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始于８０年代

　　民族复兴网编者按：一切始于８０年代，如果说政治是骨头的话，那么文化就是依附在骨头上的肉。三则报道综合看，体会变革的文化走向。

思想变革，一切始于８０年代

来源：南风窗

　　比获得真实的历史影像更重要的是，80年代不但是一代成年人的精神故乡，也是这个国家切割过去与未来的端点，是使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中国的最切近的源头。

　　唐昊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最近的历史也已化身为久远的传说，就连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也对之语焉不详。误解或遗忘原因也很简单：对历史进行叙事的权力往往并不在当代人的手中。只要来自他者的话语传播历久弥深，真实的景象就将逐渐被抒情的画卷所取代，而那真实就像是从未存在于时间之中。关于80年代的记忆也大抵如此。
而比获得真实的历史影像更重要的是，80年代不但是一代成年人的精神故乡，也是这个国家切割过去与未来的端点，是使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中国的最切近的源头。所以，对于学校门口保安所提出的3个“哲学问题”（你是谁？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虽仍无法回答第一和第三个问题，但从80年代出发，我们将能够回答今日之中国“从何处来”这个问题。
随着“60后”、“70后”等主流人群进入了集体怀旧期，他们成长于斯的80年代话题开始被更多地谈论，对80年代的争论也在最近几年被引爆。在《中国合伙人》和《致青春》这样的影片中，80年代被解读为不可复制的黄金年代，拥有着中国最后的理想主义者；与此相反，蒙着“一块红布”但内里是“蓝色骨头”的崔健则否认80年代的特殊性，认为那只是改变的开端，时代会越来越好。不过，就我对当代史的有限了解，前者是更为真实的描述。

　　迄今为止，那些在80年代声名显赫的“教父级”人物，有的正在逐渐退场，有的只在舞台边缘存在，有的已悄无声息地逝去。这些都只能证明一个事实，就是他们此后的作品从未超越过80年代的自我。只要看看这些昨日的“教父”，就会明白，他们成功的主要因素实在是因为他们幸运地生活于“80年代”，而并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才华。那么，为什么80年代会是一个此前未曾出现的难得的思想解放的年代？其间既有中国自己的因素，也有国际上的因素。它们构成了人们选择的空间。

民族复兴网编者按

　　80年代的思潮开放首先来自上层的思想解放。极左的“四人帮”被逮捕后，政治高层进行了严肃的集体反思。标志性事件是1979年1月的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胡耀邦主持的这次会议上，党内高层纷纷发言，对八大、57年“反右”、59年庐山会议、66年“文革”等重大历史问题发表看法，有参会者甚至做了“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等在当时石破天惊的发言。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破冰，新一轮思想大解放的格局成形。可见，80时代民间的开放与官方的开放密切相关，从那时候起上层就达成共识，只有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才是对国家和对党有利的选择。所谓时代特性，不过是人们选择的结果。

　　此外，人们常常忽视80年代开放思潮的来源。实际上这些思潮并非单独存在于中国。在新价值标准的内外合流下，旧的僵化局面已被打破，90年代的商业化大潮尚未来临，这才造成了一个“一切皆有可能，一切决于个人体验”的年代。那时的创作者们思想活跃，想象丰富，态度纯粹，但最重要的是一种相信“意义”从而生发出来的激情。仅一部《红高粱》就奠定了莫言的文学地位和张艺谋的电影事业。事实上中国电影史上最有才华的第五代导演创作的黄金年代正是此时。当然，第五代导演此后的作品也从未超越过80年代的自己。曾以为90年代初的《霸王别姬》是一个新艺术时代的起点，想不到那实在是80年代的终点。

　　就奠定价值观基础的基本条件来说，80年代对于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50年代奠定了此后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基本价值观格局一样，始于80年代的思想领域变革一方面是对50年代格局的突破，另一方面也在试图建立新的格局和视野。虽然很快被商业化潮流所淹没，但仍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迄今为止，虽然激情隐去，但80年代的价值，在一代人心中的地位难以动摇。

性侵幼女背后，是一个已经变得势利的社会

来源：南风窗　作者：韦星

　　在村民叙述中，性侵的老人“挺正常”。这些老人的子女都在外地打工，他们的孙子、孙女也跟随出去在外上学。平时在村里，老人也就是放牛、干农活，见面也打招呼，和村民关系也“挺好的”。所以，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多村民是“想不到的"。

　　即便发生了，村民们也没有对这些“为老不尊”的老人，有过多的指责。他们将指责指向了被侵害的幼女，认为这些幼女：嘴馋、没教养、乱跑。甚至，有村民故意在村里孤立那些因此事而报案的家长。

　　这几年，由女记者发起的女童保护机构经常到一些小学，给学生发放“防狼手册”等。但性侵幼女的案件，一直频发不断，震撼程度，一次次冲击着我们的底线。以至于，我们慢慢都已经麻木了。

　　这是一个令人沉重的话题，每次性侵幼女案件的发生和广泛传播，曾一度让我在女性面前，羞于自己也是男性——因为性侵幼女者，很多是男性。我知道，我这想法多少有些幼稚，但这是我的真实感受。我也明白，即便在当下社会，对幼女感“性趣”的变态家伙，毕竟是少数的。只是，即便少数，都已对我们这个社会以及儿童，产生了足够伤害。

　　最近，性侵幼女最典型的案件有很多，信手拈来的有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宁夏12名幼女被教师性侵，其中11名为留守儿童；云南丘北县一小学校长性侵2名幼女，被判刑15年；贵州毕节一小学校长性侵6名幼女，一审获死刑……远的，还有很多“说起来都是泪”的案件。

　　前几年，就性侵幼女案件，我曾到广西的施害者、受害者家乡、家庭进行采访，且也走访了公安和妇联等部门。性侵幼女频频发生反映的，不只是“师德滑坡、家庭的性教育缺失”等问题。它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它是农村社会共同体瓦解，而城市新共同体又还没有建立起来所导致的。当然，社会的失序也加速了性侵幼女案件的频出。

　　国家机器是保护我们，但别忘了，小共同体也是保护我们的。当我们都主动或者被动卷入社会大变迁的洪流之中的时候，保护我们的小共同体瓦解了。平日我们也许对此不屑一顾，或者根本就没有精力顾及，但当悲剧发生的时候，才发现这种瓦解的后果到底有多可怕。

　　从性侵幼女发生的场域上说，其中很多是发生在相对偏僻、保守的农村。比如上面提及的3个案例，都发生在经济水平比较落后的地方，在这些地方里，流动——特别是单向的流动，成为了当地社会的常态。通俗讲，就是农村往城市里单向流动，导致村里长年没有人在家，凡是青壮年或有点本事的，大都出去打工了，这样的结果是：地没人种，家没人住，村里大榕树下，没有人聚了。　　但导致的后果不只这些，深刻的后果是——农村的共同体瓦解了。曾经，村里人为了争水给农田灌溉，打了起来；也曾因为你家的牛，吃了我家的庄稼，而吵个不停。为生活所迫，吵闹在农村很常见。但平时农耕时不断接触，或参与村里的红白喜事中，因千丝万缕的亲戚关系、宗族关系，打斗、吵架的彼此又捆绑在了一起。

　　那时，表面上的争吵，并不因此就撕裂了邻里的关系，村庄的共同体是存在的，而一些村民的过分行为，是会在村里的大榕树下、村口的小卖部里，成为村民每天热议的焦点。所以，即便有些人比较横，也比较忌讳这种被宣传和热议的场景。所以很多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行为，都不会太过分，人们因为共同体的生活和工作圈，而所有顾忌——因为每个人都不想成为大家鄙视的对象，特别是天天去面对那些熟悉面孔的鄙视。

　　所以，过去20年里，这种源自内心的敬畏，让传统的村庄社会不会失序，也就不会导致幼女被性侵等行为的频繁发生。

　　随着打工文化的冲击，共同体瓦解了。2012年，我来到广西武宣县和律村采访的时候，记得第一天，因为我是中午赶到的，在村里转了几圈，几乎家家户户关门。以至于，大白天，在村中穿行，都会有狗冲着人在狂叫不止。

　　在村口，供电局张贴村民用电量显示，很多家庭用电量为零。正是劳作时，采访对象更是难以找到。这样，我改在早上或晚上才到村里采访，这样逮住人的机会才比较多。

　　和律村当时被性侵的幼女有3个，涉及的老人4个，但承认性侵并被法办的，有两个老人。案发时，两位老人的年龄分别是72岁和69岁。被性侵的女孩年龄在13至15岁。

　　在村民叙述中，性侵的老人“挺正常”。这些老人的子女都在外地打工，他们的孙子、孙女也跟随出去在外上学。平时在村里，老人也就是放牛、干农活，见面也打招呼，和村民关系也“挺好的”。所以，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多村民是“想不到的”。

　　即便发生了，村民们也没有对这些“为老不尊”的老人，有过多的指责。他们将指责指向了被侵害的幼女，认为这些幼女：嘴馋、没教养、乱跑。甚至，有村民故意在村里孤立那些因此事而报案的家长。

　　这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但这又和这些幼女的家庭有关。我在走访这些受害的幼女家庭发现，她们身处的家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家庭普遍是村里最穷的。孩子的父母也和我讲“我们家穷，被欺负，没有办法”等之类的话语。

　　这些家庭的贫穷，和家有病人以及没有赚钱的门道有关。在和律村，两个受害幼女都不属于留守儿童，她们的父母常年在家。她们的父亲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除了干农活，平时在村里帮村民建房子、打零工。两个受害幼女的母亲中，一个脸上挂着几十厘米长的肉瘤，常年呆在家里，披散着头发遮掩长条的肉瘤。另一个幼女的母亲，精神有一些异常，见到记者提着水果进门，一直乐呵呵的。

　　可以说，从犯罪者的心里上，她们确实是属于被吃定的对象。很多人都说农村社会是一个十分淳朴的社会，但这是对于外来人、特别是对于进村干部而言，我更愿意将当下的农村社会，视为极端势利的社会。

　　在农村，以我的接触和观察来看，如今的农村社会更接近丛林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当共同体瓦解，剩下的就是赤裸裸的丛林生活，大家处于食物链上，只有两种人不会被吃掉：一种是有权力或是靠近权力的人（比如他家有亲戚在镇上或县城当官），一种是在村里足够横，宗族的人比较野蛮，性格彪悍。

　　这里不提“有钱人”是因为，有两种可能——如果有钱人比较大方，平时回村经常请人或请亲戚吃饭喝酒，他们身边会凝聚一批铁杆的支持者。如果是很小气的有钱人，行走在村里，村民巴不得你犯点事，好有借口整整你。

　　从我所采访的和律村的受害者家庭来看，他们的女儿被性侵，穷因而被看不起是一个因素，但不是最重要的因素。重要的还是他们的父母是老实人，他们的亲友不够横，容易成为欺负的对象。既然这些女孩的父亲软弱可欺，对他们的女儿下手，就更无后顾之忧了。加上这些女孩的父母疲于生活，无心力管教，她们在村里成了乱跑的野孩子。这样，就让性侵者找到了机会和借口——机会是，他们有更多机会接触到乱跑的幼女，给点糖果或几块钱就可以搞定。而且从施害者的情感上说，他们也有这种心理，如果出事了，这些管教不好的孩子在和自身一向良好形象面前一对比，别人更容易认同自己。

　　事后村民的表现，也印证了他们的判断。

　　很多西部地区，特别是农村发生幼女被性侵的现象，很多人认为都是因为孩子是留守儿童造成的（上述我接触的案例不是留守儿童）。那么，没有留守，跟着父母走的呢？高楼背后有阴影。在城市里，特别是珠三角的城市里，随着父母进城的孩子——特别是暑假跟随父母在城市打工的孩子，同样也成为了重要的性侵对象。性侵者是老师、保安、老乡等等。从这点上看，幼女已经无处遁逃——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里。问题不在于留守不留守，更关键的是保护机制有没有被摧毁，或者有没有建立起来。

　　问题就在于，农村共同体瓦解后，这些进程的农民工尽管以老乡等名义，聚在一起，但他们是松散的群体，在城市里颠沛流离的生活，注定了他们要在城市里建立新的共同体，重新凝结在一起，成本实在太高了。即便是白领，重新聚合成新共同体的机会，都已经很少很少，何况这群为一日三餐而奔跑的农民工？

　　这样，在农村，熟悉的人、能人全部走了，他们的出走，带走和撕裂了农村的共同体。但他们来到了城市后，新的共同体又没有建立起来。这样，无论是在瓦解了的农村，还是在陌生的城市里，人的道德约束减少了，人在欲望无限得到了放纵。这一刻，人性敌不过动物性，悲剧就发生了。

　　但人毕竟不只是动物，不能只靠动物的属性为所欲为。我们的幼女，真的继续这样无处遁逃了吗？

据说这些是许多80后的启蒙小黄书 80、90年代中国地摊法制文学杂志集锦

来源：观察者网　

　　在神奇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至90年代，各种印刷粗糙、封面暴露的打着“法制文学”、“大案要案纪实”、“生命科学”、“人体艺术”旗号的冒牌杂志在祖国二、三线城市的廉价书摊（特别是长途汽车站和火车站的地摊）上云集。那话怎么说来着？——“成为了中国现代通俗小说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虽然是见不得光的风景，却在市井之中广泛流传。
很多80后当年的第一本启蒙“小黄书”，基本都是从父母床底下翻出来的一本类似《风流女老板落网记》或者《爱与法》一类的东西，封面上除了一个或者是画的，或者是从外国电影里扣下来的大胸女郎，旁边肯定有位一脸正气的人民警察，还通常都画得特像朱时茂，手里拿着枪，粗糙，意味深长。

　　现在看来，这些当年的小黄书大多都是超级标题党，用极尽夸张的题目和暧昧的封面人物形象吸引大人去买，比如《红粉女刹》、《旅馆招聘了五个姑娘》一类的，比较隐晦；还有很露骨的像是《用肉体下注的女赌棍》、《各自找情人鬼混的夫妻》一类的。但是因为此类咸湿小说通常都是二、三线城市郁郁不得志的文学男青年用来混饭吃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群“死宅”，而且是一群严重的“直男癌”，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找不着对象的大龄男青年”，他们特爱描写不学好的女人的悲惨下场。
所以，这类杂志除了用封面和标题糊弄人，里面内容的“干货”并没有多少，情节基本靠幻想，文笔基本高中刚毕业，一点都不好看特别假还全是字儿！但是对于当时刚打开国门的祖国雄性们来说，这样一本《色情狂的覆灭》，据说足够他们在厕所里蹲上半个小时的了。

　　80年代的这类杂志的封面主要以绘画为主，里面的内容插图少，有的话也是绘画的；而90年代的杂志封面开始注重写实效果，很多是纪实照片，内容中的插图也有好多是真实的，比80年代的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