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了解科研界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不必走远，只需关注一下加州大学即可。

　　2015年，加州大学有 29位医学研究人员的收入超过了100万美元，至少有10位非临床研究人员将40多万美元收入囊中。与此同时，上千名博士后的收入不到5万美元。年轻教授的收入要好一些，但是许多人的收入仍不到顶尖研究者的四分之一。

　　加州大学远非个例。劳工经济学家表示，过去几十年中，在许多国家的大学里，精英科学家和在底层摸爬滚打的科学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这种不平等反映出了同样存在于社会其它领域的趋势：中层阶级工资停滞不前，而富人收入猛增，由此导致顶层和底层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许多国家，1%的超级富人都是个热门的政治议题。

　　研究科研工作者的学者表示，科学家工资数据存在缺乏，使得人们难以全面了解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和起因。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Richard Freeman表示，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将有才华的年轻人推离科研界的程度。《自然》杂志2016年的工资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在3600名调查对象中，一半以上表示他们为进入科研界而放弃了优厚的工资，将近20%的人不建议学生从事科研工作。

　　这个问题并没有消失的迹象。“随着竞争日益加剧，而奖励越来越少，收入不平等现象也愈演愈烈，”Freeman说。

　　不平等指数

　　在衡量收入不平等时，劳工经济学家采用的指标之一是基尼系数，该系数由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于20世纪初提出，并以他命名。系数为0表示每个人收入相同，1表示最大程度的不平等 —— 除一个人之外，其他人一无所得。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的经济学家Paula Stephan在她2012年的《经济如何塑造科学》(How Economics Shapes Science )一书中，使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U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博士就业后情况跟踪》(Survey of Doctorate Recipients)中的工资数据，计算出了美国具有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机构的理工科教员的基尼系数。

　　她发现，从1973年到2006年，大部分学科和级别教员的基尼系数上升了一倍有余，其中生命科学增幅最大。(参见 "钱多钱少不一样")　　

　　相比之下，美国男性全职劳动者和美国家庭的基尼系数分别只增长了35%和18%。Stephan说，研究者的基尼系数增速较快可能是因为科研工资在历史上一直比其它行业更为平等，现在则开始向其它行业靠拢。2006年，理科教授的基尼系数在0.14-0.25之间，具体视学科和级别而定;同期美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47。

　　为了解近年来科学界工资差距的变化情况，《自然》与Freeman和美国国民经济调查局研究助理诸葛利群(音)合作，利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调查数据计算基尼系数。分析结果显示，不平等情况在2008年略微缓解，但自此之后收入差距一直相对较大且保持稳定，高于业界和政府。

　　Stephan认为，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预算翻番可能是近几十年来，美国生物医药界基尼系数上升的原因之一。随着新的研究大楼在全国各地拔地而起，研究机构需要引入有望带来研究拨款的高产科学家，这引发了研究机构对少数能够获得拨款的顶尖科学家的争夺。Stephan认为这一点可能推高了他们的工资。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科学政策研究员Ben Martin表示，和美国一样，自20世纪

　　90年代末以来，拥有顶尖收入的英国教授与其他研究者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他估计，当时的最高工资大约是工会和雇主设定的全国统一最低工资的2倍，而根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2013年的数据，这一数字已扩大到7倍以上。对来自全球各地的优秀研究人员的争夺日渐激烈，这助推了英国教员的工资增长，Martin表示。“大学正处于日益全球化的市场环境中。”

　　Martin补充说，用于定期评估英国大学研究质量的研究卓越框架(REF)可能也助推了工资增长。英国政府资助机构每5年左右执行一次评估，评估结果将决定大学可获得的政府研究经费数额。评估指标之一是截至“普查日”前，校内研究人员发表论文的质量。在该日期前仅几个月甚至几天所聘用的教员也被纳入评估中，以及他们在过去6年中发表的论文。他表示，这促使大学在截止日期到来前招聘有出色论文发表背景的研究人员，以此提高大学的REF分数。

　　今年7月在线发布的一项关于英国正教授工资的分析显示，部分大学，尤其是排名较低但希望提升其REF表现的大学，正利用高薪招募发表过优质论文的研究员，以便提高其REF分数。英国诺丁汉大学的Gianni De Fraja及同事表明，正教授2013年平均工资较高的科系在2014年的评估中获得了更好的REF分数。“我们的数据显示，有大学在REF评估前夕‘买’研究员，” De Fraja说。

　　在其他国家，吸引或留住明星科学家的竞争也推升了科学家的工资。在美国波士顿学院研究研究型大学的王齐(音)表示，在中国，各种旨在提升研究质量的政府赞助计划一直在用高薪招募优秀的研究人员。在德国卡塞尔大学研究高等教育的Ulrich Teichler则表示，德国教员工资受到的管制比美国和英国要多，但是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其中一些限制已经松动。他说，许多教授现在能将优秀的业绩当作筹码，以获得更高的加薪。

　　在美国，人们能在一些公立大学(比如加州大学)的数据库中轻松发现收入差距。但顶尖教授在私立精英大学可获得明显更高的工资，而私立大学不需要向公众公开工资数据。《自然》向加州大学询问了他们收入最高的教授的工资与其它大学的比较情况，得到的回答是“加州大学教员的工资在整体上低于同一等级院校的同仁”。过去十年，加利福尼亚州一直面临巨大的预算压力。

　　底层之殇

　　在工资天平的另一端，提高工资的压力并不大。由于研究经费越来越难获得，实验室依靠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来最大程度地扩大产出，Gary McDowell说。他曾经做过博士后，现在是旧金山市一家非营利组织Future of Research的执行经理，该组织旨在为青年科学家争取权利。他表示，这样的用工环境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博士后愿意牺牲收入以换取一份科研职位。研究人员表示，即使是有幸谋得一份初级终身职位的人，起薪也没有太大的商量空间;他们更注重的是为自己的新实验室争取更高的启动资金。

　　科研界的文化也是造成低工资的贡献因素之一，因为科学家们一般更看重科研发现，而非经济回报，McDowell说。“大家不是为了赚钱才进入这个领域的，”他说。“我们想要一份有益的工作，释放我们对科学的激情。但这却被利用了。”

　　Stephan表示，非终身制教员(比如教课的兼职教授)人数日益增加可能也导致了低工资。兼职教授的工资明显低于助理教授，甚至博士后。McDowell表示，在科研界中，非终身制职位正在增多，担任这些职位的一般是在学术界前景有限，但仍希望留在学术界的研究人员。

　　在纽约大学研究科研工作者的经济学家Julia Lane认为，收入不平等既有优点，也有坏处。顶层高薪可以吸引高产的工作者，底层低薪则能表明这个行业的前景或许并不光明。在《自然》的工资调查中，60%以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工作前景比老一代人差，在北美和欧洲，持有这种悲观看法研究者占70%左右。在全球范围内的受访者中，仅一半多一点在前一年获得了加薪。

　　收入不平等似乎对整体研究表现影响不大，De Fraja说。在分析英国教员的工资后，他发现科系教授的工资差距与科系REF分数并不相关，“平等主义”科系和“精英主义”科系似乎平分秋色。

　　但是，过于严重的不平等也会缩短许多人学术生涯，Ginther说。在一个竞争激烈的领域，如果大奖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许多其他原本可以成为高产科学家的人就只能获得不成比例的收入和事业前景。这会妨碍有潜力的人进一步追求科研事业，Ginther说。“这会阻碍大量有潜力的科研发现诞生。”

　　Freeman说，研究者应该为出色的表现得到多少额外报酬是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科研界的奖励曲线应该有多陡峭?“目前的倾斜度明显不对，”他说。“现在的危险是，它已经超出了合理水平，降低了效率。”

　　Lane说，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对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的事业情况和收入了解不足。纽约大学医学院博士后事务主任Keith Micoli说，在缺乏这些信息的情况下，青年科学家通常只能根据错误的收入假设来做出重要的事业决定。他表示，一些博士后可能会惊讶地发现，他们一直向往的工作的起薪并不如想象中高，因而感到失望。

　　因此，Micoli建议博士后自己做做调查：寻找正在从事他们感兴趣的工作的人，询问他们的收入情况。去年，哈佛大学的博士后Rebeccah Lijek在寻找教职工作时就是这么做的。她说，人脉关系让她大为受益，她详细了解到什么样的工资预期是合理的，以及设立自己的免疫学实验室需要多少启动资金。如果没有她拥有的人脉和指导，自己在谈薪酬时可能处于不利地位，Lijek说。“关键在于谁有幸拥有这类信息。”

    ⓝ(原文以 Science’s 1%: How income inequality is getting worse in research为标题发表在2016年9月22日的《自然》杂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