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月14日(五)

　　内地老百姓尤其是“八○后”常常自我解嘲道：“生的计划，死的随机。”所谓“生的计划”，是在原来“只生一个孩子”的时代，每个家庭只有一个经过政府批准的生育指标，因而每个人都是计划的产物。而“死的随机”则是对司法腐败冤案引发众多意外死亡事件的控诉。

　　自改革开放后，计划生育已执行了三十多年。全国自上而下建立了庞大的计生干部队伍，对生育进行严格管制。对超生家庭征收高额罚款，原来叫作“计划外生育费”，后来美其名曰“社会抚养费”。每年总额达数百亿，结果不少被计生部门作为内部小金库，究竟如何用作社会抚养，从来都是一笔糊涂帐。一些地方甚至每年制订罚款目标，将计划生育作为创收手段。而公务员、国企职工、公立医院学校的医生、教师等，若超生，就立刻丢饭碗。在基层，政府雇用闲散人员组成“计生小分队”，暴力逼迫农民打胎流产，甚至酿成人命惨案。

　　不过，随着人口红利的衰减，老龄化社会趋势的加剧，导致劳动力不足、养老压力沉重等负面因素愈加突出。除了从延迟退休上打主意之外，松绑人口政策、寻求人口增量便成了首选。二○一一年，首先实施“双独二孩”，即夫妻双方都为独生子女，可以生二胎;一三年再放宽至“单独二孩”，夫妻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即可;到了一五年，最终全面实行二孩政策，所有家庭均可生二胎。从明年起，大概会全面开放生育限制，即不仅可生二胎，还可以三胎、四胎。这也反映了政府的焦虑。

　　从一九八一年至二○○三年，国务院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这一冷冰冰的字眼明确将控制人口数量置于首位。○三年改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标榜要重视人口素质。一三年再与卫生部合作并组建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有关计生的职能萎缩。今年机构改革，新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沿用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字眼，最终从国务院部委序列中消失。

　　然而，预计中的生育高峰并没有到来，一七年的出生率较之一六年反而下降。究其原因，沉重的生活压力，已经让年轻人失去了生孩子的欲望。中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高达百分之一百零七，已超过美国的水平，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等“三座大山”令草根阶层“压力山大”。房价居高不下，一线城市城区房价已经涨到了十万一平米，“房价是最好的避孕药”成为流行而无奈的调侃。

　　面对老百姓不愿生孩子的现实，一些官方的“砖家”开始密集抛出馊主意。《新华日报》刊发文章，建议强制缴纳生育基金，如果不生二胎，就只能等到退休后才能取出，被网民揶揄为“单身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胡继晔则进一步建议，不仅要设立生育基金制度，还要对丁克家庭征社会抚养税。

　　这其实变相沦为另一种计划生育，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原来按计划只能生一个，多生就要罚款;如今则需要完成国家的新计划生二胎，不能完成任务也要受罚。总之，其思维就是将国民工具化甚至牲畜化，是国家机器运转中，听凭摆弄的螺丝钉。果真如此，则中国人依然没有自由生育的基本人权。

　　其实，要提高百姓的生育愿望，路径很清晰。对症下药的良方就是通过增加财政投入、改善公共服务来提升百姓的生活品质，让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能够少了焦虑和负担，解决后顾之忧，多些自我发展的空间。若只想着从老百姓身上撸羊毛，依靠行政强制的老办法来推进，只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