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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黄赌毒”早是公认的社会三害，但其实还有一害：“贷”。
只不过这个“贷”在晚近二三十年来被太多西方经济学理论美化、粉饰，从而被披上了一层层外衣，就像“寡头”成了“人民富豪”，“洗白洗钱”成了“爱国资本家”、“慈善大牛”、“公益先锋”——这“高利贷”，也在今天堂而皇之地成了“金融创新”，不但可以规避管制，还能拿到牌照。
黄赌毒贷这四大社会害物，从旧社会发衍至今其背后均是一个本质：剥削压迫。
黄世仁借钱给杨白劳，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正常地收息，而是从根子上就是瞄准了喜儿!
正如诸多贷款公司给在校女大学生们打造的裸贷项目，人家压根就没指望你还上钱，从一开始就给你准备了更多的还不上钱时二次三次借贷的“拆东墙补西墙”的金融产品，甚至某些借贷公司从一开始就连“以身还债”的卖淫渠道都给你准备好了，只等着你一边哭鼻子一边脱衣服——胆敢不从?群发裸照伺候!
所以从表象看，黄赌毒贷这四害也都自古总有一个特点：涉黑。
因而，只要我们还自诩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黄赌毒贷这四个基层民间的黑戕之物都理应被彻底碾碎!
还记得三年前轰动全国、引爆舆论大战的山东聊城辱母案吗?当时搅动这个案子舆论走向的主力军是南方系阵营，其以集群化作战的规格，高度统一观点口径，“明批暗洗”地把焦点落在所谓的“孝儿护母”，而遮盖了苏银霞一贯的黑吃黑+老赖、又反被高利贷团伙逼债的乱象。
南方系鼓吹“高利贷合法化”可不是一朝一夕之事，2011年6月27日的《南方人物周刊》就刊登过《高利贷不能禁》，同时以茅于轼、陈志武、许小年等皆长年累月在南方系刊物上发表文章为高利贷洗白、聒噪施压国家应放宽对民间金融的监管。
2011年温州爆发的高利贷灾难至今回想让人心惊(闻名全国的江南皮革厂倒闭了…就出自那时)，当时多少跑路、跳楼、家破人亡。
根据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当年度温州民间借贷规模约1100亿元，月息达6分至7分，最高达1毛5。若借贷100万，一年光利息就还72万至180万，且温州市约89%的家庭和59%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
同时不为很多人注意的是，就在那年9月，茅于轼竟然大摇大摆地在金融时报中文版上，发表署名文章《消灭高利贷的方法是提倡高利贷》……
茅先生下笔的勇气从何而来?
2011年温州贷灾中的施晓洁案曾捅出“大篓子”：据部分债主反映，这起集资案八成债主是当地有一定级别的公务员………
2011年初温州市龙湾公安局在侦查周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时，其实就已经发现债主名单中的人，均为当地司法机构公务员，牵涉的受害人资金从2000万到8000万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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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之后，这位“高利贷金融专家”茅于轼，光荣入选了英国 Prospect 杂志“世界顶级思想家”(World Thinkers of 2014)的候选50人名单，他当时是唯一入选该杂志候选人名单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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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0年代以来，浙江已经爆发过三次超大规模的民间集资与高利贷风波，历史源头在哪儿?80年代!
1984年9月，在得到了温州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后，温州市开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
那是共产党带领工农阶级建政35年周年的历史性时日，结果竟然见证了民间借贷的死灰复燃……
1944年8月20日，重庆《新华日报》曾刊过一文《高利贷下的闽粤农民》，可一窥民国时期在蒋家治下、被「贷帮」剥削打压凌辱的中国百姓的生活状态，简摘四段：
“闽粤两省的高利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除了少数城市中有钱贷流行外，广大的农村差不多都是易物借贷。借的是钱，还的是实物。现在钱不值钱，农民借的钱能够买到多少东西?物价不断上涨，还实物的时候，这实物又折合了多少钱?”
“农民借贷多是在青黄不接或者灾荒饥馑的时候，农产物正在涨价，比如农民借了二千元，买不到五斗米，新谷登场之后，谷价大跌，农民就偏偏被逼着还本了，顶少也得还一石米，才够得上当时市价得两千元。”
“债主收了米放在仓里，压过了这一时期米价又大涨，再抛到市场上去，顶少又可以换回四五千元。这样循环下去，农民年年劳碌所得，便给债主一扫而光了。粮价波动不是增加了农民得利益，而是增加了他们所受的剥削，自己种田、他人吃粮，这是农民的痛心之语。”
“大多数农民什么都没有，他们就只好剜肉补疮，听凭土豪劣绅们去咬文嚼字了。例如借银五百，写一千;借五斗，写一石。或者更爽快些，写上“两厢情愿，无息交付”。就是这样，闹到法院里，债主也是振振有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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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930年5月在江西省寻乌县做农村经济调查时，曾写就经典的《寻乌调查》，他当时就对高利贷这种实质为地主阶级与买办政府的阶级压迫的民间恶象，做了充分着墨：
“处心积虑，用这种乘人之危、零碎借债的方法去谋人的财产。他于地方的事、公堂的事一切不管，因为这些事颇妨碍于他个人的发财。他算得个典型的重利盘剥者……”
“农民到了那年番子时又还不起，转到次年六月，再转到次年八月，如此转下去，一年转两回，转到十年就成了一个十分惊人的数目。”
“卖身契只有卖主写给买主，买主不写文件给卖主。所谓媒人即是中人，多的有四五个，都要‘水扣钱’，抽卖价的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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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强有力的土改，中国的农村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毛主席强调要“把农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
在铲除了一切私人高利贷和地主收租模式之后，国家投资被摆上台面并付诸现实(《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有毛主席论述)。
长篇纪实文学《翻身》作者、美国人威廉·辛顿对此曾这样评价：
“中共农村基层组织的创新，农业的分工协作、统一经营，特别是农村金融和集体积累机制的形成，这是农村接受并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基本前提和条件。如果不重视这一点，听任掠夺性的资本大举进入乡村，肆意侵吞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农村剩余，必然会造成广大农民沦为工业化‘先进生产力’的‘肥料’。”
但是到了今天，根据网贷之家统计，截至2018年末，经营网络小贷业务的小贷公司共有249家，其中97家注册地集中在广东和重庆两地，且财阀体量的借贷集团其虹吸规模竟然已经达到了一个尾大不掉、呈现出一种要把中国推向次贷危机的操作迹象。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
可是今天又不能搞血腥殖民的地理大发现了，经济又滑坡，怎么夺取新市场呢?
还是老马，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点出资本家的阴谋：“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于是，诱惑诱导、软性逼迫你消费，花呗借呗不断增加额度、购物狂欢日夜不停、广告轰炸时时推送……
而资本家本人，则在对垒政府、明目张胆要求监管松绑的同时，还要几亿人口的杨白劳们，跟在他后面喊他“爸爸”!
属实站着把爹当了。
风光无限的蚂蚁集团，根据其招股说明书来看，截至2020年6月末，平台促成的1.7万亿元信贷余额中，由金融机构合作伙伴进行实际放款或已实现“资产证券化”的比例，合计约达98%!
剩下的2%则才是自己旗下小贷公司蚂蚁商诚与蚂蚁小微发放。
这就是我之前说的，它不是“一本万利”，而是“无本万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