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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对照毛泽东，麦克法夸尔一点学术气味都没有
老田的故乡有一句谚语：不怕不识货，就怕活比货。这一次北京大学的全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上，麦克法夸尔教授对文革下的判断，值得提出来仔细品味和对照一下。
拿科学史上的实例来做比喻，不得不说，麦克法夸尔教授是代表“地心说”吊打“日心说”，而且还是在地心说被彻底证伪之后的历史条件下。
一
对于发动文革的必要性，毛泽东曾经做过种种判断或者预言。为了研究文革，麦克法夸尔也得出了种种判断或者结论。不管这么说，麦克法夸尔作为一个哈佛大学的名教授，在研究毛泽东和文革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他的主要著作就是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以及与沈迈克合作撰写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前一本书还获得了美国亚洲研究最高奖“列文森奖”。
对照一下毛泽东和麦克法夸尔很有意思，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发动并全程指导了文革运动，麦克法夸尔自己说为了“找工作”所以研究中国，他本人最近的一部大作就是研究文革的。看了麦克法夸尔对于文革的一些判断之后，不得不说，与毛泽东对照，麦克法夸尔教授对于文革的判断，从事实把握到理论判断都有着重大错失。
麦教授最近一本书《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与是沈迈克合作写成的，记得是2006年4月21日，沈迈克先生在北京当代中国研究所做讲座，我刚刚去现场聆听了。讲座过程中间，沈迈克教授提到他本人不太同意“文革十年”的看法，倾向于文革在1969年九大之后就结束了。另外，沈迈克教授特意指出：对于《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他对于材料真实性负责任。言下之意，整本书的叙述框架和观点方面，不完全反应他本人的看法，那当然就是来自于另外一位署名作者麦克法夸尔了。沈迈克教授还透露，这本书全文已经脱稿，并预定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社为了追求某种效应，特意把出版日期安排在2006年的8月8日这一天。40年前的1966年同一天，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文革的指导性文件《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个文件有一个更为有名的简称《十六条》)。
在讲座最后阶段，老田当面向沈迈克教授提了一个问题：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目的是为了动员群众起来批判修正主义，毛泽东还预言修正主义的发展将导致中国复辟资本，我想问沈教授的是：你们作为西方文革研究方面的专家，是如何看待这两个判断的：修正主义是否存在?中国今天又复辟了资本主义没有?最后沈教授勉强回答说：要从某些标准来看，中国今天确实复辟了资本主义，但是，修正主义问题……。沈教授当时确实是用汉语回答问题的，他每一句话我都听清楚了，但是老田确实没有搞清楚，他对修正主义有无是个什么判断。
在我提问的时候，还看不到这本书，2009年《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翻译成中文在港台出版了。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果然发现，书中对于文革历史的梳理，完全抛弃了毛泽东的问题视野，还刻意地要与毛泽东对于文革的预见性和经验性认识保持距离，结果导致材料选择和结论推导方面的严重错失，结果，在这两个方面都受到众多批评。
放马后炮是个很好的优势，文革的群众运动从1966年开始，至今差不多五十年了，到1976年文革群众运动的领袖和骨干被彻底镇压下去，至今也差不度四十年了。否定文革之后，中国社会又经历了差不多四十年的剧烈变迁，这些至关重要的社会事实，都可以同于检验文革参与者、研究者的看法和观点。
哥白尼、开普勒和后来的牛顿为什么很牛?因为他们的理论和看法，不仅颠覆很多流行的陈腐陋见，更为关键的是，依据他们的理论对于天体运动的观察能够被检验和证实，甚至，一些难于解释的“摄动”现象，根据万有引力定律计算，竟然预见了新的行星，当这个结果被新的观察结果证实时，人们再也不相信那些陈腐陋见了。就这样，科学战胜了迷信，科学的权威地位和人们对于进步的信念，就到处建立起来了。
在人类社会中间，知识的检验没有自然科学中间那么容易，因为理论和认识的存在往往涉及到大范围的权力利益再分配标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出现列宁所重视的那种现象：几何公理也会遭到人们的反对。
就修正主义是否存在，资本主义复辟是否可能的话题，来检验文革的现实性和预见性，其实我们今天已经了很好的条件。从这个角度去对照毛泽东与麦克法夸尔，我们只能够得出结论说：毛泽东可以与哥白尼、开普勒和牛顿力学的理论相比，因为中国几十年来的历史演变验证了他的理论预见性。反过来，那些不承认修正主义和复辟现实的理论研究工作，只能够很遗憾地说，被现实证伪了。诡异的是，真正有预见性的理论及其提出者，却被说成是晚年错误，而那些被证伪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却支持了许多所谓的教授博导乃至于学术权威的过高地位和话语权。麦克法夸尔就是其中的一例，他不仅是世界顶级名校哈佛大学的名教授，还在西方享有文革研究权威桂冠，甚至在中国也遇到很多人的追捧。
从文革和文革后的中国社会演变趋势看，毛泽东曾经预言党阀和学阀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两大势力(这是《五一六通知》的用词)，在另外一个文革的指导性文件《十六条》中间，毛泽东则换了名词说党内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是复辟的两大势力。而且这两大复辟势力主要的活动场域是教育、文艺和其他上层建筑领域，因为这两群人是不干社会主义的，所以，教育文艺和上层建筑领域必须彻底改革，文革的实践除了支持群众组织起来批判修正主义之外，就是派出工农兵去占领上层建筑。
与毛泽东对复辟势力的判断不同，把黑五类和造反派看做是复辟或者颠覆势力，是反文革派的观点。在文革期间，当权派的绝大多数及其子弟(也就是俗称的“太子党”群体)认为，将来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是地富反坏右等黑五类群体。为此，著名太子党陈小鲁、孔丹和秦晓等人组成“西纠”组织，殴打并驱赶黑五类出北京，孔丹等人还根据地质部党委书记何长工等人的邀请，殴打在地质部门口静坐的地质学院的大学生造反派，认为这些人是“右派翻天”，以至于把许多大学生都打得头破血流。
因为麦教授过于自信，不认真参考毛泽东的判断，过于漠视修正主义问题，不认真看待文革期间各派政治力量的分歧和对立，结果在把握历史事实的时候，著名的教授竟然也犯了常识性错误：把反文革派和文革派尖锐对立和明确分歧无意之中抹杀掉了。在一次回答提问时，麦克法夸尔说：“有人怀念毛泽东，我认为是因为他们觉得那时候没有腐败，毛泽东很英明，大家一起穷也没有收入差异。还有一些知识分子觉得，如果要摆脱官僚制度，需要借用一些‘文革’的方式，破坏官僚制度的权力、打击腐败。腐败现在是中国的一大问题。但如果问人们，你想看到红卫兵在街上武斗、袭击公民么?我想他们很可能会说不想。”【http://www.guancha.cn/politics/2015_10_14_337514.shtml】
麦克法夸尔提到红卫兵在街上袭击公民，这主要是西纠或者后来的联动参与文革的方式(外地的太子党组织也做过同样的事情，例如郑州联动、武汉特动、西安红色恐怖队、长沙的长保军等)，把这些人称为红卫兵固然不错，问题在于这一群人是极端特殊的红卫兵，至少应该在红卫兵前面加上一个“自来红”的限定词，自来红是这一群人的自况。而且，这一群人自己曾经说过，他们是与毛泽东有着不同政见的，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只赞成1959年之前的毛泽东思想。不仅太子党有着清晰的不认同毛泽东的认识，在毛看来，这一批袭击公民的太子党也是反文革的，1966年年底，毛泽东亲自下令把参加“六冲公安部”的太子党们抓进监狱(直到1967年4月22日才释放)，“经毛主席同意谢富治动用专政手段，逮捕了一批人。……当时大字报上传抄的毛主席讲话里有这样一句话：‘反对中央文革还不是反革命!’”【许爱晶编著：《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1年，第171页】换句话说，自来红红卫兵不仅不是文革的依靠力量，而是如造反派所说的是文革的对象，因此，如果一定要用这些人的行动和思想用来解释文革，那也只能够用于解释反文革派的文革(太子党及其父母的绝大多数都是反文革派)，把太子党的文革表现用来解释毛的文革，这真是实实在在的的张冠李戴。
在三十多年来的社会演变事实基础上，我们只能够得出结论，毛泽东的预见是对的，太子党及其父母是错的。中国确实复辟了，但不是太子党及其父母所打击的地富反坏右群体搞的资本主义复辟，而是党阀和学阀联手搞的。老田是1986年进入高校开始学习经济学的，那些金光闪闪的名字就是老田学习的主要对象：厉以宁、吴敬琏、董辅礽等等等等，这些人之间也有分歧，二十多年后犹他州立大学教师李民骐先生有一个经典的概括，他说这些人观点分歧的实质是：吴敬琏认为要先市场化后私有化，而厉以宁(老田认为还要加上董辅礽的名字)则认为要先私有化再市场化。
更为奇诡的是，当时造反派为了批判太子党的法西斯行径，断言这一群人是特权阶层子弟，不仅具有修正主义思想。而且还会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主导力量。老田原本读到造反派学生批判“联动”的文献之后，只是认为这是造反派的批判之词，未必可以当真，但是，等到新世纪了解到秦晓在招商局董事长岗位上的所作所为，了解到陈小鲁作为洋买办服务于美国标准投资集团的时候，了解到当年的彭小蒙更名换姓服务于吴市场的时候，只能够佩服当年造反派的预见性：太子党中间真的有很多人特别热衷于复辟资本主义。
当年，很多造反派说要学孙猴子大闹天宫，要在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间经风雨见世面，锻炼出孙悟空那样的火眼金睛，识别并批判修正主义和复辟势力，对照当权派及其子弟和新时代政府扶持的学术权威们的表现，只能够非常遗憾地说：造反派当年夸下的海口，被太子党们以自己的行动去证实了。
二
在大会上，有一位国关毕业的女生提问“请几位教授分析一下，如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为什么会发生文革、为什么毛会打倒刘少奇?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吗?”
这个问题很难给出简单回答，不过还是可以拿历史事实来对照一下。文革运动进程的最主要的特点是：造反派组织起来批判当权派以及由此造成的造反派与当权派之间的尖锐对立。毛泽东作为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对文革进程的相关信息有着充分的把握，他于1967年秋天对此下过一个判断：“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7—-388页)
从上面毛泽东那段话可以看出，毛泽东根据自己的老经验，指出干部往往对本单位群众欠下了新老两笔“政治债务”，新债务是文革初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时期欠下来的，而老债务则是因为长期不民主所积欠下来的债务，对于这两笔债务，毛泽东支持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披露。按照同一次讲话的意思，毛泽东实际上不支持群众组织全面讨债，而仅仅只是支持群众组织起来“晒晒欠条”而已。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之后，即便是对镇压群众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陈再道也没有真正受到刑事追究，虽然有不少中学生喊口号说要“向陈再道讨还血债”，但只是学生们气愤之下的一厢情愿而已，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一般说来，在中国国内，文革被彻底否定之后，当权派不再承认曾经欠下的两笔政治债务，因此，文革期间造反派与当权派的冲突和批判，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反应社会中间的阶层矛盾与冲突。既然所有的矛盾和冲突都不存在了，文革就被解释为“人为地煽动起来的”，按照官方权威的文革定义，煽动力量来自于两个组成部分：首先是毛泽东错误发动，其次是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利用。对照一下麦克法夸尔教授的判断也很有意思，他着重提到毛泽东与高层官员之间的不同政见分歧，毛泽东个人的效用目标(担心其死后如何)，他是这样的说的：“麦克法夸尔认为有四点原因：首先是中共与苏共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认为，当时苏共已经渐渐脱离了共产主义的路线;其次，由于人民公社、大跃进导致了大饥荒，毛泽东也希望发展经济，但是周恩来、刘少奇发展经济的道路，在他看来也是对社会主义的偏离;再次，苏联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令毛泽东开始担心在其死后会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最后，麦克法夸尔认为毛泽东特别不喜欢现存体制，在毛看来，1949年以后的国家机器已经成了压迫人民的东西，而‘文革’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压在人民头上的官僚机器打碎。”(澎湃新闻记者 林夏，http://www.guancha.cn/politics/2015_10_14_337514.shtml)
毛泽东支持群众组织批判当权派的目的，并不是整个地整垮干部队伍，更远远达不到麦教授所说“官僚机器打碎”的高度，支持群众对于当权派的批判，只是敦促整个干部队伍重视“新老债务”引发的大量“负的外部性”及其可怕后果，以期给干部行为准则中间设置一个威胁：在欠下债务的同时必须考虑其后果，同时借助群众运动的东风，趁机推销“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这样一种“负外部性”最小化的掌权方式。很明显，如果没有群众造反的大形势，官场肯定不会接纳毛泽东推销的新方法。从后来的演变看，即便是有了群众运动的巨大压力，官场中间愿意听取毛泽东建设性意见的人也只是多了一点点。对照麦教授对于毛泽东的理解，我们很遗憾地看到，毛泽东的革命性远远不足，甚至还很保守，特别是对于当权派的批判态度很不彻底，这不是老田个人的看法，在老田访问过的数百位造反派人士中间，认为毛主席“和稀泥”的人真不是个别的。
把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割裂开来之后，然后再遮蔽掉马克思对于异化社会的批判潜力之后，中特马克思主义就只剩下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经济主义”内容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原本也应该算是中特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内容之一，但是，常常被授课老师忽略掉了，实际上，在中特马克思主义中间，不仅仅要抹去上层建筑的内容，生产关系也需要靠边。不是有官方权威说过么：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同一个大会上，海外学者“Carl果然不负众望，他引用了马克思理论的一些表述，例如废除财产私有，并请论坛发言人思考马克思主义论述与当今中国的联系，‘你们可以想一想，如果中国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私有制有在减少吗?’‘中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治国吗?马克思肯定不会要求禁止某个学科不能讲啊。’”理论框架看起来确实重要，不仅观照着你怎么下判断，甚至观照着你怎么提问题。
而文革当时是被称为上层建筑领域内的社会主义革命，需要改进和完善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域和上层建筑领域的蜕化变质趋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来观照文革，也不是不可以的，对于这些范畴的理解就需要展开和深化，毛泽东在生产关系中间最重视官民关系的合理化，而不是产权或者所有制问题。
毛泽东最重视的生产关系内容是这个：“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的性质总还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2000年，第245-246页】
结合毛泽东对于生产关系的理解，那么，文革造反派与当权派的矛盾就在于：官民关系中间长期所积累下来的政治负外部性的积累和释放。在毛泽东看来，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之下，如果官员们改变态度以“遇事多与群众商量”“当群众的小学生”这种方式掌权，政治上的负外部性就很小，群众中间积累的不满或者怨气就会最小化，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生产关系改进，将有助于生产力的提升，这其实就是毛泽东那个著名的“抓革命促生产”论断的意涵。换个角度看，这相当于金钱报酬不变的情况下，换一种群众喜欢的方式掌权，意味着被管理者的“政治贫困化”感受减轻了，一样是很有效的激励措施。从这个角度出发，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态度就是相反的，他们不仅不支持群众组织起来“晒欠条”，而是反过来支持当权派和保守派联手扣上反革命或者右派帽子把群众的批评意见镇压下去，这其实就是毛所说的“文革初期五十天白色恐怖”的内容，造反派和文革小组后来把这一轮镇压冠名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思想的落实必定意味着被管理者“政治贫困化”加重，在同等金钱报酬条件下群众的努力水平会下降。
就管理所需要的激励手段而言，提升一个人政治境况的机会是很少的(例如入团、入党和提干)，减轻多数人政治贫困化感受的路径才是现实的，这是能够对多数人起作用的方法。这样一个努力方向由来已久，“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又提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要坚决废除肉刑，禁止辱骂，让士兵有说话的权利。红军依靠实行民主主义，建立了新型的官兵关系和管理教育制度。1944年，军队运用整风的方法，召开民主会议，检查官兵关系，纠正新军阀主义倾向，开展尊干爱兵运动(见尊干爱兵公约)，部队的民主生活有了进一步发展。1947年冬，军队在新式整军运动中，又普遍开展了评党员、评干部的活动;在练兵时，实行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评教评学;在作战时，发动群众讨论如何完成战斗任务。1948年 1月30日，毛泽东总结部队开展民主运动的经验，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了《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指示，将军队内部的民主生活概括为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指出：‘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毛泽东选集》第1275页)”【http://baike.sogou.com/v8819661.htm】
毛泽东从自己与广大共产党官员打交道的经验出发，认定要干部以群众喜欢的方式去掌权，远超官员能够接受的最高上限，这就需要给被管理者赋予“批评权”来保障。延安整风时期开始在连队里发动士兵批判“军阀主义”的管理方式，1948年继续重申“应当使士兵群众对于干部中的坏分子有揭发其错误和罪恶的权利。”(同上)文革初期，毛泽东继续提倡群众的批评权，他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间说“‘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批语认为，工、农、学、商以及党政机关等，也都需要进行‘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逄先知等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11页】此外，1958年毛泽东就开始力倡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文革期间报章狠批“管卡压”，目的都是为了寻找一种政治上异化感受最小的、群众最不讨厌的管理方法或者官民关系模式。在官民关系方面着手改进生产关系，需要保障群众的批评权这样一种路线斗争模式，基于干部的非自愿现实，生产关系中间官民关系的改进，只能是与群众批评权相联系的积极路线斗争的结果，到了毛泽东临终的时光他还坚定地认定“不斗争就不能进步”。【转引自高路：《文化大革命就是搞阶级斗争》，载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第2版】
以群众的批评权来检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从当权派的权益受到群众批评权损害的现实来看(这是判别“晚年错误”的官场标准)，应该准确地说，毛泽东的错误是毕生一贯的，从井冈山开始经过延安整风直到文革，内在的逻辑都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在革命胜利之前，官员们接受批评权也很勉强，但还不至于跳起来拼死反对，成为执政党之后就不一样了，批判权就再也不能够忍受了，毛泽东去世之后，1975年《宪法》第十三条规定的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就立马被取消，良有以也。
群众的批评权、路线斗争和异化最小化的干部掌权方式，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确实与毛泽东理解的生产关系有关系。显然，毛泽东不认为路线斗争所需要保障的干部掌权模式问题，是能够一蹴而就的，所以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N个反复和循环，这是与他对于矛盾普遍性的认识论假设相一致的。如果刘邓仅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问题，在毛看来还只是路线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说，不需要对个人进行强硬处理，刘应该继续当选中央委员，也就是说，刘少奇如果只有路线错误那就应该跟邓小平待遇差不多——邓作为第二号走资派在文革后期还出来继续当大官。刘少奇被打倒的原因是依据敌伪报刊证据他历史上当了叛徒内奸(官方认为刘历史问题清楚不成为问题所以平反了，但这个问题上相当多的民间人士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判断)，这个罪名确实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没有丝毫联系了。
不得不说，从业已被充分切割过的中特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去看公有制社会的政治现实，距离无比遥远和漫长。哪怕是要回答一个小问题，做起来也啰嗦和曲折无比，这当然部分是因为老田水平低的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被阉割的理论及其生发出来的问题视野原本就与鲜活的历史事实的距离过于遥远，映射或者观照关系也十分十分的曲折。要是从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出发，倒是很容易把文革的问题说清楚，但是，那就需要找另外的提问题方式了。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六日
附文：
中共党史专家麦克法夸尔：毛泽东为何发动文革(图)
林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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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中共党史专家麦克法夸尔：毛泽东为何发动“文革”
10月12日，颇受关注的首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在京结束。这次大会的与会嘉宾之一，美国著名历史学及政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MacFarquhar)于13日下午来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以“海外中共历史研究的热点问题”为题进行了一场讲座。
时隔15年第二次来到中国人民大学，85岁高龄的麦克法夸尔教授精神矍铄，近一个小时的讲座发言中，他向听众讲述了自己研究中共党史的方法以及存在的疑惑，随后一小时的交流中，麦克法夸尔教授一一回答了听众提出的问题。
研究中共党史，特别需要注重历史细节 麦克法夸尔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季刊》杂志主编，其代表作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3卷本)、《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下卷，与费正清合编)、《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与沈迈克合著)。谈及如何研究中共党史，麦克法夸尔教授认为应该特别关注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关系，尤其要注意对于历史细节的把握。
除了官方文献记载、领导人的传记和回忆录及地方史料之外，影像资料同样值得注意。麦克法夸尔教授举例说，1957年中共曾在北京举行由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这次会议留下了毛泽东与各位领导人的合照，唯独没有刘少奇，后来发现，刘少奇当时去了上海，而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由此细节，可以判断，毛、刘二人对于即将到来的“反右”运动持有不同的看法。而阅读文献资料时，对于细节的把握也同样重要，比如中共发表的谈话文件中，所下的注释尤其值得注意，或许这里就能体现其真实想法。
毛泽东为何发动“文革”？ 讲座最后，麦克法夸尔教授说，谈论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比谈论毛泽东本人更困难，原因在于我们不知道毛泽东在想什么。毛泽东没有自传，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曾收集过他写过的一些片段，但是后来并没有整理。这是一种欠缺，但另一方面，这也是件好事。研究毛泽东，研究者应该思考当时发生了什么。
“文革”是麦克法夸尔教授的主要研究课题，围绕这个话题，听众提出了不少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
麦克法夸尔认为有四点原因：首先是中共与苏共之间的矛盾，毛泽东认为，当时苏共已经渐渐脱离了共产主义的路线;其次，由于人民公社、大跃进导致了大饥荒，毛泽东也希望发展经济，但是周恩来、刘少奇发展经济的道路，在他看来也是对社会主义的偏离;再次，苏联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令毛泽东开始担心在其死后会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最后，麦克法夸尔认为毛泽东特别不喜欢现存体制，在毛看来，1949年以后的国家机器已经成了压迫人民的东西，而“文革”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压在人民头上的官僚机器打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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