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7日，西班牙经济大臣Nadia Calviño宣布，西班牙政府正在研究并将尽快推出新的新冠疫情纾困措施。这些措施中的一些普遍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UBI)办法带有“永久的性质，甚至在危机过去以后。(would become a permanent feature, even after the crisis passed)”

　　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美国、英国、日本、丹麦等国家和中国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所采取的纾困举措，使尼克松总统在半个世纪前就提出的UBI(也是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的简称)的社会治理理念，进入了人们视野。

　　UBI是指共同体无条件地、定期地发给所有成员一笔现金收入，不附带工作要求或经济状况审查。

　　二战以后，人类一直受到左右的对抗甚至冷战的困扰，人类的经济建设和创造性活动也一直受到劳资冲突的困扰。或许，UBI是人类超越左右对抗和劳资冲突的出路所在。

　　我国2008年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在为处于弱势的工人提供了有限保护的同时，也给企业家们套上了绳索，使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受到束缚。因此，遭到广泛诟病。中国的“经济奇迹”与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工会不无关系。奥巴马夫妇参与发行的纪录电影《美国工厂》启发人们：美国的工会和中国的原装资本主义，都不是人类未来的普乐好(plausible)选项。(刚刚在2020年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上获得9项提名的电影《爱尔兰人》，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关于美国工会的感性认识。)中国是否要走发达国家工会与企业家之间的对抗和内耗的道路?中国是否要走一些福利国家“大政府”的道路?对此，确实需要引起我们的思考。或许，我们需要开拓一条雇工、雇主两利的新路。

　　UBI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可以保护人的创造性，可以避免逼迫人们去做自己并无兴趣和热情的工作，可以为创新和创业提供更安全的环境。2017年5月25日，扎克伯格在母校哈佛大学2017年毕业典礼的主题演讲中说：“我们应该探索像‘普遍基本收入’这样的观念，这样，就可以让每个人在探索新事物时身上系有一条安全带。”

　　根据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官网消息，2017年4月24日，安省省长韦恩(Kathleen Wynne)正式宣布开始试点“基本收入”(Basic Income)项目，参加试点的三个地区分别为汉密尔顿(Hamilton)，林赛(Lindsay)和雷湾(Thunder Bay)。在加拿大之外，类似的“基本收入”试验已经在芬兰、丹麦、英国、德国、荷兰、法国、美国、肯尼亚、纳米比亚、印度等国进行。在瑞士，“基本收入”已经被提上了国家议程，已经于2016年6月举行了第一次全民公投。

　　2017年3月18日，基本收入亚太会议在中国台湾政治大学举行，来自中国、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新西兰、印度、日本、美国、瑞士、南非等多个国家的基本收入研究者首次齐聚亚洲，讨论在亚太地区实施基本收入政策的可行性及模式。

　　今天，在我国已经有为数众多不同程度实现UBI的社区。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浙江省宁波市滕头村。滕头村给全村的所有村民，从出生到离世，每人每月都发1500元，与家庭收入无关，与养老金多少无关。

　　这些不同程度实现UBI的村庄究竟有多少?我并不清楚。

　　河北晋州周家庄被人们称为“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1997年，河北省电视台经济部制作了电视专题片《关于周家庄体制的调查》，在该台《经济观察》栏目播出。曾长期担任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同志接受了节目组的采访。他在节目中说：“我是80年代初到的周家庄。中国有8000个像周家庄这样体制的村庄，周家庄算是办得好的一个”。从杜润生同志的谈话中了解到，1997年时大约全国有8000个这样的村庄。

　　2020年4月5日，我从长期专注于乡村建设研究的中国乡村建设研究院李昌平院长发在自己朋友圈的文字中获悉，这样的村庄今天已经达到了“一万来个”，我由衷地为此感到高兴。

　　作者：谢小庆 北京语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