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历史规律惊人相似。让清朝由盛而衰的，竟然是让人意想不到的“因循疲玩”。癸酉之变已经过去200年了。当年一支飞舞的箭镞，至今还深嵌在故宫隆宗门的牌匾上，好像仍在回味着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壹

　　一想起1813年秋天那件事，嘉庆皇帝就感到窝囊：他差一点儿就当了大清的末代君主，并且，各级官员早就知道要出事，却都像请客一样，把问题迎进了紫禁城。

　　1812年一个宁静的仲夏夜，台湾知府汪楠，被淡水同知查廷华扰了美梦。

　　原来，查廷华他们抓了一个传教的人，此人不吃打，供出了一个惊人情报：明年中秋节，天理教徒要攻打紫禁城，目标是干掉嘉庆皇帝，建立新王朝。头子叫林清，突击队长名叫祝现……

　　汪楠稍作思考说：“犯人为了保命，什么胡话都会说。你知道谎报的后果吗？快把那家伙宰了，免得出去瞎说，给我们惹事。”

　　1813年初夏的一天，豫亲王裕丰的管家祝现有事请假，祝现的堂弟祝富庆偷偷来访，一是举报自己的堂兄谋反，二是举报林清在宣武门租房子卖鹌鹑，其实是在打造枪械。

　　毕竟是皇室宗亲，豫亲王一听就跳了起来：“有这事？我这就进宫禀报！”仆人备好了轿子，豫亲王却摆了摆手，沉吟半晌，低声劝导举报人：“做事要动脑子啊！谋反是灭九族的大罪，你想害整个祝氏家族吗？此事到此为止，千万别再提了。”

　　8月以来，京城卫戍司令吉伦将军连续接报，说天理教徒很快就要攻打皇宫。吉伦十分淡定：“紫禁城内又不归我管，我操这个闲心干啥？我九门提督的职责范围是九个城门，加强巡逻就是了。”

　　9月底，嘉庆帝结束休假，离开木兰围场回京，下一站行在是蓟县的白涧。为大老板服务的机会来了，吉伦立即率大队人马前往迎驾。

　　刚上路，一个参谋骑快马狂追上来，气喘吁吁地报告：“不好了，不好了，天理教徒混进城了，请大人即刻处理！”吉伦火了：“你们有完没完？想立功受奖想疯了？滚开滚开！”

　　参谋不依不饶，一把拽住吉伦的马缰绳，苦苦哀求：“大人……大人！您真的不能走啊，要出大事啊！”吉伦大为恼火：“我大清正是太平盛世，国泰民安，天下归心，你竟敢造谣惑众，等我办完大事再来收拾你！”说罢，一脚踢翻可怜的参谋，拨马呼啸而去。

　　10月7日中午，兵部尚书兼顺天府尹刘镮之，正与客人觥筹交错。宛平县令和卢沟桥巡检破门而入，附耳低语：“昨夜、今晨，家住宋家庄的林清等人，骗过岗哨，经卢沟桥进了城，明天午后攻打皇宫，情况十万火急！”

　　刘镮之早已进入酒酣耳热状态，哈哈大笑起来：“幼稚、幼稚！你以为吉伦大人的部队是聋子的耳朵？皇帝老子家是大栅栏，谁想进就能进？别没事找事了，陪我喝酒。”

　　第二天，1813年10月8日下午3时整，天理教徒200余人装扮成卖柿子的、送货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由东华门、西华门攻入皇宫。两天一夜之间，皇帝家中刀光剑影，箭矢乱飞。警卫部队惊慌失措，死伤过百，假如外援及时跟进，林清他们肯定会把大清皇宫连锅端!

　　凑巧，嘉庆帝的二儿子，也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平时最爱摆弄冷兵器时代最吓人的玩意儿——火枪，这次派上了用场。几声枪响，竟然稳住了军心，逆转了形势。在禁军的围剿下，天理教徒寡不敌众，起义失败。

　　而远在河南滑县的另一支天理教队伍，稍早前已经起义，剑指北京。清政府用尽九牛二虎之力，耗时三个月，才勉强平息事态。这件事发生于夏历癸酉年，史称“癸酉之变”，是清朝由盛转衰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是大清重复历史周期律的不祥之兆。

贰

　　“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嘉庆皇帝如此表达了他的震惊和愤懑。他发明了“因循疲玩”这个新词，指责汪楠等人不负责任，言下之意，如果他们干活稍微认真点儿，灾祸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至少不会闹这么大。

　　嘉庆皇帝想错了。触发癸酉之变的，不单是个别人的工作作风问题，而是整个官场出了问题。

　　清朝的吏治腐败很有特点：官员们除了“贪”，还特别“懒”，没人想做事，讨厌担责任，整天无精打采，敷衍了事。从乾隆中期开始，官场就如一潭死水，不作为是主旋律，国家统治机器锈蚀得无法运转，社会治理问题按下葫芦起来瓢。

　　人人麻木不仁，个个“炸雷都打不醒”，根子在于官员追求狭隘的人生目标：升官发财！目标明确了，办法就有了。

　　一是不犯错误才能升官。“多磕头，少说话！”三朝元老曹振镛的名言，诠释了官场成功秘诀：做事越多，错误越多，不干活最保险。所以大家遇到事情习惯绕道走，踢皮球，把犯错误的机会留给别人。汪楠杀人灭口，无非是怕给自己惹麻烦。

　　白莲教起义失败后，林清等人利用大饥荒，在华北农村轰轰烈烈地传播天理教。早在起事八年前，他就制定了先占皇宫、再取全国的奇特战略。

　　“要想白面贱，除非林清坐大殿”，如此直白的民谣家喻户晓，而在中国历史上，民谣一贯具有政治风向标的意义。林清完全没有保密意识，他们的一举一动在社会上是尽人皆知。对此，官员们个个睁一眼闭一眼，假装不知道。

　　二是上司满意才能升官。在清朝官场，官运不靠业绩靠上司。天大的事吉伦都不用心，唯独接驾很积极，就是这个道理。

　　把“唯上”发挥到了极致的，是咸丰帝的军机大臣王文韶，人称“溜溜球”。每当需要表态的时候，他的听力就急剧下降；事情如果足够大，干脆就彻底聋了。他是故意让领导说了算。

　　对于躲不掉、踢不走的皮球，官员们就稍稍糊弄一下，一旦领导追究起来，比较好解释。天理教徒都进了城里，吉伦的应对措施还是“加强巡逻”，显然是做样子、走形式。

　　某天，嘉庆皇帝咨询刘墉：“你看某某人当知府怎么样？”刘墉支支吾吾了老半天，末了就挤出两个字:“尚可。”嘉庆帝苦笑说：“这么大的官也在混日子，工作根本不用心，怎么得了！”

　　官员们如此唯唯诺诺，真是又安全、又省劲；不但把责任推给了上司，上司还高兴，何乐而不为？

　　三是报喜不报忧才能升官。豫亲王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头年去京南游玩，他通过祝现认识了林清，受到热情接待，酒喝多了，就住林家大院了，临走还没少拿。要是皇上知道了，一切都完了！于是，国家利益自然让位给个人利益。对这种现象，费正清分析得入木三分：报喜不报忧符合清朝官员的利益。

　　同豫亲王一样，在洪秀全起义之初，地方官也是使劲捂盖子，巴不得长毛快去别人地盘上闹。直到太平军攻克了十几座城池，朝廷才知道出了大麻烦。

　　魏源这样概括大清官场风气：“不担责任是成熟稳重，会踢皮球是聪明智慧，得过且过是办事得体！”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价值观，谁信谁弱智。

　　正当整个官场鼾声一片时，国情和世情发生了巨大变化，清朝进入加速下坠通道，灾祸接踵而至，且无不带有癸酉之变的影子：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军队只有4000人，根本没打算赢；太平军成气候，源于地方官帮忙；大清的海军吨位号称亚洲第一，却迎来甲午惨败；北京守城正规军达15万之众，被不到二万人的八国联军轻松拿下;甚至连辛亥革命枪响，仅是士兵无意中走火……

　　完全可以说，早在癸酉之变时期，清朝深陷历史周期律的命运已经注定;帝国大厦由摇晃走向垮塌，癸酉之变只是第一步——费正清找到了原因：官员们都在坐等出事！

　　癸酉之变已经过去200年了。当年一支飞舞的箭镞，至今还深嵌在故宫隆宗门的牌匾上，好像仍在回味着那惊心动魄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