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5月21日下午，河北省委常委会举行第一次“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本顺主持会议并讲话。与会同志围绕原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梁滨，原省委常委、秘书长景春华案件的案件展开讨论。最终达成的共识是，“梁滨、景春华违纪违法时间长、跨度大，而且均属带病提拔、边腐边升。这再次警示我们，在严峻复杂的反腐败形势下，如果党委的主体责任不落实，从严管党治党就是一句空话;如果纪委的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就会助长党员干部的侥幸心理和自我放纵。”

　　政知局小编了解到，事实上，在落马高官中，“带病提拔”已是一种普遍现象。

　　哪些落马官员被“带病提拔”

　　周宇

　　今年5月10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发文章《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之五：上下联动全国一盘棋》，文章指出，中央纪委查处的中管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很多都是发生在担任下级一把手期间;有的省已查处的领导干部中，半数以上属于带病提拔，有的一把手甚至“带病在岗”10年、20年，屡被提拔。

　　《中国青年报》2013年6月的一篇报道中提到，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田国良主持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103个副省部级(或享受副部级待遇)以上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例中，约有六成(63%)的案主，在作案之后仍然获得提拔。

　　另一份研究报告的统计数据更为触目惊心：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2011年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收录了作者涂谦的文章《中国省部级干部腐败现象的实证研究——以十六大以来72名落马省部级官员为例》，文章以十六大以来落马的72名省部级官员为样本进行分析后发现，省部级腐败高官从首次腐败到东窗事发，平均时间跨度为8.5年，而在此期间，这72名腐败官员有近80%得到晋升。

　　政知局小编梳理十八大后落马高官后也发现，这些落马官员被查明的违法行为，大多在其升任高级职务之前，并且均属于“边腐边升”。

　　具体到每个落马高官，“带病提拔”的情况又有所不同。

　　类型一刚升高位即落马 李春城在2012年11月召开的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不到一个月，12月6日，就被通报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2015年4月23日，李春城涉嫌受贿、滥用职权一案开庭时，公诉人指控，1999年至2012年，被告人李春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土地开发、工程承揽等事项上谋取利益，直接或者通过其妻(另案处理)等人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而检察机关指控李春城涉嫌犯罪的这段时间，李春城一路晋升，从成都市副市长，一路升任成都市委副书记、市长、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直到四川省委副书记。

　　政知局小编查询到与李春城情况类似的还有2013年8月26日落马的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王永春，他是十八大后落马的第二个中央候补委员，距离任中央候补委员不到10个月。

　　2013年9月1日，曾任中石油集团董事长、时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的蒋洁敏被调查，成为第一个落马的十八届中央委员。

　　检察机关指控，蒋洁敏利用其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党组书记，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总裁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特别巨大且不能说明来源;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应当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从检察机关的指控可以看出，蒋洁敏的腐败行为，没有影响他的晋升之路，也没有因为职务的升迁而停止，直到最终落马。

　　贵州省原省委常委廖少华，2013年1月任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官至副省级，但同年10月28日，就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公诉机关指控，廖少华的贪腐行为主要发生在2004年春节至2012年6月期间，对比其履历可以看出，2004年春节时，他正担任六盘水市委副书记、市长，2012年7月，任贵州省遵义市委书记，虽然同为地厅级，但已由二把手成为一把手。到2013年1月，又升任贵州省委常委，跻身副省级。不过，这次没有以前那么幸运，仅仅10个月后，他的仕途终于走到了头。

　　类型二考核未过仍晋升并非所有落马高官升迁时都是一帆风顺，只不过所谓的“坎儿”被“摆平”了。

　　2013年5月落马的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就曾没有通过副部级考核，但他仍然顺利升至副部级。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2006年初，发改委副部级考核工作开始，刘铁男入围，但考核结果却是得分未过线。刘铁男被提得最多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工作作风上：过于骄傲，自我评价太高，不平等待人等。但在并未进行再次考核的情况下，2006年底，刘铁男被任命为东北办副主任(副部长级)。彼时，东北办的官员们听闻，发改委领导给出的理由是：刘铁男已经改正了那些缺点。

　　类型三犯罪未暴露大部分落马高官的“带病提拔”，都是犯罪事实没有被披露，仍以正常程序晋升。

　　根据检方指控，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在2000年至2012年，直接或间接先后四十九次非法收受玉石、字画、现金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300余万元。这12年，大部分是其主政六安期间，通过帮助房地产公司、矿业公司等调整项目规划、加快土地拆迁、变更土地性质等谋取私利。即便如此，他仍于2008年升任安徽省副省长。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王素毅，在2005年至2013年，利用职务便利，为多家企业或官员在企业经营、职务晋升等事项上牟取利益，直接获通过其妻先后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073万余元。2005年时，他任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刚1年，但受贿并没有影响其晋升，他先后升任市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撰写《中国省部级干部腐败现象的实证研究——以十六大以来72名落马省部级官员为例》一文的涂谦认为：“腐败高官在此期间不仅能够‘自保安全’，而且还能经受组织考察、离任审计、财产申报等一系列外围挑战，到更高的领导岗位把持更大的权力。把持权力越大，其暴露的可能性越小，如此恶性趋势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而已故著名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教授林喆也曾尖锐指出，“对于那些在岗不久便落马，或提拔后很快落马的官员，可以肯定地说，几乎百分之百是‘带病提拔’的。他们贪腐的过程，也就是提拔的过程。”

　　资料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深圳晚报》 《中国青年报》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2011》《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