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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欧洲金靴
4月22日，安徽合肥出了件大事：
这件事是在合肥近期另一个大事的背景下几乎同时发生的：
此前，合肥就已经有过“被投毒”的“沪毒外溢”迹象，不多赘述；而这次两家民营检测企业的“假阳性”闹剧则更加令人警觉。
我一直都在重复一句话、也是一个回避不掉的事实：有人不希望疫情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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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进入第三年，在经济收益层面，谁赚的最多？
除了疫苗开发商和特效药开发商，无疑就是“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
一张阴性结果的新冠核酸检测报告，再加上绿码，逐渐成为中国人新的“通关文牒”。
有了它，出差、返校、住院、送外卖……才有了放行的可能。
这一转变，短短两年间完成。
疫情时代之前，中国大多数基层医院并没有开展核酸检测的能力。
2020年4月，国家卫健委开始要求所有县区级以上疾控机构、二级以上综合医院要抓紧进行改造，在短时间内快速形成核酸检测能力；四个月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又提出“一个月之内县域内至少一家县级医院具备核酸采样和检测能力”。
在这个大背景下，各地掀起PCR基因扩增实验室建设潮。
由此，「第三方医检」也成为了资本市场的香饽饽，是疫情肆虐之下最大的受益群体之一。
从2021年来看，国内第三方医检行业已发生多起投融资、上市等事件。
2021年4月，北京智德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宣布完成2000万元Pre-A轮融资；紧接着6月份，中国ICL三巨头之一艾迪康走上上市之旅，在港交所递交了招股说明书；兰卫医学（301060.SZ）也在9月于深交所上市，发行价为4.17元/股，此后股价一路飞涨；2022年1月6日，兰卫医学报收32.79元/股，较发行价涨幅高达686.33%，总市值超过130亿元。
仅从北京来看，根据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统计，在前年夏天的新发地疫情暴发之后，北京可开展核酸检测的机构由之前的不足百家，激增至后来的超过两百家。
以国内著名的分子诊断供应商圣湘生物为例，在2015年至2019年间其PCR相关仪器只销售了不到千台，但2020年一年就涨到了六千多台，此后两年同样节节攀升。
有证券公司曾公开指出：春节、国庆这样的大规模出行期尤为能够体现经济效益，核酸检测需求量超过六亿次，试剂盒厂商将有至少300亿的市场，能为检验机构带来超过千亿以上的市场增量。
今年以来，“抗原检测”也成了核酸检测之外的又一种主流测法，这直接催生了一家来自天津的医疗器械公司其股价上涨了十三倍（涨幅在同期的A股中名列第一）——九安医疗，早已被资本市场戏称为“妖股之王”。
让其登顶“妖股之王”的，正是一项他们去年才涉足的新业务——新冠病毒抗原检测。
今年3月11日，国家卫健委发布通知，“在核酸检测的基础上，增加抗原检测作为补充”，后者被正式纳入到国家防疫体系。
在上海，从4月初开始抗原检测就高频次出现在全体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且长春、杭州、广州、沈阳等地也在推行抗原检测，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则开始面向个人销售，抗原检测的国内市场正在打开。
本月11日，九安医疗公布了今年第一季度业绩快报，净利润在140亿-160亿人民币之间，而这家公司去年同期的净利润仅为3083.58万元。
在疫情之前，如2013年-2019年，九安的扣非净利连续七年处于亏损状态；而今年一季度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其净利润同比增长了738倍-844倍。
在快报发布后，九安也连续迎来三个涨停板。
张文宏医生就曾对抗原检测这种测法赞不绝口：“抗原就像病毒外面穿的衣服；核酸就是病毒里面的基因。抗原检测，是用抗体去测病毒的抗原，综合特异性之后，就能让病毒显示出来。核酸检测需要通过扩增来完成，虽然检测敏感度更高，但获得结果所需时间更长。”
千亿级别的核酸检测市场，配合着资本发声筒的吹风，早已令抗原检测的生产厂商们兴奋不已。
就在3月12日，万孚生物董秘胡洪在公司的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获批后，发了一条备受争议的朋友圈——“此刻心情如下”，配上了哈哈大笑的表情包。
资产阶级永远是在公共灾难中发家成长的，这在人类历史上根本就是一个无需争论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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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中国的“动态清零”防疫策略下，核酸检测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也成就了第三方医学检验行业。
2020年，赫赫有名的金域医学净利润同比增长275%，迪安诊断营收冲破百亿，达到历年最高值，这两家公司均已上市；检测行业三大巨头的另一家艾迪康，也在2021年递交了上市申请。
湖北疫情期间，省会武汉地区的新冠病毒检测中ICL检测量占到八成，公立医院检测量仅为20%。
这本身也和武汉地区公立医院数量不足有关，此前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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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域医学，同志们应当很熟悉了，此前我写过了这家企业在河南省迷雾重重的“投毒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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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底，金域医学董事长梁耀铭在公司年会上曾说：“截至当年11月，他们累计完成核酸检测超2.2亿人份，位居全球第一。”
在营收方面，金域医学2021年前三季度的总营收为86.17亿元，相当惊人。
在2019年之前，金域医学的营收增长相对平缓，增速基本维持在15-20%之间；到了2019年，金域医学净利润相比往年增长近两倍，2020年则更上一层楼，营收直接从52.69亿元跃升至82.44亿元。
从金域营收的产品成分来看，第三方医学诊断服务占比较大，且毛利率增长也在2019年出现分水岭，实现从负增长转为正增长；到了2020年，第三方医学诊断服务的营业收入直接从不到50亿元增长至近80亿元。
在资本主义的美国，由于私人医疗盛行，独立医学实验室也随之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诞生，并得益于1980年代美国的医改和医疗控费迅速发展。
根据2019年的数据，美国国内的院外检测市场中商业实验室占比54%，两大龙头机构Quest和LabCorp占据行业约46%的市场份额。其中，于1996年上市的Quest为全球最大的第三方医检机构。
亦步亦趋，2003年，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司也正式成立，四年后，它被柳传志的联想控股收入囊中、注入了资金。
联想旗下基金公司参与了金域多轮融资，柳传志本人更是多次参加金域的公开活动，为其站台。
2011年金域基本完成连锁布局，是目前国内市场份额最大的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
这也成为了业内诸多第三方医检机构的“模板”。
差不多同一时期，日后成为业内另一家龙头企业的迪安诊断，从代理销售罗氏的PCR试剂耗材起步，于2004年也涉足第三方医学检验。
当金域医学、迪安诊断、艾迪康等企业瞄准医院检验项目的外包需求时，以华大基因、博奥生物、达安基因为代表的第一代基因检测公司也在世纪之初诞生，并纷纷成长为巨头级别的企业。
而这些涉足基因科技的企业背后，几乎都能看到外资的影子。
从客观事实而论，新冠疫情真的是拯救了已连续三年业绩下滑的华大基因。
2017年至2019年，华大基因总营收增速从22.50%下滑到10%；2019年，其净利润同比下降28%，出现了负增长。
而业务之一正是提供新冠检测产品和检测服务的华大基因，从2020年开始成了中国最早一批吃到疫情红利的企业。
2020年，华大基因的营收突破84亿元，爆破式增长200%（此前三年营收均未超30亿），净利润同比增长656%。
很多事情不用我多说，事实上我也说的足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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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前后，华大基因等机构只能以“科研”的名义涉足基因研究领域，必须等待十年的周期其商业服务才合法化。
但是在2009年中国启动了新一轮的医疗深化改革，原国家卫生部颁布了《医学检验所基本标准（试行）》，在医疗机构类别中增设“医学检验所”，将独立医学实验室定义为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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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业内将该文件视为国家发展第三方检验机构的第一个政策性文件。
有了这个政策，社会资本、民营资本或者机构，就可以大张旗鼓地申请医疗机构执业许可了。
根据我国《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可以设立中外合资或合作 的医疗机构，但是《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一直禁止着外商的投资行为，尤其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项下的“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
此外，《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19年版)》虽然纳入了“高通量基因测序系统制 造”，但目前国家仍然禁止外资开展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这在2017年的十九大后、2018年的诸部委改革后更加严谨。
因而，外资进入中国的基因研究领域在法律层面是存在障碍的，可是这并不代表殖民者的触角就真的无法渗透。
国内的买办，民营的资本，独立的机构，这些“市场经济”中的元素，往往都会成为外资力量笼络和变相控股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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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本次合肥事件的两大主角：合肥和合医学检验实验室，合肥诺为尔医学检验实验室。
可以再看一遍合肥市方面对这两家外包医检机构的罪行通报：“严重超过承诺时间出具检测报告”、“影响研判”、“已多次发生类似情況”、“几次出具假阳性报告”、“严重干扰防控大局”……
一句话：这两家民营医检企业从表现来看就是不希望合肥市清零，他们希望合肥市一直“阳”下去、这样生意才能流水不断。
通过股权穿透，和合医学隶属于北京和合医学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
而北京和合这家公司自2010年成立至今，已经布局全国，不仅在安徽合肥，还在黑龙江、吉林、辽宁、陕西、山东、安徽、浙江、江苏、四川、云南、广东等地设有二十一家子、分公司，十七个医学检测实验室，一个试剂盒生产厂，三个国家重点工程实验室，累计服务人次超过千万，为全国三十余个省市地区的两千余家二甲级以上，五百家以上三甲级医疗机构提供差异化检测服务。
也就是说，超过千万人口的检测数据都已经被这家私企拥有。
而诺为尔医学检验实验室（合肥诺为尔基因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来头则更让人感兴趣。
这家公司成立于2016年，六年时间内布局苏州、合肥两大长三角内经济体，战略渗透江苏安徽两省，业务涉及全国三十二个省市，坐拥六十种基因检测、二十种自主研发检测试剂盒、三种自主研发检测仪器。
相比于和合医学，诺为尔基因显然更具杀伤力。
前文我说过，中国的第三方医学检验机构行业会不可避免地被西方医药财阀、政府层面的战略性医学群体渗透，这家“诺为尔基因科技”恰好就是如此：
美国范德堡大学，有必要科普一下这所被称为“南部哈佛”的美帝国主义头部大学。
范德堡大学是典型的美式“政治贵族学校”，在全球范围内有超过四十个校友会和十四万登记在册的校友，其中包括：超过五十位现任和已卸任的美国国会议员，十八位美国驻外大使，十四位州长，十位亿万富豪，七位诺贝尔奖得主，两位美国副总统以及两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早在上世纪30年代，范德堡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和科研人员就针对水痘、天花、黄热病、斑疹伤寒以及落矶山斑点热进行了研究。
二战期间，范德堡大学参与了由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联合发起的“V-12大学生海军训练项目”（V-12 Navy College Training Program），为在校大学生志愿参加美国海军开辟了通道。
1942年，时任范德堡大学教授的生物物理学专家马克斯·德尔布吕克与来自印第安那大学的访问学者萨尔瓦多·卢瑞亚，通过实验证明细菌对病毒的抵抗力是来自随机突变，而不是适应上的变异，被称作“卢瑞亚-德尔布吕克实验”。
这也奠定了范德堡大学在生物学方面的领先。
二战结束后，范德堡大学得到了来自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并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性实验。
洛克菲勒基金会，30年代德国纳粹病毒实验室（特劳布等细菌刽子手）的资助者，也是我国协和医院的资助者、西医渗透中国的先行者（包括今天继续资助一大批NGO），也是比尔盖茨疫苗项目的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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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家族于1952年创办人口理事会，并在波多黎各进行了节育实践。
1961年，洛克菲勒三世向联合国粮农组织发表讲演，认为“人口增长是当今社会仅次于核武器控制的头等大事。”
到70年代，洛克菲勒家族和曼哈顿银行集团联手，掌控了全美半数以上制药业，包括：ICI、施贵宝、百时美、怀特霍尔实验室、保洁公司、罗氏、赫斯特、拜耳集团。
说回范德堡大学。
在1945年至1947年期间，范德堡的科研人员曾在实验过程中在未告知实验对象的情况下，向超过八百名孕妇提供了一定剂量的铁的同位素。
事后，这些孕妇将范德堡大学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双双告上法庭。1998年，法院分别判罚了范德堡大学910万美元、洛克菲勒基金会90万美元，共计1000万美元用以赔偿这些参与实验的孕妇和他们的家人。
2015年5月，范德堡大学又公开承认其实验室一位科学家在知名期刊上伪造了六年的生物医学研究。
好巧不巧，范德堡大学在中国的朋友真的不少，其中就有一位“熟面孔”：
2020年4月23日，应范德堡大学邀请，张文宏与与范德堡大学医学中心成功连线，“分享交流新冠肺炎防控经验”。
那场会议还得到了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就是那位两年后声称“上海不能封，否则太平洋飘满游轮”的吴凡——的大力支持，由双方联合举办。
提醒一个事儿：早在2015年时，前文提到的华大基因和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未经许可，与英国牛津大学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并将部分人类遗传信息从网上投递出境。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正是张文宏所在的医院。
而华大基因和张文宏又“恰好”地双双与比尔盖茨存在关联：2012年时，中国的华大基因与盖茨基金会就签署过合作备忘录，建立伙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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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2015和2018年，华大基因连续被科技部点名。
特别是2018年10月25日那次，科技部的官网在那天的晚间发布信息：“华大基因、阿斯利康、药明康德、上海华山医院等6家公司或机构，因违反人类遗传资源管理规定，遭科技部处罚。”
无一例外，这些企业受罚的原因，都是涉及违规采集、收集、买卖、出口、出境中国人基因遗传资源。
其中这个药明康德，在2016年被国家安全部门检查时，就被发现他们试图将5156份具有中国人生物遗传样本偷渡到国外………
跋
在高铁“八横八纵”的网络格局下，安徽省会合肥的地理位置其战略价值极其重大，东南西北均可扩散人流和病流，希望合肥市有关方面能够引起足够的警觉！
抗疫是一场持久战，对外抵御帝国主义，对内压制投降主义和买办分子，借用毛主席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的话收尾吧：
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这一卖国贼营垒是中国人民的死敌。假如没有这一群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放肆到这步田地的。他们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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