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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0月13日(即中共十四大召开的第二天)凌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料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党支部书记解万英教授跳楼身亡，时年53岁。
据公安机关勘察现场，发现五楼教室留有死者一件大衣和一台收音机，椅上有死者足迹;书桌上放着一本《求是》杂志，封面空白处，死者用圆珠笔写下“共产主义必定胜利”八个字。
解万英是五、六十年代氛围里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因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提出发展“市场经济"的口号加之目睹时代之堕落，最后在《求是》杂志上写下“共产主义必定胜利”后而挺身殉道。
解万英在学术观点上，坚信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他对“私有化”的提法特别反感，曾在《经济资料》等内部刊物上发表过《理直气壮地反对私有制》和《关于分配不公的争论及治理》等文章 是一个在学术思想上坚持自己观点的人。
他的死有人说是“宁死不屈”，也有人说“这样的‘老左’多死几个，中国就有救了”。
1993年1月2日《华夏周末》曾发表《北大教授跳楼记》，对这一事件进行过报道。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不仅出了许多改革开放闻名的经济学家，如马寅初、陈岱孙、樊弘、罗志如、熊正文、陈振汉、胡代光、杜度、色文、赵靖、张友仁、洪君彦、厉以宁、李德彬、萧灼基、陈德华、石世奇、林毅夫等还有一些荣登庙堂，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家副主席李源朝、省委书记陆昊、北大经济学院院长刘伟、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和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刚、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丘小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毕井泉和张小强、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李铁军等。
解万英也太想不开了，凭他当时经济学教授的地位，只要跟着形势走，现在一定会是名利双收的经济学家。
和他一样想不开的还大有人在。
自1995年初至1997年上半年，中国出现了以印刷件或打印件方式的四份“万言书”。第一份题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第二份题为《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第三份题为《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 第四份题为《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这四份万言书不仅从意识形态上批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还公布了一大批“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报纸、杂志和人物的名单，要求批判和制裁这些“越轨”的报刊和人物。的第三份文章的作者是段若非（《当代思潮》杂志并任总编辑）。之所以采取印刷件或打印件方式散发，因为文章中的观点不符合当时的政治形势，或者说与主流政治对着干。
段若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曾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为副局级调研员。1987年到《红旗》(现为《求是》)杂志社工作，1990年创办《当代思潮》杂志并任总编辑。
1998年，马立诚(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与凌志军(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合作撰写《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该书对邓小平改革开放几乎所有政策从理论上辩护，并引用“万言书”中的观点针锋相对的展开了反击。
这本书受到了时任全国人大主任万里、海协会会长的82岁的汪道涵、经济学家厉以宁、中国社科院前院长胡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之一孙长江、民进中央副主席邓伟志、北京大学教授赵宝煦、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所长白钢、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钱满素、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百年潮》杂志社前社长郑惠等人的支持，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也跟着表态支持。
马立诚是什么样的人看看言论就明白了。
他在《日本不必向中国谢罪》一书中认为“满洲国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以建立现代法制治国为目标的国家。以五族协和建设皇道乐土为口号，满洲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中国人等的流入也是显著的增加了”、“东京法庭认定日军在1937年（昭和12年）攻打南京时杀害了中国民众20万以上。但是，根据当时的资料表明，当时南京的人口只有20万，而且在日军攻占南京一个月后增加到了25万。这个事件，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疑点，至今仍在争论之中。因为是在战争中间，所以难免会有杀伤，但绝不会是什么大屠杀！”
在《中日战争的启示与思考》中提出“汪精卫是中国政府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汪精卫在南京重新建立“维新政府”也是为了解救千百万处于战争深渊中挣扎的人民，挽救濒临崩溃的“国民政府”。汪精卫确实也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甘愿冒被人斥责为“汉奸”的危险，与日本进行和谈的。这其实是“曲线救国”的一种策略。马立诚得出了汪精卫是“民国版的姜伯约”的“高论”，“虽曲身降魏而心存汉室中兴”的“爱国者”！”、“因为中国政府过分纵容反日人士甚至怂恿人民进行反日活动。而这也是导致激怒日本的重要因素。” 马立诚在接受台湾东视记者采访的发言认为：中国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对台湾是不公平的。靖国神社是应该被理解的，文化的差异使然，中国不应该干涉，更不应该政治化。
2002年12月，马立诚在北京《战略与管理》杂志第6期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在亚洲引起轰动，在国内引起激烈争论。
由于《交锋》引用了几份万言书的内容，1998年曾引出一场官司。案件历经六个月才判决,《交锋》马立诚方胜诉。
此举被西方媒体认为是左派的失败。《中流》的一班人由于支持“万言书”的观点，从此失去了主流市场。
事实上段若非从开始就输了，他的“万言书”不能公开发表，只能自己掏腰包印刷了5000份并发送了3800份。而马立诚的《交锋》由媒体和出版社在市面上发表，有领导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交锋》印刷了200多万册。
据马立诚讲述《交锋》背后的交锋中所述，包括厉以宁、赵宝煦、孙长江、王贵秀、白钢、雷颐、邓伟志、秦晖、刘军宁、胡伟希、钱满素、单少杰、王焱等来自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的知名人士，及30几家新闻媒体的代表表示支持。
反对《交锋》观点的是当时正受排挤的《中流》杂志，据马立诚讲共给他扣了十顶帽子，包括一、“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二、“反对和歪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反对社会主义，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四、“鼓吹私有化”;五、“否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六、“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七、“歪曲历史，篡改历史”;八、“只反左，不反右”;九、“鼓吹卖国主义、世界主义”;十、“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否定一切、打倒一切、扫荡一切”。
当时主流媒体基本站在马立诚一边，批判“四份万言书提出已被实践否定了的‘左’的治国纲领，向邓小平理论挑战，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其实马立诚和凌志军的《交锋》是站在当时政治的制高点上批判“万言书”。
此前的1997年，江泽民发表“5·29”讲话，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江泽民在讲话中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作了论述。提出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总结了我国改革和建设的新经验，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确定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这些新的观点和全面部署，其实已经对“万言书”中质疑和批评的方面作了回答。
虽然法院判决《交锋》获胜，社会上对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争论仍然没有停止。拥护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队伍不断壮大，而反对者也没有被吓倒，反而依托《中流》这份刊物继续进行讨论式的攻击，直至最后被封杀。
《交锋》和“万言书”表面上是版权之争，实际上是当时社会政治思潮的交锋。《交锋》代表的是邓小平江泽民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万言书”代表的是毛泽东思想保守派。一件版权官司历时半年才结案，说明它的终审结果对当时社会意义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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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良：致命的问题，改革教理论旗手是汉奸
民族复兴网编者按：马立诚新著：《日本不必向中国谢罪》在日本出版。由日本文艺春秋社出版，译者为东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学毕业的日本翻译家箭子喜美江。
这是丕西先生批判原《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马立诚的文章。在读这篇文章之前需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丕西先生该文所揭露的马立诚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歌颂，与马立诚对日本的实际歌颂相比较，甚至远远算不上是冰山一角。迄今为止，还没有第二个人把中国人民的抗日壮举称为是恐怖分子袭击行为，而把日军屠杀中国人民称为是被迫的反恐行动。可以说，“马立诚现象”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是世界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甚至在盛产汉奸的中国历史上都属于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虽然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臭名昭著的汉奸，但是朝野内外特别是学者文人公开推崇汉奸的现象却绝无仅有，“马立诚现象”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例外。
马立诚歌颂日本侵略中国并不奇怪，奇怪的是马立诚因此而被中国朝野广泛推崇，不仅成为中国改革教的理论旗手，甚至成为许多政治家、学者和街头流氓心目中的时代明星。一个人能够同时被政治家、学者和街头流氓所推崇十分罕见，而一个公认的汉奸能够同时被政治家、学者和街头流氓所推崇则更加罕见。马立诚就是这样一个更加罕见的人物。九十年代包括全国人大委员长在内的许多中国顶尖政治家，都曾亲自推荐和推销马立诚的著作，而当时的马立诚才不过四十多岁；包括胡星斗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把马立诚的文章高悬置顶，以示膜拜；广州有个叫李悔之的街头流氓，天天像野狗一样到处撕咬，唯独提起马立诚无比崇敬，甚至不敢直呼马立诚的名字，而是张口闭口尊称马老师。从广东到上海再到北京，有许多媒体都把马立诚作为向社会公开展示的一面思想大旗，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特现象。
马立诚有两本成名大作，一是歌颂改革教、辱骂毛泽东社会主义的《交锋》，这本书让马立诚成为中国改革教的理论旗手；二是歌颂开放、辱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日本不必向中国谢罪》，这本书让马立诚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大和英雄”。马立诚描绘和歌颂改革的《交锋》和后来的《交锋30年》，是中国改革教乃至整个右翼理论界公认的最优秀的改革理论著作，至今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越。中国人民的悲哀就在于此。中国改革30年，改革教最优秀的理论旗手居然是汉奸，或者换个说法也一样，最能深刻反映中国改革30年伟大思想成果的居然只有汉奸。这是需要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认真反思的一个深刻问题，为什么那些所谓改革开放人士最终都走上了民族自绝和民族自裁的汉奸道路？甚至公开为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辩护！在前面文章中我们曾提到，中国鼓吹改革开放的所谓民主自由人士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只反对德国法西斯，而从不反对日本法西斯。而“马立诚现象”的出现，已经不仅是不反对日本法西斯，甚至直接站到了日本法西斯的立场上。这就是我们推荐大家注意“马立诚现象”的原因，我们希望大家不要把目光盯在马立诚个人身上，而是要认真思考出现“马立诚现象”的政治、文化和历史根源。思考“马立诚现象”的目的，是为了最终消除“马立诚现象”，彻底铲除汉奸这个历史肿瘤，使中华民族早日恢复健康，实现民族崛起的伟大历史任务。下面请看丕西先生的文章。
张宏良微信文章，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3
“认祖归宗”的马立诚转自：《环球视野》
作者：丕 西
如果有人公开颂扬日本侵略行径，甚至称赞汉奸汪精卫是“民国版的姜伯约 ”(指三国蜀将姜维降魏而图兴汉的故事)，你也许以为这不过是诸如电视剧《吕梁英雄传》中那个翻译官的台词。这倒也罢了。但是这种只为自己吃香的喝辣的而卖国求荣的无耻汉奸还不具备这样“理论化”的水平，这倒需要像洪承畴、陈公博一流才有可能说得出来。此人便是曾任中央某大报主任编辑、自诩为该报评论员的马立诚!
国人对这个马立诚并不陌生。早在2002年，当日本政要一再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并修改教科书以掩盖其侵略历史的错误做法，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正义谴责。正在这时，这个马立诚跳了出来，公然指责中国青年的行为是“幼稚”、“狂热”，竟要中国人要有对日关系的“新思维”。后来此人到香港一家电视台充当时事评论员，继续在荧屏公开鼓吹媚日嘴脸在香港中环被人认出，立遭痛打。这家电视台播出这条新闻时说：我台时事评论员马立诚在中环被爱国青年狂殴。一时传为笑谈。但是，此人本性难移，已失去了羞愧之心，不知悔改。其后他在日本出版了《中日战争的启示与思考》一书，肆意歪曲历史，进一步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辩解，诋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美化侵略者对沦陷区的统治，等等。人间无耻，以此为甚。这真是吃了秤砣铁了心，马立诚正是怀抱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手揽卖国贼汪精卫，来表明自己认祖归宗了。无怪乎许多网民称他是“和平年代的现代汉奸样板”!
马立诚在他的这本书中，虽其人丧德失节，廉耻荡然无存，但提出的问题却还是一个值得一驳的大是大非问题。
其一，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究竟是其蓄谋已久的既定方针，还是马立诚所说的中国政府也应该对战争爆发承担一定的责任?
只要有利于为日本侵略者开脱罪责，马立诚对什么样的历史铁案都敢翻，这便是一例。但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日本侵华的罪恶历史。自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就确立了以侵占中国东北、征服全中国、称霸亚洲为目标的大陆政策。在此后的70多年里，先后发动和参加过10多次侵华战争，霸占我领土，掠夺我财富，取得在华的种种特权。1927年日本先后在东京和中国旅顺召开的两次“东方会议”进一步策划了侵略中国的具体步骤。这正如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声称的：为了秉承“明治大帝之遗策”，特制定“对满蒙之积极政策”。“所谓满蒙者，乃奉天(今辽宁)、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这里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之无其匹敌。因此，“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敬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进犯。”侵略者的自白，和盘托出了其妄图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和野心。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5年为攫取华北而制造的所谓“自治运动”，直至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正是日本侵略者为实施上述罪恶计划而蓄意制造的一个比一个严重的侵华步骤，这难道不是铁的历史事实吗?!
那么，马立诚为什么说中国要对战争的爆发承担一定的责任呢?他说：因为中国政府过分纵容反日人士甚至怂恿人民进行反日活动，而这也是导致激怒日本的重要因素。这真是骇人听闻的“理由”。这种十足的昏话，恰恰暴露了论者一副十足的奴才嘴脸，地道的汉奸逻辑。做惯了奴才和汉奸的逻辑是：当主子打了你右颊，赶紧再把左颊送上，否则主子就会踹你屁股。事实恰恰相反。蒋介石政府在一个长时期奉称“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对日本的步步进逼妥协退让，扼杀爱国平民的御侮热情，这样做，不但没有使其稍有收敛，反而助长了侵略气焰。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不正是由于蒋介石强令张学良执行“绝对不抵抗”方针，使东北三省迅速沦丧敌手吗?1935年，不正是在以屈辱退让换取苟安的思想支配下，蒋介石政府通过签订《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等协定，使华北五省名存实亡。而只有当中国人奋起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全民族抗战，才有效地打击了侵略者，并最终战而胜之。事实表明，对外国侵略者是奋起反击还是屈膝奉迎，是爱国者和卖国者的分水岭。
其二，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血腥屠杀究竟是其凶残的侵略本性决定的，还是马立诚所说的是战争中难以避免的?
在这本书中，马立诚对诸如“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惨案讳莫如深，却说：“由于战争进行的异常惨烈，中日双方军队伤亡也异常惨重，所以难以避免的导致中国大量无辜平民伤亡”。似乎这样轻轻的一笔，就可以隐去惨无人道的日军暴行。果真如此吗?
请看：在东北沦亡的14年里，日本关东军在各地不断进行“讨伐”，动辄把数百、数千平民集中起来大肆屠杀。1932年9月16日发生的骇人听闻的平顶山惨案，就是日军以“照相”为名，把400多户的3000多矿工及家属和贫苦农民，用刺刀驱赶到一处洼地，然后用机关枪扫射，顷刻间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在遇难者当中，有2/3是妇女和儿童。除平顶山惨案外，日军还制造了辽宁东沟县南岗头村惨案，黑龙江桦南县下九里六屯惨案、吉林舒南县老黑沟惨案、辽宁清源县清源镇惨案、吉林通化县白家堡子惨案等多起屠杀事件，无数平民百姓惨遭集体屠杀。这难道是战争中难以避免的吗?!
再请看：七七事变后，日军铁蹄踏进我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每攻占一地，他们就大开杀戒，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日军入侵南京途中，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11月4日至12月12日，在宁、沪、杭三角地带沿交通线的一些城镇，共杀戮了30万人，仅占领芜湖之初，就在城内屠杀了1万余人。而南京沦陷后的那场大屠杀，更是惨绝人寰。作为1899年《海牙公约》和1929年《日内瓦陆战公约》签字国的日本，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关于“交战国对非战斗人员与对丢下武器、失去战斗力之战斗人员不得杀害”的规定，在日本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的怂恿下，入城日军本着“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在战胜后的追击中，强盗式的掠夺和强奸，为士气旺盛之所寄”等罪恶信条，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手无寸铁的平民进行了长达一个半月的杀戮，强暴妇女，焚烧房屋。这些兽兵竟然搞起了来绝人性的“杀人比赛”。南京一地，千人以上的集体屠杀就有13次，累计达19.5万多人，仅12月18日，在草鞋峡一次就屠杀5.7万多人。零散杀害的居民难以计数，屠城后有关方面收埋的尸体就有15万具之多。据日本投降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取证认定，南京大屠杀共残害中国平民30万人以上，同时发生强奸、轮奸妇女2万多起，受辱遭害妇女达8万人。这一切，难道也还是战争中难以避免的?
日本暴行，罄竹难书，令人发指。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犯下的滔天大罪，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勿忘国耻”，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必须牢记的历史的血的教训。那种数典忘祖、媚日卖国的无耻之徒，是不配称作中国人的。
其三，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的统治，究竟是残暴的殖民统治，还是马立成所描绘的“牧歌式”的平静生活景象。
马立诚认为，日军在占领这些中国城市农村的初期，尤其是没有遭到太多抵抗的地区，纪律大多数是比较严明的，而且也确实为占领区的人民作了诸如发放粮食、修缮设施、开办学校、维持治安等方面的好事，而且日本人对这些地区的管理也是卓有成效的。这真是奴才汉奸心目中的升平世界，不尽感恩戴德。但不幸的是，后来由于游击队的出现，使这些地区重新变得不安定起来，因为日军不断遭到袭击。马立诚说：这种袭击行为对于世界上任何占领国都是不能忍受的耻辱。好家伙!日本侵略者要对我亡国灭种不是中国人民的耻辱，而中国人民捍卫民族独立的自身生存却成了侵略者不能忍受的耻辱。是的，在汉奸的眼里，中国人不安于当“顺民”，搅黄了“皇军”美梦，受苦受罪也就活该了。看了这些文字，真不敢相信世间竟有此等人渣。在这里，马立诚为自己画了一个活脱脱的被打断脊梁、出卖灵魂、低贱下作的民族败类的形象。我是不赞成用拳头批判，但看了这些，深感香港青年对其饱以老拳，也是出于一种忍无可忍的爱国义愤，是可以理解的。本来，按照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标准和要求，乱臣贼子，人人得以诛之。
那么，日军铁蹄下占领区是不是像马立诚所说的那样呢?大概日军侵占东北三省最符合他所期望的没有遭到太多抵抗的地区了。而在日本殖民统治东北的14年里，他们对3000万东北人民在军事上实行残酷镇压，在政治上实行疯狂迫害，动用大批关东军和宪兵、特务、警察，进行“治安肃正”，用刺刀强迫平民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大搞归屯并户和保甲连坐，把东北广大地区变成了血腥的人间地狱。仅以日本侵略者在东北野蛮压榨，迫害劳工为例，超时过量的劳动和恶劣的劳动条件，致使大批劳工受尽折磨而死。他们死后就被扔进矿山附近的乱尸坑内，有的尚未断气便被扔入，久之便形成了许多“万人坑”。现在东北各地就发现80多处这样的万人坑，掩埋着70多万具矿工的尸骨。据不完全统计，日本每年平均从东北征调劳工约50万人。从1931年到1943年，又从关内骗往东北劳工857万多人。其中被残害致死的不下200万人。面对国难亡灵，这是亡国之痛，民族之恨，每一个中国人怎能不为之动容。这难道就是马立诚所称颂的占领者卓有成效的管理?至于把日本开设学校，强制推行泯灭中国的语言和历史的奴化教育，作为占领者的“德政”，更是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
在这本书中，马立诚还竭力为大汉奸汪精卫鸣冤叫屈，真是几声凄厉，几声抽泣。其实，这不过是流露其惺惺惜惺惺一类的汉奸情结，不值得理喻。
马立诚媚日卖国的言论受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喝彩，称其是“被中国民族主义者骂作走狗的《人民日报》高级评论员以自己的勇气所写成的书”。这大概也是物有所属吧。但是，中华民族有着伟大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一个辩忠奸、明廉耻的民族。写到这里，使我想起杭州西子湖畔的岳武穆墓。在岳飞墓前，并排跪着秦桧等四个国贼的铁铸人像，这典型地表现了我们民族的爱憎观。难怪后来有一姓秦的游人来此看到“白铁无辜铸佞臣”时，发出这样的感叹：“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在墓前愧姓秦”。
最后还要顺便指出，近些年来这个马立诚曾连篇累牍地出版了他的议论新时期改革的著述，还被某些人捧为“驾驭政论的高手和大家”。呜呼，这样一个满脑子汉奸情结的人来指点改革，本身就是对我们改革事业的亵渎，而其所谓的“相当独到的见解”也就可想而知。如果这样的人也成为“中国著名政论家”，那确是我们民族的不幸，13亿人当为之一哭。
(原载《环球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