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村（1906-1991），浙江余杭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和农村经济学家。曾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中国银行常务董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四届民建中央副主席。

（资料图）

　　20世纪50年代初，一天深夜接到通知要我参加最高国务会议。我去得特别早，会场在中南海勤政殿。

　　一会儿，毛主席来了。我走上前去向他问好，我说，主席您早。他笑笑说，我的公事刚办完，等和你们一起开完会，我再去休息。你是北京农大校长，我劝你们农业大学应该搬到郊外去，应把校址设在农村，或靠近农村，这样便于和农民接近。

　　我说，北京农业大学的校址是有历史根源的，清末就叫农科大学，但离城太近，附近搞不到大的农场，对教学和科研不利，我一定遵照您的指示去做，把农大迁移到郊外去（后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北京农业大学从公主坟迁到海淀区马连洼，周围都是农村）。

　　毛主席还对我说，我不劝你真像农民那样参加劳动，但作为农大校长，拿个锄头耙耙地，做个榜样很有必要，这可以起带头作用。我听了很受教育。

　　1952年9月，“三反”“五反”运动末期，工商界人士情绪低落。毛主席劝民建负责人黄炎培发表一次讲话，鼓舞工商界人士振作起来，搞好生产。黄任老（黄炎培，字任之）决定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会员大会上讲话，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之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然后将讲话稿印发全国各地民建组织。

　　当9月4日将讲稿送请毛主席审阅时，毛主席对黄炎培的讲稿做了一些修改。主要有以下几点：

　　（1）他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

　　（2）他把讲稿中的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

　　（3）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毛主席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

　　（4）在讲稿最后一段，毛主席加写了一段话：“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可能有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毛主席修改后还写了封信给黄任老说：“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因此遵嘱做了某些修改，是否妥当，还祈考虑酌定。”

　　讲话稿发给全国各地后，反映很好，工商界很受鼓舞。1953年私营工商业生产情况很好，因此，工商界中流行一句话：“难忘的一九五三年。”

　　1956年10月，中国民主建国会召开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同年11月间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这是民建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中间，大家开展讨论，对有些原则问题辩论得很热烈。

　　会后，黄任老写了封信向毛主席报告。

　　毛主席在1956年12月4日回信，赞扬这次会“开得很好”，并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中，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

　　这封信第一次阐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指出“社会总充满着矛盾”。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会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

　　毛主席还填写了《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两首词，书赠黄任老，以答谢他历次赠诗的雅意。
 

　　黄任老告诉我，他有时收到国内著名画家的作品，请他转呈毛主席。每次黄任老都转送上去。事过不久，毛主席交给黄任老几百元钱，请他代为转送给几位画家，以表示对他们赠画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