户自焚的事件，马上有人出来说，拆迁户不能总是以自焚主张自己的利益。这是什么逻辑?一个人如果不是被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谁会以死抗争呢?由此可见，现在许多知识精英和官员连对人起码的怜悯和同情心都丧失了。

　　上个世纪20年代，英国哲学家罗素到中国做了为期近一年的考察后写了一本《中国问题》，他在这本书中指出，美国的那一套民主自由，都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的，它不会愿意看到中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而是会动用包括军事和经济等手段，将中国变成其附庸国。中国人应该立足于自身的传统和历史，走自己的路。中国人可以学习美国的技术，但绝不能盲目复制美国的文化。因为美国文化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强权文化。如果中国将这种文化移植过来，带来灾难的将不仅是中国本身，而且将会造成世界性的灾难。类似的观点，当代美国的著名学者乔姆斯基和美国经济学家，即《石油战争》的作者恩道尔也说过。事实也的确如此，以金融危机为例，最初源于美国的华尔街，可当它发生之后，美国却把这种危机转嫁到了全世界，并且让中国通过增加购买美国国债帮他们度过难关。对于这种荒唐的事情，中国的主流精英们是看不见的。因为正如网上有人说的，他们“左眼已瞎，右眼尚好”;有学者在分析中国的社会结构时指出，今日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铁三角，即官权、资本和知识精英构成的利益同盟。对此，广大民众也看得很清楚，把精英叫做“精蝇”，是苍蝇的“蝇”。当知识分子在人民大众心目中变成了这样一副可憎的面目，表明中国的思想文化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危机，这种危及不仅关系到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且会危及到整个民族的生存。

　　所以，对这起鲁迅被赶出中学语文课文的事件，同学们不要孤立地去看，应该看到它背后的真实动因。只有这样，大家才能对中国的现实处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而努力去寻找一条真正有利于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发展道路。

　　2010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