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上层浸泡在非社会主义的思潮中

2016.3.23---4.28

　　中南海是万众瞩目的地方，建国以来党中央的所在地，一举一动牵涉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专家、教授、学者们给在中南海内工作的人员上课，可不是学习雷锋做好事，自己愿意干就能干成的，是要经过审察批准的。一本《中南海历史文化讲座》把其思想倾向性表露的淋漓尽致，需要什么就会找什么样的教授，而到来的教授就会讲什么课。不是学者教授们都是趋炎附势、攀龙附凤之辈，而是“习相远”，在一定社会制度制约下的常规效应。《讲座》里各位教授讲课的内容让人感慨惊叹，从中可以窥见上层欣赏什么、接纳什么、能融入什么。他们究竟在听什么课呢?

　　一

　　《讲座》前言：“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将集体学习作为治国理政的一项制度来坚持，举办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44次，参加学习的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后期增加到部分在京现职的正部级领导同志。”

　　“每次讲座都是胡锦涛总书记圈定选题，由中央办公厅及相关单位精心组织，成立课题组，选择在相关领域著名学者担当主讲”。“几年来专家们印证了一个判断，全国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和党中央领导关心的问题基本相同。”“专家的一些建议，促进领导们进一步思考，中央领导和讲课专家热烈讨论，常常是到了结束时还欲罢不能。”

　　“中央政治局每次集体学习都以当前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为内容，包括法制建设和宪法的贯彻实施，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发展、世界就业发展趋势和中国就业政策研究、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态势、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国际能源资源形势和我国能源资源战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回顾与思考、国外城市化发展模式和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完善经济法律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和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国外安全生产的制度措施和加强我国安全生产的制度建设、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和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和制度建设、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红军长征胜利的回顾和思考、世界教育发展趋势和深化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国外医疗卫生体制和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研究、关于我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世界网络技术发展和我国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国外区域发展情况和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关于制定和实施物权法的若干问题、我国农业标准化和食品安全问题研究、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世界金融形势和深化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等。从一定意义上看，它们也都可以纳入历史特别是当代历史的范畴。这种学习活动的安排，体现了中央高层对历史与现实之关系的深刻认识。”(2007年12月1日)遇到的问题各个国家可能有许多相同之处，解决所采用途径就不一样了。是社会主义的方式还是非社会主义的。比如说失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采用不同的措施解决的，体现了在社会制度性质上的不同。

　　《中南海历史文化讲座》罗列13位专家学者担任主讲，差不多均洋洋万言或数万言，总体的情况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理论，说起自己的“独木”各有特点，至于在整个社会链条中的位置则交了白卷。唯缺社会主义方面的内容传输和内在联系，从各方面在论证“改开”的合理性、“中特社”的时代性。

　　二

　　第一篇：《康乾盛世的成就与隐患》，中国人民大学郭成康(《讲座》50页-92页，以下只列出页码)。讲课称颂康雍乾盛世，一直到乾隆逝世的18世纪末，“中国在世界制造总产量所占的份额仍超过整个5个百分点，大得相当于英国的8倍，俄国的6倍，日本的9倍”，“美国刚刚建国不好比”，“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是中国在18世纪国势达到鼎盛”。且不考究“百分点”、倍数的真伪和计量的标准。但从满清初期只有1000多万的人口数量，就能知其血腥统治，以疯狂的杀戮入主中原，铁血政治完成了改朝换代。也算是汉族痛失巨量人口后作稳了奴隶的时代。

　　顺治康熙时期，“扬州十日”江南名镇一夜之间成了人间地狱，80万人无一幸免，“嘉定三屠”50万人“浮尸满河，行舟无下篙处”，血洗江南、岭南、屠杀江阴，其惨状无法描述。偌大的中国就剩下了现代人无法理解的一千多万人口，再凶残的统治者吃饭问题的解决还是要人来种粮食的。再不休养生息，恐怕统治者都难以存在了。

　　清朝从明朝的封建社会蜕入半封建半奴隶制社会，仍然难以摆脱封建制的生产关系造成的农业经济危机。康雍乾三世只是结束明朝农业私有化经济危机时，以消灭大量人口释缓了统治(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不改变封建社会的性质，旧一轮矛盾的解决就是新一轮矛盾的开始。

　　讲者对康雍乾时代文字狱的结论是“思想统一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是重要的，康雍乾时代厉行整饰思想，一时的确也有助于保持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其正面效应不容完全抹煞，但这里面也潜伏着巨大的隐患”;“严厉的文化专制扼杀了思想自由，从而窒息了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最终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可悲而且可怕的局面”。其正面作用仅是维持了清王朝野蛮统治地位的稳定，政治上并不安定。这个“一分为二”也应该是一分为二的。

　　各种旧思想性质的学术权威是各类旧思想文化的承载者、传播者，自然没有彻底的批判精神。其繁衍不灭，腐蚀熏染着人们的思想意识。郭教授呢?

　　“人口膨胀、物价上涨和失去制衡的专制皇权隐患”是讲课人以现代的流行思维去借古谕今。其人口观点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说法，乾隆末期到底多少人?现在有多少亿，为何不以此分析封建制度的致命缺陷?“失去制衡”是照搬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学派攻击社会主义时期共产党执政的一般性肤浅理论。能给中央上课，更可见其用马列毛主义分析问题的“短版”与上层的政治思想状况。从秦皇时代到满清终结的2132年间，之前在春秋战国时代，炼铁铸铜达到了很高水平，出土的铜车马、宝剑等是例据。封建统治者穷奢极欲，由于恪守深厚的旧思想文化，不把物质资料和工艺技术用于生产，一直顽固地不愿接纳任何新生事物，直到慈禧太后时代还反对配戴近视眼镜，认为栽电线杆伤风水，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其衰落不是皇权失去制衡，而是不能接受新的思想文化和先进的社会制度。把皇权用来发展生产、文化、制造业技术不是还没有掣肘吗?认为乾隆不开放的“一念之差，铸成了今天追悔不及的历史遗憾!”是一念之差吗?其后多任皇权继承者也是遗传的一念之差?有深刻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背景和原因。

　　第二篇：《中国近代史的几个根本问题》，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第162-180页)。讲者列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康熙大帝和俄罗斯的彼得大帝，法国的路易十四，处于差不多的年代(18世纪中下叶)，中国在很多方面并不逊色于世界的其它地方。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尽管如此，从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暴露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整个社会内部缺少能够使得社会迅速发展的一种内在机制，所以到了十九世纪，中国就落后了”。主要是根深蒂固的旧思想文化。到了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中国签定了南京条约，中国就开始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长篇幅讲这些为主要点的内容，试图证明当时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不是无的放矢，有其历史性根源，亦是对复兴内涵的注释，同时也为论证改良比革命合理作了文章结构上的铺垫。

　　接下来金说的另一个根本问题：改革(改良)、革命“都有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历史条件来决定。一般地说，改革是人类社会前进的一个经常方式。而革命呢，是一种补充方式。当然在改革过程里边，也有的时候有些革命的实行是改变原来社会秩序的革命。只有当整个社会秩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积累到一定程度，原有的社会秩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情况成为它的障碍，这种时候才会发生革命，而当革命成功，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以后，又会逐渐开始比较温合(和)的渐进式改革。”不言而喻，讲者是有所指的。当革命成功后，毛主席坚持继续革命不是错了吗?当然，改革开放的‘中特社’就符合历史前的规律了。这是在旧的世界观和学术思想支配下的说法，否定了“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论断，按照社会主义制度建成后要逐步趋向共产主义的大目标，就不需要革命了?

　　尤其在苏东社会主义彻底崩溃后还这样讲，就更显得不妥。显然在思想路线上已丧失了社资两种社会的本质区别。还举出孙中山“革命是不得已的事情，而且还不能一直走下去”;毛主席在《湘江评论》发刊词里“呼声革命”的话来证明自己言之有据。这不过是拿过去主席还是民主主义者的言论，否定后来成为共产(社会)主义者的继续革命理论。毛主席的革命理论既有血雨腥风的武装斗争内容，也有无战争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

　　后用很长的篇幅证明“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群众路线，一个是独立自主，我看这几点确实是来之不易的，有了这些，我们中国革命才取得胜利的。”高层用心良苦，挑出的讲课者也不负厚望，达到了证明私有化改革是正确的目的，有来之于毛主席理论的合法性依据。抽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这个灵魂，这三者就成了方式方法。谁都可以用来为其政治主张服务，美国按共产党搞社会主义日益强大的“实事”，“求是”出调动一切反共力量，走“群众路线”采用多种方式摧毁。蒋介石根据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威胁到自己政权的安全，“实事求是”出4.12大屠杀。通篇看其课文缺乏用资社的标准定性比较分析，这正是目前所需要的。

　　第三篇：《宗教对社会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卓新平(第299-323页)。他在阐释宗教的通篇演讲中自然传递了宗教的合理性和中性的政治性质，掩盖宗教简接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倾向性。宗教自由同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民主一样，是以牺牲他人自由为代价的另类自由。不管是烈日炎炎、洪水汹涌，还是饿殍遍地、尸体如山，教会一如既往的“坐而论道”，通过宗教阵地不劳而食，属于剥削阶级范畴。经过千百年的渐进性演变，与私有制社会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宗教就是为了要塞满天国的财库，而让人们松开他们的钱袋，或是口袋变成空无一物”(法、莫桑泊)。

　　天主(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不长，是西方文化侵略的产物。在“改开”中快速膨胀，有“中特社”和西方“接轨”的政治和思想文化原因。恩格斯说“任何宗教都不足以支持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

　　在社会主义时期，教会人员主张唯心论、有神论，与马列毛主义、社会主义制度面异神离，社会主义国家什么时候有个风吹草动，宗教势力就会暴露出反共反社反马列主义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无论是匈牙利事件还是三年困难时期，或是苏联解体，都有教会势力火上添油活动。宗教势力在巴黎公社至今的145年来，无数次的所作所为是铁证。“任何宗教，即使是所称为博爱的宗教，对于那些不属于它的人们，也一定是冷酷无情的”(奥、弗洛伊德)。所以，在“75宪法”中规定了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也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后被修改成只有信仰宗教的自由。

　　在长期的私有制社会里，宗教势力填补了人类无信仰的空白也是进步，即使有缺陷的信仰也比没有先进。因而，无精神家园可归的许多群众参加，在特定的宗教活动中排解释放了在私有制社会里难以祛除的压抑，有好多人参于的大众化性质。是人类精神之梦幻，成为姓资社会的一种具有某些稳定性的势力而得以存续。用社会主义科学的新的思想体系代替宗教学说，同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一样的道路漫长。尽管牛顿、爱迪生、爱因斯坦等都是虔诚的教徒，但也不能使宗教成为一门科学，而社会主义则截然不同。

　　卓新平引用恩格斯在《反林论》中对宗教的定义：“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认为“比较符合宗教的本质”，接着又以“一些当代中国学者”的看法予以纠正。“宗教并不单纯是个人对某种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崇拜，而且还是某种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表现为集体行为的社会力量”。“吕大东先生就指出‘恩格斯的这个论断在揭示宗教观念的本质上是很科学的，不足之处只在于它没有涉及宗教还是一个包含诸多因素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体系，因而它不能作为关于宗教的完整定义’。”吕认为“宗教是把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幻想地反映为超人间、超自然的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使之规范化的社会体系。”讲者通过引用不同看法，修正了恩格斯对宗教的结论性定义。宗教在中国是社会的一种现象，不是一种社会体系。“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是什么内涵?教徒们的一切义务都要被当做上帝的命令来执行。

　　用同样的方式，卓引用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名言，作为马克思对宗教社会作用的评价：“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观”，“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性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设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如巴尔扎克所言，“恶习是瞬间的结局，宗教是毕生的苦楚”。卓对马克思语话锋一转，“但是值得考虑的是，如果不看到这一论断是马克思针对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中某种宗教现象具体而言，如果不认识当时劳动人民被压迫，无产阶级肩负着，‘推翻一个旧世界’的重任，宗教在当时或是被统治阶级作为安慰或安抚老百姓的工具，或是被作为被压迫者反抗当时剥削制度的旗帜，如果体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所包含的具体社会内容和阶级含义，而拘泥于其字面理解并将之用来与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现存宗教情况对号入座的话，那么就会在理论逻辑上和社会现实中使我们陷入不可避免且比较难堪的两难选择，即要么不承认宗教存在的社会经济和阶级根源已发生根本改观，这样就会同情宗教以‘消极’的态度所表达的愿望，所追求的解救，同意它的‘叹息’，‘感情’，‘表现’或抗议，而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和社会作为‘颠倒了的世界’，‘现实的苦难’，‘无情世界’或‘没有精神的制度’来从根本上否定掉了。”

　　所长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的论断也算是煞费苦心，把革命导师评价宗教的定义话语，用社会主义时期宗教一时没有消亡的现实，来证明马恩的话不准确，局限在对资本主义时代的认识，而不适用社会主义时期。求证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获得了重要的理论突破，人们对宗教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入、真实和正确”，“就是将宗教存在的长期性放到认识宗教问题的最根本的位置上来”，从而放弃了对宗教中唯心论、有神论的限制和批判，证明中国复归资本主义社会的宗教政策的正确，反映了“宗教永远是政治的必须品”(法、巴尔扎克)。

　　所谓的“两难选择”也是一个作者自己认为的命题，举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推断，宗教自身没有‘本质’，它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反映了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籍的那个世界的斗争，所以对宗教的批判实质是对其产生的‘苦难世界’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论宗教的语境中，对社会、阶级、人的世界的分析总是放在首位的，是最根本的，所以这是一难。或者，我们就面临另外一种难题，即强调我们国家的社会制度已根本改变了这种人间惨景而达到了一种普遍的正义、公平，并用事实来证明由此带来的宗教影响已经普遍减少，宗教存在也在日渐消失。然而，宗教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存在和发展完全是一个不争的客观现实，令人无法回避”。“也就是说应该抓住宗教是社会的反映这一根本”，“否定使宗教得以产生和存在的现实社会”。后边的这一句话是正确的，马列毛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上唯物主义，其中包括批判唯心主义和有神论，否定使宗教得以产生和存在的现实社会。前面的说法是为现实中社会倒退的那部分掩护的，社会主义时期存在旧思想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存在宗教就能证明社会主义错了?而是要认识资产阶级思想的存在和影响的长期性，并持之以恒的批判，反对在“改开”时期业已产生的资产阶级本身。宗教的发展是“客观现实”，仅产生于“中特社”时期的政策条件下，解放前与之相同。这不会有争议吧?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推断，宗教自身没有本质”，“是人的本质”是卓自己的理解。干社会主义不是人的本质?“反映了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准确，是总和的一部分，宗教以外的社会活动不在“总和”以内?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有宗教存在，也不是不能研究宗教，而是要从宗教在现代社会里滋生的消极因素中，引导出不应放纵自由泛滥的积极意义来。列宁一针见血：“宗教是终身给他人劳作，为穷困和孤独紧压着的人民群众到处蒙受的精神压迫的一种。”

　　又说列宁“对宗教的理解也是与彻底批判和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的斗争相联系的。从这一意义上，列宁提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我们可以看到旧译本翻成‘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新译本去掉了‘麻醉’两个字”。把“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采用重新翻译的句式，模糊了宗教的本质，如同当年把资产阶级法权翻译成“权利”一样，“世界观的基石”的含义就这样改变了。马克思主义都被“中国化”成把已确立的公有制社会主义，改革成了私有制的“中特社”，何况“麻醉”两个字呢。

　　作者阐释宗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作用时认为，“我们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清楚‘共产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但是我们坚信，所以成为一种‘信仰’了，如果可以对它精确论证或者预测的话，也就不是人们常说的‘信仰’了”。资本主义的兴盛是可“精确论证”或预测的吗?美国的几次经济危机，那么多经济学家也没有预测出来。倒是毛主席提前精确论证了苏共搞修正主义必将“红旗落地”，事前的结论被之后的事实证明。把社会科学混淆成可以精确预测的科技实验，是贬斥否定社会主义的一大发明。

　　借谈宗教赤裸裸地把否定社会主义灌输其中，共产主义是可以实现的最高理想，社会主义的潮流正在兴起，同宗教性质的虚无缥缈的所谓信仰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资本主义已经持续几百年了，为何不去“精确论证”或“预测”其兴亡?它也是历经多次复辟与反复辟的较量才得以确立，自产生起就不安宁。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高级先进，只失败了一轮就挖苦嘲讽，不是准确严肃的学术原则、风格和态度。

　　几千年来，宗教仍然不变其信仰初衷，没有多少灵活性，倒是值得把破私立公变为破公立私的共产党人学习借鉴的。“墙倒众人推”，难道苏东、中国等搞了那么长时间的社会主义，证明不了“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只有走资派说自己搞不清社会主义。没有思想深处对社会主义的抵触，怎能在否定时显得自然而然?可见新平对社会主义的藐视轻蔑，也不知听课者们是什么感受?卓也知道真正社会主义在听课者内心的分量才坦然而谈。美英法国内的先生在总统班子里说资本主义能“精确论断”了什么的话么?

　　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时代充满着革命和建设的气息锐不可挡，各种学派尽量把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同马列毛主义吻合，求得不被抛弃。而现在倒是想尽一切办法，用巧言以证明马列毛主义的不合理性，图谋否定马列毛主义和社会主义以逞其能，是两种社会两重天的表现。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共29年，“改开”至今38年，中国要到何处去?其目标不言而喻。与被召到中南海的学者自然一拍即合，有了用武之地，干着不同方面的熄灭社会主义思想观念资讯的事情。如同“千刀当剐唐僧肉”与“僧是愚氓犹可训”，在具体问题处理上的意见分歧。是发展健全社会主义，在其进程中“犹可训”，而不是抓住前进过程中存在问题，“千刀当剐”置于死地开倒车，巧用宗教意识类比而否定社会主义，却绝不说宗教是地地道道的造神。

　　第四篇：《佛教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北京大学楼宇烈(第324页-339页)。佛教充满宿命论，主旨精神是信天命不信革命，拜佛烧香求神灵庇佑是普遍的法事履行方式。讲稿是佛教思想观念用现代语言解释，间接或直接的弘扬了与马列毛主义格格不入的宗教精神和思想观念。在应淘汰的事物中寻觅合理的因素是学术界因循守旧的表现。佛教是另一种锁链，迷信神权，蔽塞人智，桎梏着人的能动性的发挥和发现。

　　楼教授认为“从佛教提倡的基本的信徒准则来看”，强调“‘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为佛教’。一直到大乘佛教的悲智双运，应该说佛教具有一种社会的净化功能”。“准则”表明教徒并不是苦思冥想或凭自己的理解来获得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是有外来的权威和命令强加的。所谓的净化功能随着时代进步渐行渐远，是应退出历史舞台的一种社会存在。针对“中特社”而言，同毛主席时代相比较的确有净化功能。思想阵地马列毛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不去占领，佛教劝勉式的毫无约束力的说教必然占领，如“爬山虎”一样完全依附在正常的社会教育功能之上，发挥着瓦解社会正常管理职能的作用，是消极的落后的。

　　佛、儒、道在中国历史上伴随着封建社会毫无革命进步意义的改朝换代，起着维护旧现状的消极功能。儒学本身就是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外敌侵略、天灾人祸岂是烧香拜佛所能化解?目前的种种社会弊端，佛教的作为仅是求得个人的毫无积极意义的自我安慰，滞碍着先进战胜落后的进程与能动性。

　　讲完后有人“问：介绍得很概括，很好，都是积极的一面，请你谈谈它的消极的一面，它的影响和作用。楼：我想消极的那面当然也是有的”，“从因果论里面来讲，很多人陷入一种宿命论，唯心论也是这样，把一切看成是虚幻不实以后就什么也不信了。一切都完全把它主观化了，从理论上来讲”，“就有这方面的消极作用”。烧香拜佛有很多浪费，“有的寺庙收到许多布施以后，只是去盖寺庙和装饰佛像”，“敛了很多财以后，没有运用到社会上去，没有返回给大众，而是挥霍浪费掉”，教会能使人做出如此坏事与危害。佛门不是净地，僧是穿佛装的常人，并不都是善者。

　　有问才说，为何不全面叙述?这不是在弃新扬旧么?可见讲者在以什么指导思想引领人们认识理解目前日益兴盛的佛教活动，其内心可由此窥探。当然，这些学者同任志强、贺卫方、冯玮、袁腾飞相比，是否定抵消社会主义思想另一种风格的传播者，有的依然“是共产党员，“改开”中可见共产党理论体系的丢失。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亿万人民群众艰苦奋斗争得毛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大业，被消解在没有硝烟的众口铄金、貌似不偏不倚的言谈中。

　　三

　　第五篇：《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大国”兴替》，北京大学钱乘旦(第571页-577页)。全文渗透的主题思想，不是在漫长的历史沉积中一步一步趋向新的社会境界，而是保持现状的原封不动，欠失科学的理论思维。资本主义国家的无数教授学者类精英是这样，现在中国的也是这样，是人类的悲剧。可见政治上争取一点社会制度的新陈代谢意识阻力重重。

　　讲授中钱学者从1500年以来的600年中，列举了早期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重商主义时期，英法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到德国日本资本主义的变种，形成了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的集大成。由“商业主义走向工业主义”，“工业革命就是在这个阶段出现的”，但这一步是绝对主义的封建王朝所不能完成的。商业主义是在国家严格控制下的经济活动，“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里对国家的发展起积极作用”，当封建统治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阻碍社会发展，只论证由封建到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却从不论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必将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忌讳暴力革命吧，把英国从封建向资本主义的过渡称为“光荣革命”。但只字不提英国产业革命圈地运动的残酷掠夺。

　　第二步从商业主义走向工业主义，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互作用的关系，必须寻求新的制度建构，英法出现了推翻君主制的革命，“在英国表现为17世纪的革命和光荣革命，在法国表现为从1793年大革命开始的一系列政治革命”。光荣革命克服了绝对主义王权，建成君主立宪制，“在这种制度下，君主仍然存在，但权力被议会取代，议会成了国家最高主权”，“出现了宽松，平和的政治和社会氛围，并且一直维持到今天”。“始终没有出现过其它国家所不断发生的内乱、动荡、内战和暴乱，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发展上，每个人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发挥创造性”。这些美化资本主义的结论性概念，被恩格斯1844年9月所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戳穿，是只见统治阶级富丽堂皇，不见穷人挣扎生存的片面之谈。

　　16至17世纪，英国从封建制开始急剧向资本主义转变，得到了贵族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支持。1644年克伦威尔掀起的产业革命，开始了资本大规模的原始积累，“英国大约在1700年有930万人口”。(<意>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二卷29页)。本课多次提到的所谓光荣革命，是指在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合发动的推翻詹姆斯二世统治，防止天主教复辟的非暴力政变，未发生流血，被称为光荣革命。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国家权力转交议会，威廉和玛丽即位，国王有名无权。议会与国王半个世纪的斗争以议会胜利而结束。君主立宪制起源于这次政变。此时距1644年近50年，资产阶级已很强大了。

　　政变的起因是1685年英王詹姆斯二世不顾内外反对，违背此前政府制定的禁止天主教徒担任公职的“宣誓条例”，委任天主教徒到军队、政府等部门担任要职，并向法国靠拢。1688年詹姆斯得子，女儿玛丽无希望继承王位。当时支持议会的辉格党人和部分托利党人，为避免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传位给刚出生的儿子而把其废黜。多方妥协产生的君主立宪制，主要因当时的欧洲全部是封建制国家，英国第一个实行资本主义，类同“十月革命”诞生的首位社会主义国家。此后300多年中全球普遍进入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的资本主义，表明并无颠扑不破的普遍意义。后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制，并未制止蜕变成军国主义。这就是教授包括资中筠津津乐道的光荣革命，喻指苏中暴力革命产生的社会主义失败。

　　英法称霸世界，从日不落的帝国到美国代替其霸权地位称霸全球，再怎么革新的资本主义，仍然无法解脱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垄断这一根本矛盾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苏中党内的修正主义救了资本主义。罗斯福新政运用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两只手仍然难以解决经济危机的发生，“因此美国的强大，归根结底也只是历史而已，问题只在于这段历史我们还要经历多久”。妥协退让强权就要经历很久，丢掉幻想就不是很久，毛主席时代美国就处于守势，苏解体、中改开，枯木逢春，似乎生命力强盛。

　　第六篇：《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578页-594页)。这个提法从讲者阐述的内容看，主次颠倒。创新只有包括社会制度才是完整的，丢掉了这一点不过是对已成秩序的修补而已。这是从社会制度变更对社会全面发展的作用而言的。

　　“科技创新是奠定国家兴盛的经济基础的重要因素”，这倒不无正确性。按照阶级分析的理论，还有个国家兴盛后的利益走向问题，资本家兴盛了，工人队伍是否就一定好也不是没有事实依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既有科技发展的利益驱动，也有因利益关系压制科技推广运用的内在动因。此类事例也不少。

　　“思想理论创新对于国家兴盛有最大的先导意义”。只可惜以此证明“科学发展观”是思想理论方面的重大创新，有过誉之嫌，随着时间的推移已销声匿迹。“邓三科”进《党章》稀释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密度。没有基础理论的突破就难以飞跃，列宁阐明抽象的理论思维更深刻的反映了客观规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理论思维走到世界前列才能发展强大。

　　说“制度创新对于国家兴盛具有稳固性、根本性的意义”，就论点说论点是正确的，但注入“中特社”是制度创新的内涵，则步入了歧途。举两例说明，一是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极力称颂为资本主义社会持续运行的政治架构。但世界上还没有议会民主产生出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国家采用了不失败的先例，体现了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行为。二是肯定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所未有的制度创新”，抛弃计划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中式市场经济已到举步维艰的地步，把社会主义的因素基本丢失干净，那样讲不牵强吗?

　　无论从中国还是从世界历史看，那样讲都是维持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现状的说法，其先进性又体现在哪里呢?市场经济废弃了人的对经济发展变化控制的能动性。凯恩斯不是还有政府干预的一只手吗?说明了市场经济也不能放任自流。

　　歌功颂德只要不是赞扬错误势力也是应该肯定的，支持进步的人和事也是自为理性的表现。市场经济取代以计划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的国民经济运行制度，已造成了深重的灾难，社会资源巨大浪费是不争的事实。既形成了大量的产能过剩，暴露了在经济发展方面弊端严重，又使旧社会的弊病一一再现，那样的称赞显失学者的良知良德。多领域产品、产能过剩拿什么办法克服呢?政府出台政策干预，这不是抹煞了市场经济的创新效能吗?又怎能自圆其说呢?所谓的过剩只是穷人无经济能力消费的相对过剩，不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到共产主义社会了。

　　第七篇：《从世界历史看文明的兴衰规律》，天津师范大学庞卓恒(585页-609页)。洋洋数万言，篇幅不短，讲课列举了9种文明，不提社会(共产)主义文明是致命的缺陷。难道全球第一轮社会主义不算一种文明?真正的文明就是破私立公，先人后己，把自己应得的权利留给别人。简言之，文明就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生存、生产、生活所发生的存续方式，与野蛮、落后相对而言。一个时期成为文明的社会存在，在另一个时期被更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存在方式)所替代。文明是人类从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到社会(共产)主义顺序递进的另一类解释的感性表述，也包含与之相应的思想文化方式。

　　奴隶制度表现的文明(文化)灭亡了，封建主义的产生了。社会主义产生了又失败了，必将在未来更高的起点上重新产生，人类社会永远不会停止在恒定的阶段里。社会制度递进不但有循序渐进的量变，也有量变积累酿成的质变，形成波浪状态延续的迂回演变。当然，社会倒退的历史现象也不胜枚举。从社会主义蜕变到资本主义是旧的社会制度的反弹。

　　讲课中举述九大文明及其兴衰：1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阿卡德-巴比伦文明;2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3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4南亚印度河流域古文明;5地中海北岸的故希腊-罗马文明;6中南美洲的玛雅-阿兹特克-印加文明;7中古时期的西方基督教文明;8中古时期的阿拉伯和伊斯兰文明;9俄罗斯、东欧的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其中未在黄河文明中对佛教文明的诠释。上述那些地区在那时仅有几十万几百万人，文明也无可观的规模，却把全球10多亿人的第一轮社会主义漏掉，不公道。所列9大文明的变迁演绎，未说是阶级矛盾导致毛主席所说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灭亡了，一些阶级胜利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文明史也是被剥削压迫阶级缓慢而痛苦的得到解放的过程。

　　对文明的兴衰分析只是一般性的罗列，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准绳精神，应该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矛盾运动规律，依据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不断变化的事实解读文明史。亦未阐明暴力、强力也是文明的一种方式，不然就无法理解中国数次被人口数量很少的几个少数民族所统治，引发了历史大倒退。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避免重蹈覆辙。

　　应该点明少数人的暴力、强力可以压迫多数人涣散的无组织状态，也就能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西方国家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独领风骚，其现代化道路似乎成了唯一的强势文明。但也有致命的弱项，在内外矛盾相互转化中一定能成为劣势。中国在抗美援朝中打赢了美国为首的16国军的侵略战争，二战后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潮流滚滚向前，殖民主义退缩。不宜在讲课中搞商品陈列式的简单标签化堆积，“学以致用”提升思维辨析力。

　　在“西方学者对近代以来大国兴衰及其原因探讨，以及对21世纪前景的预测”中，讲述“1974年85岁高龄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与日本著名政治家池田大作就人类历史的命运和前景问题，在伦敦进行了长达10天的漫长讨论”，“在这方面，汤因比反复强调，中亚、特别是中国，有可能成为促进世界和平统一的主轴”，“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绝对的要求”。1974年预测的是毛式社会主义中国，不是目前的“中特社”。“中特社”丢掉了长处，拿到了短处。继续按毛式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绝对是现实的。否则，也将是历史悲剧的再次反复。

　　毕竟是国外的学者，结论是有瑕疵的。池田大作论及“世界是由美中苏三级结构形成的”，既未涉及毛主席对苏共搞修正主义必将“红旗落地”的论断;也未涉及毛主席对中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性的论述，作为展望21世纪前景的结论，片面性凸现。更未丝毫觉察苏联在其后轰然倒塌的到来。当然不能要求学者成为算命先生，但对准确判断前后变化结局的毛泽东只字不提，有失客观公允。两种前途命运存在于各个国家，不斗不进，路线正确者胜。迄今为止，从来没有在相同条件下同时施行两种不同的社会实践(制度)，达到额定年限后和平的确定优劣取舍。人的认识可以接近或达到客观真理，毛主席对苏中前途命运的事先断定准确无误，超凡入圣。

　　美国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1974年预测，美国称霸全球到处插手，必将处于下坡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充满压迫、剥削和不平等，由此引起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最终势必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灭亡，一个效率更高，收入分配制度更合理的世界体系必将取而代之，那个体系可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世界政府’。”1997年“他还特别写道：‘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将会在决定人类共同命运中起重大作用’。”只可惜苏中大共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者既葬送了本国社会主义，也葬送了世界人民的期望，挽救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资本主义阵营。

　　上述三位学者的预测虽不准确却是正确的，社会主义的重建成功，一定能把全人类带入祈盼的美好未来。庞教授在目前局势下敢于仗义执言，传达了西方学者难得一见的看法，也是对走资派的一个间接批评。好!社会主义在反复中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亨廷顿的探讨和预测则比三位学者逊色多了。“建立一个孤立和遏制中国的国际统一战线”，仅是复制了美国一贯称霸全球的图谋，只是把帝国主义的霸权学说梳理的更有条理而已，表明了美国寡头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惯性冷战思维，没有任何独具一格的新意。

　　“无论从上古、中古的历史看，还是从近代史上看，最终是生产能力的消长决定着一个文明或国家的兴衰”。使劳动阶级“怀有满意感”以促进生产能力，“无论是古希腊、罗马、阿拉伯、蒙古、奥斯曼土耳其等大帝国的兴衰，还是现代大英帝国和德、日法西斯帝国的兴衰，都说明了这个道理。”这有很大的片面性、蛊惑性。只有唯物史观提供了科学的答案，并把其解释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原因在于历史前进的动力、人民满意的程度是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各阶级、各民族之间的对抗、斗争，相互势力的消长推动着历史螺旋式前进。另一方面，文明也包含人定胜天，对自然一个又一个的不断胜利。

　　生产力的消长决定一个文明的兴衰，同历史发展演绎的现实不符，是唯生产力论的翻版，忽略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也是隐蔽型否定继续革命理论在此种学术领域的表现。南宋时期不是生产力很发达吗!最终被生产力很落后、但武力强大的游牧民族—蒙古消灭，血腥的元朝入主中原。继续兜售这些以偏概全之说，反映了“中特社”的学术思想动态，影响着人们对本来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理解，有阻碍思想进步的消极作用。中国近代落后了，就是缺乏产生先进思想理论的社会基础，导致在政治制度创新上毫无建树。

　　正确的思想一经占据主导地位，精神变物质，就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巨大的物质力量。推翻国民党政权，打赢朝鲜战争，抗衡苏美，29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是最生动的证明。同样是那些人，在毛主席及(思想)主义领导、武装下，就能无坚不摧，创造出人间奇迹。使美国处于守势。搞了几十年的改革，在美国步步紧逼下妥协到难以想象的地步，这是用生产力发展水平能诠释得清的?美国生产力高度发达，但也难以弥补不停的到处侵略、贫富不均的文明缺欠，红灯区、失业从建国300多万到3亿人口始终相伴不辍，生产力水平的作用苍白无力。

　　第八篇：《说不尽的大国兴衰》，中国社会科学院资中筠(610页-616页)。讲课中一再强调“一个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会诞生伟大的思想。一个拥有伟大思想的国家，才能拥有不断前行的力量，自由、平等、博爱，这是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又说“何必讳言民主自由?”波诡云谲，单从这几句看无不妥之处。在中国已拥有毛泽东(思想)主义的情况下，再如此提示，实质是背弃的别样说法。丢掉了、否定了或把其主要灵魂、核心精神束之高阁，才丧失了“不断前行的力量”，难道这不为“改开”几十年所证实吗?

　　资中筠重点阐明的“宪政”意识，在各种辞藻的包裹中显露出，要“中特社”完全演变成多党轮流执政的名正言顺的资本主义。同要私有制经济彻底取代公有制经济的前兆论调相似，与搞点个体经济是对公有制的有益补充异曲同工。私有经济占据国民经济80%的份额，再也无“补充”之说了，更不提《宪法》规定的主体地位了。只讲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也应前瞻性的预测资本主义的未来，其能永恒不?

　　自由、民主、平等、博爱都是有政治属性的。被洋奴们崇拜到五体投地的美国，反复迫害美共不见自由博爱了。2011年驱逐华尔街的请愿群众自由民主在哪里?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打压过拥护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么?仅制止以此为借口反对社会主义，并以铁腕专政手段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资本主义社会也一样，那里从来都没有给干社会主义的自由平等的权力、权利。对干社会主义的人们也从未施过仁政、平等与博爱。

　　现在资本主义比较巩固，搞些无关痛痒的游行示威不予计较，一些人就羡慕的不得了，真正要推翻资本主义试试看，美国一定是大开杀戒、血流成河，法国对巴黎公社就是样子，屠杀匈牙利革命者的绞刑架被形容成与森林一样。过去中国在自己国内关门搞社会主义，“井水不犯河水”，美国都容不下，岂能放任后院起火。麦卡锡时期的疯狂不知道?中筠的主张可以看出完全成了美国的顶礼膜拜者，但却是“改开”中的幸运儿。狭隘的境界显失战略眼光。闹嚷着要中国照搬西方宪政架构，是把过时的粗碗当成宝贝罢了。应分析独联体诸国嫁接宪政后的教训，伊拉克、利比亚、埃及等国的悲剧原因。

　　出于对社会主义本能的排斥，资讲到苏联肃反时骨子里的敌意油然嘴上，“大清洗使以自由民主等为理想的进步人士希望幻灭”，与苏美流行的造谣贬斥如出一辙。就是只字不提1930年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发生经济危机，而唯独苏联经济高速度增长，更不提社会主义大民主。为何没有类似当年罗曼•罗兰、美国其时的驻苏大使的客观评价呢?更谈不上有曾要谋刺斯大林的季诺维也夫目睹苏变俄残状后的反省。

　　中国大批专家学者的见解，也包括军事方面的，大多无选择的接受了美国提供的观点与研究成果，有些也是美国为“俘虏”一些中国精英量身定做而释放出来的，自然造成了跟着美国意图思考问题、说话做事的通病，同苏联解体前后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美帝国主义是类似现代社会里有执照的黑恶团伙，对外凶残手毒，对内也不是人人皆兄弟。把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叙利亚等推进灾难的深渊，人权原则体现在何处?也不见平等博爱了。誓死反共反社，从反面证明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有本质不同的先进性。假若社会主义真如公知们论证的不可行，劳民伤财、不遗余力反什么哩，让其自亡岂不省事?

　　美国从来不真诚友好相待世界其他民族，只发战争的黑心横财，又有独特优越的地理位置，靠武力征服、打怕了弱小民族和有弱小心理的大国领导人，敢公开叫板者鲜矣。俄罗斯不干社会主义皆大欢喜了吗?说穿了还是苏共的走资派复辟倒退、崇洋媚外到了不分是非界限的地步。试问资中筠一类教授、专家、学者们，为何不思考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109年，给了一切主义(主张)以实施的机遇，唯独干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取得了胜利，救了中国，历史性的选择了毛泽东、共产党，能说清这个道理的为什么吗?

　　毛主席坚决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既超出了人们常规的接受能力，也超出了革命导师的一般设想，又继而发动文革，深挖旧世界的老根，更超出了一时内心世界不能更新改造的旧社会的高高在上者们，惊愕得合不拢嘴在所难免。“中特社”给了做梦也想不到的机遇，纷纷上阵口诛笔伐，千方百计把本来就存在的前进趋势变成开倒车。万变不离其宗，资等种种言论也就可以理解了。

　　第九篇：《美国的崛起及其世界影响》北京大学何顺果(617页-635页)。通篇描述美国从哪里来，只讲了超级大国光鲜的一面，未指出黑暗面，帝国主义的性质表达只字不闻。颂美崇美意识跟目前上层主流保持了一致。美国的统治者有本事，软硬兼施，又拉又打，以牧师的手法掩盖恶劣的大棒行径，乘机敛财取得霸权地位，障蔽了无数善良的人们的感觉。

　　美国自建立以来人口从300万到3亿，什么时候间断过无数人失业等痼疾?国内“即使以尸体铺路，资本主义也绝不停下前进的脚步”(<德>维尔纳•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第7页)。“从1865年到1929年，人均寿命从40岁以下上升到了超过60岁”，便可体察出1865年前美国人民的辛酸苦难，同旧中国人均寿命35岁近似。二战后以侵略战争开路奉行霸权主义，踏在堆积如山的尸骨上大肆掠夺，始终如一反共反社，顽固地吊在资本主义一颗树上，再怎么改良也无法克服周期性经济危机，何教授却默然失声。

　　教授那样肯定美国的超级大国的威势，为目前中方对美百般示好、软弱退让，炮制了心安理得的理论依据。连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民族主义立场也丧失了，自然抗美援朝的胜利就没了踪影，当然也绝不可能涉猎中国近代以来遭受无数次的侵略战争，那一次也未少过美国强盗的参与、趁火打劫。提及难忘的昔日阵痛，不是狭隘的揪住过去的民族矛盾不放，而是美国始终不放弃敌视中国的一贯政策。为富不仁，不顾各国的具体实际，见缝插针地推销自己的政治模式这个私货，造成了罄竹难书的灾难。也不是笔者对社会主义情有独钟的偏执，故意轻视精英们心中的圣地—美国，而是溯览古今中外，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克服以前所有社会无法消除的种种弊端，除此而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制度呢?

　　“宪法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是美国人心目中最神圣的权威，它包含着美国人所公认的自由、平等和公正”，但也不是所有美国人心目中最神圣的权威。这只是资式的，不包含美国人民有可以搞社会主义的自由、平等和公正。“五一国际劳动节”起源于美国就是证据。西方含美国的宪政，仅是本质完全相同的几个政党轮流坐庄，通过票选绑架民意，没有什么值得大吹大擂的。其宪政涨价升值，也是在成为超级大国之后，当英国是日不落的帝国时美国不值一提，更谈不上美国宪法。“宪政民主”是干资本主义的通行证，还无搞社会主义的实例，苏东剧变为证。毛式大民主比美式先进，满含博爱精神。为何不准“四大”?

　　美国是全球资本主义国家的后起之秀，崛起的主要因素是国土面积很大，自然条件优越，移民国家博采欧洲各国之长;有特殊的地理优势，边境除两大洋外，陆地毗邻国家两个，连美在内均地广人稀;发生世界大战可作壁上观，但却能贩卖军火发一本万利的黑财。二战“后成为超级大国，是资本主义阵营最强大的国家。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工业生产占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半以上、出口贸易的1/3，占世界黄金储备的3/4”。而此时英法德苏被战争消蚀的精疲力尽，是法西斯成全了美国的独大地位。天知道如有中印一样多的人口会是什么状态?

　　社会主义阵营二战后的出现，强烈的震撼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学习社会主义向人民让利的社会改良，最大限度的延长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寿命。苏共赫鲁晓夫搞“三和两全”的修正主义，为资本主义世界提供了咸鱼翻身的天然良机。1978年中国的“改开”，使美国从守势变为攻势，枯木逢春;1991年戈叶解体苏联，美国取得了“和平演变”战的胜利，最终酿成一超独霸世界。失去制衡的美国不可一世，福山断言社会主义终结了。学问再多，方向错了等于无用。

　　2008年爆发经济危机使美国神话破产，到处驻军、设立军事基地，充当世界警察。军演不息，航母群各大洋游弋，频繁发动战争使高额债务猛增，脖子上的绞索越勒越紧。国内贫富分化加剧，人民抗议的浪潮此起彼伏。侵略战争和教唆挑起多国动乱的善后事宜力不从心。美帝国主义不是不可战胜的，失败也是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得益于中俄的现状，纸老虎的势头维持得非常勉强。观察国际国内局势的洞察力，教授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在目前也不是例外。也可能是不得不那样讲吧。“发轫于13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是14世纪，随意的把时间也搞错了。

　　第十篇：《为什么欧洲最早进入现代社会》，北京大学朱孝远(651页-676页)。欧洲进入现代社会较早，根本原因是14世纪到16世纪的文艺复兴，扫除了社会发展所需的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障碍。得益于欧洲各国地域不大，难以形成势力庞大的旧思想文化力量和保守的阶级力量。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为资产阶级占据历史舞台，创造了阶级条件和经济基础。同中国相比，没有形成孔孟之道浸泡而滋生的封建顽固势力。

　　文艺复兴开始于意大利，后来扩展到英法德荷等国，形成了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不但资本主义思想意识乘风破浪，社会主义思潮也破土而出。久享盛名的“乌托邦”就萌发于这个时代。14、15世纪的欧洲，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关系在欧洲封建制度内逐渐形成，思想文化上开始了反映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其主要内容是资产阶级人文思想;反对中世纪禁欲主义和宗教世界观，由此也产生了哥白尼、伽利略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学家，主张摆脱教会对于人们思想的束缚，打倒作为神学和经院哲学基础的一切权威和传统教条。普遍表现是文学艺术和科学的高潮，均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为欧洲进入现代社会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础。

　　1644年英国的产业革命，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较大范围的扫清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存在。前者使了英国成为“日不落的帝国”，后者让法国走到了世界强国的前列。1848欧洲革命风起云涌，德国壮大，推动了全世界的历史进程。文艺复兴到1848年，正是中国元明清三朝，在世界发展的机遇期内拐弯迂回。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中国处于元明时代，元朝的野蛮代替了南宋软弱的文明。1644年英国兴起产业革命，恰是明朝灭亡，李自成失败，清朝建立。1793年法国大革命时中国则是清朝乾隆时代的末期，1848年欧洲革命浪潮滚滚向前、风云激荡，中国处于鸦片战争失败踏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初期，其中的原因在哪里?在长期的孔孟之道为指导的封建社会的理论基础。儒学为主，道家为副，法家空置，是中国落后的思想文化主因。满族的生存方式是马上游牧，文化积淀微乎其微，只能接受儒家学说维持其统治。康乾狭隘残酷的文字狱，最终形成了“万马齐喑究可哀”。

　　对立统一是社会前进的根本法则。与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相伴，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与斗争推动着欧洲的发展演变。社会主义在全欧洲虽未取得胜利，但反社会主义却是资产阶级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汲取社会主义学说之长进行改良，缓和了资本积累酿成尖锐的社会矛盾。

　　“必须看到东西方文明的不同特点，这直接关系到自己的文明如何改良。”讲课列出：

　　“西方的文明是高科技文明，中国是高情感文明。西方的文明底座不稳，但往上串，叫做高、精、尖，中国的文明底座很大，高精尖不够;西方文明是英雄崇拜，极限冲击，尚武精神，中国文明是政治文化，妥善管理;西方是高科技，中国是高情感;西方是断裂发展、快而不稳，中国是延续性发展;西方是猛兽崇拜，中国是‘大音希声’的崇拜和十二生肖，与生活很接近;西方强调逻辑、信号、抽象，中国强调经验、形象思维;西方是分析型的，中国是整合型的、综合型的;西方重变化，中国重合情合理，宁静而致远;西方求新求异、未来崇拜，中国求全责备、重视传统;西方靠法制的约束，中国是靠自觉、靠道德、靠自然地(的)形成礼仪规范;西方各方面都进行数理化运算，幸福、痛苦都有理性指数，中国幸福、痛苦的指标(数)是根据个人的感受，没有一个明确的量化;西方要求各种需要指数平衡发展，中国的各种需要指数往往是先后发展。但这是两种文明，而不是两个阶段。西方人老喜欢把他们的文明说成是高(级)阶段，这是西方中心论，我们要批判。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强势文明，特征不同。需要对此充分研究，才能在吸收好的元素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世界文明。”全面罗列，具有“改开”时代色彩的概括，充满了“中庸”特点，欠缺先进与落后的比较。

　　四

　　第十一篇《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选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文木(683页-704页)。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拿破仑的意义是历史性的，更是世界性的”，“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半点表述，这都不是历史性的、世界性的?失去了应有的学术风范。也可能是揣度对接上层所需而为。讲座十分赞赏市场经济，漠视计划经济，“随波逐浪到天涯”。其它方面的类似进尽忠言。计划经济就是针对市场经济的有害性、浪费性和无序性而提出的，是社会主义根据资本主义无法化解的矛盾而设计的组成部分，教授不会不知道这些，是知道的。

　　中国的选择缺了毛式社会主义，是画龙无睛、画虎无骨。“中国历史有24个朝代，每个朝代末期都”“发生农民起义，王朝被推翻，然后再重新建设，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方只见政权变更，而没有社会发展式进步。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应该是发展的，发展的本质在于质变和飞跃。但东方更多的是朝代更替，只有量的积累，而没有质变式飞跃。没发展，也就没有历史。”不提社会主义是质变式飞跃，颇为费解。

　　“中国命运在邓小平时期发生了革命性转折”，“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倒是事实。滥用了“革命性”，转折没有错。“根本性的变化”只能是针对破私立公而言，重干历史上一贯的私有化，不过是一样社会的同义反复，能叫“根本性的变化”?

　　许多提法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性质和情感。“落井下石，是霸权政治下不言的通则”;“政治家的胆识在关键时刻对国家发展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没有统一民族市场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的”;“未来的世界如果不降低消耗，就必然会战争不断”;“大国力量增殖于守成，消释与世界性扩张”。围绕这几个主题展开了古今中外滔滔不绝的纵横论。

　　“中国怎么冲出来，是靠斗争而不是妥协”，“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我们打赢了”，“中印自卫反击战结束后到现在，中国东北与西南均无战事，这是毛泽东对新中国的贡献”。结论正确。“正是统一于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与学风”，“中国从贫弱再次走向富强，从世界的边缘再次走向世界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思想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抽掉了社会主义，阉割其灵魂，毛泽东思想便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成了可为任何政治派别服务的工具。究竟有些左翼的根底，到底同那些反毛的有了区别。

　　第十二篇：《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中给我们留下了哪些遗产?》，中央文献研究室逢先知(707页-715页)。讲者将遗产概况了9个方面证明毛泽东“对于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都有重大的影响”，“是100多年以来，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最巨大、最深远的革命家。他的科学思想和革命业绩受到中国人民普遍的尊崇和肯定”。去掉了继续革命理论，置换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主义，成为目前当局利用领袖建党建国的合法性，实行违背毛主席主张的“改开搞”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依据。

　　讲课基本承袭了当年11届6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策略，方法与之大同小异。用当权派可以接受的毛泽东(思想)主义替代了毛主席晚年的只有真正社会主义者才能接受的革命理论。不过，比那些一味抹黑的说法有了很大的区别。

　　在目前局势下，能客观的从9个方面，更专业的叙述毛主席高超的领导能力和工作方法，也是需要胆气的。从“今天我的这个发言，不是全面评价毛泽东，也没有涉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免责声明，就可以看出一些症结端倪的由来。

　　第十三篇：《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中国社会科学院冷溶。(716页-722页)赞扬邓的说法同改开后的宣传一脉相承。得势了，未必都言之有理，理智比感情可靠。“中特社”产生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者，怀惠感激有阶级性。

　　权力、职位、名利高于理想信念，嘴说社会主义实质不同是普遍表现，那么多的人，也包括邓，在1976年前后判若两人，听课者们亦是一样，冷溶那样也就不奇怪了。均无必要苛责，潮流来了跟着走是多数。

　　冷既然议及到“地位历史”和“精神遗产”，应该用一定的篇幅解释为何在1976年前的检讨那么诚恳，然后又反戈一击，印证了“说不翻案靠不住啊”。“兵不厌诈”，使邓有一个前后衔接一致的人格，比单纯的颂扬更有实质性意义。

　　深思静想，熄灭世界社会主义的始作俑者，赫鲁晓夫是一个，邓是一个，别的什么人还不够格。考茨基等在共产党未夺取政权以前，就不足挂齿了。如果中国苏联避免了资本主义复辟，那全球会是什么样子?难道没有以此理由分析以前、展望未来吗!

　　关于邓的评价，赞成的和不赞成的都有各方面的系统论述，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五

　　新中国成立，毛泽东(思想)主义处于优势地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包括文化大革命时期，毛主席、党中央大力宣传、灌输学者专家教授们不存在的、或不愿意接受的社会主义的、以公有制为核心的新的意识形态和新的思想观念。在浩浩荡荡的强大的政治思想洗礼运动中，即便内心抵触，迫于强大的威慑力，也要表示赞成、拥护。

　　“改开”后强力“改革”了毛式社会主义，则是搜寻这些没有社会主义思想信念的、充满旧世界观念的精英人物的认知、认同，求得推行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上下层支持，取得政令出有群众基础性的法理依据。

　　教授专家学者们的讲演，总的思想倾向是远离社会主义，也可能是投上所好。同1976年前大批高校、学术研究机构的教授学者，如郭沫若、任继愈、扬荣国、冯友兰、杨钟健、张岂之等，所写的各类文章渗透的政治思想性明显不同，文章风格也有差异。教授学者只是有某个领域的专长，并非一切都是学高为范，也有政治综合能力之长，难免常常受时势左右的局限性。其中不乏左右逢源者，这也不是一国一地的独有现象。巴金、季羡林等在76年后的社会剧变中原形毕露，现出了变色龙的本性，获得了卑微低贱的尊荣。

　　当叶利钦炮打议会驻地白宫，操起刺刀抢夺俄罗斯总统时，暴露了魑魅魍魉的面目，撕下了伪装的自由民主画皮，铁幕强权威逼之下，俄近百名教授、学者、作家签名发表声明支持叶的独裁暴行，上演了俄历史上最可耻的闹剧，成为耻辱柱上的活教材。

　　干社会主义是不同于以往一切社会制度的新课题，搞文革更是前所未闻的创造。旧的社会制度靠什么传承?主要是旧文化。旧文化的一个主要载体就是旧学术权威。那么多的上层人士仇恨文革，敌视毛主席，纷纷“显影”了旧世界卫道士的角色，就在可理解之中了。“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实践论》1937年7月)。其所以文艺复兴被称颂不止，是为资本主义开辟了可以实现的思想文化条件。文革呢?创拓了社会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途径，要同一切旧的社会存在决裂，怎能少了哭丧妇呢?

　　社会主义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设计有什么错误，而是其本身给自己提出了与资本主义无法比拟的高标准的全民共富目标，又侥幸在中俄这样的穷国建设，美英法非常富有的资产阶级又不愿意同穷人共产，又是第一次没有经验，让走资派钻了空子，走点弯路出点挫折也不奇怪。如果同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干几百年呢?资本式的剥削制度替代封建主义的英法反复了几次才得以巩固，社会主义就必然非常曲折。

　　不是我执拗的反对资本主义，实是英国1644年起已经372年，美国1776年起已经安安宁宁干了240年，其余国家均搞了几百年资本主义，诸多可以克服社会弊端、弊病至今难以化解。除了社会主义，全人类、中国还有什么好的出路呢?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拯救全世界，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高端的教授、学者、专家应该具有作学术研究的理性良知。

　　有什么理由能证明长期无法消除的剥削压迫、失业、贫富分化、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经济危机等无限期存在的资本主义是正确的?应该继续下去;又有什么理由能证明解决了这些的社会主义应该灭亡呢?仅仅因为未搞“宪政民主”吗?如果多党轮流执政公有制社会主义不变，断定西方列强还是要誓死反对的，美国也会制造出天花乱坠的理由来。

　　附：13位讲课者简况。

　　13位讲课者简况

　　郭成康：1942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金冲及：1930年，中央文献研究所副主任，著名的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研究专家;

　　桌新平：195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会长：

　　楼宇烈：1934年，北大哲学系教授;

　　钱乘旦：1949年，北大历史性教授：

　　齐世荣：1926年，首都师大校长师大历史系教授;

　　庞卓恒：1936年，天津师大历史与发展研究所长;

　　资中筠：1930年，美国研究所退休所长，博导;

　　何顺果：1944年，世界史专业，教授;

　　朱孝远：1954年，北大教授;

　　张文木;1957年，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教授;

　　逢先知：1929年，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

　　冷溶 ：1953年，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