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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5月28日)京华时报头版用大标题发表《北京整治“为官不为、为官乱为”》一文，副标题是“年底前集中查办一批案件、邀群众监督举报问题线索”。这是毛主席去世以后，少能见到的发动群众治吏的省、市一级的报导。十八大前的30多年，“为官不为、为官乱为”造成了党群关系、官民关系十分紧张，说是天怒人怨决不夸大。中国红旗网根据2015-01-25微信——政治内参：“最新中国国情报告”一文称：“根据重庆大学法学教授陈忠林的研究，从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可以推算出，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这是1999--2003年的数据统计，我们记得那个时期曝光的官员们还没有最近这十年这么多，说明现在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还要高于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还要高于1.5/100。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是普通民众的2-3倍，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是普通民众的6-7倍，是他们所处的环境条件诱发他们容易犯罪吗?”
可见，社会不稳定，主要是反动官僚，尤其是公检法腐败造成的。因此，从严治吏已刻不容缓，尤其是应重点整治某些一把手，特别是公、检、法执法领域。应当毫不留情地该依法严惩的严惩，该清理的坚决清理，毫不手软。否则不足以平民愤。特别严防雷声大而雨点小走过场，甚至只打雷不下雨。十八大后好多事就是雷声大而雨点小、甚至不下雨，反造成不少负面影响。
我作为一名老年退休军人，看到这些败坏毛主席亲自参与缔造和领导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声誉的民族败类，确实从心底万分气愤。在解放前，我亲见了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分别把我家两次搞成了家破人亡的苦难遭遇，童年曾逃过难(注：江南鱼米乡逃难，悲惨情景就可想而知)，吃过“观音土”。亲眼看到日伪时的汪派，我们称其“黑壳子”(穿黑色军装的汪精卫部队)，仗日本鬼子欺压敲榨老百姓。抗日胜利，来了刮民党，“黑壳子”换个领章跃身一变成了刮民党“保安队”，欺榨老百姓更猖狂，尤其对我们这些“共匪家属”，最多一夜杀了10几个本乡共产党地下党员，好几家成了绝户，我们家被欺榨得自杀的自杀、送人的送人，活着的生活无着，靠借高利贷买霉豆饼度日。但我万万沒有想到，还称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竟出现了也是穿黑警服的五花八门的“维稳武装”。说心里话，可能是难忘的旧社会阶级仇恨，我看到这副打扮心里就厌恶，就象见了旧社会的“黑壳子”。尤其亲自目睹和看到媒体报道，有些“维稳武装”残害老百姓的劣迹，并不比解放前那些地痞流氓为伍的“黑壳子”好在哪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看了京华时报这一报道，隨即命笔谈点感想。北京市如真是带头发动群众治吏，应予支持。
1.“维稳”的目的是什么?
一个社会应当稳定，这是共识。而稳定的目的是保障人民能安居乐业，作为社会主义，“维稳”是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并对人民公仆即国家各级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人民为什么怀念毛泽东时代，最主要是人民当家作主，对人民公仆有至高无上的监督权。即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所以能使社会稳定，就如毛主席提倡的浙江“枫桥经验”：可以概括为“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枫桥是浙江一个镇，在60年代，全镇所在区共六、七万人，不是打击一大批，不是人人过关，不是人海战术，不搞神秘化，而是依靠大多数群众，全镇总共只整四十多个人(注：即约为总人数的0.7%)，不打人，一个不抓、一个不杀，全部由群众监督。
本人一解放就当了农村干部，记得解放初，县一级有公安局，约20多人，区、乡(镇)均沒有公安局，仅有个民兵武装部门，均光杆司令，即区有个民兵大队长、乡有个民兵中队长。当时国民党留下不少敌、特，加上还没有土改，反动势力比较猖狂。但当时就靠工(会)、农(会)、青(共青团)、妇(联)，加上民兵，这些群众组织义务维持社会秩序，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黄、赌、毒以及反动道会等等污泥浊水，被清理得干干净净。人们安居乐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我当时担任乡团书记，亲自参与了这些活动，有点发言权。这同枫桥的搞法是一致的。
毛主席去世后，走资派篡了权，尤其胡乱邦为一小撮走资派和四类分子一风吹平反(注：少数是该平反的)，而同时打击迫害了一大批革命干部和工农兵学革命群众，制造了空前的冤假错案，颠倒了敌我、混淆了矛盾。尤其邓三科修正主义30多年统治，据报导“维稳武装”超过了军队、维稳费用超过了军费，成了名符其实的“警察国家”，而且越折腾社会赿不稳，毛泽东时代清除掉的所有污泥浊水又卷土重来，甚至变本加利而更猖獗。其根本原因是人民不是维稳动力而成了对象。这方面的实例，一些报刊、互联网隨处都有报导，本文不举例了。
就连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政客基辛格都看透了中国说：“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彻底改变了中国’，但方向正好相反”;
基辛格认为：“毛泽东彻底结束了中国近百年的屈辱史，建立了代表中国有史以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新制度，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其相反方向是什么就不必抄录了。唯声称“创新理论”频繁的中国“共产党”的某些官员继承秦二世时代赵高的衣钚指鹿为马了30多年，顶不上一个资产阶级政客基辛格的水平。
2.北京整治“为官不为、为官乱为”任重道远
客观地看，北京是“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的重灾区之一，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北京带头治吏，完全必要，只是抓迟了30年。北京地区为官无作为、乱作为很严重，这不是哗众取宠凭空乱说，有事实为证。其中最严重的是“截访公司”。北京是不是“政府”、“维稳武装”、地痞流氓联合经营“截访公司”的发源地?缺证据不好说，但是是各地截访公司的大本营可能符合事实，各地都集中到北京上访，指望着最高“人民”政府为其声张正义、昭雪冤情，完全合情合理。封建社会朝廷都有击鼓申怨。但不少善良的人民竟不会想到这一上访就进了截访黑监狱，有人被搞成了倾家荡产、甚至丢了性命。这何只是不作为、乱作为?希望北京市作为重中之重，查查被一些人鼓吹成“第二次解放的春天”邓三科时代，有多少人民吃尽了截访的苦头，又有多少官员从中发了横财、步步升官?据网文报导：截访一个上访人员，能有上万至10几万元丰厚的报酬;还有网文报导有的省市把截访到的上访人员每个作价1600元卖给不法资本家当奴隶(注：在我以往发表的文章都注明了岀处)。为说明问题，现将网上公开发表的一位截访人员的忏悔书附后，内容很有研究价值，本文就不多花笔墨了。
从“邓三科”开始的市场管理，即“城管”。这些五花八门监管人民的机构，一直延续至今有増无减。我仅建议北京市彻查一下这些五花八门的“维稳”干了多少违法乱纪、敲榨勒索老百始的事，断了多少贫困户的饭碗?“城管”这一新事物究竟干了些什么?很难说清楚。没有这种机构的毛泽东时代，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物价稳定，市场繁荣，人民安居乐业。有了这些机构的邓三科以来，假冒伪劣充斥市场，拐卖撞骗隨处可见，黄赌毒泛滥成灾，都达到了史无前例。我介绍上月份亲自遇到的事：老伴住院，我去送点东西给她，路经海淀区四季青桥西侧大马路向北，有一段约100米很少有行人的路段，一位自称山东某市的外地人问我去顺义县怎么走?我介绍他乘地铁到东直门有到顺义的车;他说你陪我打岀租车一道到顺议后他给我5000元报酬。此人干什么不用介绍已很清楚，说明我还值5000元，由于四周无人，我又不用手机而无法报警，只好不理他把他放跑了，一到老伴病房向大家介绍了这一幕。“城管”把小商贩赶跑了，给这伙犯罪团伙留下了空间。再就是马路两侧的自行车道、人行道，几乎仃满了横七竖八、五颜六色的小汽车，估计大多是大小资本家的私车，“城管”把小商贩赶跑了，给大小资本家腾岀了仃车位。可见“城管”为哪个阶级效忠。
在“邓三科”吃香时，我亲自见“城管”一露面，一些小商贩逃跑把蔬菜、水果撒一地的现场，同日本鬼子进村老百姓逃跑的惨状毫不逊色。我在想牺牲的几千万烈士难道是为了让老百过上这种日子流血嘛?我借此想讲一下一些官方媒体常见的取缔“无证商贩”。所谓“无证”我理解是沒有营业执照。我就亲自见到“城管”把老太太在马路边用小筐卖几个鸡蛋一脚踢翻了，也见过“城管”把老百姓自产的仅几斤蔬菜或水果在路边卖而没收了，也见过“城管”把在路边卖油条、煎饼的炉子和锅以及小板车沒收拉走了……(注：希望北京市查查“城管”沒收的货物哪里去了?给北京人民一个交代)。还见到网上报导：外省市有的“城管”吃了小商贩的东西不交钱，向他讨要时，竟说“老子是城管”，吃你点还要钱?看到这些场面和报导，我很自然想起，在旧社会我母亲让我把自家种的几斤蔬菜或我捕捉到的1、2斤鱼虾、或老母鸡下的10几个蛋到镇上去卖，我这个当时全乡名牌“共匪家庭”，说实话，还真沒有“黑壳子”来一脚踢翻的或收税以及因“无照”而被沒收的。我更在想，仅这点东西去市场卖，有富家人家去卖的吗?这基本上都是穷人去卖的，换点另钱买点日用品。就想起毛主席一席话：得人心者倡、失人者亡。更想起毛主席说：农村老太太，你不让她养只老母鸡，下几个蛋，换点另花钱行吗?可见亲不亲阶级分，有哪朝哪代有毛主席这样同人民心连心的人民领袖?写到这里我掉泪了，思念毛主席了!我要请问，那些诽谤毛主席独裁的人是些什么东西?哪些侵犯人民利益的“维稳”是些什么东西?再不严惩行吗?共产党让一伙民族败类糟蹋成了人心相背、天怒人怨，再不严惩，亡党亡国还远吗?
在此再介绍一下北京市某区“公安局”个别造谣官员的问题，我曾专门发文要求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文章。事实经过是我以全国四届人大代表名义，履行党章和宪法规定的权限。根椐互联网上广为传播了几年的胡耀邦晚年忏悔揭露、交代的事实，全文见杨尚昆日记，给中央写公开信，建议中央复议诬陷毛主席对邓某搞了“冤案”即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打砸烧事件。北京某区公安局个别官员为此编造谣言说“信被取缔了”，欺骗下属对此事进行反调查。结果是中央至今没有说信有问题，当即现场打开网页，信照常发表在上面。在场公安干警当场下不了台。事实无情揭露了某公安局个别官员公然为诬陷毛主席“制造了冤案”保驾护航，充当制造历史虚无主义、反毛的御林军。值得赞扬的是一些基层公安干警有一定政治水平，表明了很值得赞扬阶级立场显明的表态(内容略)。说明无视党纪国法的某公安局个别官员不得人心、警心。但我当即建议他们回去让某官员把某区“公安局”的牌子换成：造谣局。对此.他们以默笑并对我表示歉意而告辞。但作为北京市区一级公安局一名官员靠造谣并对人大代表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进行无理干扰和反调查，不能小视，必须追究责任。公安机关的官员可以任意造谣，还有什么脸面和资格查处普通百姓造谣?坦率讲，凭这位官员造的谣言，就足以证明他不懂党章和宪法，也不了解新闻媒体的情况，更不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甚至对当今中央领导讲话一无所知。借此介绍几段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我们说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把党作为一个执政整体而言的，是指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言的，具体到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就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就不能以党自居，就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我们有些事情要提交党委把握，但这种把握不是私情插手，不是包庇性的插手，而是一种政治性、程序性、职责性的把握。这个界限一定要划分清楚”《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5年2月2日);“一些有权人、有钱人搞花钱捞人、花钱买命、提前出狱，为什么能得手，原因就是政法队伍中存在腐败现象。有的干警同黑恶势力串通一气、充当保护伞，胆大妄为、无法无天!一些黑恶势力杀人越货，不但没有被惩处，其头目反而平步青云，甚至戴上‘红顶’，当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干部，后面的保护伞很大啊!政法机关和政法队伍中的腐败现象，还不仅仅是一个利益问题，很多都涉及人权、人命。有的搞了腐败，自己得了一些好处，但无辜的人就要有牢狱之灾，甚至要脑袋落地!看到这样的现象，群众心里当然就会有问号，这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吗?!(2014年7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照一下北京某区公安局个别官员靠造谣侵犯人权、堵塞中央言路，充当反毛、历史虚无主义的御林军，想干什么?只要看看习的讲话和本文附件《一位截访人员的忏悔书》就一目了然。值得注意的是全国皆知反毛、大搞历史虚主义以及公开宣称挖共产党祖坟的“大本营”也在某区公安局管辖内能太平无事，这次受理悪人先告状的“人民”法院也在这个区域内。希望北京市重视这个事实，彻查这个区的公检法乱作为分子。
以上仅就举了发生在北京可说是家喻户晓的一些官员乱作为的皮毛事例，足以说明北京市治吏任重而道远。
3.治吏必须治本并严格执行党的政策
作为北京市下决心发动群众治吏，对如何治吏，你们肯定比我高明得多，就不班门弄斧了。仅简要讲几句，供参考。
我讲的治本，就是理直气壮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坚定不移走科学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而坚决反对指鹿为马把修正主义冒充马克思主义。
全国都注意到中央电视台毕福检事件，有些朋友同我讨论过此事。我把我的看法讲一下。从报导看，因毕福检的父亲曾被定为右派，从此埋下毕对共产党、毛主席有仇、有恨。至于其父定为右派是否正确?不得而知。但有两个问题要搞清楚。其一即便定右派错了，但他沒弄清楚反右扩大化是谁搞的、又是谁阻碍毛主席对扩大化进行平反?其二是胡耀邦的“平反”扩大化，造成了极为严重后果，大家只要看看“平反”后的右派当了国务院领导、有的沒有教育好的大汉奸后代当了国务院领导，他们干了什么?拥护毛主席共产党吗、拥护科学社会主义吗?答案大家都清楚。因此，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必须坚持我们党几十年行之有效的政策：首先是有成分论，其次是不唯成分论，而重在个人表现。这才是我们党正确的干部政策。具体到毕福检，我主张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进行“冷处理”。我曾对朋友们讲：如果毛主席在世，毛主席会怎么处理?大家都清楚。但对毕福检的重用而忽视改造和教育，中央电视台党组织应认真反省，作岀像样的检讨，以利提高组织部门的政治水平。这一案例，说明了否定严重存在的阶级斗争而造成的危害。
必须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应当看到大部分基层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其中不少是下岗工人、农村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女，有较好的阶级基础。像混入山西太原王文军那种人类史中国特色仅有的恶警是极个别(可称作中修珍品)。重点应惩治那些靠关系、买官等不法手段窃取领导权而作恶多端的县、区以上干部。
针对现状，希望一些大小官员少说空话，多办实事。特别要注重端正路线，如果只“推车”而不看路，很有可能滑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泥坑，甚至是很糟糕的改良主义。但愿我的担心是杞人忧天!
附件：
一个截访干部的忏悔录
文李涯
来源公法评论网
李涯：河南南部某县乡镇干部，1996年入伍，2011年专业至乡镇工作至今，曾任信访办主任，综治办副主任。
姓名：李崖(化名)
职业：底层公务员
经历：04年到08年，长期参与当地政府的截访工作。
废除劳教还律法尊严劳教制度的存在，已经明显跟不上这个时代前进的步伐，废除劳教势在必行。
1、我们跟黑保安、信访局外面的小旅馆都有合作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截访工作的?
李崖：2004年。04年到08年是一个高峰期，每年我坐车去北京十几次，开车去北京也有十几次。那几年的五一长假、十一长假包括农历小年我全是在北京过的。
我一个人连夜不休地开辆大面包车，开一千多公里到北京。如果能搞定的话，就一天不休息当天拉回去。那时我还没有驾照，现在也没有。因为一个月工资才一千多块钱，办个驾照要两、三千块，我一直舍不得花那钱。如果搞不定的话，就去雇几个安元鼎黑保安帮我们把那几个人揍一顿，再弄上车。
记者：您怎么与那些黑保安取得联系?
李崖：平常他们同我们，以及信访局周边的小旅馆都有合作。相互之间留有电话。一些黑保安经常在国家信访局外边那些小旅馆里转悠。
比如哈尔滨南岗区有情况，小旅馆发现以后马上与保安公司联系。保安公司很快将信息反馈到南岗区的值班人员那里。值班人员去到现场核实身份，确定是自己那边的人，再将人带走。04年的时候，一个人头的线索费大概要给保安公司一百块钱，现在都到两三百块钱。如果让保安送的话，是按公里收钱的，像哈尔滨送一次恐怕得好几万了。
2、信访局外面大面包车里的警察都是冒充的
记者：你截访的时候给那些黑保安多少钱?
李崖：我截的时候便宜，如果仅仅是帮着把人打一顿，弄到我们车上的话，一个人两三百块钱就行了。如果要他们出车送的话，一个人在两千块钱左右。现在这些活儿都还在做，像国家信访局门前停的一些大面包车里那些穿着类似于警服的人，身份都是冒充的。
记者：截访的其实不是警察?
李崖：就是黑保安。有的是自己买一辆大面包车，找几个退伍军人、地痞流氓干这行当。驻京办人员把人控制好以后，送到小旅馆，小旅馆负责24小时看守。这种事情现在还是很多，根本取缔不了。黑保安、看守上访群众的黑旅馆，国家打击了这么多年，不少反多，他们越来越分散，越来越隐秘，截访技术也越来越高明。
3、被控制的上访人员吃住很差，根本谈不上有人权
记者：上访人员的吃住有人管吗?
李崖：我们管，但吃的很差。就一颗白菜切了放点盐水，几十个人吃，米饭全是几毛钱一斤的旧米。小旅馆里住的话，男女上下铺，都在一块，一个房间十几个人，厕所门都是坏的，根本谈不上人权。
某个县某个乡的驻京办人员把上访者控制了以后，会通知这个县上访者户籍乡负责的过去接人。过去接人的话，就得把驻京办人员控制人所花的费用和小旅馆的费用返还给他们。现在一个小旅馆关押一位上访群众一天的费用大概要两百块钱。这两百块钱中就有驻京办工作人员的五十块钱。
或者是我们在火车站蹲守，发现是我们的人把上访者控制起来再送往小旅馆的，我们不会给小旅馆钱。当地乡镇领导派人来把上访者接走时，一天需支付两百到三百的费用。这个费用当中，小旅馆再一个人给我们五十或者一百，算是回扣。
4、截访四道关：车站蹲点、局门口把守、保安拖延、不给领表
记者：在北京站蹲守的时候，您怎么能够发现他/她是来上访的呢?
李崖：第一是当地会有一些资料。当地的干部也知道哪些人是不稳定的分子，会专门花钱安排内线打听他们的动向。比如明天是礼拜一，礼拜天晚上估计会有哪些人到北京去。这时我们就安排人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蹲守。有一些长期的上访户我们都认识，这样的蹲守能截获一部分人。第二是察言观色。因为干得时间长了，什么地方的人，衣着打扮什么样子，也能看出个八九不离十。有时候上访群众也有自己的习惯，到长途汽车站以后再怎么往信访局去，都有规律可循的。再者一些看上去比较可疑的，我们跟他们聊天，一说话漏出什么地方的口音，马上能判断出来。这截访的第一道关就是火车站与长途汽车站的查人。
第二道关是国家信访局周边的把守。我们会看衣着打扮，上去碰他一下，问他住不住小旅馆，吃饭了没有。他只要一开口说话，我们就能判断出他来自什么地方。认识的上访者，算落个人情，不认识的话，得给我买盒烟去。
第三道关是信访局门口的保安。他们会严格盘查进入人员，发现上访的人会在那儿装模作样地看材料，核实他的身份证以拖延时间。在这个间隙，就会有人给我们打电话。保安举报的，我们要给保安一百到两百块钱的举报费。
如果要是进去了，还有第四道关口，就是领表。现在严了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以前管发表的卡着表不给上访者，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进去领人。费用也相应高一些，得几百块钱。最花钱的就是到里面登记了需要我们销号的那种。有时候几千块能搞定，但敏感时期，比如开十八大了，有个信访登上了，得花掉好几万块钱。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一些非访事件，比如他带着材料上中南海门口去了，上天安门广场去了，被人家发现了，这个花钱老厉害了。像到天安门广场，被天安门派出所的警察发现了，人家不跟我们说，人家直接与中央联系，然后再通知我们。本以为这个环节应该是不用钱的，但每次一个人头就要花掉一万到两万。
5、内地上访高发乡镇一年维稳费要一百二十万
记者：你们现在一年花在维稳上的费用有多少?
李崖：现在像内地上访高发区的乡镇，一年的维稳费用大概在一百二十万左右。有的县估计花费近一个亿，市里面更厉害。我们现在还少一点，以前高发的时候，一年在一百万左右。县里面一、两个亿。
记者：怎么会花到这么多?
李崖：驻京办原来是买个房子，办个酒店。现在牌子换了，人员还都在。一个酒店有服务员、有餐厅、甚至还有洗澡的、按摩的……有时候领导也要再用用。前段时间网上有一则信息，说一驻京办招按摩小姐。驻京时间长了，这些都是现实的需要。
6、维稳是驻京信访工作小组的重要职责，也是捞钱的重要渠道
记者：你们每次去北京会带多少钱?
李崖：以前五千，现在都要一、两万的。驻京的信访工作小组人员敲诈得很厉害。比如说，他在信访局门口发现的人，他会骗我们说，这个人已经进去领表了，我们为了销这个号花的好几千就进了他的腰包。有时候还会骗我们说，上访者是被警察发现的，那费用就更高了。其实北京的警察，我觉得整体素质还是不错的。他们发现上访的群众以后，会联系当地驻京办人员带走，一般不会要钱。但是各地的驻京办都会说，这个被警察发现了，警察要多少钱……他们现在普遍都这样干。
我和天安门广场的警察接触过，我们有一个上访群众跑到天安门广场，被他们控制了。当时是我和他一块去的，及时到那儿处理了以后，我买了两条烟人家都不要，说基层干部挺不容易的，你们把人带走控制好，别在这边闹事就行了。他们主要担心上访的人在天安门广场撒传单。人家没有要我一分钱，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有一些警察是不要钱的。
记者：驻京办的职能有哪些?
李崖：驻京办的职能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负责部分领导到北京游玩看病的接待工作;另外负责请客送礼，联系北京的各部门。其最重要的职能还是维稳，发现当地的上访群众，及时控制并安排带回去。
记者：既然维稳是工作最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还要钱呢?
李崖：怎么说呢?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他们在北京受条件的局限，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搞钱。
7、花二十万买个乡长、局长，我都不想了
记者：你们县在北京有驻京办吗?
李崖：有，有十几个人在京常驻，正科级单位，有专项经费保障。平常有人上访了，就过去接。每年敏感时期再加派人到北京。十八大期间又加派了几十个人到北京去值班。
记者：值班是什么样的概念?
李崖：就是蹲守。这么冷的天，穿着棉衣，拎个茶杯，搬个凳子，坐在信访局的附近。我曾经幻想有朝一日能当个乡长，当个局长。在那里蹲守了好几年，这个愿望也一直没有实现。之前说驻京干部做维稳工作，干个几年的话，回来可以给你提拔。但后来政策变了，提拔有名额限制。04年的时候，这需要给领导送五万块钱。
记者：这个是明码标价吗?
李崖：也不是标价，什么时间什么行情。04年五万，08年就得十万，到现在二十万了。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一千多块钱，所以这个价钱不论何时我也是拿不出来的。尽管我在同一批的干部中，绝对是最优秀的。不管是写东西，处理一些基层矛盾纠纷，还是忽悠上访群众都难不倒我。但直到现在我还在乡下混。
记者：在您之前有成功被提拔案例吗?
李崖：提拔的?在我之前全部提拔了。我是04年县委书记安排的人，到该提拔了，县委书记换了，他又安排了一批人。在交接的过程中，两批人发生了冲突。受到名额的限制，加之当时生活困难——上有老，下有小，父母身体也不好，一年的工资就一万多块钱，要搞五万块钱送礼是不现实的。
记者：您当时怎么申请干这个活呢?
李崖：这个不是申请的，是很偶然的情况下才进入了这个行当。记得03年有个村的地让某企业全部占了，村里面七八十个老百姓对着我们乡党委书记骂，好几个差点动手了。乡里面十几个干部都处理不了这种情况，我在那跟群众谈了谈，群众就不闹了。这个时候领导就发现了我。你知道从部队回来的干部，受了多年部队的教育，做政治思想工作忽悠群众还是有两下子的。领导发现我有这方面的天赋以后，就陆陆续续的让我去截一些比较难缠的上访群众，后来就成了专业的截访户。一些其他乡镇的，甚至是县里面的信访大案，我也经常参与处理。当时一心想向领导表示忠诚，幻想有朝一日能被提拔，现在想都不想了。
8、打自己县的人怕被告状，所以就和其他县的交换着打
记者：能说说您印象最深的一次截访打人吗?
李崖：有次我们县里面去了几个年轻人，我跟这几个年轻人非常熟，没法打。我和另一个县的干部交换了一下，说你把我们的人打一顿，我把你们的人打一顿。他们县里面去了一个老太婆，当时我都不忍心动手，我先和她吵架，吵火了以后，把她按到墙角打了一顿，打得鼻青脸肿的，最后老太婆被当地干部带回去了。
我跟我们县里的人太熟了，他跟他们县的也太熟了。打的话，怕人家告状，所以就相互交换着打。这也就是对那些“老”的上访户，有那些刚去上访的直接就打了。当时我去截一个女的，那个女的也挺亏的，家里的地被占了，没有拿到钱，她不听话，跑了好几次。我到那里二话没说，刮刮两个耳光，一脚踹地上，然后抓着头发，抬着胳膊，扔到车上，拉着就回来了，回来后直接把她送到了拘留所。一路上十几个小时也没让她吃饭，这是常有的事情。
9、这么多年截访办了很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我觉得把我枪毙了也不亏
记者：那个时候也不会觉得自己在违法犯罪?
李崖：当时刚上班，有一些事情虽然知道不太合适，但想着这是政府安排的活，出事了有领导承担责任。有时候派出所所长、公安局副局长带队抓人，他们动手，我们跟着。截访的过程中，抓人、打人并不稀奇。东北哈尔滨南岗区的维稳干部与我交流时说，这几年心里面都不踏实，压力很大。其实我也一样。
党的政策，我觉得就我接触到的这个层面而言，市以上的干部绝对是好的。像我们市的一些领导的工作作风，绝对过得硬。到乡、县这两级村长以上的干部，包括我在内，枪毙了都不亏。我觉得这么多年截访做了很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
有一位老人，自己家唯一赖以生存的地被占了。他就那一亩地，用塑料大棚种了小西红柿。这个人挺有才的，在自己种植的过程中不断摸索创造，产出了长相非常奇特的品种。当然卖得价钱也很高。突然企业把他的地占了，赔了他很少一笔钱。他那大棚平时一年收入都要一、两万，好的时候两、三万。地被占了以后，一亩地一年只赔付他八百块钱，两年一千六，还扣了一百七十五块说是税钱。这一百七十五块钱，老人家认为不应该扣。说一亩地政府卖了三十万，这一百七十五块钱你怎么都要给我。但政府那边跟他怄气，就是不给他。老人家就一直上访告状，乡里面到县里面，市里面再到省里面，然后就到了北京。北京不是去了一次，是去了七、八次。每一次截他的费用都在一万左右，到最后拘留他的时候已经花了将近二十万块钱。
有一次，我觉得这位老人家挺亏的，我告诉他了，要拘留你，你赶紧跑吧。结果他跑了以后没有钱回去了，就在北京捡破烂捡了一、两个月。最后碰见个老乡给了他几十块钱，他这才回得去。但一回去就被拘留了，再后来就把他劳教了。
我每次踏入这个乡镇就想起那位老人家。我觉得对不起他。劳教是上头下的死命令，但也有机会放他。当时是我带队去抓他的，本想把他放了，但与我同行的有几个是公安民警，还有派出所的所长，人太多了。如果我把他私自放走，有人走漏这风声的话，搞不好回去就要处理我。
于是他被劳教了两年。刚进去的时候，公安局领导交代了，关禁闭。老人家被关在高一米宽一米的小铁笼里，坐不下去，也站不起来，只能蹲着，关了一个礼拜。这几乎把他搞疯了。禁闭出来继续在里面从事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有一些人在劳教所里被打了，其实都是当地政府有所交代的，说这个人好好修理一下，太不听话了，要是放出来以后再上访怎么办。
以前有一些有理有实据上访的群众，我都是半路或者快到我们县的时候把他们放了。编个理由就说是上厕所时跑了，回去给领导一个交代。至于那些无理上访的就经常带回去拘留。
拘留的原因，刚才没有说到。基本上拘留的理由全是编出来的违法的事情。比如说让我们当地信访办的驻京人员写个证言，说他在北京上访期间，在信访局扰乱办公秩序，冲击国家信访机关，辱骂国家信访机关人员，严重扰乱了首都办公秩序等，其实有的人根本就没有到信访局那个地方去。
当地老百姓到北京上访，根本不可能到天安门广场闹事，也不可能到中南海冲击国家办公机关，更不可能在信访局砸玻璃，或是辱骂国家信访机关工作人员。全都是编些谎言，好回来办他。按照法律规定，人家在北京违法了，应该在北京办他，而当地公安机关根本没有权利做这样的处理，但普遍大家都是如此干的。
10、我曾导演一场大领导接见上访群众的戏
记者：能讲一下您最成功的截访案例吗?
李崖：那是一个集体上访的案件，人员多成份也比较复杂。他们长期上访非得要求见大领导。当时县里面研究，我出了个主意，见的话还不容易，找个大酒店的会议室，派几个人穿着西服打好领带，再找几名武警战士。北京不是有很多租车公司么，出钱租两辆好车，再在北京电影厂门口找一个跟国家领导人长得像的临演。有武警，有穿西服打领带的随从，保安级别搞得非常高，这不就像个国家领导人了吗?然后把群众集中在酒店的会议室里面，就说我们联系到领导接见你们，先县里面的领导讲话，然后市领导讲话，再来省领导讲话，其实都是我们县信访局的人冒充的。领导席坐着好几个人轮番交代，到最后群众等得不耐烦了，冒充中央领导的人出来了，说群众们受苦了，我刚出国访问回来，下飞机以后一路上都在看你们的材料，我已经对你们省里面的领导做出了严厉的批评，你们赶紧回去，这个问题很快就会解决。台词都是我提前写好的，他们根本没有那个水平。讲完这几句他下来跟群众们一个个握手。握手的时候，武警守着，领导握一下，武警赶紧推开。搞得很像，然后领导就走了。群众把他送到楼下，看着领导大车小车，就很放心的跟着我们回来了。回来以后除了年纪大的没有拘留，领头那些人全部送到拘留所。我导演的戏演完了。
记者：您为了国家的维稳事业也是尽心尽力啊!
李崖：当时确实是想了一些办法。有时候我晚上一个人回酒店，也会坐在那儿哭。在部队的时候，我父亲脑干出血，我从部队坐火车回来一路上都没有哭，到家以后看见父亲也没哭。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从没哭过，却因为截访哭了好几次。整天不得休息，谈了一天还谈不好，太累了。家里面媳妇刚生了小孩，孩子还没有满月，媳妇的身体也不好，我怎么能不着急?
11、上访没有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记者：他们这些上访群众，到北京上访有没有成功的?
李崖：基本上没有。因为北京不管。我个人认为，到北京上访的，有一半的老百姓确实受到了欺负，剩下的一半不是无理取闹的，就是历史遗留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一些领导长期的麻木不仁，把一些很小的事情慢慢拖大。
记者：他们到北京上访，即使不成功还是锲而不舍的要去?
李崖：因为北京是唯一的希望。这里有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只好把希望寄托给北京解决。如果当地稍微有一点势力的，根本不需要上访，上访的全是一些没权没势的老百姓，社会最底层没有能耐的才去上访。
记者：这么说，上访是没有用的?
李崖：没有用。即便在国家信访局登记上了，国家信访局把这个批到省信访局，省信访局批给县信访局，县信访局再给到某乡镇或某街道办事处，还是要由他们解决。他们随便搞个虚假的汇报材料，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调查处理的，根本不需要真正去处理，这个事情就算完了。就这么简单。
记者：正常的信访渠道是什么呢?
李崖：就是逐级的反映，有什么问题到乡里面说，不能越级，不然就要被拘留。很小的一个问题，这个村的生产队队长不想给老百姓解决，老百姓都有可能长期去北京上访，一直上访到死。其实怎么上访都没有用处，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市民向长沙市政府送“截访先进”锦旗
12、我没有想到出事以后，领导会扯皮
记者：你们做截访，有没有想着借此发一笔小财?
李崖：我从小在山上放牛，而后在部队接受教育，为人民服务，对党也很忠诚。我在截访的过程当中，绝对没有赚钱，大多数情况下是倒贴钱的。当然算总帐的话，我也不会赔钱。但这份工作让我投入了太多的精力，我的青春都浪费在这上面了，到现在一事无成。
记者：您刚开始做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种截访方式是不对的呢?
李崖：当时有这种想法，这是领导下的命令，出了事情应该会由领导来担当。但是我没有想到出事以后，领导会扯皮。曾经我在河北涿州截一个上访群众，我把他控制住以后，领导说他这么不听话，要打。他也有反抗，我就打了。涿州服务区有人看到报警了。当地把我拘了，竟没有人来管我，我在那里被关了十几天才回去。然后人家告我，我又自己出钱赔了医疗费用，本来说好的领导拿钱，也没有拿。真正出事没有人管，政府是最会忽悠人的。
我记得我们县委副书记与政法委书记给我们说过这样一句话，拿钱办事，谁不会办。不拿一分钱把事情办成了，你才是英雄。当时我还很受用，表扬我不拿钱就能了事，这个才是我们的人才。是我太傻了。
13、拖到一定程度，老百姓就不告了
记者：现在遇到上访群众还打吗?
李崖：现在怎么说呢，不是我的村子，我不再管了。我以前当了几年信访办的主任，负责一个村子的事情，碰到官民的纠纷，我和领导们也是尽量协调。一些领导一成不变的思维，根本不可能给老百姓解决任何问题。
记者：那怎么办呢?
李崖：拖着。拖到一定程度老百姓就不告了，甚至拖到老百姓死了。有一个老教师，因为家里宅基地的事情，与当地相关部门扯皮，最后还在告着就过世了，这个事情也就再没有人说了。
14、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好玩意
记者：以您的经历，一般上访人员的诉求是什么?
李崖：我认为最主要的是一些基层干部不作为、乱作为，同群众产生矛盾。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不会与官斗。举个例子，我家里面几亩地，全部办成企业了。刚开始一亩地赔个三百五十块钱，但现在这个钱根本没办法养活一家老小了。在这个过程中，我要上访的话，人家认为你有嫌疑，是无理上访。
当然有一些人的无理诉求通过上访也被解决了。县乡里面与领导攀得上关系的，领导会故意让他自己的人上访，然后给他解决不合理的诉求。刚解放的时候，怎么没有人上访?那时候人有信仰，现在群众的信仰已经完全缺失了。那时候人幻想有一天能够实现共同富裕奔小康，但现在这些东西根本不敢想。基层公务员德行不好，虽然我的能力有限，但我有机会了，一定要帮助他们。
记者：您的信访办主任怎么被免了呢?
李崖：我自己不干了，没法干了，我曾经一段时间都患有抑郁症。
我跟你讲讲基层公务员的品性吧。我们那里有个干部，没有考上乡里面的公务员之前，娶了个媳妇。两个人从小青梅竹马，是高中同学，又一起考上大学。这个女孩子为了供男孩去读书，自己就弃学打工了。后来男孩大学毕业在乡镇参加工作，他与这位女孩结了婚，女孩怀孕了。但为了自己的仕途，男孩选择与女孩离婚，孩子也流产了。最后他娶了副县长的女儿，现在提拔成副乡长了。
一个残疾人，拄着拐杖，找他反映了一个给支部书记打个电话就能解决的问题，他却一脚把人家的拐杖踢翻，残疾人躺在院子里半天起不来。我上去给了那个男孩一个耳光子，他让派出所把我抓了起来，关了我一天。你说这怎么干得下去?
所以现在没有什么事情，我都不愿意到单位去了。我是这个群体当中，稍微有一点点良知的人。其实我也不是什么好玩意。曾经义无反顾地干过那好些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哪能算什么好人?但我以后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帮助老百姓，来抚平我心里的不安。虽然我的能力有限，但我有机会了，一定要帮助他们。
15、我对这群人(官员)彻底绝望了
记者：您知道老百姓对你们的评价么?
李崖：我知道，怎么不知道啊。一般骂的多。
记者：他们对您的评价，您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的?
李崖：和群众接触时间长了。有的背地里骂，有的当面都在骂。
记者：其实你们心里压力还是很大的。
李崖：那几年，我孩子出生以后，媳妇说我，你当时不买官，现在没有一点希望了。04年的时候，我自己连房子都没有的住，上哪儿找那么多钱买个官当?08年的时候不可能，现在要二、三十万就更不可能了，再过几年估计要四、五十万了。
记者：您的媳妇怎么看您的工作?
李崖：我媳妇现在也不指望我当官，能养家糊口就行了。只要别出什么事，其他都不再说了。因为媳妇也在政府部门工作，她同事的老公全都当局长乡长了，平常出门都自己开车，有的甚至开保时捷，那些一百多万的车。媳妇现在还骑着四、五年前买的电动车。
有一年冬天我的孩子上幼儿园，那天风雪很大，在幼儿园门口我和孩子同时摔倒了，孩子哭了。后面有两个和我同一批在北京截访的干部，其中一个当了某局的局长，他们的司机下来送孩子，他们就坐在车上笑话我。
我摔倒的时候，为了保护孩子不受伤，把自己的头摔破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但没有下来帮我一把，还在看我的笑话。当年在北京的时候，他们有比较棘手的信访案件需要处理，我还通过自己的关系帮过他们。现在看来，我对这群人彻底绝望了。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要不是想着媳妇和孩子，我真想找辆车撞死算了。以前还希望有朝一日我这个从山里面走出来的孩子，可以光宗耀祖，当个乡长什么的，现在只想为家人活着就算了。
16、网络改变不了基层的东西
记者：您觉得网络发达以后，这种上访的人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少?
李崖：你说的是就高层而言，这对基层的大环境没有影响。因为一部分老百姓家里没有电脑，甚至他们就没有听说过网络这个东西。在农村，能够上网的人很少，孩子们七、八岁就不上学了，有的甚至出外打工。那些真正被发表出来的农村故事，背后一定有东西在支撑它。比如说某个报社或某个网站的编辑在跟进报道。而99.9%的事情在基层就被封锁了，是不可能让媒体知晓的。
记者：这么说网络并没能改变这种信访的方式?
李崖：网络改变的是一些县以上干部的作风问题，县以下的没有什么改变。因为他们没有被网络监督，没有被网络制约，他们不怕这个。网络或许改变了部分高层的东西，但深层次的尚未能撼动。这样的情况，估计还要持续上一段很长的时间。究竟会要我们等多久?我自己是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没有相对应的监督与制约，又不允许发出不同的声音，怎么可能会改变?其实老百姓还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多数人长期被压榨、被欺凌，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
我自己在农村工作，与一些孩子接触过。问那些上小学的孩子他们的理想是什么，有的说长大在建筑队做大工。因为他爹是建筑队的一个小工，负责给砌墙的人运板砖拎泥灰桶，一天只有一百块左右的收入。他希望做到大工，可以去砌墙，一天拿个两百块钱，比小工多一倍。没有人说要当人民教师什么的，他们没有那个理想。和我们村的孩子相比，我应该知足，能从大山里走出来，我或许比他们强了那么一点。
17、国家信访制度必须改革
记者：有没有想过当时不做维稳干部，也许就可以走别的道路?
李崖：除了处理一些信访案件的维稳过程让我觉得对不起群众以外，走这条道路我没有后悔。当初我们那个小山村，一百多号人，现在是公务员的就只有我一个。每次过年回家我还是有一点成就感的。而我的生活也随着我选择的路改变了，总比那些常年出去打工的同龄人强。
记者：您觉得怎么能够解决这种上访的恶性循环?
李崖：我觉得国家信访制度必须改革，包括一些问题处理的方式方法需要改进，因为现在已经是一个越来越大的肿瘤了。这种模式一成不变的话，以后面临的问题会更多。因为资讯越来越发达，真相也越来越近了。以前为什么信访问题没有暴露，因为老百姓不知道维权，现在老百姓意识也强了。我个人认为，县乡两级的臃肿机制必须改革。基层领导花钱买个官，图什么?当然是尽快捞金回来。他捞的这个过程，不会考虑老百姓的利益，他还巴不得群众去上访，利用截访处理这件事情还能再捞一点钱。这里的“水分”很大。
比如一位群众到北京上访了，一个乡镇的副乡长去接，他就有可能和驻京办串通了，说这位群众在北京，在中南海门口被警方控制了，得赶紧和谐。如果要是人家通报的话，要免我们乡党委书记，处理我们的县领导，花钱消灾，这个过程就能骗好几万。以04年当副乡长要花五、六万的行情，如果这样搞个两、三次，就捞回来了。买官的都是一些没权没势的人。真正有实力的，跟哪个县长是亲戚，与哪个局长有关系，一般都是不需要花钱的，因为他这个利益是相互调配、相互均衡的。你在你那个局把我的侄女安排了，我在我这个局把你的外甥女安排了，这是资源互利。一个局的局长，他的孩子、侄女、外甥女就可能全部在一个县里面的公检法财政等要害部门。一个县的财政命脉基本上都被几个家族控制着。这种体制不改革的话，今后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