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新加坡学者董玉振的一篇评论，因一些内容过于激烈，不便刊出。这里摘录其一些较为平和的言论和观点。

　　八一年，《决议》获得中共中央的通过，拉开了批毛反毛的序幕。《决议》除对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前的七年予以肯定外，毛泽东领导下的其余二十年被全盘否定。在全党学习《决议》的过程中，各界掀起了检讨毛泽东过错的声浪。文艺界更不甘落后，通过电视等一切手段否定建国以来的成就。当打开国门，看到外国的发达时，更全民埋怨毛;似乎要不是毛的错误，中国就应该如何发达，人民就应如何富有。他们无视其它和中国建国时有相近国情、而已远比中国落后的国家(如印度)的存在;只看到发达国家的富有，而不看中国薄弱的基础和发展环境的恶劣;“实事求是”变成了反毛的专用借口。毛的语录被刷掉，画像被撕毁，塑像被推倒，家里的石膏像被扔进垃圾箱。让当时年青的作者感到一丝安慰的还是在农村。农民们将毛主席画像保留，或担心犯政治错误而象春节后送神像般烧掉，将石膏像悄悄藏起;在这些土气的乡下人身上，总算保留了整个民族的一份良心。

　　在毛逝世后,知识分子从检讨毛的错误迅速上升到检讨共产党的错误、马列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发展逻辑。推出了“四个坚持”，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当然不忘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试图将毛泽东和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割裂开来的作法显然是短见和幼稚的，似乎没有注意到毛泽东和整个中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已熔为一体，没有毛的中共还是中共吗?没有毛的社会主义还是这样的社会主义吗?没有毛军事思想的解放军还是人民子弟兵吗?

　　“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颇为滑稽的集体捞功之举。打开和毛一齐革命的政治家如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邓小平等的文集，然后再读毛泽东雄文四卷，能强烈感觉到他们和毛根本不在一个哪怕是接近的思维层面上。奠定中共革命理论基础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大作完成时，其他领袖们还没搞清楚该干什么呢;当时要么在法国勤工俭学，要么在中央作个小书记。没有上述领袖们参与革命，毛泽东身边肯定会有其他人参与并取得革命成功;但没有毛泽东参与，上述领袖们根本找不到革命成功的道路并名垂青史。当然，正如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们的助手也为科学发现做了不少工作，其他领袖们并没有无所事事，但他们的贡献还没到有资格强调“集体智慧”的地步。“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是长期的、成功与失败的无数次反复实践中得出的正确结论，“集体结晶论”无疑是对此结论的歪曲。

　　当然，今日“幸福生活”的内容如果仅指物质上的，那无疑比过去“幸福”许多;但信仰迷失、社会风气败坏、贪官污吏横行、少儿失学严重、百姓怨声载道等，表明今日的生活并不那么“幸福”，甚至比那信仰明确、为官清廉、民风朴实的年代更多了几分愁苦。

　　另外，将“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和“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日的幸福生活”相提并论，强烈暗示了毛泽东主要只在建国之功，而将建国后的主要发展之功归于邓的名下，本文在“人本经济的成功尝试”、“计划生育与农民”两节里已对此作了否定。这样并列的口号不仅有违“实事求是”精神，甚至具有歪曲历史、抹杀二十八年中几代人无私贡献的反动性质。

　　《决议》的通过造成了八十年代中国人思想的空前大混乱，“”事件是十年来思想混乱的必然结果。至今还有不少人大骂“共产党当政以来没干多少好事”，能怪他们吗?在中共自己的文件《决议》中已清楚表明了这一点。“”后沉痛地总结道：“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很遗憾，至死都没有认识到祸根在哪里。国际间存在明争暗斗、利益争夺本是非常自然的事，外国搞“和平演变”也属正常，“必自毁，而人毁之”。

　　“文革”表面上的混乱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共建立起来的坚实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人民对执政党和其社会制度的信赖并没有改变。在华国锋时代，中国人思想上还基本保持毛泽东时代的纯朴和坚定信仰，如果能抱更宽阔的胸怀，更高瞻远瞩，采取温和渐进方式对建国以来所犯错误进行党的集体反思，对建国二十八年历史指出失误的同时肯定进步和发展事实，用个案处理兼说服教育的方式对冤假错案一次性处理，在不损害毛光辉形象的情况下在领导层面上对毛进行保护性批评，用三、五年时间内实现毛泽东时代的“软着陆”是完全可能的。

　　“文革”在毛逝世后即自动结束，高考恢复、科技大会召开，人民的思想觉悟和劳动热情继续高昂;如能善加利用和引导，对过去采取辩证的扬弃方法论，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会更加顺利，今日中国的很多弊端也不会这样严重。

　　多年来，每当作者想及中共通过《决议》这种疾风暴雨方式结束毛泽东时代，并放任政界文艺界对毛肆意攻击和报复时，总深感惋惜。为国家失去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坚固社会和政治基础而心痛万分。头脑中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中国的赫鲁晓夫”概念。这一概念随着研究的深入而越来越明晰：原来，邓小平正是毛泽东一直担心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决议》除了“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这一毫无意义的二分遮羞布外，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异曲同工。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开创了苏联和东欧历史上思想空前混乱的时代，培养了导致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一代领导人和人民。邓小平及其《决议》开启了新中国历史上思想空前混乱的八十年代，并影响了一代人。

　　苍天有眼，当我中华民族在东方崛起。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发生及时，让中国知识分子猛醒，给中国人民上了生动的一课，初步结束了持续十多年的思想混乱。这即是执政党的幸运，也是我中华之福。毛泽东时代还不太遥远，那时的人还在。知识分子们重新购回已扔掉多年的《毛泽东选集》，掀起了全国性的、自发的“寻回毛泽东”的高潮。他们在《毛选》里看到了对现实世界的精辟分析，开始用“矛盾的、斗争的方法”辨别这个本来就很复杂的世界。当克林顿访华，向中国的大学生们兜售“民主自由”时，学生们非但没有照单全收，反而送上了“湖南的红辣椒”。

　　毛泽东时代培养的年轻人已成功地肩负起当今中国的领导责任，今日的中国青年也完全有能力肩负起这个强国未来的重任，虽然当今教育方法和干部选拔制度弊端甚多。这是毛泽东几十年致力于民族教育和改造的结果，决不是什么“集体智慧的结晶”;没有邓的“集体智慧”，“结晶”也许会更美。

　　与受惠于毛泽东思想的大陆知识分子相对照，港台部分知识分子在看待国内国际政治问题、中英关系、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等方面还停留在“”之前大陆知识分子的思维层面上。

　　至此，谁还能说毛泽东建国后一系列政治运动完全错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