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93年踏入改革开放的热土——广东之前，对社会的认识还几乎停留在改革开放之前。用生命保护生产队集体财产的刘文学和张高谦、保护国家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刘英俊等的英雄事迹，和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的雷锋精神影响过我；历朝历代民族英雄的故事激励过我；勤劳致富的政策鼓舞过我；工人阶级曾经的荣耀诱惑过我。虽然自己也曾遇到过一些不合理不公平的事情，却总觉得是局部的、暂时的、个别的现象，社会总会按照一定的规律朝着合理的、人性化的方向发展，绝不会按照弱肉强食的动物生存法则发展。然而这一切却在后来的打工过程中被改革浪潮中出现的猖獗的嫖娼、盗窃、硬卡豪取、坑蒙拐骗等奇特社会怪相荡涤得只剩下一连串的疑问、忧虑和惶恐。

　　我为了生计，怀揣着一连串的疑虑和惶恐，游走在很多的城市乡村、工厂矿区，享受着现实的酸甜苦辣，也曾有过不想跟所谓的弄潮儿们一起玩的想法，却总摆脱不了浪潮的冲击。

　　那是2004年在北京角门的一建筑工地干钢筋活儿，工地上各方面条件都很差，不存在签订劳动合同，工价含糊其辞，每个月的零花钱也是时有时无，工友们怨气不少。于是大家会时常在私下里谈论完活后如何要工钱的话题。我们好几次去找劳务公司管理人员探讨都没有得到明确答复。通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我们一致同意成立一个大伙儿一起共同包活共同干，干完了共同分钱的共产打工队。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报酬养家糊口，同时也憎恨凶残剥削的一帮子工友走到了一起，可大伙儿却因不会玩手段使心眼这么一套市场经济规律而难于包到活儿，最终导致共产打工队还未成型就流产了。但我们几个骨干倡议者一直在一起打工五年，我们彼此关照帮助。经过五年的风风雨雨工友们得出一个结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当权者制定的政策就那样，我们这些泥腿子又能拿他球法呢？

　　为此，我还是疑惑，总觉着不对劲。公开的报刊杂志、新闻媒体偶尔也有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是社会正能量。我一直在默默坚持、寻觅，始终不愿放弃，不愿留下遗憾。

　　2009年春节前，我们20多个工人在唐山市京唐港经济开发区工地干完活儿，因包工头失信要少付我们工钱，便很有信心地去找唐山市人民政府驻京唐港经济开发区办事处的劳动监察部门解决。得到的答复是：拿不出劳动合同就只能解决最低基本工资，同时还要老板认可其在工地干过的才行。是中国人都知道，我们一线建筑工人哪来的劳动合同嘛？还有，政策真的规定我们只能拿最低基本工资吗？去咨询律师，律师也是支支吾吾的，要我们先交咨询费，还叫我们打官司。天啊！干了一年的活儿，到年底要工钱还要打官司，并且还要等到年后才能开庭，能否拿到钱还是个未知数。哎呀！这是哪朝哪代的道理嘛？完活要钱还这么难。有工友建议在工地上闹，可大多数都不赞成，怕老板们叫来警察，惹出意外麻烦，还难回家过年，犯不着。碰了一鼻子灰的工友们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泄气了。当地政府对农民工讨薪的真实态度和工友们各自不同的意见，作为我一个单独的个体，对法律和现实的社会的本质了解又极少，确实很难改变什么。我疑惑我迷茫。

　　同年4月，我在北京市温泉苗圃工地上意外地遇到了一帮作志愿服务的大学生，向他们请教了很多自己想不明白的问题。单纯无邪的大学生孩子们都给我做了解答，并满足了我多年的愿望——帮我弄到了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还有《劳动监察条例》的小册子。通过学习了解到，在干活的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地收集相关证据，以防万一。

　　工地完活结算工钱时，仍是旧戏重演，东扣西扒，剩则无几，这种算法太坑人了。我与跟我一起打工的弟弟商量，决定去找专吃这碗饭的劳动监察解决。然而北京市温泉劳动监察跟唐山市人民政府驻京唐港开发区办事处的劳动监察在对待农民工讨薪的态度和说法却惊人般雷同。我哀叹，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乌鸦黑，天子脚下的乌鸦也不白呀！这是何缘故吗？随后，这件事打了一年多的马拉松官司才勉强解决了。打这种所谓的劳动争议官司的过程，是磨炼底层劳动者意志的过程，同时也是让我们底层劳动者认清人民政府、资本家和底层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的过程。经过这一次艰辛的依法维权，使我更加认识到：只有联合最广大底层群体的力量才能改善底层百姓的处境，促使真正公平正义的早日实现。

　　所以，在这之后，我打工的工地上，如果遇到大家的共同利益受到侵害，我就会尽最大可能去联系组织工人，让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联合起来去争取共同的利益。使工人们在团结抗争的过程中得到锻炼，同时也意识到团结的重要性。例如2010年7月上旬，温泉体育中心工地（中铁航空港承建项目）全体工人争取220V电获胜的集体行动，2011年，地铁6号线常营地铁站工地，我们一个班组争取因工地一死一伤的安全事故而停工的误工补贴和正常干活的工钱而导致整个工地大部分工人争取误工补贴的骨牌效应。这些工人的集体行动都是在长时间耐心的组织酝酿的基础上发生的。

　　经过这些事例，我觉得，对不合理的东西敢于反对、纠正的人是很多的，只是他们的想法各异，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因此我就很想找机会去更广泛地接触他们，同他们交流学习，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反对个人英雄主义，唤起我们更多同类的觉醒，在遇到险恶的时候才不至于恐惧而瘫软。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发生的一个故事。小时候，我们的四合院住着十多户人家，有五六十口人，农村还没有电风扇，伏天闷热的夜晚，我们大伙儿就搭簸箕或条凳睡在院坝露天下以便凉快。有一伏天闷热的晚上，人们照例睡在院坝的露天下，深夜，我被尿憋醒了，见月亮已跑不见了，院子里黑洞洞，熟睡的人们好像没有一点儿动静，夜风吹得屋后的竹林发出可怕的声音，摇曳的树枝树叶拼成各种恐怖的画面。再联想到神话故事的场景就更是可怕。几次想壮着胆子起来去方便，可摇曳的树枝树叶却越看越像似神话里的魔鬼。我忍了好一阵子，实在是憋不住了，便紧闭着眼镜试着在心里一次次地喊：我要阿尿！最后终于吼出了声：“我要阿尿！”有人生气地吼道：“闹啥子吗？要阿尿，自己去就是嘛！”像是梦话。这么一吵闹，很多人都醒了似的。有翻身的、咳嗽的，还有坐起来用蒲扇给睡在身边的小孩赶蚊子的。这时，我也就什么都不怕了，自己摸索着去把尿阿了，没有人陪伴，更没有要人帮助。

　　其实，我现在做的很多事情都跟孩提时曾发生的故事大同小异——唤醒更多更广泛迷茫中的底层民众，对自身是一种精神保护，对邪恶势力更是一股威胁、震慑的力量。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