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炎黄春秋》怎样在依宪执政的幌子下大塞私货

吴思与杜导正

　　《炎黄春秋》第8期头条刊登了“依宪执政五人谈”一文。参加座谈的几位先生是当今意识形态领域的名人，都是近年来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佼佼者。他们打着依宪执政的大旗，却塞进了许多私货，兜售了许多奸伪，明眼人都能看得明白。有的地方太露骨，即便不是十分明眼的人也能看得明白。
他们打的旗号不可谓不光彩。他们表面上装着顺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依宪执政、依法治国的话头说事，但是话头一转，就说开了什么当下人治思维有惯性，人治依然；什么社会现实同世界通行的法治精神有很大的反差也依然（请注意，《炎黄春秋》完全是把我们强调的法治精神与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所谓世界通行的法治精神放在同等位置对待、同日而语的）。从他们对这两个“依然”做出的分析和阐述中，他们的私货，他们的奸伪就一一晾于光天化日之下，一一兜售于市了。
一曰强调建设“思想市场”。郭道晖先生在座谈中说：“要建设法治中国，首先建设思想中国，而要建设思想中国，必须要有思想市场。”什么是思想市场呢？就是说，“应该有一个像自由经济市场那样的思想市场”，因为，“十八大已经确定要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决定因素”（按：这个表述明显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的表述不一致），而“市场经济应该影响到上层建筑，影响到思想”，还说，“如果经济上由市场配置（按：这句话简直出格到了惊人的地步。三中全会决议中什么地方有这样的表述呢？），思想理论上没有一个自由的市场，没有一个供大家交换新鲜思想的市场，是不行的”。话说得闪烁其词，倒也颇直白，郭先生的意思是听得懂的，这就是：思想理论领域必须像自由市场那样开放。那么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开放呢？就是说，再不要“动不动就说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那样的话。如果老说这样的话，我们就连“在世界上立足的地方”也没有了。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郭先生说，那就是“与世界法治文明接轨，要吸收人类的普世价值”。说到这里，郭先生终于把他自己心里的盘算托出来了：把普世价值引进中国，把西方文明引进中国，这样，中国就可以在世界上“立足”了。什么敌对势力的思维云云，那是不能提的，提了，法治思想就建立不起来，法治社会也建设不起来。按郭先生的这个思路引申下去：这个社会上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敌对思维吧。郭先生口口声声宣称依宪执政，干什么都要循宪法的精神和原则行事，郭先生总不会没有读过宪法第六条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规定、其他相关条文及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相关论述吧。我国正是遵循着包含这些内容的宪法，处在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环境中，保持着高度警觉建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稳稳立下足来，，并已取得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何来不能在世界上立足之有呢？郭先生不让讲敌对势力思维，又热切要求在他急欲开办的思想市场里交换什么新鲜思想，他的原心态是什么，也就纹丝不爽地曝光了。这里，还必须点出来的是，我们历来坚持，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里马克思主义必须占指导地位这样的根本方针，郭先生在讲话中几乎是绝口不提的，因为这样的方针恐怕是完全合不上郭先生的胃口的。
二曰“马克思主义丧失了生命力”。这样凶险的话出自讲授政治学的一个教授之口。这位先生在发言的开头先是把《炎黄春秋》大大恭维了一番，说什么《炎黄春秋》是温和的、理性的，“发表了这么多对国家有积极作用的建设性文章”。而人所共知的事实是，这个刊物既从不温和又从不讲理性（按：当然是分对谁温和，对谁讲理性），国家面对的只是一大堆有消极作用的破坏性文章。对《炎黄春秋》如此捧场还嫌不足，这位先生在发言的结尾部分，又摆出一面孔阿谀谄媚的姿态声称，“衡量《炎黄春秋》以前所发表的言论和一切文章都是没有问题的……它澄清了很多误解，澄清很多对历史、对当代认知上的偏差……《炎黄春秋》是公共理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平台，是脑袋很重要的一部分”。《炎黄春秋》自然是极中意听取这类肉麻话语的。因此，它就毫无愧色、从容地全文照录地刊登了这位先生的这段“颂词”。所有这些，我们只在这里略略予以曝光，并不打算展开。这位先生最发飙的话是：“以前的儒学、马克思主义，任何东西，一旦国家把它奉为正统以后，就处于长期停滞的局面，最后丧失生命力。”作者罔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袤土地上充满了活力，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个最巨大的现实，却恶意攻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丧失了生命力，还有比这句话诅咒得更凶险的吗？作者的学问已经“渊博”到是一个国内名牌大学教授的地步了，却对中国土地上一个名扬寰宇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土围子极尽恭维拍马之能事，又尽情发出了一通把马克思主义贬到已经死亡的毒誓，想必是非常得《炎黄春秋》的欢心了。
三曰党置于制宪而不守宪的尴尬境地，实际上存在一个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张千帆先生在发言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依法执政，主要是依宪执政，实际上是回答了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张先生这一对习总书记所言的“解读”，说明他是认为我国在实际上存在着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的。这里且不说张先生这样擅自的“解读”是何等的胆大妄为，所谓“党大还是法大”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在党的领导下，制定了宪法和法律，代表了人民利益；宪法和法律的每条每款代表的也是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执政，依法治国，两者融通契合，何来孰大孰小？提出党大还是法大，实际上是把党和法律恶意地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如果说党比法大，那么党提出加强依法执政，推进法治建设，以法治国，就是虚伪的了；如果说法比党大，不啻说党的领导出了什么问题，要由法来管、来纠正，而法有可能管不上、纠正不了，那么党又怎么能真正做到依宪执政、依法执政呢？有人甚至提出，为保证依法治国，共产党员要退出法官队伍，这不是使党和法两者之间的关系完全对立起来，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吗？习近平同志说过：“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真正做到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习总书记这段话把党和法的关系说得非常清楚，非常透彻。作者通篇讲良法、良治、良序，却完全回避这三个“良”，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而关于加强党在这方面的领导，他在讲话中毫无展开，无片言只语，这不显得很反常吗？
四、用习仲勋同志的旗号和影响压人抬己。打出习仲勋同志的旗号，作为《炎黄春秋》身上披的虎皮，是《炎黄春秋》很自鸣得意，深为自赏的一招。江平先生的发言中特意提到，当年，习仲勋同志曾提出要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护法，他觉得很好，云云。用习仲勋同志来掩护自己，这对《炎黄春秋》来说，也不是第一遭。人们记得，前些时，《炎黄春秋》曾经登了习仲勋同志夸奖《炎黄春秋》办得好的题词。一般读者不了解习仲勋同志当年是在什么情况下题的词，难免信以为真。《炎黄春秋》真真的是把仲勋同志的题词给自己做了广告。习仲勋同志是我党一位著名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我党一位具有高度威望的革命前辈，但是在他的身后，他是不可能知道《炎黄春秋》近一二十年来走了一条由反骨未显到反骨毕露的越来越堕落的路子：疯狂推行西方式的宪政民主，力图引进西方政治制度框架，叫嚷党不能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等等，这些文章在每期《炎黄春秋》上都充斥皆是；而竭力反对党的领导，诋毁社会主义制度，把数不清的脏水泼到习仲勋同志本身十分敬重的开国领袖的头上……这方面更是恶行累累，擢发难数！习仲勋同志能对这些恶行点赞、称好吗？显然，现在抬出习仲勋同志来，除掉刻意亵渎、诬辱习仲勋同志，还能有什么别的意图呢？
关于习仲勋同志曾倡议建立不同意见法。这当然是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值得认真考虑研究的倡议。我们当下的全部法律体系中尚无此法。但实际上当下思想多元、价值观多元，各种思想、价值观的话语表述在媒体上还有什么不同意见不能说的呢？《炎黄春秋》满满登登地享受了还正在享受着无所不敢说，无所不敢诅咒的，几乎是无以复加的言论自由，这恐怕在普天下都是罕见的。当前，虽无保护不同意见法，但是不同意见受到保护，早已是一个每日每时都能见到的惯常现象了。《炎黄春秋》特意抬出习仲勋同志来，是有他们自己不可告人的用心的。说到底，拉大旗，扯虎皮，从来就是《炎黄春秋》的惯技，我们不必为此感到愕然。
　《炎黄春秋》有足够的智慧施展其奸伪、狡诈伎俩。它长于在自己的文章中塞进大量私货。他们使了多少花招，安了多少钉子，多少人跌入他们挖的陷阱，被他们乖乖地牵着鼻子走。他们自以为得计，窃喜不已。但是他们已经唯心唯到冲昏自己头脑的地步。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他们有浓重的自恋癖。他们硬是不顾他们的不光彩伎俩和骗术屡屡被人识破、戳穿，他们还是要一路行骗下去，真是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