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在《乌有之乡》网看到许纪霖在2018年4月26日在《文化纵横》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学术如何起死回生?》(以下简称《许文》)。这当然是一个不仅关系中国学术，而且关系整个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要论述清楚的是这样四个问 题：

　　1、正视现实。首先我要说，这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已经引发议论多年的老问题。早在2000年5月被执行死刑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的经历就暴露出当时的学术界之怪现状。一个军队出身、连高等教育也没有接受过的官员，竟然通过名校北京大学的关系，轻而易举地拿到学历，取得“教授”职称，而且被几所大学聘为“教授”。在那个年代，已经可以看到在北京大学门口，常常聚集著一群贩卖真正的“假证件”的小贩，每当行人走过，他们便会像苍蝇一样围过来询问：“要毕业证、学位证吗?北京大学的和其他所有大学的，我们都能够提供。”跟这些低层次的造假者比起来，胡长清的材料却是正儿八经通过北京大学有关部门颁发的，从封套到印章，都来自于正规部门，堪称“若假包换”。 另一个让人惊异的是原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原本是一个文科专科生，竟然轻而易举地拿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理学博士桂冠，还成了兼职教授。更有甚者，潘晨光本是一个地方农业院校的农学学士，抛弃所学专业，去搞行政，混上人事教育局副局长之后，竟然如探囊取物一般拿到了“管理学博士”、“哲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等桂冠和研究员职称，杀回被他抛弃的专业和单位，成了这个单位的第一把手。凡此种种，早已经清楚表明：学术早已经被权力绑架。著名高校科研院所及其研究生院已经成了权力随意拿捏玩弄的“文凭加工厂”、“学历批发站”和“职称生产机”。研究中心成了权、钱、学、色交易中心。2009年7月26日《南方都市报》就已经以《中国的学术腐败还有救吗?》为题报道了众多专家对这个问题的议论。有的专家已经直言：“现在的制度，就是把学术当作一个致富的工具了。”(熊丙奇)。“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梁启超)如今却沦为“致富的工具”，难道不是学术的名存实亡吗?《许文》原载于《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原题为“回归学术共同体的内在价值尺度”，四年之后，重新发表，而且把文章题目改为《中国学术如何起死回生?》也表明中国学术名存实亡的问题早已存在，而且愈演愈烈，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首先要正视在相当广大的范围内学术已经名存实亡的严酷现实。这是研究如何让中国学术起死回生的基本前提。

　　2、挖出根源。中国学术为什么会腐败到“空前未有、世界罕见、动摇国本、危及民族道德底线”，甚至名存实亡的地步?原因固然很多。但是，被称为中国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最高学术殿堂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带头和引领作用，是一个绝对不可低估的关键因素。《许文》的论述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许文》认为：所谓的权威刊物，基本看主办方的行政级别，《中国社会科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乃是“权威中的权威”，因此各大学非常重视，纷纷设立了天文数字的论文奖励。其次是中国社科院所属各研究所主办的专业刊物，不少大学硬性规定，教师的职称晋升，必须有权威刊物的文章。然而，这些权威刊物，与其说拥有学术权威，倒不如拥有学术权力。在一个缺乏学术权威的时代，权力代替了权威，成为了“权威刊物”。由此可见，最高学术殿堂中国社会科学院一直是中国学术界崇拜的“权威”和学习的“榜样”。中国学术的名存实亡，首要因素就是因为这个全国崇拜和学习的“权威”和“榜样”出了严重问题。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四十年的“腐败之道”和二十年的“弄虚作假”至今没有受到认真查处，没有受到有效遏制。被称为《中国学术腐败三大案》之首的“破坏国家选拔人才案”就发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四十年“腐败之道”的最典型案例。作为《中国学术腐败三大案》第二位的“最高学术殿堂职称评定造假舞弊案”就是二十年“弄虚作假”的最典型案例。(详见：《中国学术腐败三大案》)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是有形的学习样板，是无声的行动命令。正是最高学术殿堂中国社会科学院四十年的“腐败之道”和二十年的“弄虚作假”直接导致了已经相当严重的全国性的，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名存实亡!导致学术名存实亡的“腐败之道”首先是从最高学术殿堂开始，而后像瘟疫一样蔓延到全国各地。(参加博文：《拉帮结派误国太深!害民太甚!》和《三代两面人》)。

　　3、弄清关系。这里讲的弄清关系是指弄清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腐败之道”与“弄虚作假”的关系;二是“骗术”与“学术”的关系。这里说的“腐败之道”就是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1月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批评的选人用人上搞任人唯亲的“腐败之道”。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共和国要搞这种“腐败之道”当然是不允许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必须要有“弄虚作假”相伴而行。没有“弄虚作假”，“腐败之道”寸步难行。要把“腐败之道”坚持下去，不仅要有“弄虚作假”相伴而行，而且要有“弄虚作假”不断的提高水平，不断的花样翻新。专门用于“弄虚作假”的一套骗术——“五蒙三盗术”就是应“腐败之道”的需求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上个世纪的1998年，混进最高学术殿堂的贪腐官僚和学术骗子为了排斥打击妨碍他们以权谋私的正直学者，挖空心思、绞尽脑汁炮制了一套专门用于“弄虚作假”的骗术。这套骗术打着“双盲法”的旗号，上蒙有关领导、下蒙广大群众、外蒙外单位专家、内蒙本单位当事人、主蒙除作弊者之外的全体评委;肆意盗用“外单位专家”的名义、阴谋盗取“双盲法”作为一种客观公正评价方法的名誉、猖狂盗窃本应通过公平竞争才能取得的名利，被称为“五蒙三盗术”。这套骗术最早用于代表作评审和职称评定，后来扩展到整个学术研究领域，成为“中国学术界第一骗术”。这套骗术不见完全彻底操纵代表作评审和职称评定，而且彻底实现了“有权的就是任性，没权的只能认命”，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造成了学术的名存实亡。从这套骗术的出笼与蔓延我们看到：“学术”与“骗术”如同“水”与“火”之不能相容。“骗术”兴，必然要导致“学术”亡。想要“学术”起死回生，就必须让“骗术”彻底灭亡。

　　4、抓住关键。从上述的关系分析中我们已经得出结论：想要“学术”起死回生，就必须让“骗术”彻底灭亡。因此，深挖这套横行二十年不倒不败的骗术的来龙去脉，揭出真相认清本质，彻底铲除这套骗术以及靠这类骗术发展壮大的帮派势力及其权力关系网和利益共同体，正是学术起死回生的关键。三年前我已经指出：让这套骗术的炮制者、实施者和顽强庇护者刘玉满、杜晓山、潘晨光等人坦白交代这些骗术的炮制、实施和发展过程，将会成为中国最高学术殿堂学术腐败与反学术腐败斗争大决战的转折点。只要刘玉满、杜晓山、潘晨光等人开口讲真话说实情，必然要拉出维系弄虚作假帮派势力大小头目的四条黑线：一是“精心炮制”一条线，隐藏在1998年绞尽脑汁、费尽心机、精心策划这套骗术的当权者中;二是“顽强捍卫”一条线，隐藏在社科院近二十年的当权者中;三是“狼狈为奸”一条线，隐藏在与其密切合作狼狈为奸的所谓“外单位五位专家”中。四是“负隅顽抗”一条线隐藏在对举报人和举报行为残酷打压疯狂删除网上博文的当权者中。每一条线上涉及到的帮派头目少则一两个多则三五个，而且每一条线深挖下去，不仅有农发所的帮派头目，还会涉及到院领导，甚至更高层次的领导。这表明：这套骗术的盖子一旦被彻底揭开，必然是魑魅魍魉、妖魔鬼怪纷纷现形暴露无遗。这类骗术的彻底灭亡之日，就是整个学术起死回生之时。

　　但是，让人万分遗憾和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巡视组》于2015年底已经认定关于这类骗术的举报是事实，实际上已经敲响这类骗术灭亡的丧钟之后，已经两年多过去了，彻底摧毁这类骗术的突破口居然还没有打开。群众一而再、再而三呼吁这类骗术的炮制者、实施者和顽固庇护者刘玉满、杜晓山、潘晨光站出来说话，就是一直不予理睬。多年来为炮制推行这类骗术冲锋陷阵的“三大金刚”如今理屈词穷、缩颈藏头、无声无息，活像“三具僵尸”，但却顽固到底的“刚性”不改，仍然死死堵在摧毁这套最荒唐骗术的“突破口”，显然是要成为誓死捍卫这类骗术的“劣士”。这三位的顽固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们是靠这类骗术发迹，从而获得了享用终生的名与利，只能与这类骗术共存亡。即使变成“僵尸”，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也只能听之任之。现在只能是顽抗一天是一天，享受一时是一时，舒服一秒是一秒。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现任领导的态度、

　　中国学术界的现任领导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群体。四十年的“腐败之道”和二十年的“弄虚作假”，不仅直接导致了相当一部分学术地位，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了“有权的就是任性，没权的只能认命”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学术的名存实亡。而且造成这种恶果的贪腐官僚和学术骗子构建了纵横交错、上下勾结、盘根错节、顽固坚韧的权力关系网和利益共同体。培养、提拔、重用了相当一批忠实门徒作为捍卫其帮派利益的“接班人”。这些“接班人”尽管可能改头换面、见风转舵，但捍卫其帮派势力既得利益的本性很难改变。这些人便是现任领导中的“第三代两面人”。这些人必然要竭尽全力誓死捍卫他们师徒传承的成为帮派势力生命线的那些骗术。这就是炮制、推行、捍卫那些骗术的“三大金刚”变成“三具僵尸”，还要顽抗到底的根本原因所在。

　　所以，现在让中国学术起死回生的关键就在于坚决贯彻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全会精神，彻底终止已经延续四十年的“腐败之道”，彻底铲除已经传承二十年的“弄虚作假”。彻底揭发、批评、清除专门用于“弄虚作假”的典型骗术。为此目的，必须挖出搞“腐败之道”和“弄虚作假”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两面人”，必须坚决清除千方百计庇护第一代两面人和第二代两面人的现任领导班子中的“第三代两面人”。

     (参见：《三代两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