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在知乎上看到了这个问题，点开后果然，许多答案又开始控诉那段时期严苛的制度和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

　　先说结论，这个问题和某些港灿喜欢问的，“为什么回归以后，曾经辉煌的香港电影就衰落了”，是一样的。都是把两件时间相近但相互独立的事情强行赋予了因果关系。

　　所不同之处在于，这个问题的提出者应该并无恶意，这种“为啥这些作家的代表作都在建国以前”感觉，其实很多人在学习过程中都有过。这个感觉产生的原因下文会解释。

　　事实上，教员时代的制度究竟怎样、是否有大量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和茅盾、沈从文、曹禺、巴金这些作家建国之后有无佳作并无必然联系。

　　民国时期，从1912-1935年，把24年间所有大学生、大专生、中专生加起来，一共也不足8万，和今天吉林大学一所学校在校生人数差不多。

　　而建国后仅1952年一年就招收了6.6万大学新生。

　　即便很多知识分子后来上山下乡，总体来讲生活轨迹平稳的知识分子数量要远远大于民国时期。另外，民国时社会动荡经济惨淡，文科知识分子除极少数精英或家产丰厚者外，很多人毕业即失业，生活穷困潦倒甚至不如底层工人。但这也并不妨碍优秀作家的涌现。

　　那为啥这些作家建国以后无佳作了呢?

　　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就一个——巅峰已过。(知乎一个答主“jojo王硕”也提到了这点)

　　沈从文20年代初开始创作，巅峰是30年代，如边城(1934)，长河(1938)，《湘西散记》中的散文也大都写于34年前后。萧萧、阿金、丈夫等优秀短篇则在1930年前后发表。

　　茅盾的代表作《子夜》写于1932年，《蚀》三部曲在20年代完成，《林家铺子》《春蚕》等都是40年之前的作品。

　　巴金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全部创作于30年代。

　　曹禺可以说是出道即巅峰，《雷雨》《日出》《原野》分别写于33、36、37年，最后一部公认的代表作《北京人》写于1941年。

　　施蛰存的代表作品《将军底头》《李师师》《石秀》等，均创作于30年代，后来他就的重点就在翻译与研究上了。

　　通俗小说家张恨水最著名的几部作品均发表于20年代，春明外史(1924)，金粉世家(1927)，啼笑因缘(1929)。后来的代表作，《夜深沉》写于三十年代、《巴山夜雨》写于1946年。(张恨水先生的作品实在太多了，但40年代后期他身体状况不佳，创作精力减退是不争的事实)

　　另一个原因，文学作品的风格和主题，与时局关系紧密。如以上这些作者的作品在抗战爆发前后就有不小的变化。49年前后又是一次时局的巨变，但此时的这些作者已创作愈20年，年纪和精力所限，大都无力探索新的主题和风格，一些人顺势封笔。

　　不仅是留在大陆的作家。以文学水准颇高，又备受城市小资及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者推崇的张爱玲为例，其代表作《金锁记》《倾城之恋》《沉香屑》均发表于1943年，《半生缘》则发表于1948年。离开大陆后，她在香港发表了一些污蔑土改的小说(50年代)，属于为生计所迫的投名状，水准很差——她对土地和农民根本不熟悉也不想了解。赴美之后，更是把重点放在翻译和文学研究上。

　　所以，民国时期那一代优秀作家们，在动荡时局的刺激下开始创作，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是他们的巅峰时期，之后便转入颓势。49年之后无佳作出现，是有个明显的过度的。

　　所以我在文首会说，把这些作家49以后无佳作归结为共和国的建立，就和某些港灿把香港电影的衰落归结为97回归一样，只是给两件时间上相近的事情强行赋予因果关系。

　　但为什么我又说这种错误的感觉并非恶意，而是可以理解的呢?

　　因为“为什么民国时的优秀作家沈从文、茅盾等在建国后没有什么佳作?”本质上其实是另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我们的印象里，中国的作家和作品断代了?

　　我们的印象里，中国知名作家从“鲁郭茅巴老曹”、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之后，就立刻到了莫言、余华、路遥、阿城、北岛等80年代的作家们。回头一看，前面这些作家们的代表作都是49年以前的，所以发出困惑——他们49年之后为什么没有好作品了?

　　但假如49-80年之间，仍有一批我们熟悉的优秀作家和作品，那就只会把沈从文茅盾等这些作家的停笔当作正常的新老交替，而不会疑惑为什么20年代开始创作的他们没有一直坚挺到70年代。

　　事实上50-70年代是有很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的，只是现在我们不熟悉他们。

　　如赵树理：《三里湾》(1955)，《锻炼锻炼》(1957)。

　　刘知侠：《铁道游击队》(1954)

　　曲波：《林海雪原》(1957)

　　杨沫：《青春之歌》(1958)

　　柳青：《创业史》(1959)

　　草明：《乘风破浪》(1959)

　　周立波：《山乡巨变》(1960年前后)

　　郭小川(诗人)：《一个和八个》(1957)，《昆仑行》(1964)

　　昌耀(诗人)：大量知名作品如《峨日朵雪峰之侧》《一百头雄牛》等完成于55-77下放青海期间。

　　浩然：《艳阳天》(共三部，出版于1964-1966年)《金光大道》(共四部，创作于70-77年，前两部出版于72、74年)

　　等等。

　　浩然的《艳阳天》曾发行数百万册并被改编成电影等其他艺术形式

　　以及，从50年代起、文革时期达到巅峰的集体创作文艺作品。这些文艺作品也有许多知名作家深入参与创作，如汪曾祺参与了京剧《沙家浜》，贺敬之参与了芭蕾舞剧《白毛女》，等等。

　　《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至今仍是我国芭蕾舞剧的两大代表作，其余作品难以与之比肩

　　以上这些作家中，年青一代的大众比较熟悉的，可能就是赵树理和周立波，但大都是因为他们49年以前的作品《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等。但这也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读过原著，而是中学历史或语文课本上讲授的知识。

　　比较熟悉的作品，可能就是《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但这也不是因为他们看过原著，而是由于这两部通俗文学改编过很多影视作品。

　　06年左右很火的一部剧

　　大家应该看出些什么了。

　　其实真正读书的人，自古以来就那么少。我们的知识塑造，一来自政治权力，二来自商业权力。

　　对文学而言，政治权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科书上。

　　77年之后，在政治的支持下，“伤痕文学”横空出世，80年代又开始追求“纯文学”，文革时期的文艺作品被彻底否定。样板戏被放弃，帝王将相重新站上京剧舞台。上面提到浩然的《金光大道》，第三、四卷早在77年就已经完成，却迟迟不允许被出版。共和国49-66年的作品，表面上官方予以正名平反，事实上却被逐渐否定其文学价值，慢慢淡出语文和历史课本。连鲁迅的作品都在迅速减少。

　　商业权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大众媒体上。

　　大众媒体曾经的代表是报纸。商业报刊为了销量，绝不会刊登严肃文学，而会连载那些情节抓人的通俗小说。张恨水的大部分作品就是以这种连载的方式完成的。鲁迅都提及，自己的母亲从来不看自己的作品，她只喜欢张恨水。

　　可对生于电视电脑普及后的80、90、00后来说，大部分人知道张恨水是由于影视改编。我还记得小学时《金粉世家》播出创造收视纪录，随后几年的书店里突然就摆满了《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作品，大的书店甚至建立了张恨水专区。

　　而除了张恨水，我们这一代已经很难再说出其他民国时期通俗作家的名字。

　　或许有人说出“还珠楼主”?这恐怕也是游戏的功劳。仙剑等剑仙游戏红极一时，大量借鉴小说《蜀山剑侠传》系列的设定，玩家们开始对还珠楼主有所了解。

　　可能还有人说王度庐?这个大家自己也知道，如若不是由其原著改编的《卧虎藏龙》成为影史经典，没几个人能说出他的名字。

　　至于二三十年代风靡的侦探小说家(如孙了红，程小青)，武侠小说家(如平江不肖生、赵焕庭)，言情小说家(如刘云若、秦瘦鸥)，除了这些类型小说的资深爱好者，还有几个人知道?

　　所以，对严肃文学来说，没有政治权力去捧，大众就很难了解;对通俗文学来说，没有商业权力去捧，大众也很难知道。(当然，文学作品自身的优秀也是前提)

　　近年来，50-70年代的文学开始逐渐回归中学语文课本，可能到10后那一代，就不会问出“为什么民国时的优秀作家沈从文、茅盾等在建国后没有什么佳作?”这样的问题了。(这次教材改革本号有过介绍，见：别光关注HK的教科书，大陆教材正在发生着大变化)

　　最后，希望大家能够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也不浑浑噩噩，自己主动探索和构建知识框架。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