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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小组按】
9月10日，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受审，被控受贿2389万余元。秦光荣是监察体制改革后第一个投案的原省部级一把手，投案消息轰动一时。
中纪委数据显示，近几年主动投案人数呈现大幅增加态势。2019年全国共有10357人主动投案，是2018年的2倍还多。上个月，中纪委网站发布了至少11条党员干部主动投案的消息，其中包括青海省副省长文国栋、河北省邯郸市委书记高宏志等。《中国纪检监察报》评论说：主动投案正从“现象”变为“常态”。
今天，小组就和大家聊聊官员的主动投案。
2020年9月10日，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秦光荣受贿一案。(图源：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集中投案
组员们是否有过这种感觉，一个时间段里主动投案的新闻集中爆发，是因为投案会引发心理上的“多米诺效应”，这其中最关键的是倒下的第一张骨牌。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有的是源于高压反腐的震慑。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被视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无禁区、零容忍、全覆盖、“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的持续高压下，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于2013年投案自首，这名湖南“首虎”成为十八大后第一个投案自首的省部级官员。
有的源于“大老虎”的示范效应。比如秦光荣，他在反腐专题片《国家监察》中出镜，坦言在投案前一直关注着另一个主动投案的“老虎”——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艾文礼。艾文礼案开庭审理以及儿子秦岭被调查，成为击破秦光荣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他和妻子选择双双投案。
有的怕被同案人员牵连。浙江一名公路管理站站长林某，看到同事一个个被“揪出来”，感到非常焦虑，为了争取从轻处理，选择主动投案。他的举动又促使另外6人相继自首。他们纷纷表示：“只要听到别人提到纪委，或者在单位见到不认识的人，我就紧张，知道调查组的同志来查阅资料，我就出虚汗”，“与其担惊受怕，还不如主动投案。”
全覆盖
主动投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全覆盖。中纪委四次全会工作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有10357人主动投案，其中中管干部5人、省管干部119人。
从人员分布看，有中管干部、基层干部，有退休人员、年轻干部，甚至还有向公职人员行贿的企业老板等。有的涉案金额不高、犯罪情节较轻，也有的是严重违纪违法的巨贪。
2015年2月4日，头发花白的安家盛走进北京市纪委传达室：“麻烦您通报一声，就说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前局长安家盛前来投案自首!”他在得知自己被限制出境时，人一下就垮了。
2019年初，曾任绍兴市副市长的陈建设主动投案，此时距离他退休已经15年了。他说：“退休15年还来投案，这不仅是对我自己的交代，也希望给所有临近退休的领导干部敲响警钟。”
2017年12月，湘西州龙山县监委上午刚刚挂牌，下午就来了第一个“投案自首”的，正是一名涉嫌行贿的企业老板。
艾文礼(图源：央视)
心理相似
主动投案的官员动机不尽相同，但心理都经过了一个从侥幸到崩溃的过程。艾文礼是监察体制改革后首名主动投案的中管干部，他的心理活动很有代表性。
2018年1月，艾文礼退休，他没感到半分清闲，反而更加忐忑，因为中央的反腐力度并没有如他预期的减弱。十九大后，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杰辉等中管干部相继被查，河北省再次被列入中央巡视省份。他说：“当时就是吃不好、睡不好。我也把我自己的这些事儿捋了捋，我觉得跑不了，不能再有侥幸心理了。”
艾文礼投案后不久，通化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刚振涛也随之投案。他表示：参加全省警示教育大会后，很受触动，产生了“五怕”心理：一怕上班，怕路上被带走;二怕开会，怕在会场被带走;三怕办公室敲门，怕进来的是纪检监察干部;四怕电话铃响，怕通知“到纪委来一趟”;五怕回家，怕进小区门迎到纪检监察干部。
“监委成立后我就一直想，‘全覆盖’会不会覆盖到我身上，每天吃不好、睡不着，最后鼓起勇气来主动交代，因为这是我唯一的出路……”2018年3月5日，通海县教育局张某某，带着帮别人调动工作收的1万元好处费投案。
假自首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主动投案的官员都会坦白，有些人还心存侥幸，甚至想变相为自己开脱罪名。
比如，有的干部投案后大谈自己曾经的贡献，试图博取同情;还有的主动承认一些鸡毛蒜皮的小错，却对重大问题避而不谈;还有的投案后如实交代了问题，但上了法庭又拒不承认，甚至谎称被逼供。
已经退休的某县国土资源局原局长林某，虽然主动投案，仍想“避重就轻”，但他没想到，审查调查人员对他的问题了如指掌。他先后向组织递交了10次情况说明。最终，在确凿证据面前，他彻底缴械。
今年5月20日，甘肃纪检监察网发布通报，直指平凉市原副市长黄继宗搞“假投案”：“藐视党纪国法，工于心计， 迫于形势搞假投案刺探虚实，交代问题避重就轻，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调查，企图蒙混过关。”
所以，主动投案仅仅是认定为“自首”的前提，关键还要看投案官员是不是内心真坦白、对组织真老实。所有问题官员都应明白，主动投案只是第一步，真诚悔罪悔过，还为时不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