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杨澜发过一条这样的微博： “毛泽东去世时我才上小学二年级。当时师生都泣不成声。记得我满怀恐惧地问老师：‘毛主席不在了我们会不会去做童工?’那种全民幸福系于一身的洗脑和催眠真不可思议!不过它有多强大就有多脆弱，国门一开，神话不攻自破。”

　　杨澜当然没去做童工，但不代表他人不去做童工。常熟童工事件给了杨澜很好的回答。报道称，江苏省常熟市存在服装加工作坊非法雇用童工现象。每年有很多云南人经中介介绍到常熟工作，其中很多是未成年人。这些童工工资待遇极低，工作条件恶劣，要忍受不断上调的工作量指标，不听话还要挨打。

　　这种事情早就被马克思批判过，那还是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夏衍《包身工》也有深刻的揭露，那还是在中国的旧社会。可常熟童工，不是发生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是发生在黑暗的旧中国，而是发生在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

　　如果按照杨澜女士的思维，也可以发条如下微博：“毛主席，您有在天之灵，可知道，您不在了，我们都去做童工了。那种全民幸福系于改开的洗脑和催眠真不可思议!不过它有多强大就有多脆弱，国门一开，神话不攻自破。”

　　而这种童工事件不是个案，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窗口，也早就存在了。动手问问度娘，不难发现。

　　也可以再假设一下，假如杨澜不拼爹，不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出生和长大，做童工是不可能了，因为年纪已经过了，可是会不会去东莞也亦未可知。因为一个人连灵魂都已经出卖，还有什么不可以出卖呢？

　　有人说，做童工有饭吃有衣穿，活得要比在家好。这话不假，也是需要我们正视的。全国有三千多万留守儿童，六千多万流动儿童，加起来将近一个亿了。他们的悲惨不时见诸报端，虽没都去做童工，但在家没人 管没学上，毕节垃圾箱儿童的阴魂不散。

　　问题有些复杂，简单一句肯定或否定，都不行。如何解决?把这些童工解救出来送回老家，想必他们也不愿意。我们自以为是解救他们，在他们看来，也许是在害他们，是把他们送进深渊。他们并不都是上不起学，而是不想去上。无爹可拼，好不容易上个大学都头来还是找不到工作，还是打工，倒不如现在就开始。这是他们的想法。

　　这是个悖论。童工被雇工被压迫被剥削，自己辛苦劳动创造出的价值不能全部拿回，只得到了基本的生活费用，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拿走了，而他们反过来还要感谢资本家给予了工作平台和机会，感谢资本家的雨露恩泽。马克思说，这不是最大的“人间喜剧”吗?

　　前几年在一些大学里发生了喜儿要不要嫁给黄世仁的讨论。在这些90后的脑子里，喜儿嫁给黄世仁是好事啊，跟杨白劳穷死饿死，嫁给黄世仁吃香的喝辣的，多好。这也是现在一些女的为什么拼命要傍大款的思想基础，哪管她要嫁的人是父亲辈的还是爷爷辈的。就不想想黄世仁会把喜儿当人看吗?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对资本主义作了深刻地彻底地批判，但须注意，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反对资本，甚至也不是作为个体的资本家。童工只是个现象，不从根子上解决，都无济于事。批判来批判去，无异于缘木求鱼、与虎谋皮。

　　所以，要理直气壮地反对作为制度的、作为整个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重新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那时童工自然消失了，幼稚可笑的杨澜之问也就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