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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一下这位肖老师的完整版“训斥”视频，以及她后续的道歉言论，我更加笃定我昨天的看法：这货真的也是个“受害者”(打引号)……(天津一中学老师被指攀比家长歧视学生 http://www.mzfxw.com/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12&id=148547)
她的整个思维框架、整个财富观和教育观，都不过是被环境灌造而已。其发表的那番说辞包括语态语气，简直就是一幅时代的作品。
再说得狠一点，她那段话难道不是许多她的同行们也藏在心里、只不过没像她那么傻愣愣得喷出来(也许她那天月经乱掉、也许那天和老公吵架、也许那天被领导批评)而已吗?
特别是她的道歉发言，比训斥用辞更加露骨：“你不努力，你就会阶层下移”——你甚至能感受到这位女士对那些贫下家庭学生的某种“苦口婆心”(打引号)。
谁都明白什么是理想状态的政治正确，但这位老师竟依然会在公共场合胆大包天地「嫌贫爱富」、公然地以财富体量去定义一个孩子及其背后家庭的层次……
试问，谁给她的勇气呢?
很显然，是她平日所接受到的这个社会的风气。
风气，让她深以为那样一种政治不正确的话，虽然血淋淋，但就是很现实、很一针见血、很能起到教育作用、很能激发学生去“努力奋斗”“上课时不要再说话了”……
正如她被扒出竟然还被评为过“最美教师”……#对比家长收入老师曾被评为最美教师#
可见她脑子里那一幅油腻的价值观过去许多年在现实中确实指导着她在体制内——油腻的体制内——混得风生水起。
所以她喷出了口，在面对一个贫下家庭的学生竟然“胆敢在课堂上说话”时，腰杆笔挺得怒骂训斥。
所以之所以，讨论这个事件，还是要回归到本源：教育出这么一个“嫌贫爱富”教师的“嫌贫爱富”风气，是怎么形成的?
2013年，《中国商报》曾刊过一篇文章《市场化是中国教育唯一出路》，里面有云：“市场经济下的市场教育应该是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多元化，办学形式多样化，办学方向市场化，人才培养差异化。就像大自然的山一样有高有低，像海洋一样有涨潮有落潮”、“30多年春天的故事，让中国坐上了世界经济总量的第二把交椅，我们同样期待着‘1978’的教育之春能如约向我们走来。”
那篇文章发表的2013年，北京的学区房当年连续4个月上涨1500元。
也是到2013年时，中国家庭平均教育支出占比已经达到1/6。
当教育消费成为一项社会巨量产业时，这背后所体现的就是财富导向之下的中国教育分层。
毕竟在自由化的市场大潮里，是没有公平可言的。除非你拒绝进入市场，即拒绝接受教育。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有没有过“特殊学校”?当然有，那就是一众著名的干部子弟学校。
干部子弟学校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边区，1937年徐特立提议开办干部子弟小学，得到中央批准，随后在鲁迅师范学校开设了一个小学班，这成为了第一个干部子弟小学;一年后，延安干部子弟学校成立;再三年后，八路军干部子弟小学成立。
成立干部子弟学制，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特定的政治诉求，主要是想打破“党的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界限，以及在战争阴影下“保留革命火种”的愿景。
像“一保小”“二保小”“华东保育院”等在抗战与解放战争过渡时期建立的，都带有鲜明的革命色彩。
但是在建国后进入新中国阶段，这些干部子弟学校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娇生惯养、铺张浪费、与工农子弟显现出待遇差距。
到1952年时，根据华北、西北、东北、华东四大区的统计，各类干部子弟小学达到42所，学生超过13000人，教职工将近3000人。
这些干部小学的待遇普遍优渥，甚至像北京育才小学、华北育才小学还出现过教师每日给孩子称体重、陪吃陪喝、生怕体重下降的怪像。
这样的问题，引起了毛主席的反感和警觉。
早在1951年，毛主席就对干部子弟小学用汽车接送的问题表达过不满：“浪费汽油”、“这值得注意!”
伴随着同一时期的三反运动，毛主席“反特权、反官僚”的改革思路被贯彻下去，干部子弟小学开始了一轮大整改。首先解决的就是北京育英、育才、培英等学校占地厂房过多、经费开支过高、寄宿制范围过大等现象。
但这其中遭遇的阻力不可谓不大，某些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家长甚至联名给北京市委写信要求保留寄宿制和汽车接送，甚至要求用党校的宿舍再建一群干部小学……
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1952年6月，毛主席正式做出批示：“一、如有可能，应全面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贵族学校”，这是毛主席亲自为这一类权贵教育场所贴上的标签。
进入80年代后，新的风潮开始出现。
1980年，美国大使馆联合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大使馆，共同建立了北京顺义国际学校。
这也是中国第一所完全采用国外教学体系和管理体系的国际学校，当时该校只接收使馆人员子女。
国际学校并非是改开的产物，1969年就有北京巴基斯坦使馆学校，之后还有1973年成立的北京芳草地国际学校和1975年成立的北京第五十五中学国际学生部。
但是这三所国际学校采用的均是我国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方式，增加了在语言教学上的比重和本民族的教学内容。这和后来的国际学校从本质定义上有很大差别。
整个80年代，我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节奏下悄咪咪诞生了6所国际学校，其中5所为外籍子女学校，以及1个公立学校国际部。
客观说，那个时期中国教育的国际化、差异化还不算太过明显，国际学校主要是解决使馆工作人员子女以及在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工作的外籍人员子女的学习问题。
但是进入90年代，随着国门进一步洞开、外企涌入，同时某些“先富起来的人”走上前台，国际学校的数量与性质开始出现了根本性的巨变。
类似上海中学国际部、北师大附中、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中、广州碧桂园学校、大连枫叶国际学校等学校，其“贵族”“奢华”的味道逐渐浓郁。
后进入21世纪，就更不必说了，以人大附中国际班、北京四中国际部、北京十一中学国际班、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学校、苏州德威英国国际学校、天津惠灵顿国际学校等为桥头堡，“贵族学校”已经不再成为讳莫如深的词汇，而是一种堂而皇之的广告语、品牌形象。
网络上曾有一段子：“某些省份的省委书记，也不如北京的一个街道办主任牛掰。看看人家抽屉里多少张贵族幼儿园、贵族中小学的条子吧。”
80年代“学区分”、“就近上学”的概念出现，这是对1978年《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试行方案》和1983年《关于进一步提高普通中学教育质量的几点意见》的指导精神的呼应。
尤为有趣的是，1978年的《方案》中明确提出：“以后要在重点中小学建设长期规划上，形成‘小金字塔’结构……”
步入21世纪，「学区房」横空出世，小金字塔陡然形成了。
恩格斯有这样一段话：“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苦。”
眼见这种局面、这种社会画像，我们如果仍然单单仅去批评一个老师“嫌贫爱富”，是不是有点舍本逐末了?
1958年，毛主席曾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同年9月，中央发出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亦有指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将一个孩子驱逐出课堂真的是很容易的，容易得就如同把一个阶级驱逐出越来越聚合化的水泥大都市、钢筋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