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良: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不是换个名称就能够得到的

　　最近中国各种与人民为敌的极右势力包括汉奸势力，突然大肆炒作起了所谓”左翼自由主义”的概念，目的是披上左翼自由主义的新装，与左派争夺对群众的话语权。
　　之所以要换上一个陌生称呼，是因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中国右翼势力，在改革过程中一系列助纣为孽的丧尽天良行为，已经引起了老百姓的极端愤怒，如果不改个名称，莫说是想发动群众搞颜色革命，一上就给老百姓机会，他们自己都会成为革命对象。所以他们便想到要换一个名称，换一个老百姓从来没见过的新名称，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左翼自由主义”转基因品种。
　　正好中国官僚集团也需要“左翼自由主义”这样一个政治转基因品种。中国官僚集团既不愿意拱手把政权交给右派，更不愿意向左派转变，他们也需要造一个非驴非马的新品种来面对人民，炒作这个名称的彭博新闻社，本身就是有关方面投入巨资打造的“转基因媒体”。
　　只是他们太天真了，他们认为无论什么样的政治力量，只要换个新面具，就可以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就可以把人民群众从左派那里夺走。他们把中国的政治生活，完全看成了街头行骗那么简单。他们把中国老百姓完全看成了象捏面团那样可以随便捏来捏去。
　　虽然我们承认，最近有关方面出巨资创办的所谓左翼自由主义媒体，的确赚取了大量眼球，拉走了一大批左翼力量，造成了左翼事业的很大挫折。但是他们不可能彻底挫败社会主义复兴事业，不可能阻挡中国红色大潮的崛起，更不可能长期欺骗人民群众，因为他们不代表人民的利益。鲁迅先生讲，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毕竟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中国极在势力在祸害了老百姓三十多年之后，幻想通过换个马甲，就可以再次获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那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是太阳从西边出来。 　　关联阅读：

中国左翼自由主义的“香港共识”：一次不亮旗的亮旗

　　左翼自由主义与中国：理念与实践”研讨会8月2日、3日于香港中文大学举行。周保松、钱永祥、刘擎、张铁志、梁文道等名字出现在与会者名单，共有来自中国内地、台湾、香港和海外的三十余位学者参加了研讨。
　　这是华人思想界第一次以左翼自由主义为主题召开的研讨会，低调，却堪称思想界的一次整合。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左翼自由主义这一思想流派的形成。
　　自由主义过时了吗？“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自由主义自诩为现代性的政治形式有所怀疑和挑战，他们认为，如果西方启蒙的现代性有其严重的缺陷和限制，那么自由主义也一样是有缺陷和限制的；至少，自由主义并没有能力反省和弥补现代性的缺陷。”台湾著名政治学者钱永祥如是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了更多的选择，后现代主义、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各种古典主义、儒学社会主义、国学热……同时，无力回应社会正义问题和中国国情也使自由主义步入窘境。
　　如著名思想史学者许纪霖所言，10年来，自由派的空间被大大压缩，某些议题不能提及，于是主动放弃了理论战场，降一个层面，换一个战场，转移到公共媒体。这样的策略改变，一方面使得公共媒体的自由派声音占压倒性优势，另一方面也使得在宏观理论上自由派更加苍白。
　　香港政治哲学学者周保松是研讨会的主办者，他在会议召开前如此陈述迫切性：近年中国思想界开始出现一些对于自由主义的反思，主张自由主义不仅要关心自由民主和市场，也应该重视平等和分配正义议题，以及关注性别环保教育等社会议题。我们更要思考，自由主义如何才能好好响应中国今天的种种困境和纠葛，它的进步性批判性体现在哪里。这都是所谓“左翼自由主义”的关怀。
　　看似不兼容的自由和正义能否结合？看似不相干的议题能否容纳？主张的进一步分化会导致怎样的图景？
　　这自然会产生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左派vs.右派”的质疑。“左翼自由主义”在壮大，我们很多耳熟能详的自由主义者近年来逐步“左转”为左翼自由主义者，很多传统左翼的知识分子也逐步“右转”为左翼自由主义者。
　　近年，陈冠中、钱永祥、许纪霖、周濂、陈宜中、刘擎、梁文道、张铁志等，都曾发表过文章，表达过类似关注。在7月24日澎湃新闻发布的周濂对话陈冠中一文里，周濂更是说：“其实我觉得平等自由主义或者左翼自由主义的旗帜是时候应该亮出来了。”
　　不亮旗，却成为此次研讨会的良苦用心。
　　“左翼自由主义”的实质内容是什么？其基础何在？这些基础是否经得起质疑？会议强调讨论的自由开放，没有任何预设的立场。“事实上，为了产生更大的思想碰撞，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不少对自由主义持批评立场的朋友来参加。”所谓的批评者，来自左派、儒家，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者。
　　他们坐在了同一张桌前。上一次思想界力图达到共识的努力还是“牛津共识”，过程艰难，结果富争议。此次的“香港共识”性质却截然不同。
　　澎湃新闻作为唯一受邀的媒体奔赴香港中文大学，带来独家报道。

　　“不用顾忌辈分，有什么话都可以说”
　　周保松劳心劳力，在会议开始前开着自己的车把学者从山下的住处接到中大半山腰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每天结束后再一趟趟载下去。从筹备到召开，三个礼拜都不够。会议地点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麦加”，所有做当代研究的人都来过这个地方。
　　这是周保松心目中最理想的开思想会议的地方。像一次阅览室中的会议，坐在一排排木质书架旁，会议桌由几张桌子拼起，带来紧凑而亲密的空间感。窗外是葱茏的树木和起伏的山峦。很多年轻的面孔出现了，跟一般的会议不同，周保松邀请了很多对政治理论感兴趣的博士生，“不用顾忌辈分，有什么话都可以说”。　　这是周保松心目中最理想的开思想会议的地方。　　过去的一年中，先后有几本自由主义著作面世，包括钱永祥的《动情的理性：政治哲学作为道德实践》、陈宜中的《当代正义论辩》、曾瑞明的《参与对等与全球正义》，以及周保松的《政治的道德：从自由主义的观点看》。关注议题虽然各有不同，基本都持有一种左翼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观点，并以这种观点去判断和批判种种社会不公，同时响应其它理论的挑战。
　　这个机缘让周保松开始设想，也许可以找个机会，以这几本书作为讨论起点，就自由主义作出认真反思。在“自由主义”前面加上“左翼”，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将它和一般人所理解的“右翼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作出理念上的区分，将西方语境下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或“自由平等主义”（liberal egalitarianism）和“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及“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区分开来。
　　“从90年代开始，左右截然对立，知识界朋友往往一见面必问你是左还是右，程度如何，好像成了一个最易将人分类的标签。那么左翼自由主义是不是左右混杂在一起或来点互相妥协？它在政治社经问题上究竟是怎样的立场？背后的道德基础是什么？不少人认为，右翼就要自由和市场，左翼就要平等和国家，好像这些价值都是分开的，不相容的。过去这几年已经产生了很多讨论，比如陈冠中去年在共识网发表的2万字长文，和最近在《上海书评》的对话，说要打破过去的思想框架，既要自由民主，又要批判资本主义市场和贫富分配不公，还有不能回避许多社会的新议题：环境、女性主义、民族主义和国际关系等。”会议从周保松的剖白开始。
　　中大山上云气变幻快，两天讨论的过程中，窗外时不时下起沉默的雨（因为隔音很好），与会者便以此为借口不去吃饭延长讨论。每个人都非常珍惜。　　不要人身攻击
　　“自由主义者啊，你们就是一帮心软的人，为什么心软？是因为你们头脑简单，还沾沾自喜。现实世界很复杂，你们不配沾沾自喜。你们不明白，所以我们要教训你们。”国内著名政治学者刘擎在第一天夜晚的沙龙上如此戏谑地描述自由主义者遭到的攻击。
　　周保松之后自嘲：“我是naïve的，不知道中国学界都在吵什么。”
　　在中国学界，学术常常与人格联系在一起，所以学术讨论会演变为人身攻击，一定要说服、压倒对方，批评或否定则意味着对“自我”的否定。成长于香港和英国学术环境的周保松对这一氛围并不熟悉。他更喜欢对话，每个人积极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主动邀请批评。他希望的是一种自由、平和的心境和氛围。
　　针对可能的误解，刘擎反复强调：“我们不是亮出一个旗号，不想贴标签。提出一种主义就是区隔于别人。而且要考虑政治问题，毕竟作者都来自港台。”
　　钱永祥近年来心系内地，出版的书都不是针对台湾读者的。令他感到失望的是，他在文章中提到的内地学者却甚少有人与他对话。“我认为刘擎做的很成功，谈爱国主义，进入了对方的感情结构。我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看国内的古典主义，不知道怎么进入他们的感情结构。也许在这个问题上我太现代、启蒙、西方，我的感情结构对对方来说也是莫名其妙的。”他陷入这样的反思。
　　由此他更珍惜坐下来谈左翼自由主义的机会：“如果只看成标签、旗号，那就失去了一个机会！”
　　周保松正走在面对公众的路上，他的新著《政治的道德》很少脚注和术语，脱胎于为《南风窗》写的专栏，试图用清楚的语言与大陆公众谈重要的自由主义议题。“无论多难，都应该讲清楚给一般人听。写好了放上微博，让大家讨论，让一般人来批评。这是很好玩的经验，从没面对过数以万计的读者，也有很激烈的批评。认真回应的文章，现在已经有三十篇了。在香港写这个，没人看没人讨论。这三年的写作经验对我怎么做政治哲学有相当大的影响。”
　　只要讨论和对话，不拉帮结派和抱团取暖，也是他给这次研讨会的定位。　　自由主义：老学说，却依然“天真”？
　　会议前夜，聚在中大的学者们高谈阔论到凌晨，钱永祥却9点半就早早回到酒店准备发言，“现在没以前精力好了”。
　　他羡慕年轻人，在两天的会议中始终谦卑地询问和关注在场年轻人的看法，埋头用铅笔在纸上刷刷写动。
　　前晚台风肆虐，2日一早阳光普照，气象一新。钱永祥在开头如是说：“我希望通过这个会议让我的思想重新获得活力和前瞻性。”
　　东方的政治思想从来没有真正自由主义化，从来没有摆脱道德而回归政治、法律，回归政治过程，回到责任伦理与公共领域。钱永祥在访谈中问：“可是为什么美国、英国这些老字号民主国家，到今天仍然有强大的自由主义运动，更有蓬勃的、推陈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潮？反过来说，为什么你面对一个政权，它不侵犯人权、也实行民主政治，你就讲不出话来？那是因为对方那个政权真的完美无暇了？还是因为你自己原来批评的立场太贫乏、太狭窄？中国的自由主义，从五四到今天，都在这个问题上缺乏反省，包括中国大陆今天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敌人还来自内部，张铁志告诉澎湃新闻，他看到的国内哈耶克式自由主义、放任主义霸权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
　　怎样持一种更佳的自由主义立场？周保松坚持的是他初衷上的单纯：“当代中国的困境，自由主义可以有很多资源回应，但微博小秘书总是删帖。我们应该来回应，这是我对一些自由主义者不满的地方。”
　　面对保守主义、古典主义和宗教的争夺，或自由主义依附于另一种思潮的趋势，周保松并不深深在意。谈及自由主义怎样在中国生根发芽：“我很奇怪为什么自由主义不能自己生根，而一定要借助另一种儒家或基督教来与其结合。我们如此重视自由，很简单，那是因为自由对我们十分重要。我们在当下实实在在承受的压力中，体会到自由的价值。我们早已活在现代社会，并在现代化过程中建构出新的自我理解和对人的主体性的重视。”
　　在激烈的争论中，有人说现在已经不可能有单纯的自由主义者了，总是同时带有其它立场。周保松给出的回答是：“我为什么硬要放一个儒家在我前面，为什么不能做一个完整的自由主义者？！事实上，自由主义的理念早已随着改革开放，一步步在中国社会生根，影响我们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更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和看世界的方式。你看看台湾和韩国的转型，再看看香港的今天，都是直接诉诸自由主义的理念和制度，而不需要在前面加什么儒家式的或基督教式的自由主义。”　　事关平等正义
　　周保松在中国农村出生和长大，父母两边都是地主，外公被枪毙，婆婆从没见过，大跃进时饿死，父亲是右派。他经历过生产大队的童年，过过放牛的日子。八十年代中移民香港，住在深水埗极狭窄的板间房，几户人家挤在一个数十平方米的小单位，共享一个洗手间。
　　从社会主义实验来到资本主义社会，周保松进入中文大学，本科大部分时间不在读哲学，而在参与学生运动。后来到英国读书，又亲身观察和体会到欧洲福利国家的优点和困难。
　　“我政治哲学的立场受很多我生活经验的影响，而不是纯粹从理性推论出一个哲学立场。这些经验，让我直接看到人在不同制度下的生存状态，让我看到人的脆弱和人的尊严，同时明白制度对人的深远影响。”
　　《政治的道德》是周保松献给钱永祥的退休礼物，在香港书展上畅销，卖了一千多本，打破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记录。比起周濂的书在内地卖30万本，这就是香港的畅销学术书概念。对“道德”的强调支撑着这本书。
　　“每个公民，每个自由平等的公民，都有要求受到国家公正对待的权利，因为国家拥有巨大的权力，并以不同方式影响甚至支配我们的生活。我们享有什么自由和权利，拥有多少机会和财富，都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制度影响。＂
　　所以必须谈公平正义。
　　“自由主义一个很深的道德信念，是人人平等。但道德平等的基础在哪里？例如在街上看到不同的人，你知道每个人都跟你不一样，但你会不会认为，因为大家都是人，因此我们享有同样的道德价值，并应受到平等的尊重？我的想法是，如果我意识到我的生命对我非常重要，那么推己及人，我们也应意识到其它人的生命对他们也同样重要，他们也同样渴望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就此而言，我们的生命都有同样的道德价值。”
　　《参与对等与全球正义》作者曾瑞明在前辈学者面前算得上年轻，却受到高度重视，就是因为罕有人谈论全球正义。全球正义是典型的左翼自由主义议题。对国家主义、民主主义者来说，全球正义不是问题，国家民族的利益是最高的，只想从外面获利。对右翼自由主义来说，全球都是大市场，自由竞争，穷的国家我有什么义务照顾你？周保松质问：“现在中国在崛起，越来越强大，也会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重要力量。如果我们只是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国际关系和中国在世界的角色，而不考虑如何促进世界和平和更公平的全球资源分配，我认为是很不足够很保守的。”
　　台湾政治学者陈宜中的《当代正义论辩》的宝贵之处也在于此。　　左翼+自由主义
　　我们很多耳熟能详的自由主义者近年来逐步“左转”为左翼自由主义者，很多传统左翼的知识分子也逐步“右转”为左翼自由主义者。
　　钱永祥的身上打下了从左派到自由主义的烙印。“年轻的时候很多认识不完整，你说我懂得马克思主义到什么程度？我自己都不相信我有多了解。台湾的条件不准你接触左派，如果有马克思的书，要坐牢。出国后，我花了一年时间读马克思。留学接触到中国老一辈左派人士，特别是托派，对我有过很大帮助，帮我摆脱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去质疑。托派是马列内部的一种倾向，要摆脱斯大林主义。我开始对列宁主义有批评。这是个逐渐蜕变的空间，察觉到各种问题。最后剩下什么？剩下的东西呼应于自由主义。”
　　“两者都是启蒙产物，启蒙运动在价值上是相当驳杂的组合。后来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发生冲突。接受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是社会主义反对的。罗尔斯后期离开自由主义传统，与社会主义结合。我想重新梳理。”
　　与会的台湾著名作家、时评人张铁志也被说是由左而来。
　　他目前居住在香港，任《号外》主编，并在中大教授台湾政治。
　　张铁志年轻时读简体版《共产党宣言》，这是台湾那代人叛逆的表现。马克思和左翼思想当时在台湾被压抑，且因为面对的是右翼威权政体，所以左翼思想格外有吸引力。但在威权政体下，张铁志也同时信仰自由民主。
　　1991年，张铁志进入大学，冷战瓦解了，人们说历史终结了，可是他不愿意去相信只有资本主义一种胜利的可能。张铁志从大学开始就在思考“第三条路”，尤其倾向社会民主主义。后来念政治学博士，也都是朝向这方面思考。相对于其它几位研究政治哲学的学者，他更关注的是民主化与经济转型的问题，以及福利国家的研究等等。
　　张铁志从研究生开始在报纸写评论，希望介入公共讨论，用摇滚乐讨论音乐和政治的关系，激励了一代台湾音乐人。让他觉得有意思的是，这些书原来先在台湾出版，写的是英美的音乐反抗运动，所以刚在大陆出时，就有人说“很左”。
　　在2013年大陆出版的《时代正在改变》一书中，张铁志既有对于民主的辩护，也有对资本主义的批评。
　　他在序中特别写道：“我和部分港台知识界朋友和大陆目前自由派与新左派的价值立场都不尽完全相同：我们倾向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经济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因为我们相信政治自由与社会平等是要同时追寻的目标。本书中许多对台湾或美国民主的批评，可能会让读者朋友们感觉比较“左”，但必须澄清的是，这个‘左’和大陆所谓的‘左’是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并不质疑民主的基本价值，而是对民主有更高的期待。台湾或美国民主的弊病，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有政治竞争、三权分立──这些当然都是好东西──我们在乎的是，如何透过更进一步的制度改革来确保公民的自由与平等。”
　　在张铁志眼中，谈自由主义在中国，不应只看自由主义哲学家的作品，而是看他们在公众中的影响。从这个层面来说，市场至上的思考在一般自由派中还是很盛行，放任自由主义霸权在内地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面对一个强大的国家我可以理解这个心态，也可以理解策略上，现在不去谈强化国家角色，但是许多人对国家vs.市场的态度，不只是指中国脉络，而是成为一种绝对价值。比如国内很多人对美国‘茶党’的态度令我惊讶。这会有令人担心的后果。放任自由主义只重视民主而把平等视为其次，我们都必须认识到，一旦建立起一个新的民主，巨大的不平等只会伤害这个新民主的正当性。此外，晚近研究也指出，越是巨大不平等越不利于政治转型，因为既得利益者会不愿意放弃权力。”
　　周保松同样认为，为自由主义加上左翼，是要向放任自由主义说再见。
　　“很多人把放任自由主义翻译成自由至上主义，我觉得根本不是自由至上，因为市场放任所导致的社会不公正和贫富悬殊，不见得能很好地保障和实现每个公民的政治自由和基本自由。如果我们真的在乎自由，就既要在政治上争取民主和权利，同时要关心市场资本主义社会导致的种种压迫和不公平。”
　　社会现实也反映着放任自由主义的问题。“市场化和加入WTO以来，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怎么解释？放任自由主义者说问题不是出在市场，而是出在国家，如果完全市场化，就解决了。那你看看香港，它是最接近放任自由主义的，被美国传统基金会连续19年评为经济自由度全球第一，却有过百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所以这种说法没有说服力。”
　　在周保松眼中，在今天的的中国，自由主义最大的理论对手，不是保守主义或社会主义，而是放任自由主义。他在香港和英国多年的生活经验，让他清楚看到和体会到，资本主义在全球已经取得支配性位置，同时在民众中享有极大正当性。
　　他并不否认市场的重要，更不否认市场经济过去三十多年为中国带来巨大进步，包括经济和社会发展。但他也意识到，过度崇拜市场，无视市场社会带来的各种弊端及资源分配不公，忽略底层人民在市场中承受的苦难，那不可能是中国的出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挑战，是要建构出一套以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理论，一方面致力改变威权和利益集团的桎梏，另一方面要在社会不同领域令自由平等的公民受到公平对待。　　自由主义不是中产男性
　　“儒家是典型强调道德成就的，可是人能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取决于很多因素，很多时候人活着只是躲避可能的伤害。所以我想改变自由主义的叙述，以免觉得自由主义就是中产男性。”钱永祥说。
　　在他那里，一个人，既不是假设的理性人，也不是假设的道德强人，只是一个脆弱的、赤裸裸的飘摇之物。也许，是一个屌丝。
　　“一个生命，既然必然受制于残疾、病痛、老化，既然生理的需求注定不能一劳永逸地满足，既然身体的各项功能经常退化、失调、败坏，既然各种欲求与情绪的骚扰不断，既然情感的波动犹如海上浪涛、有如风中的残枝一般无法静止：这样的生命，从道德角度来看应该是什么面貌？”钱永祥曾这样饱含情感和悲悯地描述。
　　这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人本主义。
　　道德本来提供了自由主义所亟需的基础，是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观所系，但是因为资本主义喧宾夺主，淹没了这个道德面向，更因为流行的价值多元主义逼迫自由主义采取“中立”的姿态，许多人担心道德关怀究竟会不会成为自由主义的画蛇负担。针对这种忧虑，周保松直接把道德反思视为人性的根本能力，自由主义即是这种反思能力的发挥，无可摆脱；钱永祥则用人本主义诠释道德在自由主义中的关键地位，强调这个面向是自由主义的关怀所在，无所遁逃。
　　钱永祥的新书名为《动情的理性》，当听到此书很感人的反馈，钱永祥却摇头说：“那说明这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哲学著作。”
　　在感性的生命经验和冷静的理性之间摇摆，也许是很多学者的状态。
　　“用道德考虑要求于政治，并不是人类历史的常态，即使在今天这个民主时代也往往难以落实。”钱永祥如此实事求是地说。
　　头上的星空，永远在头上。但要为水里火里的人做些什么？他的论述铿锵：“道德真的能凌驾吗？我知道从未，但还是要坚持，要问出于政策或紧急状况，或者多数人的偏好，我们会不会开始牺牲个人？我们历史上一直在牺牲，现在还在牺牲。我能从理论上很好的证明道德的优先性吗？我不能，并没有想到很好的答案。”
　　周保松未必不动情，他讲述了他个人生命中的一个决定性时刻，自此影响了他的关怀。
　　几年前的一天他去九龙塘看电影，经过一个天桥，时值冬天，一个老人家跪在那里乞讨，“那时我发觉我的自由比她多很多，那一刻，我看到很多穷人活在不自由。在许多人的想象中，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城市。但那一刻我看到，对于很多活在极度贫穷中的人，他们不仅是在承受贫穷和饥饿，更是在丧失生命中许多重要的基本自由。一个人财富的多寡，直接影响他的自由的多寡。在概念上我们必须看到这点。 ”　　自由主义该不该泛化？
　　该不该关注动物的痛苦？该不该支持同性恋权利？此次研讨会的火力还集中在自由主义该不该泛化。
　　钱永祥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想中国人，不管台湾的中国人、还是大陆的中国人，在中国文化影响下，对于政治权力的处理还是很陌生的，因为中国人被压得太久了、太没有政治经验了。在权力斗争方面，中国人很老到，有几千年的宫廷传统，但是真正把政治作为一个公共的事物来处理，台湾人比较陌生，大陆人当然更陌生。”
　　所以他觉得大陆和台湾的中国人最迫切需要的是学习现代意义的政治。拉莫尔直率地表示：自由主义是一套“关于政治的哲学”，而不是一套“关于人的哲学”。
　　但自由主义就仅仅局限在政治理论了吗？钱永祥又举棋不定。
　　在他心目中，自由主义该有厚度，应该从狭隘的政治学说发展成关于社会、文化、价值的全面主张。“自由主义应该是一套关于广义社会生活的学说，如果只关注国家或者政府的权限，但是忽视整个社会在种族、性别、资源分配各方面弥漫的压迫，自由主义就违反了自身的价值立场了。”
　　有人说，泛化为全面的社会、文化主张会模糊了自由主义的面目。他觉得这样将自身原则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反而是自由主义一种健康的发展
　　讨论就此展开。陈宜中发问：“如果你说自由主义不仅仅是罗尔斯那种集中于政治面的理论，而是个人生活的全面规范，一套全面性的学说，那很多人会问这跟宗教有什么区别? ”
　　钱永祥答：“区别在于自由主义没有规范，是解放！中国公共文化完全没提供自由主义论述的资源，在中国不可能用政治来justify，来展开论述。在中国局限在政治意义，没有人会有积极的回应。到中国人家庭里看看什么是自由平等，你得到的自由概念和教科书上的自由是不一样的。”
　　钱永祥还有这样的考虑：“如果自由主义扩大了论述范围，考察家庭等等，生存困境，对于年轻是不是更有吸引力？和年轻人的生活经验接的上。”
　　陈宜中：“所谓奇奇怪怪的问题，动物啊同志啊，都是真切发生的问题，一个个都已经来敲门了，都需要面对、讨论啊。”
　　钱永祥：“高全喜认为，美国的宪政体制已经完备，所以罗尔斯可以专注于正义论，而不必再关心国家论。高全喜自己关心政治宪法，觉得中国自由主义还不到谈其它社会性的议题的时候。”
　　刘擎：“认为不该关注少数人群问题的人持一种阶段性关注的观点，这是有问题的。好像说在自由派那里有个指挥部，分战略，要建立自由宪政。但是把政治和社会分开，这个对立是虚假的。在促进基本自由上是一致的。”
　　港大政治哲学学者慈继伟：“要分思想者和实践者。对思想者来说，如果搞阶段论，就是搞意识形态，他们其实只对第一阶段感兴趣，对后面的没兴趣。实践者则不同。”
　　周保松：“即使作为策略也是不应该的，许多NGO的朋友一直在受压迫中实践着他们的理念，争取公民应有的权利。自由主义不应该自我设限，而应该积极介入各种公共议题的讨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应该有政治哲学。”
　　区龙宇：“只谈政治，不谈其他压迫，这不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吗？”
　　最后这位香港老托派区龙宇展现出精神矍铄的风采，他从70年开始在香港工人运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当年在英国曾经与周保松连辩两天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优劣。　　自由主义怎样面对中国传统与特色？
　　陈纯是一个关切国内各种思潮的年轻人，从广州的中山大学到此讨论，他的毕业延期了，博士学位还没有拿到。
　　他熟悉各派立场，又能化身各派立场，娓娓道来。“如果各派对自由主义有批评，那么自由主义怎能不去了解不去回应？”
　　陈纯从施特劳斯派设身处地。“我是中国施派的激烈批评者，但今天要站在施派这边讲一讲。甘阳和刘小枫考虑的是古今中心的对立。我们的自由主义叙事中有进步主义预设，认为制度、科学比以前进步，但他们认为古典政治哲学优越于现代，古典政治哲学也可能有更深的内涵。自由主义回应时，如果还坚持预设，很难让对方满意。是不是现代性就优越？保守主义和后现代都有批评，韦伯认为不是更优越，而是不可逆转、不可改变。还有自由主义总是与西方中心主义连在一起，在与儒家对话时，不能再简单地说民主自由多好多好。我们可不可以站在文化多元的角度，从中国传统挖掘普世，以文化平等的姿态来对话。”
　　澎湃新闻问及陈纯本人的立场，他回答说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应该把儒家争取过来，否则被国家主义争取后，这个世界就没希望了。”
　　在刘擎眼中，如果面对中国传统和信仰，也是自由主义面对的严峻难题。
　　“自由主义被指责为无信仰的自由主义。谈了半天，却不知道怎么做人，孩子都好歹不分，只说自由选择最重要。这个问题涉及的层面非常复杂，关于人的意义，心灵生活。现代人的虚无主义危机，我认为不是假问题。自由主义的回答到现在为止还是不满意的。在韦伯之后，祛魅化的现代世界，失去了根本根基，现在人注定生活在不确定中。古代生活有根基吗？如果有，成立的条件是什么？如果没石头的根基，是不是就虚无缥缈了？”
　　中国传统信仰多有政治上的超越性，而“自由主义对政治的超越性意义持消极冷淡的态度，少有实质性的积极论述，而更多的是防范性的消极论述，因为自由主义传统缺乏适当语汇来描述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更难以应对非西方世界的信仰与政治的关系。”刘擎在之前的《中国语境下的自由主义：潜力与困境》一文中对这一困境有着深入的描述。
　　还有自由主义不能离开文化基础。“罗尔斯的正义论诉诸的是美国公共文化传统，所以没那么困难。中国建立自由主义是空中楼阁，是沙滩造房子。很多人不是反对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只不过需要根基。所以有人赞成基督教化，有人赞成儒家宪政，找出儒家与自由民主要么亲和要么兼容。”　　众多的模糊立场
　　即使有一个左翼自由主义的大标签，到场者却远非都持相同的立场。
　　钱永祥有一个从同情社会主义、托派转到自由主义者的脉络。张铁志并没那么介意左右标签。陈宜中则犹疑再三，他多年研究左派历史，用他的话来说，他之前最自然的认同一直是一个左派，即使始终有强烈的政治自由主义倾向。更有两位学者当场“出柜”。
　　慈继伟说：“有人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不是，我肯定是对社会主义有亲近，但是我的立场比较复杂。我对自由的理念肯定是有直觉的认同的，这样就已经是自由主义的朋友了。但我还喜欢福柯和尼采。我认为应该从内部来批判自由主义，之前的批评都是外部的。自由主义对自身理解不准确。”
　　对此陈宜中开玩笑：“你暴露了你是自由主义者，你今天好像出柜了。”
　　朱佳峰，一个6月刚刚来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政治哲学的年轻人，自称非常学院，“我要把种种有区别的观点全都列出来，才能决定我的立场，这也许需要四五年的时间”。这样的观点也代表了一批从学院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我和周保松老师不同，没有太多情怀，我喜欢做概念分析。在概念面前，别管你是洛克还是伯林，人人平等。”
　　对于朱佳峰的概念分析，慈继伟评论：“他是给自由主义治病。他这个存在特别有意义。”
　　另一个“有意义的存在”是香港序言书店老板李达宁，社会主义者加无政府主义者，一种奇妙的混合。
　　“我的意见和大家有很多基本的不同。关于平等，周保松说社会主义者非常重视平等，但我觉得我们对自由更重视，这是我最坚持的。为了实现自由平等，所以我们去反对自由主义。”
　　经营7年的序言书店已经成为香港最有名的人文社科书店，哲学系出身的他和朋友在开店前曾经被周保松劝阻，因为担心他们很快就做不下去。最近书店在办马克思节。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有独特的自由平等观。以下言论在现场带来奇妙的感召力：
　　“自由的条件就是平等，只有在平等的人之间才有自由的实践。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没有自由，一个人压迫另一个人，比如父子，儿子没有自由，爸爸也没有实现他的自由，双方都是机器的一部分。在今天的学术讨论里，没有因为我的学历听或不听，而是因为我说的话，这就是自由和平等同时出现。
　　左翼看重人的价值，反对所有异化，因为异化与市场化有关，所以我们也反对。
　　虽然我左，但我觉得共产也很可怕，把我的财产拿出来给集体，就是国家，即使是民主的国家我也觉得可怕，我不能接受共产，但能接受共享，不是用市场的方式分配。对物的占有是一种很大的建构，我们的占有、所有权有法律的保障，都是建构。知识产权就很可怕，为什么我的想法可能构成对你产权的侵害，即使我不盈利，只是发表。Idea为什么可以私有化呢，人类经验从来是共享的。”　　记者在两天一夜的紧张研讨中，深切感受到两岸三地和海外学者的共同关怀，却又各自有着鲜明的差异面貌——香港学者：身处资本主义成熟又同时正在面临危机的香港，自由民主像空气一样天经地义，显得单纯自明，却又前所未有地恐惧被损害；内地学者：传统文化和保守主义不时牵动着人心，要自由，可自由主义显得单薄不深厚，要不要加上儒家或别的精神底子，成为很多人的纠结，同时面对着经济上的市场至上和放任主义大行其道；台湾学者：民主化30年之后，自由主义没有了曾经的鲜明的敌人，本身的发展却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永不可能达成完全一致的立场，却抱持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理性。周保松希望关于左翼自由主义的开放讨论可以一直继续下去。澎湃新闻希望可以引起学界更多人的参与和讨论。
　　接下来的澎湃新闻“左翼自由主义”专题中会带来研讨会的精彩实录和涵盖左中右的学者眼中的左翼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