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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中国高等学校中是否存在全局性的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在高等学校中最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就是在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教育领域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严重地边缘化，而西方资产阶级理论被强化和主流化的问题。目前我国高等学校意识形态西化问题已经积累到了必须彻底解决的程度了。

　　中国高等学校意识形态，究竟是否存在问题?究竟存在何种程度的问题?

　　有人认为问题非常严重;有人则认为没有什么大的原则问题;有人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

　　从当前高等学校反映出来的问题来看，主要可以列举出以下几个方面：在课堂上有个别教师公开否定和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公开辱骂我们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有个别教师公开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张用西方资产阶级“三足鼎立”的政治制度取代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个别教师在课堂上公开宣传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观;有个别教师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宣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等。这些问题虽然性质恶劣、影响较坏，但是，由于是发生在个别教师身上的个别问题，所以只要我们提高认识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能够很容易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加以解决。

　　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中国高等学校中是否存在全局性的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在高等学校中最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就是在经济学、法学等社会科学教育领域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严重地边缘化，而西方资产阶级理论被强化和主流化的问题。例如，我们无批判地引进了西方的社会科学的课程体系;我们引进了反映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原版教材;我们有的走在全国“前列”的985和211学校，还引进了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熏染的经济学院的“洋”院长;在“洋”院长的主导下，这些学院的教师队伍出现了“洋”博士化，这些学院的学术评价体系也跟着西方化等等。

　　目前我国高等学校意识形态西化问题已经积累到了必须彻底解决的程度了。

　　应该承认，以往不同时期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很不够的。那时我们抓意识形态工作只重视局部而不重视全局，只重视点而不重视面，不善于从辩证的运动和发展的观点开展工作。因此，我们总是停留在治标阶段，而没有涉及到治本。由于意识形态问题没有根治，意识形态病症总是隔一段时间就会复发，而每一次复发后意识形态病情都进一步恶化。现在，甚至我们针对意识形态问题所拿出的治疗方案和对策，有时也会成为削弱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手段。

　　例如我们重视高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我们曾经将高校原来的马克思主义教研部(或教研室)升格为马克思主义学院，曾经将马克思主义课程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学科。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统领其他学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发挥作用，由于我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意识形态工作和其他相关学院的具体学科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结果在高等学校里就造成了唯有马克思主义学院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单位。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科建设被公式化、教条化。而相关的专业院系却成了意识形态错误思潮泛滥的世外桃源。

　　现在有的高等学校的经济学院、法学院、文学院、历史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院等单位普遍以强调“纯科学”为名，不分青红皂白地片面强调“更多引进外国资源”。

　　我们的教育全盘西化，甚至已经超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高等学校。仍以经济学教育为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等学校经济学教育也有学派之争。例如，凯恩斯主义就否定数理经济学。凯恩斯在《通论》中写道：“近来出现的绝大多数的‘数理经济学’不过是一些拼凑而成的东西，其不精确的程度和他赖以建立的假设条件相同。这些东西使其作者能在一堆杂乱的徒有其表而又无用的数学符号中忽视掉现实世界中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1]由此在西方信奉凯恩斯主义的院校领导人也不主张把数理经济学作为自己院校的主要课程来开设。凯恩斯主义作为国家干预主义，是反对经济自由主义特别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因此，在凯恩斯主义者主导的院校里，是不给新自由主义提供讲坛的。

　　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是非主流经济学，因此在主流经济学家主导的院校里，也是不给新制度经济学以主要讲授地位的。在上世纪50年代的英国剑桥大学，新自由主义是很没有教学地位的。今天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犹他大学等院校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奉为主流，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没有占据主流地位。另外，同属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也只能选择自己有发挥余地的大学进行研究和讲授。凯恩斯主义集中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院校，而新自由主义则集中在芝加哥大学等院校。

　　对于这些情况，我们中国的教育主管部门和高等学校的领导人似乎是一无所知。中国大学的院校课程设计者，只从字面意义来理解课程。在他们那里，不同课程名称代表不同的知识面，因此他们都力争要通过课程设计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于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经济计量学、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企业理论、法经济学、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产业组织学等等，都被看作是独立的不同领域的专门知识。本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同属于经济学，但是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却把它们并列为两个二级学科。似乎二者可以井水不犯河水。本来经济计量学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个流派，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这个流派评价也多有批评，因此其在西方各个大学开课情况也很不一致。然而，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却将其作为与经济学并列的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这恐怕在世界范围内唯有中国的教育主管部门能表现出如此的无知无畏。其他例如法经济学、企业理论、产权经济学都属于新制度经济学，而我们的大学课程设计中却把他们当作不同的学科和不同方面的知识。现在，中国大学纷纷将这些不同名称的“经济学”搬上了大学课堂。这是空前的思想混乱!这是前所未有的无知无畏!这是空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泛滥!

　　出现上述的混乱局面，原因在于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学马克思主义没有能够占领高校意识形态阵地。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这些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要在不同的学科层次上进行运用的。没有这些具体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被束之高阁空洞理论。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注意在学科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会出现严重的背离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注意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彻于具体的学科领域，同样会出现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被孤立化教条化严重后果。目前我们高校出现的意识形态问题，是我们长期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而导致的意识形态严重偏离马克思主义而全盘西化的问题。要彻底解决问题，我们必须要在思想认识上实现飞跃。我们必须要在思想认识上明确，在西方资产阶级社会里所进行的社会意识生产，说到底是资产阶级意识的生产;相反，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需要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无产阶级社会意识的生产。

　　因此，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我们高等教育原封不动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学的社会意识生产，那么我们无异于精神自杀，必自食其果。现在，我们必须要从一个战略高度上深刻认识高等教育全盘西化的严重后果，以坚决果断措施尽快结束我们社会主义大学正在进行的资产阶级社会意识生产和传播的事实。努力把中国高等学校建设成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无产阶级社会意识的生产和宣传阵地。为此，中国高等教育在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各个方面，必须要走自己的路。我们必须要创立我们自己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创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和评价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绘制经济、政治、文化、国家和法律等意识形态蓝图。这是解决我国高等学校意识形态西化问题所必须具有的政治立场和思想理论高度。

　　注释：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298页，伦敦，麦克米伦公司，1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