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中性?

　　从“迷失的货币”到“货币需求函数”

　　市场原教旨主义：“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货币信用周期”与“风险偏好”

　　上、下半场与储蓄率

　　思考

　　一般均衡论是主流经济学界的核心理论框架。这一理论的实质是论证资本主义经济体能自发地达到均衡状态，并有自发的能力矫正失衡。由此，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合理性和万寿无疆的前景。

　　2007年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经济处于衰落、动荡中，至今不见企稳的迹象。资本主义经济体能走出当前的陷阱吗?2013年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出版《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为焦虑不安的人们带来一线曙光。

　　此书获得国内主流经济学界的广泛好评。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全国人大常委\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等，均出面推荐(见《彭文生：寻找中国新平衡》2013年05月20日财经网)。可见彭文生的观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了主流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态势的看法。由此可以理解国内主流经济学界当前的分析思路。

　　彭文生指出：

　　“在金融危机前的30年，主流的政策研究和市场分析框架有一个重要假设：货币信用中长期来讲是中性的，只影响通胀，只要通胀控制住了，宏观经济就没有大的不平衡。”(《中金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新著：《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2013-06-07 经济学家)

　　对此他提出了质疑：

　　“经济学界对主流理念的最大反思是其对资产价格和货币信用周期的特殊性重视不够。”

　　“金融危机再次提醒人们，资产价格和货币信用结合起来，有超越增长和通胀短周期波动的重大影响。正确理解我国货币信用大幅扩张的含义对判断未来的经济走势至关重要。”(同上)

　　换而言之，他认识到“货币中性”的假设不符合实际，而“资产价格和货币信用”对判断经济走势至关重要。认识到这一点总是一个进步，可惜来的太晚、太浅了。既然“货币中性”假设是理论框架的基石之一，就应该研究这一假设为何不成立，抽掉这块基石，理论框架会怎样?

　　货币中性？

　　所谓“货币中性”来源于美国的经济学家费雪(Irving Fisher 1867-1947)于1919年提出的费雪方程式：

　　MV=PY

　　其中M为货币发行总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价格，Y为可交易财富，这成为货币数量理论的基础，是如今大学经济学教科书的主要教条之一。根据这个教条，价格由货币发行总量M、货币流通速度V、可交易财富Y决定：

　　P=MV/Y

　　亦即,如果货币流通速度V不变，价格由货币发行总量和可交易财富决定。增发货币只是等比例地影响价格，不影响可交易财富----经济体的总产出。这就是“货币中性”假设的由来。所以各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当局主要集中于通胀率(即价格)，认为“只要通胀控制住了，宏观经济就没有大的不平衡。”(《中金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新著：<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 2013-06-07 经济学家)

　　这个假设是否成立，本可用统计数据检验之。奇怪的是，直到彭文生出书的2013年，国内主流经济学界一直在这个教条下扑腾，也没见有人去检验它一下。

　　费雪公式描述的是货币发行总量、可交易财富和价格间的关系。

　　货币发行总量M2由三部分构成：流通中的现金M0、活期存款、准货币。其中的准货币为金融机构的各类存款(除活期外)，银行需为之付利息，因而必须将其贷出以赚取更高的利息，否则银行将无法维持。活期存款的利息率很低，经常赶不上通胀率，它更可能对应于暂存的购买力。流通中的现金M0直接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它对应于社会购买力。因此我们需同时对这三类货币检验费雪公式成立与否。

　　宏观经济调控当局关注的通胀率一般由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消费者价格指数(CPI)、零售物价指数(RPl)、GDP平减指数表现。对社会公众影响最大，因而也最为当局关注的，是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而反映整个经济体价格变化的则是GDP平减指数。

　　统计年鉴中的最终消费支出(当年价)，相当于以不变价格计的最终消费支出乘以消费者价格指数。根据费雪公式，它与货币发行量应成正比例关系。因此，由二者作的散点图应排列在一条由原点出发的直线上。用统计数据检验的实际结果见图01：　　

　　数据显示：流通中的现金M0的判定系数R2高达0.992，样本点几乎全在趋势线上，可见流通中的现金M0基本上满足费雪公式。活期存款的判定系数R2为0.967，样本点偏离趋势线，说它满足费雪公式已经比较勉强了。准货币(其他存款)的判定系数R2更低，仅0.956，样本点明显偏离趋势线，且有系统性的偏差。可见它基本不满足费雪公式。

　　换一个角度看得更清楚。费雪公式导出M/PY =1/V,放到这里就是货币/最终消费支出(当年价)为某个常数。数据检验结果见图02：　　

图02：费雪公式检2(最终消费支出)

　　数据显示，只有流通中的现金/最终消费支出(当年价)近似于一个常数，活期存款/最终消费支出(当年价)显然不是常数，准货币/最终消费支出(当年价)更不是常数。

　　亦可用GDP代替最终消费支出作类似的检验。统计年鉴中的GDP(当年价)，相当于以不变价格计的GDP乘以GDP平减指数。用统计数据检验的实际结果见图03、图04：　　

图03：费雪公式检验1(GDP)　　

图04：费雪公式检验2(GDP)

　　数据同样显示：用GDP检验得出的结果与用最终消费支出检验的结果类似。

　　可见，被主流经济学一锅煮的货币发行总量M2，实际上由三个部分组成，它们有完全不同的经济属性。其中，流通中的现金M0大体满足费雪公式，在经济体中主要扮演“交易媒介”的作用。而准货币基本与费雪公式无关。由于银行需向储户支付利息，故而必须用其挣得更高的利息，才能维持银行的运转。可见这部分货币的实质是逐利资金，它不在乎作为交易媒介的功能，而在意于“以钱生钱”。至于活期存款，介于二者之间，更可能扮演暂存购买力的角色。由此可见，简单地将货币发行总量M2视为交易媒介，明显脱离现实。

　　这一假设脱离现实的程度，取决于三者占货币发行总量M2的份额：　　

图05：货币构成演化

　　数据显示：流通中的现金M0占比最高的年份(1988)也仅有22.97%，其占比一路下滑，到2013年仅为5.29%。用它的属性来代表整个货币发行总量M2的属性，怎能不错得一塌糊涂?

　　而准货币的占比从1990起就突破了50%，到1995年突破60%，到2013年竟高达69.52%!亦即货币发行总量M2中有7成是逐利资金!换而言之，是逐利资金及其拥有者的偏好，在主导着货币发行总量的属性。由此可见，货币的本质已经不再是经济学家们声称的交易媒介，而是资本家的逐利工具。当资本家以追逐货币积累为核心目标时，他们将自己变成了货币拜物教的教徒，成了货币的奴隶----人格化的资本。

　　观察上述数据，至少在2000年以前，这些特征就显露无遗。非经济学家的我，在2009年就发现了它(见《货币循环的另类观察--系统动力学的视角》科学时报2009年11月5日A3版》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7-269797.html)而我们的主流经济学界，竟不屑于作起码的实证检验，就埋头跟着费雪、弗里德曼们跑。被国际经济危机扇得晕头转向，就不足为奇了。

　　从“迷失的货币”到“货币需求函数”　　事实上，经济学家们早就发现货币发行总量不满足费雪公式。有意思的是，他们不去质疑费雪公式，不去分析货币的构成与作用，而是问：货币发行量长期明显高于GDP的增长，却没有引起明显的通货膨胀，那超发的货币跑到哪里去了?百思不得其解的西方经济学家们称之为“货币的迷失”，意指货币增量中无法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解释的部分。于是，中国唯洋是从的经济学家们也煞有介事地讨论起“货币的迷失”问题来，相关论文在经济金融类刊物上连篇累牍。

　　凯恩斯、弗里得曼、麦金农等人试图用各种因素解释货币需求量，涉及到的因素包括总财富、国内利率和通货膨胀率、股票市场、经济预期、制度和经济变革对货币需求的影响等等。由此提出了“货币需求函数”的概念。国内外经济学家们用复杂的数学工具研究“货币需求函数”，但均未能提高对货币需求的预测能力，只是得出了“货币需求函数”不稳定的判断。这只是对现象的另一种表述，没作出任何解释。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提出“货币主义”，基于这个主义，弗里德曼倡导“货币数量规则”，将货币发行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名义锚”，意图通过调控货币发行量，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和社会的稳定。

　　然而“货币需求函数不稳定”使央行无法确定合理的货币发行量指标，这迫使许多国家的央行放弃了这一目标。上世纪90年代，新西兰最早试验“通货膨胀目标制”，以预订的通货膨胀率目标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根据通货膨胀率与预定目标的差距来决定货币发行量的收缩与扩张。此后加拿大、英国、瑞典、芬兰、智利、韩国、波兰、巴西、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都纷纷效仿。

　　而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以联邦基金利率为操作目标，其理论基础是“泰勒规则”(Taylor 1993年)，Taylor认为，真实利率是唯一能和实际产出以及价格水平保持长期稳定关系的变量。因此央行应根据通胀率和总产出实际值与目标值间的差距来调节联邦基金利率的走势。不同于“通货膨胀目标制”，“泰勒规则”关注的是利率。

　　“通货膨胀目标制”的隐含假设是：经济体存在一个合理的通胀率，应据此调控货币发行。“泰勒规则”的隐含假设是：真实利率决定了实际产出与价格水平，且存在一个利率水平，在此水平上，全社会的产出与价格是可接受的。

　　广州大学的邓宏发现，通胀率与利率高度相关，相关系数高达 0.9(见邓宏《利率与通货膨胀率关系的实证分析》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8卷第 3期2009年 3月)。可见无论“通货膨胀目标制”还是“泰勒规则”，其本质是试图控制全社会的资本平均利润率。利润率太低资本拥有者将失去投资的动力，而利润率太高，将导致高通胀，社会将难以承受。央行的目标就是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承受的水平，引导经济体平稳运行。

　　至此各国的宏观调控事实上已经背离了费雪和弗里得曼的理论。纯粹靠经验，在社会承受的通胀率和资本家追逐的利润率之间走钢丝。宏观调控当局事实上是只顾眼前的机会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没有清晰而被证实的理论指导，在黑暗中摸索前进。而他们摸索的道路却将经济体引向悬崖。

　　现在我们知道,所谓“货币的迷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问题。所谓“货币需求函数”不稳定是因为货币的主体根本就不是“交易媒介”，它当然不可能满足费雪公式，它的不稳定不过反映了“以钱生钱”者在贪婪与恐惧间的摆动。作为以钱生钱的逐利资金，它有自己的逻辑，这就是“利润极大化”原则。我在《中国困境的政治经济学观察》中，基于统计数据，已对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见第一编 货币循环观察 第一章 三大失衡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7-790379.html;第一编 货币循环观察 第二章 利润极大化、凯恩斯主义与第四大失衡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7-790565.html)，这里就不重复了。利润极大化机制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本质特征。无视这个本质特征，将分析框架建立在根本不可能成立的“货币中性”上，这就是主流经济学理论失足的地方。正因为如此，主流经济学界才对经济危机毫无预见能力，当经济体已经掉下悬崖之后，众多主流经济学家仍盲目地坚持市场原教旨主义。

　　市场原教旨主义：“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2007年的次贷危机，被证明是这悬崖的边缘，世界经济跌下来后，至今看不到出路。而在2007年，主流经济学家们还乐观地认为。这只是一次规模稍大的调整。直到2008年20日美国政府要求国会批准一项总额达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美国的经济学家们仍认为，应等待他们坚信不疑的市场机制来解决问题，122位经济学家联名致信国会，反对7000亿美元的救援计划。他们宣称：

　　“从本质上讲，为了使短期的崩溃中止而弱化这些市场是非常短视的。”(《美国122位经济学家联名反对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中广网 2008-09-25)

　　国家特殊津贴获得者、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显然认同这一观点：

　　“目前的美国金融危机还是属于金融现象，是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出现了问题，而商业银行传统的业务如清算、支付、存储等还没有受到破坏。从这个角度讲，没有必要认为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一些金融机构倒掉是允许的。”(《国内金融体系受到直接冲击很小》广州日报 2008-09-17)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教授孙立坚则乐观地宣称：

　　“美国政府已经责成高盛和大摩这两家最后的投资银行向健全的商业银行体系转换,将其中的一部分业务和人力回归到传统的支持实体经济领域上来。这意味着美国投资银行控制华尔街创造的金融财富的‘辉煌’时代宣告结束，从而将彻底告别滥用金融创新所带来的‘虚假的繁荣’的投融资环境，世界经济将重新回到平衡有序的发展轨道中来。”(孙立坚《美国7000亿美元救市的副作用太大》2008-09-23东方早报)

　　当世界经济已经掉入深池7年多后，我们应该看出，这深池本身就是“通货膨胀目标制”和“泰勒规则”挖出来的。按这样的调控准则，只要通胀尚可容忍，就可以增发货币，完全无需考虑全社会的货币发行总量与可交易财富间的平衡。于是货币增长率持续高于GDP增长率，多年积累起来，造就了一个深深的陷阱----在现有的价格水平下，巨大的货币存量根本不可能对应于现有的可交易财富。

　　直白地说，导致这一陷阱的，就是前述“迷失的货币”。统计数据已经告诉我们，在货币发行总量M2中，增长最快并已经取得绝对多数地位的是逐利资金---准货币。它的目的是以钱生钱，而不是消费，因而不会反映到消费物价上。早期，逐利资金主要通过实体经济赚钱，但很快实体经济就不能满足其胃口。其转折点有三：

　　其一，金融机构自1994年从贷存差转为存贷差(见图06)，此后存贷差逐年扩大，到2008年11月竟高达36.04%(见图07)。此后当局推行4万亿财政刺激政策，才遏制了其继续攀升，但从2008年8月到2015年7月，存贷差均值高仍居32.23%。意味着有约1/3的存款不可能从实体经济得到其利润。　　

图06：存、贷差的转换　　

图07：(存款-贷款)/存款

　　其二、资本过剩。2003年以前，储蓄率和投资率差异不大，但2003年后，储蓄率系统性地高于投资率，且两者差距持续扩大，意味着存在大量的储蓄无法转化为投资。(见图08)　　

图08：资本过剩的发生

　　其三、金融脱媒。2005年，金融界感到了金融脱媒的沉重压力，存贷利差为银行提供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商业银行面临资产方和负债方变革的双重挑战，‘金融脱媒’现象使得商业银行面临业务经营方式的转型。”(李倩《金融脱媒深化 四大银行寻求对策》2005年08月17日 金融时报)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超发的货币不得不在实体经济外寻找账面利润。这就是资本市场、房地产、影子银行疯狂的根源。它们本质上是对赌，而且赌注越滚越大，否则就无法维持。为了维持这对赌过程，经济学家们创造各种理论为泡沫辩护。然而，泡沫终归是泡沫，一旦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就必然破灭。且泡沫吹得越大，破灭越惨烈。随着泡沫破裂，整个经济陷入危机。

　　“货币信用周期”与“风险偏好”　　彭文生从“资产价格”和“货币信用”的视角解释经济危机。他在《新平衡》一书批评经济学主流分析框架：

　　“对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变动及其影响把握的不够”，“认为资产价格的波动与商品价格的波动一样，长期来讲是中性的”。

　　所谓“资产”不是一般的商品，获取它的目的不是消费，而是积累货币。有能力获取它的人不是社会公众，而是人口中的极小部分，他们拥有的货币除维持生计外还有剩余，有条件“以钱生钱”。前述数据检验已经证实，这些钱基本不满足费雪公式，不可能与商品价格一样，是“中性的”。

　　彭文生认为：

　　“货币、信用的量是利率变动的一个结果，属于内生变量，没有独立的影响”，主流经济学界忽视了“和资产价格有关，但又有区别的货币信用周期”。(《新平衡》)

　　对经济周期的研究是主流经济学的热点之一。已被发现并有研究共识的最短周期，是四年一循环的所谓基钦周期。基钦周期又称为存货周期，其内在机制为：追逐利润的投资冲动导致产能高速增长，而追逐利润又导致工资的增长远低于产能的增长，于是社会供给能力逐渐超过社会购买力，导致销售不畅、存货积累、利润率下降，最终引发萧条，大量厂商收缩乃至破产，靠销毁多余的产能来恢复供需平衡。

　　比基钦周期长的是9～10年的朱格拉周期。朱格拉周期一般从设备投资占GDP的比例看出。投资收益的走势直接影响着设备投资占GDP的比例，因而朱格拉周期反映的是实体经济的投资周期。

　　至于彭文生强调的“货币信用周期”理论，源于霍特里(R.Hawtrey，1879～1971)对商业周期波动的货币分析。霍特里认为，资本主义的内在不稳定性根源来自于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我相信，形成商业循环的波动的周期特征完全来源于货币因素”(1928);“存在某个货币和信贷的波动是商业循环的充分必要条件”(1927)。(转引自樊苗江、柳欣《货币理论的发展与重建》第四章第三节魏克塞尔的货币理论)在他看来经济波动完全是由于银行体系交替地扩张和紧缩信用所造成的，尤其以短期利率起着重要的作用。之所以会发生危机，完全是由于繁荣后期，银行体系被迫不得不采取紧缩信用的政策造成的。对信用的扩张或紧缩，彭文生着眼于“融资条件”和“投资者对风险的认知”：

　　“金融周期最核心的两个指标是信用和房地产价格，前者代表融资条件，后者反映投资者对风险的认知和态度，两者相互影响，具有顺周期自我强化的特征。” (彭文生《金融周期看经济》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economics/dongjian/20150204120524.html)

　　对于“投资者对风险的认知”，彭文生认为：

　　“居民和企业持有的广义流动性的快速增长，刺激其风险偏好，导致非银行部门对风险资产的需求增加，这是包括房地产在内的风险资产估值在过去几年快速增长的根本原因。”

　　“具体而言，储蓄年龄(25岁-64岁)人口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高，该年龄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增加意味着全社会的总体风险偏好上升。另一方面，伴随着非银行部门的流动性资产快速上升(表现为M2的快速扩张)，非银行部门的无风险资产也在快速扩大。”(同上)

　　用“储蓄年龄(25岁-64岁)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解释“居民和企业”的风险偏好。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对金融资产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主要不取决于年龄，而取决于货币拥有量。一个人的货币拥有量远大于其生存所需时，多余的货币对他而言不过是筹码，若再面临实体经济萎缩，就只能到资本市场去赌博了，这就表现为高“风险偏好”;月光族们根本没有多余的货币去冒险，金融系统根本感受不到他们的风险偏好。当他们“富贵险中求”时，能感受到其“风险偏好”的是公安部门。

　　那到底哪些人拥有的金融资产足够高，以至于可以在金融领域展现其风险偏好呢?统计局对此讳莫如深，央行也不公布相关数据。倒是私人银行业的市场分析报告露出了端倪。

　　2009年3月30日招行与贝恩公司联合推出的市场调查报告《2009 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私人银行业：坐看风起云涌》，提供了“个人总体持有的可投资资产”在体人口中的分布数据。2009年11月，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推出了的市场调查报告：《中国财富管理市场—为中国高端客户度身打造最佳价值定位》，提供了“包括所有家庭而不只是富有家庭的管理资产额”。

　　这两组不同来源的数据，给出了一个相当一致的结果，见图09：　　

图09：金融资产在人口中的分布

　　(原始数据及分析计算过程见： 第三编 两极分化观察 第二章 生产资料占有状况观察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7-795722.html)

　　数据表明：从金融资产分布的角度看，社会两极分化极为显著：“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总共占人口的0.23%，却占有了84.9%的生产资料。从生产资料占有的角度看，社会被掌握在0.23%的人手中，这个群体共有303.9万人。不妨将这个群体统称为“有产者”。即使其中的“中下层”，其人均资产占有量也是“下层”人均值的1,310.62倍。于是这些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财产性收入”。其中的“上层”仅占人口的0.015%，不到20万人，却占有金融资产的12.86%。在金融业的眼里，他们是“高净值人群”，是私人银行业关注的“上帝”。

　　而另一个极端是“无产者”群体，他们占国民的99.77%，却仅占金融资产的15.1%。人均占有生产资料微乎其微，只能靠“工资性收入”为生。这个人群在金融领域，根本无“风险偏好”可言。

　　由此可见，所谓“风险偏好”不在泛泛的“居民和企业”，而在约占人口0.23%的人群、尤其是约占人口0.015%的“高净值人群”中。用泛泛的“居民和企业”来描述“风险偏好”的真实来源，最大的效用是掩盖问题的症结，这不是在做学问，而是在为那个特定利益集团打掩护。

　　不过彭文生用“房地产价格”表征“风险偏好”倒符合事实。一面是蜗居的蚁族，一面是疯涨的房价，一面是政府的土地财政，一面是用贷款吹起的房地产和用房地产抵押的贷款。这岂止是“风险偏好”，分明是“高净值人群”最后的疯狂。

　　上、下半场与储蓄率　　彭文生将货币信用周期描述为上、下半场，上半场信用扩张，下半场信用收缩。导致扩张或收缩的关键因素是储蓄率：高储蓄率----信用扩张;低储蓄率----信用收缩。对信用扩张的原因，彭文生解释道：

　　“高储蓄率意味着较快的资产或财富积累，而财富的快速增长也要求流动性资产的较快增长，货币是其中的流动性资产的主要形式。”(彭文生《货币长周期的逻辑》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2月13日《财经》)

　　前面我们看到，在“货币”这个概念下，有三个类型：流动中的货币M0、活期存款、准货币(其他各类存款)。储蓄率只对应于准货币。笼统地将储蓄率与货币对应起来，掩盖了货币的三种不同类型，而它们在经济体中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对信贷周期的“上半场”，彭文生描述道：

　　“储蓄率上升意味着中国经济从短缺型过渡到过剩型，物价上升对货币扩张的弹性系数下降。”(同上)

　　将准货币高度集中于资本家集团，反映社会公众购满力的流通中现金M0相对萎缩这个基本事实，表述为“物价上升对货币扩张的弹性系数下降”、“从短缺型到过剩性”，是用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人与人的关系。这样的生产关系限制了社会公众的购买力，却扩张了资本家的逐利资金，导致一方面产能膨胀，一方面有效需求不足，故在信用扩张的同时能压抑价格，见图10：　　

图10：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注意，1994年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路回落，而正是这一年从贷存差转向了存贷差。1997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降到了2.8%，此后一直在这个水平附近徘徊，正是在1997年中国经济进入了过剩型。对此，彭文生描述道：

　　“供给过剩型的经济使得政策过紧对就业的影响超过政策过松对通胀的影响，提高了当局对货币增长的容忍度，导致货币环境易松难紧。”(同上)

　　这样晦涩的描述掩盖了金融系统持续性的结构失衡，掩盖了这失衡背后人与人的关系----资本家集团对劳动者集团的剥夺。但它也暴露出宏观调控当局面对的困境：怕通胀就要紧货币，但它首先紧的是就业，连带压缩了已经严重不足的社会购买力;怕失业就要松货币，但它首先松动的是资本家的资金来源，连带使已经过剩的产能更加过剩，在实体经济中找不到出路的逐利资金只好涌入赌博性的资本市场、房地产业和影子银行。

　　这显示出资本家集团和劳动者集团的高度失衡，经济体的基本运行机制使前者有无穷的手段，将任何宏观调控政策的利好归于自己，利空推给劳动者。而宏观调控的目的本是消除因资本家集团过度聚敛给经济体带来的困境。从个体看，几乎每个资本家都理性而聪明，从整体看，资本家集团根本没有形成本阶级的整体理性。宏观调控的本质目的是维护这个阶级的生存环境，而这个阶级却总是让宏观调控失效，这岂不是在给自己掘墓?

　　然而彭文生是乐观的，这乐观建立在储蓄率下降的判断上。

　　“人口结构变动本身，越来越多老龄化、年龄大一点的，这样一个总体年龄结构也是会使得我们社会的储蓄率会有所下降，这个也会导致总体的消费率会上升。”(《彭文生：中国经济增速还会回升》2012-07-18 网易财经)

　　“消费率的上升意味着储蓄率将下降，投资率也会相应下降。由于中国人均资本存量仍然不高，总投资需求会受到一定的支持，而且政府主导的强投资冲动仍有制度惯性，所以未来储蓄的下降会快于投资的下降。”(《彭文生：兼顾效率与公平是新城镇化的主要挑战》2012年12月17日 证券市场周刊)

　　这些理由言之凿凿，却经不起数据的检验。央行的货币概览有逐月的货币发行量数据见图11：　　

图11：货币发行总量

　　数据告诉我们，自1999年12月始公布逐月数据，到2015年7月，准货币扩张到13.93倍，活期存款扩张到9.08倍、而流通中的现金仅扩张到4.39倍。更值得注意的是：彭文生2012年预言储蓄率会下降，到2014年始，活期存款、流通中的现金出现了下降的态势，而与储蓄率密切相关的准货币却持续上升。如果不是笼统地看货币发行总量，而是同时观察三类货币的走势，就能看到逐利资金与社会消费资金间的失衡不但没有缩小，自2013年后反而加速扩大(见图12)：

图12：三类货币的同比

　　我们已知，消费资金与逐利资金失衡，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源。笼统的说“储蓄率下降”，掩盖了货币增速放缓的结构性特征。事实上，增速放缓、甚至面临负增长的是流通中的现金和活期存款，前者主要对应于当期购买力，后者主要对应于暂存购买力。而对应于逐利资金的准货币（其他存款），仍保持着高速膨胀，导致危机的核心机制毫无收敛。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态势！！

　　然而，彭文生必须这样论述，否则他期待的“新平衡”就失了根基。

　　思考　　至此我们看到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三个职业性习惯：

　　其一、重视西方教条甚于重视实证证据。尽管其中许多人可能不承认，但茅于轼早就坦然地说：

　　“当理论与实际矛盾的时候，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我相信理论，并怀疑‘实际’是个假象，因为理论是经过千百万人的实践检验过了的。”(茅于轼《择优分配原理》)

　　因此，人们不能指望他们基于对现实的观察分析，得出接地气的研究结论。

　　其二、用晦涩的术语讲述物与物的关系，以掩盖社会现实中人与人的关系。其导出的结论倾向于将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描述为客观规律之必然。

　　因此，人们不能指望他们背离资产阶级的利益，站在社会整体的立场思考和论述。

　　其三、一般均衡论是他们根深蒂固的思维框架，哪怕它与现实明显相悖，也要东拉西扯，搞出一个平衡的说辞来。然而，这套说辞过于武断、脆弱，经不起历史与数据的检验。

　　当年金观涛研究历史时，使用了别样的分析框架：观察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若三者相互适应，该系统就是稳定的，反之则面临瓦解的危险。以此观之，传统的中国社会这三个子系统是相互适应的，这导致了系统的稳定性。然而，土地兼并导致了经济子系统内部的不稳定，官场腐败导致了政治子系统的内部不稳定，这两个子系统的不稳定又导致了意识形态系统的瓦解，一个个看似稳定的王朝，就这样走向了崩溃。(见金观涛《兴盛与危机》)

　　从这个视角观察，会发现过去30余年来，精英集团竭力建构的系统，同样追求三个子系统的相互适应：资本主义的经济子系统支撑着政治子系统的官僚化、意识形态子系统的西方化;官僚化的政治子系统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子系统和西方化的意识形态子系统保驾护航;西方化的意识形态子系统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子系统和官僚化的政治子系统辩护。因而，看起来这个社会系统具有稳定性。

　　然而，这三个子系统自身却因为内在的机制，迅速走向失衡。

　　资本主义的经济子系统，以货币手段进行聚敛，其效率远高于农耕文明时期的土地兼并。仅仅30余年聚敛的生产资料，就达到农耕文明时代需两三百年才能达到的程度，以至于宏观调控举步维艰，两极分化尖锐激烈，社会矛盾无可调和。

　　官僚化的政治子系统，既无制度化的社会监督，又有资产阶级腰缠万贯、花天酒地、恣意妄为的示范，官僚集团不可避免地迅速、大面积腐化。使官僚集团彻底丧失了社会信用，官员们面对百姓质疑的眼光，往往是灰头土脸，无言以对。

　　西方化的意识形态子系统，一方面以“成功学”引导官、商谋私，一方面以“娱乐至死”麻痹大众，为政治、经济子系统服务。这一过程推动着这两个子系统内部矛盾的积累。更为严重的是，西方化的意识形态子系统追求的是“财富控制权力”，亦即让政治子系统演化为资产阶级的保镖。这与中国数千年的官本位传统对立，使两者陷入对抗状态。结果整个社会系统日益走向失稳。这样的大背景，使广大社会公众对西方化的意识形态系统彻底失望，把持意识形态系统的学阀、大腕、公知、精英们声名扫地。

　　历史事实和数据证实，利润极大化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本质特征，一个社会，只要以利润极大化作为社会要素配置的核心机制，它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与它标榜什么，有什么政体无关。而利润极大化机制，是有史以来出现的效率最高的聚敛机制。它迅速地造就了尖锐的社会矛盾，使社会无法继续运转下去。

　　建国六十余年的历史，让国人充分认识到老子的遗训：“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在当今的态势下，与其梦呓“新平衡”，不如思考“人之道”、“天之道”将作何选择。此刻，逻辑上的选项有四：

　　其一、麻木不仁，听之任之。结果是底层公众走投无路，揭竿而起。它本质上是“人之道”触发“天之道”。无论结局是精英镇压屌丝，还是造反者推翻精英。在大量杀伤人口、毁灭财富的基础上，将已经无法运转的货币、债务系统清零，建立一个新的平衡。社会如西西弗斯重新从山底下向上推巨石。许多史家称此为“革命”，它其实是轮回中的一个必然环节，在劫难逃而已。

　　其二、精英集团竭力向外扩张，靠外部的资源、市场、劳力、利润，缓和内部矛盾。当年欧洲各国推行的殖民主义，德国、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当今美国推动的全球化皆属此类。它本质上是以“人之道”避免危机。这条道路的可行性，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其一，存在可供扩张的空间;其二，扩张者比其目标对象强势，不但能征服对方，还能有效管控被征服者，从其身上获得源源不断的资源、劳力、利润等。即使这条道路一时能走通，它也是在更大的范围推行“人之道”，今后必将有更强烈的“天之道”来纠正之，今天愈演愈烈的全球“恐怖主义”就是征兆。

　　其三、精英集团拿自己开刀，在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有意识地降低资本聚敛的程度及其对社会的危害。西方的高额累进税、财产税、遗产税和大规模的慈善事业以及富豪的“裸捐”，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福利制度等，即属此类。这是“人之道”意识到“天之道”后，主动进行的改良。它能放慢矛盾积累的进程，但无法阻止矛盾的积累。

　　其四、利润极大化导致生产资料所有权高度集中，这一态势为真正的“革命”创造了可能性。只要将这高度集中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公有化，就建立起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这就是马克思的思路。然而，公有化的生产资料，只能靠公权力运行。中国远古历史表明，存在过公权力私有化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阶段----夏、商的奴隶制社会，它后来演化为生产资料私有制(见王中宇《另类史鉴》第一章私有制的形成 1.2 “大道既隐”之途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7-799714.html)。因而，不解决公权力的公有化问题，马克思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民族复兴网编者按：毛主席用大民主解决这个问题，这里有反复，因得罪的是整个管理集团的利益。毛主席也没指望一次文化大革命就完成任务，主席说过，得间隔六七年来一次（大概意思）。看来是一次比一次效果好的意思。中国资产阶级先天性不足，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唯一抉择！无论从东西文化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的保驾护航是必然结果。)

　　“人之道”、“天之道”，我们走向何方谁知道?

　　原题：新平衡：希望与现实　　来源：本文引用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7-917127.html 来自科学网王中宇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