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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于2021年1月7日
两年前的此时，2018年底，著名记者金微通过自媒体账号对「14万中国人基因外流事件」发起了公开质疑，其中主要的质询对象就是赫赫有名的华大基因。
事件起因为当年的10月4日，一篇发布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的文章，题为《无创产前基因组学研究揭示多种复杂形状的遗传关联，病毒感染模式以及中国人群历史》，惹来无数眼球。
这其中，就包括金微先生。
1.
那篇论文的主作者正是华大基因研究院，除华大之外还有多位境外机构学者。
其时，金微先生敏锐发现该篇论文由华大基因联合国外科学家，深入研究了中国14万名孕妇的基因后，合作成文发表。
而这些基因来源于华大基因作无创DNA基因检测的客户，根据这些孕妇基因数据，他们研究出了中国人基因组中独特病毒DNA分布。
金微对华大这种采摘国内孕妇基因、联合海外专家研究同时在海外发表论文的行为感到担忧，原因是他认为这可能涉及中国人基因组的独特病毒DNA外流问题。
然后结果却是，金微反被华大基因告上了法庭。
在长达一年多时间里，金微与华大集团对簿公堂、对峙媒体。
在此期间，多家无良媒体吃相难看地站在了公关预算无上限的华大基因一边——这其中，就包括一家叫《科技日报》的媒体。
2019年6月，科技日报发表了署名文章《净化网络空间，必须让“金微们”付出承受不起的代价》，公然引用华大方面的官方通稿，对金微点名道姓批评，妄称：“自媒体谣言惑众，只有让造谣者付出承受不起的代价，才能营造出风清气朗的舆论环境。”
那个时候恰恰是全国各省网信办发起和执行2019“清朗”专项行动整治自媒体乱象，一度输掉对垒华大的官司的金微， 被强行贴上“谣言自媒体”的标签，可想金微先生当时巨大的压力。
但是在去年(2020)疫情期间，顶着疫情与舆论压力的金微，对《科技日报》发起了诉讼。
去年秋天，金微胜诉!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科技日报删除相关文章并致歉。
就在上月(12月)，与华大基因蛇鼠一窝的《科技日报》先是再次宣称“将继续上诉”，后又通过北京中院人士找到金微先生，希望“和解”，并“给点钱”。
同时，《科技日报》还对金微先生表示：自己作为部委级媒体，不愿在头版道歉，但赔偿的金额可以提高，可以用其他方式道歉…
最终，双方还是在法院的努力下实现了调解，金微先生与《科技日报》的战斗也告一段落。
我想提醒诸位看到的是，无良媒体收钱站台的这些破事，翻过去了一页;但是「基因外流」一案依然悬而未决。
金微先生依然在斗争，作为看客，我们同样无法枉顾某些持续了近三十年的危迹。
去年(2020)3月底，多地“自查重审人类遗传资源审批”的新闻涌上网络，引发了广泛热议。
不得不感叹，2020年真的是不平凡，算是我们从头脑到唇舌、到手脚，全面武装动员、反攻反制的时日。
基因战争、基因外泄的话题其实很久了，属于第二代生物战争，但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什么热度。
原因很简单，过去太久太久都是“中美蜜月期”。既然蜜月当头，那么做娘子臣妾的，如何去揭露夫君的阴谋呢?要顾大局，顾太平洋的大局。
2.美国的第一代生武研发事实上在1975年鼓动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各国缔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前后，就已经完成。
也正是从那时始，美国开始了第二代生武研发即基因武器，同时也展开了对别国第一代生武研发即化学武器的打压，甚至不惜以“共同削减原则”为欺骗诱饵。
彼时，其他国家(包括苏联)还在苦苦钻营的核武战争、化武战争，在五角大楼内部已处于次级战略地位。
对付小国或许还需要使用传统的隆隆炮火，但对付中俄这样的军工巨国，卡特尔财阀们是不可能把极度烧钱的热战作为首选方案的。
现实佐证：
2012年11月，美国国防工业领域的权威杂志《国防》发表了专题文章《今后十年的五个顶级威胁》，就公然把以基因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生武袭击，作为第一个、排在核武器袭击之前。
早在1956年的《美国陆军操作手册》中就已指出，“生武和化武是美国军事战略不可或缺的部分，没有任何限制，且国会已授予军事‘第一打击’使用权”。
1959年，美国国会试图取消“先发制人权”，但被白宫成功阻止
阻止的当然不是白宫，而是白宫背后的“深层政府”，之前写过的。
特别是在那一时期，苏联已经开发出原子弹，且化学武器同样位于世界精尖，因而美国核武和化武的威慑力大大下降。
这时，生物武器的重要性开始凸显。
60年代，美国研发生武的预算从7500万美元一路飞驰到3.5亿美元，这完全是不计成本的做派。
肯尼迪为什么被会被深宫干掉?就是因为他在1963年10月接受了美国军备控制机构主任威廉·福斯特对于“限制生物武器”的提议，这让那帮旨在反共和削减人口的财团怎么能忍?
肯尼迪被干掉后，约翰逊上任，立刻听话得恢复了向生武拨款的计划。
1969年，美国首次应用生物工程原理从大肠杆菌中分离出DNA片段;
1973年，赫伯特·博耶等人创立了DNA重组技术;
1976年，美国基因工程进入技术开发阶段，并生产了人工胰岛素、生长激素和干扰素等一批特效新药。
曾经逃脱克格勃追捕、叛逃英国的苏联生武专家凯恩·阿里贝科曾作证：“苏共并不相信尼克松在1975年的缔约说辞，哪怕美国下令销毁其庞大的生武库，但苏共高层依然认为美国只是为了掩藏其他活动。”
所谓“缔约”，指的就是1975年，美国携苏联等国正式加入的那份《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现在回过头看，这个公约本身就是个陷阱。
从一开始，那份公约内容中就没有(直到今天仍没有)禁止遗传工程技术、基因工程技术研究开发的限制款目。
这等于是从缔约伊始，美国就在给别国捆绑手脚的同时，却给自己留了一个口子。
在那之前，核武和化武两个领域，美国在上世纪60、70年代本就已不占霸主地位，苏联的存在让美国甚至恨不得核武器这种玩意在地球上消失——这和他二十年前在广岛长崎向斯大林耀武扬威的凛凛雄姿，已是云泥之别。
诚然，苏联在高速飞奔、特别是疯狂开展军备竞赛的70年代，并没有放弃第一代生武研发;但是自从70年代末位于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南郊的产炭疽杆菌工厂发生爆炸事故以后，苏联第一代研发就开始逐渐停滞，第二代的基因武器则压根就没有启动。
苏联生武军工的退化和国防警觉性整体松软的原因，是苏共上层的西化与变色，其造成的恶果则是持续性、历史性的。
2007年时，由美国军方外科医生出版的题为《生物战的医学方面》的教科书承认：“1951年，美国就已生产了第一批生物武器，反作物炸弹和杀伤人员弹药，并‘武器化和储存‘了所有这些武器。”
这本教科书说的确是事实，1952年6月11日，美军联合战略计划委员会提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关于生物战争政策和指令的陈述》中，也特别强调了美国“应该利用生物武器，以秘密战争的方式，对敌方平民进行隐秘伤害。”
那本教科书中还补充说：“美国CIA独立地‘开发使用包括眼镜蛇毒在内的毒素进行秘密行动的武器’，但不幸的是，1972年，有关情报的发展和部署的所有记录都被销毁了……”
好嘛，1972年，那个阶段你美国大功告成且抹掉了证据，这时候要来限制别国了?
那一时期，苏联的第一代生武也已和美国不相上下。于是为了抑敌，尼克松开始游说世界、促成了一系列限制生武的条约达成。
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哈克斯索尔上校，曾在上世纪80年代直言不讳地放风：“由于有了基因工程技术，实际上已几乎不可能判定某个国家是否遵守或违反《禁止生物公约》。”
这话说的真是够实诚。
更不要提美国在2001年其实就已退出了《国际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宣布启动“布萨林计划”，以防御的名义公开研发化学、病毒细菌和基因武器。
当时小布什的目标直指中东，旨在用第二代生物武器摧毁中东人民。
注意下图，小布什身后右侧戴眼镜的小老头儿，此人乃关键之人物。卖个关子，后文会叙。
不得不说，那个时候刚刚从十年军队经商的纸醉金迷中清醒过来的中国人，还在研究、惊叹美军90年代初在海湾战争以及90年代末在科索沃战争中的新型信息化作战业态，人家那边都已经再跨一步、把战争形态又升一级了……
到了奥巴马时代，美军公开启动了“布萨林2.0”计划，投入了更多资金开发生物基因武器。
后至川皇时代，2018年9月18日，川皇发布了首份美国国家生物系统性战略指导文件《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名义是防御，实则更大规模开发基因武器。
3.
犹记2017年10月，普京在俄罗斯公民社会和人权理事会一次会议上直接指出：“一些美国人正在俄境内收集不同族裔人士的生物材料，而具体目的不明。”
普京所言自然是事实，他那次发声的3个月前，美国空军教育训练司令部发布了一则招募信息，内容中特别指明：“需要获取俄罗斯人的核糖核酸(RNA)和滑膜液样本”，并称“全部样本(12份RNA和27份滑膜液)必须‘来自俄罗斯境内的白种人’。”
呵呵。
再说中国。
公开报道的所知的，“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过去十年从中国的临县、郑州和成都的300名受试者中收集了大量生物样本。
而另一项名为“中国食管鳞状细胞癌血清代谢生物标志物发现研究”的美国联邦项目，则从中国患者群体中收集了超过340份血清样本进行分析。
除了活体血清，还有死人头骨。
1998年以前，中国对古人骨的基因研究还未开始，美国一些机构就已经通过各种渠道、采取资助合作方式，将一些中国境内出土的古人骨运往美国进行DNA提取、扩增、测序、对比研究。
美国方面的说辞是：以此来研究中国古人类基因与现代人基因的一致性和差异性。
1996年7月时，美国《科学》杂志曾报道，哈佛大学的“群体遗传研究”计划组，当时在中国的血样采集已达2亿人次规模。
六年后，2002年的3月，哈佛大学公布的在中国安徽省总共进行的基因研究项目共有15个，包括哮喘病、高血压、肥胖症、糖尿病、骨殖疏松等。
这其中有多少血样到了美国?至今未知。
仅哮喘病一项，当时的项目负责人、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担任副教授的徐希平，其本人承认的拿到美国的中国人基因样本就有16000多份。
为什么选择安徽?
徐希平那时候向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申请预算时的说辞是：“安徽人口多、样本多，且例如安庆地区较为贫困，农民很少看过病，所以比较‘纯’。”
就在哈佛公布项目一年之后，中国爆发了非典………
非典战役之后，北京大学法律系硕士童增先生撰写了一本名为《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的书，这本书让他在当时备受国内亲美派的攻击，说他“阴谋论”、“破坏中美外交关系”云云……
今天，我建议大家重新再去阅读这本书，可读性很强。
在那本书中，童增明确证实：“1998年，我参加过一个‘中国西部老人长寿监测服务’的国际合作项目，发现美国、德国等一些机构偷偷地在中国采集老人的血样，从事基因研究。”
据美国国际开发署PREDICT项目公开的数据显示，自2008年4月至2018年9月，PREDICT项目针对冠状病毒，总计在中国采集了约388批次，8680件来自蝙蝠，老鼠及人体的病毒样品进行监测预警，其中1 项目为238批次、4874件样品，2项目为150批次，3806件样品。
据统计，至少有上万件左右的动物及人体的病毒，被运至美国的试验室里。
很多新闻大家应该不陌生，2015、2018年，华大基因连续被科技部点名。
特别是2018年10月25日那次，科技部的官网在那天的晚间发布信息：“华大基因、阿斯利康、药明康德、上海华山医院等6家公司或机构，因违反人类遗传资源管理规定，遭科技部处罚。”
无一例外，这些企业受罚的原因，都是涉及违规采集、收集、买卖、出口、出境中国人基因遗传资源。
其中这个药明康德，在2016年被国家安全部门检查时，就被发现他们试图将5156份具有中国人生物遗传样本偷渡到国外。
至于这个华大基因，emmmm………1990年，美国国会批准“人类基因组计划”计划，那时人在华盛顿的汪建——后来的华大创始人，顺而响应，于1994年悄然回国。
五年后，1999年9月1日，“人类基因组计划第五次会议”在英国伦敦召开，汪建在没有得到中国政府授权的情况下，在会上宣布“代表中国承接该计划1%的测序任务”。
华大，应运诞生。
2003年非典爆发后，华大迅速破译四株 SARS 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并在此基础上研发出检测试剂盒。
汪建和他的华大基因，走上人生巅峰。
4.
美国《The Scientist》杂志官网上有这样一条新闻：《实验室制造的新型冠状病毒引发争论》，其显示美国在2015年就在SARS基础上制造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可引发人类高传染性肺炎，。
该新闻也发表在《The Scientist》杂志上，科学界曾对该研究可能带给人类社会巨大风险展开争论。
《The Scientist》是一个致力于生命学科技研究的杂志，已经有25年以上的创刊历史，该杂志一直致力于研究生命科学、为科研人员提供最新的研究动态，科研成果发布等多方面的报道。
原文链接：
https://www.the-scientist.com/news-opinion/lab-made-coronavirus-triggers-debate-34502?archived_content=9BmGYHLCH6vLGNdd9YzYFAqV8S3Xw3L5
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传染病研究员拉尔夫·巴里克(Ralph Baric)，早在2015年11月9日就发表过一项研究报告：利用中华菊头蝠(马蹄蝠)中发现的SHC014冠状病毒表面蛋白，研究小组制造出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该病毒能让小鼠感染上SARS(非典肺炎)。
研究小组后发表在《The Scientist》杂志医学版的研究结果显示：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可以感染人类呼吸道细胞，并在小鼠身上引发疾病。
《The Scientist》杂志当时还报道，这一研究结果证明了SHC014表面蛋白结合和感染人类细胞的能力，证实了人们的担忧：即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可能无需中间宿主就能感染人类。
他们引发了一场有关这项研究风险的争论，这项工作被称为“功能获得研究”。
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病毒学家西蒙·韦恩·霍布森也告诉《The Scientist》杂志：“如果(新的)病毒逃走了，没有人能预测出它的轨迹。”
彼时的两年前，2013年10月时，美国政府停止了所有为“功能获得研究”提供的联邦资金，尤其是对流感、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的关注。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当时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这类研究，是因为它们有助于界定人类病原体相互作用的基本性质，有助于评估新出现传染源的爆发潜力，并为公共卫生和防御工作提供信息。”
“然而，这些研究还涉及生物安全和生物防御风险，需要更好地评估这些风险。”巴里克对《The Scientist》杂志说，他对SHC014新型冠状病毒的研究是在宣布暂停前开始的，国家卫生研究院允许它在审查过程中进行，并最终得出结论，这项工作不受新的限制影响。
但是一些研究人员，比如怀恩·霍布森(Wain-Hobson)不同意这个决定，争论归结为研究结果的信息量有多大。
罗格斯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和生物防御专家理查德·埃布赖特(Richard Ebrigh)告诉《The Scientist》杂志：“这项工作的唯一作用是在实验室里创造出一种新的非自然风险。”
但巴里克和其他人认可这项研究的重要性。
“(研究结果)将这种病毒从候选的新兴病原体转移到了明显的当前危险中，”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总裁彼得·达萨克向《The Scientist》杂志吐露过，该联盟从全球新兴疾病热点地区的动物和人类中采集过病毒。
该项研究《一个类似SARS的蝙蝠冠状病毒群显示感染人类的可能性》发表在《The Scientist》杂志医学版。
论文链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m.3985
简单摘要一些：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CoV)的出现，凸显了跨物种病毒传播事件在人类社会爆发的威胁。
在这里，我们研究了一种类似SARS病毒的SHC014病毒潜在致病性，该病毒目前在中华菊头蝠(马蹄蝠)种群中传播。
利用SARS病毒的反向遗传学系统，我们产生并鉴定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其在适应小鼠的SARS病毒主链中表达出SHC014病毒的刺针蛋白(spike)。
结果表明，该新型冠状病毒能利用SARS的人类细胞受体，即血管紧张素转换酶II(ACE2)的多个同源基因，在人类呼吸道细胞中有效复制，并在体外获得与SARS传染性相当的效果。
此外，体内实验显示，新型冠状病毒在小鼠肺中的复制具有显著的发病机制。对现有的基于SARS的免疫治疗和预防方法的评估效果不佳;单克隆抗体和疫苗方法均未能中和与保护新的spike蛋白病毒感染。
在此基础上，我们合成了一株具有感染性的全长SHC014重组病毒，并在体内外证明了该病毒强大的复制能力。我们的研究表明，目前在蝙蝠种群中传播的病毒有可能再次出现SARS潜在风险。
曾任美国病毒研究协会主席，世界病毒学顶级专家凯瑟琳·福尔摩斯(kathrynv.holmes)在2005年得出结论：SARS病毒在自然界已被彻底消灭。
并对SARS的再次爆发给出3个预言：
1、重新进化产生一种新的类似病毒
2、实验室病毒样本意外泄漏
3、发生生物恐怖袭击
针对凯瑟琳·福尔摩斯的“SARS不存于自然界之说，曾任卫生部非典疫情分析专家组组长、现任第四军医大学军事预防医学学院军队流行病学教研室教授的徐德忠领衔的研究组，连续发表3篇论文，得出两个惊人发现：
① SARS病毒的诞生经历了 “非自然进化”， 即基因改造 ;② SARS病毒的消亡源于“逆向进化”，即返祖现象。
2015年11月16日，杰夫·阿克斯特
5.
上述研究问世四年之后，2019年7月，美国政府突然强制关闭了著名的德特里克堡实验室。
当时该实验室发表声明称，美国CDC于7月份发布“关停命令”， 理由是该中心并没有“足够完善的系统对其最高安全等级实验室的废水进行净化”。
德里特克堡实验室被暂停的研究，涉及某些毒素，以及被称为“选择分子”(Select Agent)的某种细菌，美国那时就已确定这些细菌“有可能对公众、动植物健康或动植物产品构成严重威胁”……
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它启动数据来源是日本法西斯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献血的恶魔，用成箱的病毒报告换取了麦克阿瑟的保命。
1947年5月，马里兰州实验室筹备人诺尔波特·菲尔与石井四郎进行谈话，并得出结论：“日本的资料和成果对美国意义很大。”
OK，石井四郎的命，美国保了!
你问蒋光头当时怎么那么无能、怎么不抗议?别闹了，人家老蒋对日本人非但不追究，反而战后还邀请诸如根本博等日本军官，协助指挥国军打共军呢～～
同时除了日本，还有纳粹德国的病毒专家、至少在欧洲杀害超过百万人的埃里希·特劳布，也在战后被美国人请去马里兰州为德特里克堡服务、逃脱了纽伦堡审判。
而且特劳布还协助美国财阀建立了普拉姆岛细菌战动物疾病实验室，谋求在亚非拉推行生物灭绝。
正是这些Fascism病毒专家战后在美国帮助财阀建立起一整套生物灭绝进攻计划，在之后包括朝鲜战场、越南战场、中东战场等一系列战争中疯狂投放如“橙剂”等化武。
1953 年，在德特里克营服役10年的美国细菌战专家富兰克·奥森，惨死纽约，官方宣布为“自杀”。
但是他儿子事后说，父亲是准备向公众透露“朝鲜战争对中国军队实施细菌战”的真相才遭到暗杀。
直至1993年美国政府重新检验奥森尸体，结果不出所料，奥森确实死于非命，但是FBI、CIA等也都表示年代久远，不了了之……
6.
德特里克堡实验室被掩人耳目关闭的三个月后，中国武汉，军运会开幕，美军派出庞大军人代表团来武汉参赛。
然而吊诡的是，美国代表团在武汉一块金牌都没有获得;且后据美国记者韦伯透露，美军女士官贝纳西(Maatja Benassi)曾在美军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工作过，后作为“自行车运动员”来到武汉参赛。
两个月后，武汉爆发新冠肺炎疫情……
更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个人物又一次浮出水面：拉姆斯菲尔德。
他是前美国国防部长，小布什政府幕僚龙头鹰派人物，是策划和指挥了美国本世纪初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的幕后总导演。
回看一下上文所述的：2001年小布什宣布启动“布萨林计划”，公开研发化学、病毒细菌和基因武器，目标直指中东、旨在用第二代生物武器摧毁中东人民。
但同时拉姆斯菲尔德还有一个身份：著名制药公司吉利德科学公司(Gilead Sciences, Inc.)的董事长。
该公司所开发和销售的药物，广泛应用在治疗病菌传染方面，包括不限于病毒传染、真菌感染和细菌传染。
这家坐拥美国军方大佬的公司可谓“神通广大”：2003年的非典和2006年的禽流感H7N9，均是吉列德第一时间拿出了“特效药”达菲(Tamiflu)。
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又是吉列德，第一时间以救世主的姿态迅速为世界捧上了一度被吹上天的瑞德西韦(虽然这次翻了车、临床药效惨遭打脸)。
不知这家公司，或者说拉姆斯菲尔德先生，与「冠状病毒」是什么关系?总能如此精准快速地破获药方，这么神奇吗?
7.
再说一个国家：哈萨克斯坦。
前年4月时，《病毒》杂志(2019, 11, 356, doi:10.3390v1140356)曾公布过美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专家团队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毒株的成果，其宿主是当地蝙蝠。
美国国防部当时在阿拉木图专项实验室的KZ-33项目框架内，完成了研究工作(《热带医学与传染病》,2019,4,136,doi:10.3390/《热带医学》 4040136)，项目由来自美国久克大学的斯米特教授领导，他与美国卫生部疾控中心和国家卫生研究所关系密切。
后据哈萨克斯坦媒体报道，大约半年之后，美国人向实验室运来了携带冠状病毒的生物样本——“在分子水平上它们与两年前实验室研究的毒株完全一致，据观察，这段时间并未离开中央专项实验室。这是美国疾控中心专家培训哈萨克斯坦流行病医生最后阶段框架内的联合工作”。
根据公开的来源(《病毒》，2019年第2页)，2017年4-5月，美国就已经进行了上述冠状病毒研究，2017年研究的病毒类型和COVID-19，均属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
去年5月底，哈萨克斯坦Ehonews.kz网站还报道，美国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生物实验室进行了“不透明的研究”，而经费来自于五角大楼。
该实验室的研究项目是在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的KZ-33项目资助框架下进行的。
报道还指出，位于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生态安全问题研究所还注意到，根据官方出版物和科研论文的发表内容，该研究所从2017年就开始对某些类型的冠状病毒进行研究。
同时，该实验室的“透明性”存在严重问题。如前年6月在阿拉木图举行的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外长会议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曾正式询问是否允许俄罗斯作为观察员、了解该美国军事生物实验室的活动，但他至今未收到美国方面的答复。
一个月后，去年的7月初，哈萨克斯坦出现不明原因肺炎……
当前，美国是全球拥有生物安全最高等级BSL-4实验室最多的国家，占全球比例是48.15%——这并不奇怪，根据今年斯德哥尔摩研究所公布的2019年全球军费数据：全球1.9173万亿美元，美国7320亿美元，美占比达到38%。
当前，仅美国疾控中心(CDC)就拥有1700多名科学家，在美国200多个尖端实验室中工作，从亚特兰大到斯波坎，科林斯堡，辛辛那提，匹兹堡，摩根敦，安克雷奇和圣胡安。
当前，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科学技术局(S&T)、国家实验室办公室(ONL)管理着六个DHS实验室，其中有四个正是与生物武器开放相关：位于马里兰州阿伯丁试验场的化学安全分析中心、位于马里兰州迪特里克堡的国家生物防御分析与对策中心、位于纽约州的梅花岛动物疾病中心、位于堪萨斯州曼哈顿的美国国家生物和农业防御设施。
跋.
1976年《波士顿环球报》曝光过，早在杜鲁门执政时期，美军曾秘密对500名拉美人进行人体实验，从该实验提取的新梅毒性病感染超过1300人。
二十年的拱卒，我们被伤害太多，外敌蜂拥，内奸跃动。
当然了，近些年我们也正在苏醒和反制。
回想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一个非洲大陆的民间卫生事件，为何我解放军会从头到尾的关注、尤其陈薇院士为什么会直言不讳：“别看非洲离我们远，埃博拉想传到中国来，也就一个航班的事儿。”
有些人看不到，但我们的解放军看得很清楚：2014年美国向非洲派出的救援队伍根本不是什么“医疗人员”，而是货真价实的美国大兵。
重申并正告：2019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我国第一部《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
“采集、保藏、利用、对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不得危害我国公众健康、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符合伦理原则，保护资源提供者的合法权益………外国组织、个人及其设立或者实际控制的机构不得在我国境内采集、保藏我国人类遗传资源，不得向境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