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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政治高度的摆正，才能让一切矛盾迎刃而解。
刚看了CGTN今天发布的新疆反恐纪录片第四集，片子质量确实高，且料足，几乎没有藏着掖着，而且矛头直指境外，可以作为新疆问题的一个对外舆战利器。
其中一个比较让人震惊的事实就是新疆自治区过去很多年“藏恐于内”，暴恐思想、极端思想竟然窝身于红色的体制之中，且涉及级别之高、波及领域之广，这次纪录片全部都抖出来。尤其是渗透进自治区的政法口和教育口，且沦陷的是一把手，确实触目惊心。
这种塌方式的“内部孕恐”，是新疆过去屡次难以根除暴恐势力的关键。
不过对我来说，这个片子还是觉得有点意犹未尽，因为新疆的暴恐问题和分裂问题，其归根结底并非是民族问题和文化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每一桩暴恐事件的背后一定是有腐败网络为其保驾护航，不论是为其前期的“培训”庇护，还是持续性的文化渗透(操控中小学教材编写)，腐败都是最恶的毒瘤。
而腐败的产生源于党心的丧失，是自80年代开始，过去太久太久时期内党的领导被弱化、阶级教育被淡化、党性培养被弃化的结果，从而使得各种黑恶势力插入了体制内，造成了全社会的黑污糜乱。
在不同地区，这种黑恶势力的表现形式与执行团伙各有地域特色。
在东北地区，它是黑社会与轮子邪教;在华北地区与西南地区，它是黑社会;在东南沿海地区，它是高利贷(1984年温州开办了新中国第一个钱庄)与不正当商业竞争(走私、投机倒把)。
而在新疆和西藏，它自然就是极端宗教势力与分裂实力。
需要看到，凡是党性弱化、党的领导被压制，那么就一定会导致境外势力的插足。只不过在疆藏之外的内地地区，帝国主义并不谋求你独立，仅仅需要你甘为买办即可;但在疆藏，由于涉及宗教这多一层元素，帝国主义则疯狂地通过歪曲宗教释义来煽动疆藏独立、脱离出中国。
因而，观察和分析疆藏问题，必须要看透根本：一切乱象的根源是放弃了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教育，使得文化斗争(民族斗争)的导向，凌驾于阶级导向;原本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是共产主义者，都在毛主席和党的带领下建设社会主义;然而某一天，突然一夜之间“你是汉族，我是维吾尔族，他是哈萨克族”得产生了「区别」。
这种「区别」，为极端思想的孕育和境外势力的插足利用，铺垫了土壤。
同时，也让大量维吾尔族同胞过去很长时间内看不透本质，以为某些社会不公是“汉族打压少民”，进而上升到“汉族政权打压少民”的极端牛角尖。
他们看不到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其实是“官僚腐败压迫群众”的阶级矛盾，并非民族矛盾那么肤浅，所以也渐渐地遗忘了我党绝不是什么“汉族政权”，而是包容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马列主义政党。
早在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报告中就提到了新疆主要少数民族维吾尔族，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受着帝国主义和中国历来封建皇帝与封建军阀对少数民族的统治与掠夺!”
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新疆在王震的领导下推翻了旧地主，在《凯歌进新疆》的歌声中和平解放了蒋介石和白崇禧安插在新疆的地主军阀及其控制下的土地和农奴，以及随后又大规模推翻镇压了像乌斯满一类的国民党旧部(也是美帝间谍)的反动反抗之后，新疆进入了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当家作主，兵团落实贯彻党的领导，毛主席是革命生产的领袖和信仰。
我国最早的毛主席雕像，就在新款乌鲁木齐的雅玛里克山上，建于1952年。当时为见证中苏两党两国友好，在苏联援建的新疆十月拖拉机厂内修建了毛主席像，至2006年8月迁往雅玛里克山。
1962年12月28日，在毛主席的关切下，兰新铁路铺轨到了乌鲁木齐，结束了新疆没有铁路的历史。
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包括藏疆蒙在内的边疆地区几乎家家户户都高挂毛主席头像。
还是拿新疆来说，有个维吾尔老人叫库尔班·吐鲁木，曾背着百斤馕饼、千里进京问候主席。
像新疆话剧团1959年的音乐话剧《步步跟着毛主席》以及它的主题歌《萨拉姆毛主席》(您好，毛主席)，都是那一阶段新疆文化繁荣、民族和谐的标志。
能够凝聚起各族人民的，只有党，只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只有毛泽东。
但是到了80年代，随着“改革π领导人”的一系列颠覆性民族政策的出炉，少民特权和民族主义重新抬头，进而又反向激起汉族群众的不满——总之，「毛泽东」这面象征党、象征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信仰的旗帜，逐渐在各个边疆地区被淡化，问题也就随之出现。
1980年，某位领导大老远跑到西藏去演讲“汉族干部不要赖着不走”，结果直接引发了第二年拉萨的暴动……
1984年，还是他，颁布了“两X一X”的民族政策，大家都很熟悉了。
80年代，禁谈阶级矛盾，于是只能用民族矛盾去混淆试听、以次代主，造成的结果就是用“取悦式让利”来解决社会矛盾，最终酿成混乱和一系列悲剧。
比如2017年以前,，新疆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在人口生育政策存在着显著差异。如按照2003年新疆颁布实施的计划生育条例，第三条“实施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是每个公民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所以无论是否是少民，计划生育在控制人口控制生育问题上的立场是相同的。但在第十五条中又明确了不同民族、城乡、牧区享有不同的生育政策：“城镇汉族居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一个子女，少数民族居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子女。汉族农牧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子女，少数民族农牧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三个子女。”
1984年，新疆的清真寺还只有9000多座，而到1995年以后这个数字已大幅上升，到2015年已接近25000座。
至2015年，共有小学4159所、中等学校1973所、普通高等学校32所，各类学校合计仅6464所;同样是截止2015年，各类卫生机构7238个，其中各类医院1629有所，学校和各类卫生机构相加也仅13402所——对此清真寺的数量，真的让人后背发汗。
而今天CGTN的纪录片也让我们看到了，正是在这一阶段，新疆高层的严重腐化，为极端思潮与暴恐势力打造了温床。
除此之外的，还有从太平洋上刮来的自由化、私有化风潮，也席卷进了看似边陲的新疆。
以著名的喀什棉纺织厂为例，自1958-1999年，喀什棉纺织厂的性质都是国有企业。但从1999年至今，企业已被不同的承包商承接，其事实性质为私营。
新疆诸多国营企业的解体带来了两个恶果：
第一，从2000年到2014年私营企业时期，企业领导层仅是由内地投资方的汉族构成，来自内地的汉族投入了大量资金，在买断工厂使用权限的同时，也买断了管理者的职位空间，这造成了相当大的民族矛盾，让维吾尔族同胞在三股势力的教唆下产生了“被汉族打压”“维族要反抗”的邪念;
第二，国企解体，造成了大量维族工人的下岗，还是以喀什棉厂为例，1959年建厂时有1522工人，到1999年达到顶峰6766人，到2003年不断精简人数降为2227人——大量无所事事的下岗工人从90年代末开始流入内地，但又因为文化程度不高、文化隔阂等原因，被一切唯资本论的内地社会排斥，最终酿成了流落街头的、全国性的所谓“新疆小偷泛滥”恶像。这其中，随着南方系媒体大搞地域歧视的推波助澜，新疆的形象又进一步恶化，民族矛盾进一步升级……
过去那些年，我们在治理新疆时总是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了文化层面，还是没有大大方方地将重新确立党的绝对领导、重新确立全疆共产主义教育、重新确立公有制经济，作为治疆之首要。
这是舍本逐末。
转折点在于2017年10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后，这一顽疾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决。全党对政治纪律的重塑、对反腐斗争和扫黑除恶其「内在政治性」的强调，也润泽了新疆。
随之而来的是效果的凸显：近四年来，新疆没有发生过一起暴恐事件。任境外帝国主义如何抹黑，我们坚决贯彻社会主义教育的教培中心等机构都在回正着新疆的社会秩序。
这是很让人欣慰的，哪怕今天的片子对弘扬党中央的政策还是有点仓促，但事实是能被看到的，姑且视作宣传部门一贯的“做的多、颂的少”吧。
回望1980年下半年，伴随着西藏混乱，新疆的民族关系也第一次出现了紧张态势，当时中央对新疆形势十分重视，召开了新疆工作座谈会，年迈的王震出席了会议，并决定受中央之托，再赴新疆视察指导工作。
那次，王老回疆带了四本书：《马恩列斯毛论民族问题》、《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沙俄侵华史》、《左文襄公在西北》。
今天看史，治理边疆我们走过弯路，但也有过纠航。新疆西藏等治边问题是一个很容易让人迷惑的意识形态典型，须大议深议。
只有政治高度的摆正，才能让一切矛盾迎刃而解。因为一切矛盾的根源，都是阶级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