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雇佣的“主人”：我国农村正在发生的生产关系变革

　　【编者按】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农村的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一直在发生着变化。但是长期以来，主流话语在高歌生产力变化的时候，却对生产关系的变化只字不提。然而近期农村悄然出现的生产关系上的变化，正在逐步进入公众视野，官方媒体也开始提及农村“生产关系”的革变了。

　　以江苏启东为例，对农村生产关系变化，地方政府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看法：启东市农委党委书记的看法代表了现在相当主流的看法：放手让农业资本化，不管资本的人格化身是农村大户还是市民、职业经理人。实际上，这样的进程早已开始，已经导致三农的分离，即农业和农民分离；农民与农村分离，把农业、农村、农民打包在一起的“三农”政策在现实中已经遭遇利益群体的挑战。

　　在文中，这一挑战就体现在种植大户（租地农场主）对国家惠农补贴政策惠及农民却没有惠及种植大户的不满。但是，文中南阳镇党委副书记则道出了农业资本化的进程带来矛盾的另一面，这一面往往被主流遮蔽:当承包户成为某个村子的种地主力、甚至垄断村里的发言权时，村集体和村民的声音就会很弱，农民的利益就会受到影响，原来的农民还是农村的主人吗？生产关系的改变已经在对农村社会产生影响，当下的高龄农民工尚能返乡种地，但以眼下农业资本化这种突飞猛进式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到了无法打工的年龄，还能回得去吗？

　　职业化农民的产生，让“谁是种地者”的概念模糊化了。一些村民不种地，通过让渡土地经营权获得固定租金，同时还能受雇于职业化农民，获得一定的劳动收益。租地耕作的职业化农民赚取经营土地获得的差价，却拿不到政府发放的种地补贴。村民是土地名义上的主人，通过租地方式获得经营权的职业化农民，一定意义上成了打工者;而职业化农民如果雇用村民为自己劳作，则又形成另一层雇佣关系。农村的生产关系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这一变化，在江苏省启东市南阳镇光明村表现得十分明显。光明村村民曾经靠经营大棚蔬菜致富，但这并没能阻挡村民外出的步伐。一代一代村里人往外流失的同时，一批一批外地人前来租地耕作。地没有荒，种地的人，却换了。
 

　　传统农民去哪了

　　滚滚长江从上游带来大量泥沙，到了喇叭形的宽阔江口沉积下来，年复一年，逐渐形成了一块又一块的沙洲。沙洲在不断延伸，沙洲与沙洲、沙洲和大陆相连，大陆不断向外延伸，就逐渐形成广袤肥沃的沙地，启东便是这块沙地中最年轻的一块。1928年设县时，以“启吾东疆”之意，命名为启东县，1989年撤县建市。
光明村地处南阳镇最东部，距离广袤的黄海直线距离不足10公里。一年四季的景色，因农作物的更替和成长发生显著变化。方正的耕地周边，点缀着横平竖直的村落和道路。
5月7日，晴，暖暖的春风，拂过正酝酿丰收的大地，油菜籽已经很饱满，大片的麦子正在悄悄泛黄。目前还没到收获时节，大型农机这些天仍然“躺”在仓库里“无事可干”。面对即将到来的夏收，52岁的曹燕飞显得心事重重。
“今天本来想找3个人打药水，找了半天，只有一个人愿意来。”黝黑的曹燕飞无奈地说。愿意揽这份活的是位60岁的男性村民，一上午用机动喷雾器打了56桶水，下午还得接着打。“按桶付钱，每桶4元，他一天能赚两三百元。”曹燕飞说，打药水是为防止小麦患赤霉病，没人打水，小麦很可能发病。
曹燕飞和59岁的袁洪兴是当地的种田大户，两人合伙种地230多亩，其中有100亩在光明村。“打药水要人工，种西瓜要人工，摘豌豆同样需要人工。”袁洪兴说，摘豌豆时最多每天要雇佣200多人，但现在人越来越难找了，“种田人越来越少，农民越来越老，光靠机械化，也不行啊”。
种地的农民都去哪了?光明村党总支书记包汤兵算了一笔账：全村1105户，2475人，有1000多人常年在外，其中近一半出入建筑工地，做木工、泥工、钢筋工等，干的都是力气活。“这些年，我们村每年都有十七八个孩子考上大学，几乎没有回转的，‘农’字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
光明村18组村民组长陆冠球也掰着手指头数给记者听：“我们组共98人，正好有一半人在外。经商13人，工地打工21人，企业上班13人，海边养殖2人。”和全村的情况一样，18组留下的都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光明村老支书袁兵今年59岁，是18组种地人中最年轻的。“10年以后，还会有多少人种地?那时候我估计也种不动了。”袁兵说。
出去打工的农民还会回来吗?“那些在工地打工的，过了60岁肯定回来，因为工地不会再雇佣他们。回来后他们肯定会种地，只是‘白相相’地休闲种，不会以此为谋生手段。”袁兵说，那些在镇上、城里买了房子的村民，肯定不会回来种地了。
陆冠球又掰着手指头数了数：“我们组一共有13个人在汇龙镇(启东市政府所在地)、近海镇、南阳镇买了房子。他们基本上在哪里做生意，就在哪里扎根了。”

　　职业化农民登台亮相

　　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正逐渐离开土地和农业，转变为城市非农劳动者，其余的小部分则转化为新型职业农民。这样的职业农民将保持较低的数量规模，并逐步脱离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状态下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总体而言，我国的农民职业化水平仍然非常低。
光明村共3900亩耕地，其中1000多亩托管给了5个职业化农民。除了本地的袁洪兴和曹燕飞托管的100亩地外，其余均被来自连云港的外地人托管，均以种粮为主。
袁洪兴和曹燕飞原来是附近农场的职工，两人合伙种地10多年。与外地人相比，他们的耕作更精细。“外地人许多时候是粗放型的，大量使用化肥，土地容易板结。我们是轮换使用有机肥和化肥，更注意保护土壤肥力。乡里乡亲的，把土地种坏了会被人家说的，外地人却可以不在乎，拍拍屁股就走人。”袁洪兴说，收成正常的话，每亩每年能赚1500元。10多年的种粮大户，显然已经挣了不少钱，但袁洪兴朴素如常，头发上沾满灰尘，手上满是老茧，似乎生活并没有多少改善。
“当然有改善了，房子盖得比别人大，家电比别人家齐全……农民还能图啥?”袁洪兴为自己辩解。但他们显然不会理财，手头有多少钱，都是一个糊涂数。每次给农户发租金或工资，也是两人各掏一半，从不记账。
“每年最开心的是什么?年底数钱吗?”“数钱?拿到钱就要考虑来年怎么投资，根本没想过存起来或者怎么花。”袁洪兴似乎对挣多少钱没啥感觉，只是一轮又一轮地往土地里投入。开心的事不多，担心的事倒不少。“种地靠天收，什么时候能不操心呢?每年收麦子的时候，我们这里是梅雨;玉米收获时，经常刮台风。”袁洪兴叹了口气，“农民啊，就是劳碌命!”
“他们的确挣了点钱，但我真的不羡慕。”包汤兵笑着说，如果他不是光明村党总支书记，宁愿到企业打工或做做零活，也不愿以种地为生。“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袁洪兴他们还在地里转悠呢。”
对于外来户潘广时来说，操心的事更多了。当年为了躲避计划生育管理，他携爱人和女儿到启东种地为生，至今已有15年。托管了1000多亩耕地，其中有600多亩在光明村。“去年在海复镇安东村种的西瓜，长得挺不错，可最后基本上给偷光了，都不知道找谁去理论。”潘广时一脸无奈地说，“原本打算每家每户送两个……今年，我在那里种了麦子。”

种地者谁

　　传统农民逐步退出，职业化农民逐渐成为种地主力，暂时解决了无人种地的问题，维持着一种平衡，但很多问题也开始显露出来。
出租土地的农民不种地，却照样拿着国家的补贴。潘广时说，土地的租金这几年一直在长，如果单独与农户签约，零碎的土地每亩年租金在400元左右，如果村里将土地归拢成片出租，租金就可能上升到600元甚至800元，但种地的他却拿不到补贴。面对一些村民可能继续提高地租，南阳镇有一个不成文的说法，托管大户可以与农民协商，理由就是村民已经拿到补贴。但潘光时依然郁闷：“前几年我种的小麦遭遇台风，上级财政发放的小麦补贴，照样打到了土地承包户账上，我分文没有。种地人不享受补贴，不种地的人却因天灾而拿补贴，这不公平。”
死人有耕地，活人却没田。“这一问题现在很突出，很多人户口在农村，却没有责任田，因为没地可分。”包汤兵解释说，政策规定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这是高压线，没人敢碰，“在我们村，1990年9月30日以后出生的人至今没有责任田，这样的村民有355位。”
第二轮土地承包时，由于种地收益有限，一些农民不想缴纳税费，耕地撂荒严重，也因此成就了勇于冒险的种粮大户。还有些农民选择外出打工或经商，明确提出不要责任田。光明村18组的刘鑫星兄弟三人，放弃了名下的10亩承包地，一起外出创业。如今，看到责任田不仅有补贴，还有固定的租金，他们很想要回来。
“每个村民小组，都有5户以上的人家提出调整土地承包权。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这个问题很麻烦。”包汤兵说，1998年农村集体土地确权时，那些农民抛弃的田亩，明确当时谁种就归到谁名下，这样的地约占30%左右。“如果能够5年或10年进行一次微调，矛盾就不会这么突出了。”袁兵说。
显然，职业化农民的产生，让“谁是种地者”的概念模糊化了。一些村民不种地，通过让渡土地经营权获得固定租金，同时还能受雇于职业化农民，获得一定的劳动收益。租地耕作的职业化农民赚取经营土地获得的差价，却拿不到政府发放的种地补贴。村民是土地名义上的主人，通过租地方式获得经营权的职业化农民，一定意义上成了打工者;而职业化农民如果雇用村民为自己劳作，则又形成另一层雇佣关系。农村的生产关系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面对这样的情况，南阳镇党委副书记陆健不禁担心：“当外地承包户成为某个村子的种地主力时，他们就可能提出新的利益诉求，甚至垄断村里的发言权，村集体和村民的声音就会很弱，农民的利益就会受到影响。”的确，当“土地保姆”成为主人，原来的农民还是农村的主人吗?那时候，地肯定会有人来种，但种地的人是谁、什么是农民、农村是什么，估计都得重新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