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认清一个现代社会总谣言的时候了!(三)
7)资产阶级哲学谣言遮掩不住的真相
1、资产阶级天生对劳动人民搞阶级斗争和压迫
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亚当•斯密等此类资产阶级哲学家、经济学家编织和传播资产阶级政治哲学和经济学谣言，用资产阶级一己主义、自由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三观，为攫取、拥有和保护私有财产编造合法性，建立资产阶级霸权统治社会制度，确确实实为我们炮制了一个如其所愿的经验真相。这个真相即是：一群按照这种哲学和经济学谣言谋算、行事和制造舆论的社会人群，终于将自己一群人打造成了一个私人资本阶级，这个资产阶级集团达到稳固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了，人类社会从此深陷于被资产阶级霸权统治的各种乱像，劳动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被资产阶级压迫和斗争的包围状态中。其实，这也是斯密《国富论》承认的事情。
在赚取和占有劳工劳动力方面，斯密披露了这样的真相：
【“鼓励进口外国亚麻纱线，引进同本国人生产亚麻纱线的竞争，大制造商则可想尽办法以最低价格购买穷苦纺纱工的劳动。他们千方百计压低自己纺纱工工资，尽量压低贫穷工人收入。无论他们如何设法提高完成产品的价格还是降低原材料成本，都不是为工人的利益。工厂运行为的是有钱有势人的利益，这是我们贸易体制的主要方向。至于工厂运作是否应对穷人和非常贫困人群有好处，却太经常被忽略或者压制。”[1]】
在资产阶级国家怎样对待穷人方面，斯密这样说：
【“在现代战争中，使用枪支的巨额费用对国家来说，是明显优势。国家花得起这种巨额费用。正因此，这是富有、有教养者针对贫穷、粗俗族群的优势。在古代富有与有教养者很难做到反对贫穷和粗俗群体、防卫自己。而在现代，则是贫穷、粗俗族群很难做到反对富有和有教养者、防卫自己。发明枪支，第一眼似乎是很有害的，是肯定招人喜欢的，因为有利文明的永远存在和扩张。”[2]】
斯密讲得很清楚吧?资产阶级是富有、有教养者，它统治的现代社会是文明社会。穷人和没钱读书人群是粗俗、落后的。
斯密指出：
【“市民社会政府，既然它是为财产安全组成的，所以在实质上是为保护富者反对穷者组成的，或者说是为有产者反对毫无财产者而组成的。”[3]】
太直白了!其实《国富论》洋洋38万多英语单词分成两大部、五卷之巨作，目的是要干什么，谣言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只读这一句话就够了!这一句话已然说清楚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是为保护私有财产、反对穷苦阶级目的组成的!对《国富论》主要为逢迎拍马而间或有批评指责的文献浩如烟海，还用得着吗?
很明显，资产阶级政府不是听到的谣言所给我们的那样，是讲平等的，而是相反，它是认可不平等、制造不平等的。洛克关于劳动理论已经说清楚：
【“我的仆人垦出的土地属于我的财产。”[4]】
不仅是允许不平等，而且组成资产阶级国家政府的必要性，正在于保护资产阶级，或者可说保护不平等。在这点上，斯密这样说：
【“哪里有巨富，那里的不平等就会很大。有一个很富有人，就有至少有500个穷人，一小撮人富有即意味很多人的贫苦。富人的富有惹得穷人愤慨，贫困常引出思变、产生嫉妒之心而去侵害富人财产。只有在市民社会法院的庇护之下……才能睡上一个安稳觉。富人时时刻刻被不知名敌人包围着，富人永远安抚不了;对这种不义，只有强大的市民社会法院武装力量能给予保护并且总能得到支持去谴责它。因此，价值万贯和不断扩增的财产，更显建立市民社会政府的必要。没有财产问题的地方……公民社会政府则没有那么必要。”[5]】
这里无疑在告诉我们，所谓“公民社会”，即是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阶级压迫社会。
斯密的《国富论》还披露，“公民社会政府”，也即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是靠金钱运作的。之所以靠金钱来运作，也是因为组成国家政府的目的是庇护财产。这个古典经济学谣言这样披露：
【“设想市民政府有一个从属等第。不过，为获取更多价值财产，市民政府的必要也必然越来越大;因此，自然而然引出下属等第的这种关键必须，也随着价值财产增大而越来越必要。增加下属服从等第，是自然的任何市民机构组织前提，赋予一些人高于他的集团大部分成员的超级地位。赋予给超级地位的人似乎有四种。”[6]】
斯密说，第一种人是有能力，第二种人是年龄大，“第三种人是有超级财富地位。但是富人的权力地位尽管在各种社会都很大……财富相当不平等……是被接受的”;不过，“在巨富与文明社会，财富的权威是很大的。它比其他社会个人年龄或者个人能力的权威还要大得多，这种情况一直是各种社会认可的，总会有人抱怨的在财富上的相当大不平等。”[7]
斯密已经讲得很清楚，资产阶级国家政府是为私有财产安全而组成的，目的是为保护资产阶级和反对贫穷劳动人民的，或者干脆说，是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者而建立的。正是这个原因，资产阶级国家权力设立的司法部门，一点也不成为任何经费支出耗费，反而长期是财政收入资源;逻辑是“那些向法律申请求助的人对于司法官僚，总是情愿付钱的，而且任何一起申诉，总是伴着一份丰厚的赠品。”[8]同时，“国家权力也实现完善建立之后，承认犯罪的人，除了要满足对方要求之外，也会被强迫向国家缴纳罚金。”[9]总之，资产阶级国家政府为保护资本、金钱运作司法，也是赚钱的行当。
2、资产阶级对劳动大众压迫的表白理由
斯密表白了资产阶级天生压迫劳动人民的理由。基于资产阶级如何看待人民或占人口多数穷人的立场，他给出的理由如下：
要理解，大多数人必然是被他们被雇佣的工作塑造的。这样的一个人的一生都是重复地做几个简单动作，动作的结果甚至都总是没有变化，或者近乎完全一样，没什么可发挥他的理解力或展示他有发明能力的机会，从来没有让他为了解决困难去创新手段的事情。所以他也自然失掉了发挥创造力的习惯，慢慢地变得愚蠢和无知了，一个人是有可能变得愚蠢和无知的。他大脑的愚钝使他变得不仅从任何有理性享受感谈话毫无享受感和毫无加入理性谈话的能力，而且无法理解丰富的、尊贵的和温和的情操，结果也就对许多甚至一般私人生活中该怎么做都不会形成什么正确判断。他对他的国家的广大的利益则完全没有判断能力;除非另外给他带来了什么特殊的痛苦，他也会一样有能力保护他的国家。他的生活的固定不变性自然而然损坏了他的大脑魄力，让他厌恶作一个士兵生活的不正规、不确定和充满惊险。甚至他身体的动作行为都变得笨拙，使他自己不能充满活力和毅力地做其他类型雇佣工作，而不如做他已养成习惯的工作。他在他本身特殊行业的熟练能力，似乎是靠他的思智、社会和个人能力取得的。[10]
在每一个良好和文明的社会，都是贫穷劳动者，也即大多数人民，必然沦落的一种状态，除非政府曾想方设法加以阻止;不然就要看老百姓自己是否有办法。他们自己没有时间进修。他们的父母也拿不出钱给他们教育，甚至在婴儿期都困难。刚刚能工作，他们就得必须找个行当，这样他们能有个生活。那个行当大多也是单调的，几乎没有发挥智识的机会，而且同时他们的体力劳动既繁重又不能停歇，没有休闲，没有心情去试着做，甚至去想一想其它事情。[11]
读着斯密这对占人口多数的劳动者作为被资产阶级统治对象的理由表白，自然使人想起苏格拉底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的痛心的话：“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12]毛主席也写下“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话。马克思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13]而且，在《百度》查到这样材料：
【“‘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句话是毛主席说的。1958年5月18日，毛主席在一份报告上亲笔写下‘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从此，毛的这句名言便广为流传.成为鼓舞中国老百姓坚持不断进行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巨大动力。毛主席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古今中外的一小撮剥削者权贵，对大众的剥削压迫，来得既娴熟，温柔又有技巧，甚至简直就是建立在被剥削一者权贵的荒淫无耻奢靡豪华的‘性福’，建立在以无产者为敌。‘卑贱者聪明’，聪明在真实而顶天立地!所有的无产者都知道，我们将获得整个世界。”[14]】
斯密这段话不是正表明他是最愚蠢人之中的吗?
3、资产阶级的哲学谣言和阶级霸权失掉道德底线
在本文论述中，资产阶级哲学谣言是以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的自由主义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古典经济学为典型，是伴随文艺复兴的道德危机一脉相承出现的。
A.斯密：道德还重要吗?
斯密这样描述道德哲学：
【“不同哲学家建立不同的自然与道德哲学体系。但用以支撑那些不同体系的理由，他们一点也论述不清楚，频繁地最多也只是微弱的可能性，而且有时只是诡辩，除了通常语言的不准确与模糊不清，并没有什么根据。”[15]】
他接着说，“古代道德哲学把人生义务置于服从个人幸福和完善地位，但是道德哲学和自然哲学只被讲授为服从神学地位，人生义务被对待为主要是服从来世的幸福”;[16]现代哲学认为，古代道德哲学“一般地，或者几乎总是，与此生此世任何程度的幸福是冲突的。人只能像行僧那样吃苦和受委屈，‘天堂’只能靠苦行、靠有损尊严才能获得，而不是靠人的自由、开明和勇猛。诡辩，苦行道德，在大多数情况下，构成大部分学校的哲学课。迄今为止，所有不同分支哲学的最重要的这种道德，如今都是最堕落的”;[17]“大部分欧洲大学的哲学教育排到第四位的才是被贬低价值的道德哲学”;[18]“在最富有、得到捐赠最多的大学，教师满足的只是不成体系讲一讲这门破损课程的很少一些点的零碎和不连贯章节;即便如此，也还是心不在焉、肤浅表面地教一教。”[19]斯密认为，因此，在任何文明社会，在每一个完善建立等第制度社会，总是同时存在两个不同动机道德体系，一个可称为“严酷、苦行”体系，另一个，堪称“自由”或曰“宽松”体系。前者一般得到普通大众钦佩和敬慕，后者则是一致为“时尚人士”更倾心和采取的”。[20]一言以蔽之，“传统道德”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不合时宜，几尽被丢弃。这即是说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和经济学同传统道德也不再有什么关系。
B.“个人主义”+“理性”——>必然丢弃道德原则
有理由说，霍布斯、洛克的自由主义和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不仅是虚构假设、而且是摒弃伦理道德的哲学谣言。做一点马基雅维利政治学和斯密经济学的比较可以告诉我们，两个人编制的都是“赛恩斯”(也即科学“science”)学说;“赛恩斯”意思是“手段”(means)。马基雅维利作的是“如何夺取和维持君主权力手段”的“赛恩斯”，斯密作的是“如何攫取私有财富建立资产阶级国家手段”的“赛恩斯”。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马基雅维利开诚布公申明：攫取权力和维持统治的“赛恩斯”，跟伦理道德无关，可以意味“不择手段”。只要达到目的，成功得到权力，手段上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包括欺骗、杀人。马基雅维利高度赞扬颇具争议的征服意大利的、残酷贪婪、为权力与财富不择手段的恺撒·博尔吉亚(Cesare Borgia)。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政治”或曰权力斗争，不是可用伦理道德语言讲述的事，不是讲对还是错，不是讲正义还是非正义，而是“权力斗争”本身有自己法则，即是“赛恩斯”。马基雅维利是现代政治学鼻祖，只在于他结束了亚里士多德“政治与伦理分不开”的传统。而斯密有点不像马基雅维利，在以古典经济学摒弃传统道德哲学同时，却堂而皇之声称“人人追求私利”是道德的，是使“所有人得到最好结果”，力图使人们相信：个人利益是同社会利益可以是一致的。很明显，斯密不如马基雅维利坦诚，也不如霍布斯实在。霍布斯早在启蒙运动之前就声言：“善与恶没有绝对的标准。让人舒服就是善;让人痛苦则是恶。”他鼓吹物质主义和机械主义合并在一起的彻底的享乐主义。[21]
应该说，“文艺复兴”将矛头对准“God”和教会，同时也开了非道德化或曰堕落的头。“非道德化”不讲对错、不讲好坏、不讲美丑、不择手段。“非道德化”开始于追求一己个人解放而抛弃上帝信仰;伦理道德同“God”在一起;信仰“God”才信作为“God”意志的伦理道德，才绝不违犯“God”给人类立下的伦理道德规矩。而反对“God”，必然反对伦理道德。霍布斯、洛克的自由主义和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是在“文艺复兴”开的这条非道德化路上跑的车。这里被哲学谣言明显遮盖的一个逻辑是，“个人主义”追求的从教会宿命论下解放的自由，一下子变为“一个人同一切人的战争”、奉一己主义为终极目标和宣扬“以自己的意志或欲望行事”。这样即顺乎逻辑地使单子个体人转到麻木接受自我肉体欲望和被物质奴役的方向——个人在事实上的被物化，为扭曲的非理性与欲望所驱使，成为一种在社会结构中必然产生的或者“奴役他人”或者“受他人奴役”，甚至两者兼而有之。在这个逻辑上则一点也不难理解，“个人主义”、个人自由、个人理性、个人权力等等，统统与道德原则是冲突的。
C.资产阶级霸权社会的腐败
如果不是资产阶级故意编造哲学谣言，如果人们不会暂时被忽悠，谁能到哪里去真能找到下列社会真相、会有可能跟伦理道德产生什么瓜葛呢?一个连人口1%都不到的极少数人，将自己这一小撮人打制成一个资本寡头政治资产阶级，大搞对一切其他社会人群阶级压迫，大行阶级斗争与资产阶级霸权统治，在全球剥夺一切人类的社会财富以至剥夺自然。这样人类近现代一个资产阶级的意志、行为和价值观，在根本失去任何伦理道德意识，是平白的逻辑必然。我们来看一看一批善于思考的思想家，是怎样评判资产阶级哲学谣言和它的霸权阶级政治的，这一“经验真相”呈现的是怎样“不道德”的!
a)卢梭批判：自私的自由不顾一切社会义务
卢梭也是最著名启蒙运动思想家之一。他提出的是“什么是幸福生活”的更根本命题。卢梭指出，社会远比它的个体成员更为重要;称为个体成员，是由于它与更大社群存在的关系;孤立独居的个人作为是微不足道的，只有通过与更大社群关系才能成为道德的人，才会有更具意义行动的能力。[22]但在这点上，作为一场十八世纪现代哲学运动，“启蒙运动”最后落得是局限于霍布斯、洛克和亚当·斯密的一己个人主义潮流，实是一个大悲剧。人类社会自从有了这个悲剧，即开始不可自拔地被腐败纠缠。腐败是必然结果，是经验的真相，原因则是哲学谣言，是哲学非道德化;非道德化哲学谣言转变人的观念，导致人的语言和行为腐败，将“可耻”一词从人类文化的词典中剔除，加进了“个人至上”。从此，资产阶级即开始挥动这个旗帜，开始建立名正言顺的“无耻”社会。人类腐败堕落社会的产生，根子是在资产阶级无耻地公开宣扬“个人至上”。“一己利益”绝对化，使社会失去人的意志、价值、行为和语言的道德性，撤销了善与恶、对与错、好与坏的自然区别，废掉了人的自然判断力，直到引发个人、社会乃至整个人类大规模、全面的腐败。人类自己最后陷入一个继续生存面临全面危机的困境。
卢梭指出，人们不可能于按照当代商业价值法则的生活中去实现讲道德、讲仁义、讲诚实;文明和启蒙过程，已经致使人性堕落。卢梭眼中的“自然状态”中，人类反而更有尊严。在《不平等根源的对话》一书中，他谴责由于财产分配引起世界产生的很多邪恶现象。他对物质与知识进步的说法，对商业和经济行为作为人类最重要活动社会的道德提出尖锐质问。他指出社会的真正目的在于培养更好的人(恐怕是今天我们也会同意的观点)。卢梭的评判是：
【“当代欧洲社会不过是一个竞争个人的并合体，这些个人的主要社会目标，无非是不顾一切固有的社会约束与义务，以保护其自私的自由。”[23]】
卢梭哪怕至今仍然发人深省的批评，与休谟类似，认为哲学大抵都为的是一鸣惊人与名誉，而不是为真理;理性可能成为真理与德行的敌人。他向世人质问：艺术与科学进步能导致道德进步吗?“哲学家”在说艺术、科学进步是道德进步的根本条件，然而卢梭给出的是相反的答案;他痛斥地说，艺术、科学进步使我们抛弃德行，伴随艺术和科学的，是道德堕落。他甚至说，美洲印第安人是“道德”的;“斯巴达”没有雅典文化，那里的人们更勇于自我贡献和具有德性;其实一面是文化进步，另一方面则是道德沦丧，二者是联系的。他说，在这个充满腐败的社会环境，让你的孩子学会怎样诚信?只有从“共性”出发做出行动抉择、而不是从“个性”出发做决定的公民，才是社会有道德的公民。卢梭二百多年前发出的对哲学谣言和资产阶级商业经济社会批评的声音，今日听起来是那么清脆、亲切，似乎他仍在今天人民的队伍之中。
b)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法西斯独裁是野蛮经济的胜利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是两位杰出的法兰克福批判理论家，指出“启蒙运动”走向自己的反面。“启蒙运动”变成一个空壳，只作为符号存在。当“自由”开始被强加了“以我为中心”的“一己主义”(individualism)表述时，便失掉其逻辑性。只要世界存在两个以上人，“自由”、“一己”即是限定的。如果有人以为一己主义等同自由，其实正是放弃自由，只成为一个极端形式，有了极端性，必然走向自己反面，走向新形式的奴役。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揭露说：
【“就其资产阶级形态而言，启蒙运动……早就丧失了它实证主义方面的意义。……不管是以进步的名义还是以文化的名义……早就心照不宣建立起反对真理同盟，为谬误开通了道路。”[24]】
两位批评理论家尖锐地说，法西斯独裁统治的胜利就是依靠毫无约束地滥用计算，遵循那种追求野蛮经济效率法则的科学获得的。资产阶级的兴起导致启蒙运动原则的现代真相不再以理性代替宗教，而是以理性手段攫取支配地位，与此伴随的是“新道德”代替道德，也即无道德、非道德可言。现代新经济生产模式的自由主义则更是无视一切道德观念的限界。法兰克福学派阿多尔诺与霍克海默的批判，使问题变得很清楚，霍布斯、洛克和斯密的以“启蒙运动”一脉相承而来的自由主义和一己主义古典经济学谣言概念，走上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统治地位，成为强权统治的辩护者，成为非道德的合法化。资产阶级炮制自己阶级的资本统治真相暴露无遗;暴力、压迫、残暴成为正义，成为可怕的美丽;奴役、贫穷本是弱者的过错，谁教他抵抗?罪犯赎罪毫无意义。同情受害者，即是纯粹的原罪;慈悲为妇人之仁的幼稚，是违反总规律。所以，无动于衷、麻木、淡定，无所谓，才是德行的力量所在。善与仁成为原罪……如此等等。[25]
c)资产阶级“新道德”：为最极端罪恶颁发执照
在资产阶级国家权力针对人民的绝对权力问题上，弗朗克维拉(Francavilla)对“新道德”作这样解释：
【“政府必须控制人口，必须掌握一切必要手段，在人口构成威胁的时候消灭它，或在需要更多人口的时候增加它的数目。对政府，绝对不允许存在任何抵销因素。除非是那些占据统治地位人们的利益或情感需要，以及那些正如我们所说过的，已在政府支配下获得自己的一些权力而在此基础上需要再扩大的人们的利益和情感的需要。”】
还说：
【“把上帝从你让他臣服的百姓那里拿掉，然后使他们非道德化。只要除了你他们不再信奉别的神，除你的道德之外不再有其它道德，你就会永远是他们的主人……反过来给他们颁发允许最极端罪恶的执照，只是在他们犯到你头上的时候才去惩办他们。”[26]】
善良的人们，还有什么反人类道德行为不可以被资产阶级接受么?这是多么能引起我们思考、萦绕在我们耳边数十年的世界性“消灭人口”的话语啊!这是谣言、阴谋，还是真相?记住关于资产阶级哲学谣言和真相的这些话，联想今天有些统治阶级人物大言不惭说：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我们也明白这是在欺骗公众，这不应该成为指责或者过错，我们可以欺骗世界，世界不可以欺骗我们;有的还说：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这才是我们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善良的人们，对此我们还感到不可思议吗?
d)“博爱”第一前提：弱者和失败者必须灭亡
对伴随着哲学谣言的现代“舒服就是善”的“新道德”，朱丽亚蒂(Juliette)道出了知识阶级对“真相恰是倒退”所怀有的欢快——那种以文明的武器攻击文明本身的欢快。她对将“一切价值观念都改变”有着特殊的激情。一次她的朋友波儿菲丝(Borghese)公主问她：“要想犯罪一定要寻找借口吗?”她用充满尼采思想的语言宣布了她理念的主旨涵义：
【“弱者和不成功者必须灭亡;这是我们的博爱主义的第一个前提。甚至在灭亡的路上都不应帮助他们。比任何邪恶都更有害的是基督教，是它对失败者和弱者慈悲为怀。基督教强迫压迫者接受兄弟情谊的教义，为弱者张目。”[27]】
“自由”、“个性”的“勇气”，恐怕是最能反映追求私有财富和国家权力的资产阶级是怎样与伦理道德风马牛不相及。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启蒙运动的辩证法》揭示了朱丽亚蒂(Juliette)的“勇气”，也是尼采曾邪恶推崇的那个“勇气”。朱丽亚蒂(Juliette)对“勇气”的狂迷，使她甚至以“在险恶中活”的信条作为自己的使命。尼采声称：
【“在那里，他们享受着不受任何社会限制的自由。他们在荒野聚会，以补偿社会和平气氛的长期封闭给他们带来的紧张。他们回到那种毫无犯罪感的掠夺性意识状态，狂喜得象一群野兽。这种状态比如说就像在一系列骇人听闻的谋杀、纵火、强奸、对别人肉体折磨之后，似乎这些行为都不过是小学生的恶作剧而已;同时在内心中他们相信，这些行为是为同伴提供的未来很长年代都可资庆祝的东西…这是高等种族具有的‘勇气’，它残暴、荒唐和突然，正是他们奉信的不可估量性与无不可能性;他们漠然地鄙视安全、肉体、生命、安逸;他们在一切破坏、对一切实行征服的淫威和残暴中获得魔鬼的宁静与深处灵魂的欢娱。”】
按照尼采的理论，弱者即是罪恶，因为弱者用狡猾手段逃避自然的法则。[28]
e)性爱的“根源是性别间殊死的仇恨”
最终，性别霸权价值也被呼唤出来。人们都知道马基雅维利关于对待女性这段话——女人，对权力者而言，是一件勾引欲望物品，不是你向她走去，不是你向她恳求，不是你哀求她，而是拿走她、抓取她，是想对她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是典型、毫无道德性的一段话，但是这是具有强烈冲击力量的一段话，表达着启蒙思想认为的个人在权力角逐场的潜在能力。[29]奴役女性被荣耀化，爱情的核心精神遭到攻击而崩溃。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向我们这样揭示，说按启蒙运动“哲学家”们说，男人和女人的差别，就如同人类和荒野环境类人猿的区别。就像不能承认类人猿是人类的兄弟一样简单，这是拒绝女性作为人类的一部分的最好论据。性爱在于它是战争式手段;根源上是性别间殊死的仇恨。人类的双亲之爱是建立在经济之上的，所以将儿童从家庭分离出去完全有益于利益占有。此外，拒斥乱伦行为并没有理性的论据;如此等等。[30]在两位深刻思想家对“启蒙运动”犀利透辟的剑指之下，对权力和成功盲目崇拜，被金钱和享乐驱使达到癫狂的肮脏邪恶灵魂，在“自由”、“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名义下滋生的社会犯罪和疾病，毫无遮掩地裸露在人们面前。
如果有人还想辩护，说这只是个别极端例子，无损理性主义、个人自由主义的光芒，但这种“宽宏”态度，无法改变“极端性”来自的逻辑：打倒“God”，真相是打倒“伦理”;人性恶吗?没问题，它可以成为动力，不能抑制——放它“自由”!建立竞争机制——竞争胜出强者是荣耀的!让“God”赋予“非道德化”合法性，让“自由”有一个“道德”美名。
资产阶级用“哲学谣言”炮制的充满阶级压迫、阶级斗争的社会，非道德化的腐败堕落达到的可怕程度，是其根本的重大真相。在哲学三观上看，霍布斯和洛克虚构了单子个体人为终极价值的“哲学谣言”;马基雅维利虚构了单子个体人攫取权力为终极价值的政治哲学谣言，斯密则虚构了单子个体无限积累财富为终极价值的经济学谣言。这三套谣言炮制出的真相，则是一个全人类以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为生活方式的意志、行为和价值观，是如今无人不知、在单极霸权主义笼罩下、人与人无时无处不竞争，到处乱哄哄的私人资本全球一体化，同时是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面临继续生存危机的全面挑战。
f)资本经济霸权：私人利益优先公共利益[31]
同自由主义捆绑在一起，诸如竞争的个人主义、私有财产权利、限制政府权力、自由市场、代议制民主、社会分割成隐私与公众两方等理念，简而言之，是意在社会所有范畴实行个人自由。但是，这些概念只停留在不可探究、对社会各种范畴的假设，它的固有虚构性与无逻辑性绝少公开探讨。在这里引几段政治学领域学者对私人资本在社会大行霸权主义真相的揭示。
首先，“人”被虚构为是谋求私利的、野心勃勃的、争夺性的，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动力在市场上必然与道德动力发生冲突。真相是，同资本相争时，劳动力在政治上处于劣势，此处的必然逻辑是，多数人口个人的切实利益是不存在的。正如鲍尔斯和金狄思指出，自由主义在剥削和公有利益面前，是闭口无言的。资本主义条件的自由主义导致经济肆虐是不可避免的。它高唱私有财产自由，生产定义为私有性质，多数人口的“个人则可能不道义地被剥夺财产，或者会由于种族原因受到歧视，或者在交换过程中被欺诈。”[32]
一方面在唱“限制政府、企业阶级国家必须与经济活动分开”的理念，而真相是，企业集团同政府密切配合，并是牵着政府鼻子走的。克利尔•弗罗曼说：“这种关系可称为企业政治程序。”正如很容易看到的，在很大程度上各级政府官员的地位是由企业集团掌握着。[33]在自由主义的社会产生了一个三角形结构，即：企业--官僚--国会委员会--企业，是这样一个政治和利益链：政府补给军火工业，掌握军事力量的人提供给统治的阶级巨大利润，资本接受政府活动的约束。
在政治的自由主义理念上，代议制民主、国会、议会、总统、法院等都不是人民民主。格林伯戈指出，整个历史说明，国会议员不仅在职业角度不代表人民，在很多重要方面也不代表人民;国会议员压倒多数是基督教徒、白人、男性、富豪，妇女、黑人、青年、穷人几乎没有代表。另外，参加竞争的精英个人只是一个拼合，他们的每一个做出的努力都是图谋自己的利益。按照格林伯戈说法，真相是“国会是一个特别、严密组织、拥有大批资金和狭隘利益代表的集合之地”;国会每一个成员都占据着委员会体系，各委员会都与企业利益捆绑在一起，百分之九十以上议员总能连续当选。不存在什么广泛参与民主形式。[34]
应当说“权利”(rights)是最成问题的概念。自由主义鼓吹、实行的是分化社会;它划界、建立各种独立王国，编制社会政治图纸，使得社会是一个处处隔断的世界。[35]这种情形其实暴露自由主义本身逻辑的自相矛盾。洛克曾宣称，人在劳动价值、生活、自由和财产上，享有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然而真相是，这些权利本身之间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因为“公共”和“私有”领域的界限永远划分不清，这样的“政治”表现，自由主义所有这些形式，都无非是争夺而已。最构成“权利”反逻辑的真相，应该说“监视个人”是现代国家最大的特点。听起来比“独裁”还要可怕的是，“最严密的监视网络，渗透到政策制定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中间”,[36]然而国会对政府实行秘密战争和建立秘密警察的问题上表现沉默。真相是：国家无权干涉个人隐私权利或者个人自由的原则，仅流于谣言而已。
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是必然的以个人主义价值凌驾于公共价值之上。私人利益总是优先公共利益。一切用来控制政府的努力，都旨在使它不能对抗资本。私有资本集团利益对公共政策总是起破坏的作用;比如人人皆知，公意测验总是显示，绝大多数公众都支持实行全国控制销售和使用枪枝的强有力公共政策。然而如此已有数十年历史的民意，国会一直也没有采取断然措施，反之，却对私人公司，尤其对巨大财富的个人有利的法案，却在庞大的国会机器中畅通无阻。
还不清楚吗?资产阶级用哲学谣言毒化人类的灵魂，而所炮制的真相，是实现将自己制造为一个凌驾任何社会阶层、高高在上的统治阶级，无时无刻不进行斗争，向所有人、向全世界实行压迫的阶级霸权主义。它让所有人的灵魂分裂、让社会任何一种有机组织分裂，分裂成一个个孤魂野鬼单子个体，让整个社会分裂、让世界分裂、让人类分裂，让每个单子个体分裂，造成每一个人皆只是为利己之私而生，而互相打斗，而最后实现的是，让一切都变成它一个阶级为积累财富、占据独裁地位而匍匐在地的奴隶。
未完待续……
注释：
[1]“By encouraging th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linen yarn, and thereby bringing it into competition with that which is made by our own people, they endeavour to buy the work of the poor spinners as cheap as possible. They are as intent to keep down the wages of their own weavers, as the earnings of the poor spinners; and it is by no mean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workmen that they endeavour either to raise the price of the complete work, or to lower that of the rude materials. It is the industry which is carried on for the benefit of the rich and the powerful, that is principally encouraged by our mercantile system. That which is carried on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oor and the indigent is too often either neglected or oppressed.”
[2]“In modern war, the great expense of firearms gives an evident advantage to the nation which can best afford that expense; and, consequently, to an opulent and civilized, over a poor and barbarous nation. In ancient times, the opulent and civilized found it difficult to defend themselves against the poor and barbarous nations. In modern times, the poor and barbarous find it difficult to defend themselves against the opulent and civilized. The invention of fire-arms, an invention which at first sight appears to be so pernicious, is certainly favourable, both to the permanency and to the extension of civilization. ” (p.418)参见斯密《国富论》英文版。
[3]“Civil government, so far as it is instituted for the security of property, is, in reality, instituted for the defence of the rich against the poor, or of those who have some property against those who have none at all. ” (p.422) 参见斯密《国富论》英文版。
[4]“Contradiction in labor theory of property: section 28. ‘The turfs my servant has cut . . . become my property.’"–Natural Rights.
[5]“Wherever there is a great property, there is great inequality. For one very rich man, there must be at least five hundred poor, and the affluence of the few supposes the indigence of the many. The affluence of the rich excites the indignation of the poor, who are often both driven by want, and prompted by envy to invade his possessions. It is only under the shelter of the civil magistrate, that the owner of that valuable property …… can sleep a single night in security. He is at all times surrounded by unknown enemies…… he can never appease, and from whose injustice he can be protected only by the powerful arm of the civil magistrate, continually held up to chastise it. The acquisition of valuable and extensive property, therefore, necessarily requi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civil government. Where there is no property, or at least none that exceeds the value of two or three days labour, civil government is not so necessary.” (PART II. Of the Expense of Justice)
[6]“The third of those causes or circumstances, is the superiority of fortune. The authority of riches, however, though great in every age of society, is, perhaps, greatest in the rudest ages of society, which admits of any considerable inequality of fortune"; “The authority of fortune, however, is very great, even in an opulent and civilized society. That it is much greater than that either of age or of personal qualities, has been the constant complaint of every period of society which admitted of any considerable inequality of fortune. "
[7]“The third of those causes or circumstances, is the superiority of fortune. The authority of riches, however, though great in every age of society…… which admits of any considerable inequality of fortune"; “The authority of fortune, however, is very great, even in an opulent and civilized society. That it is much greater than that either of age or of personal qualities, has been the constant complaint of every period of society which admitted of any considerable inequality of fortune. "
[8]“The judicial authority of such a sovereign, however, far from being a cause of expense, was, for a long time, a source of revenue to him. The persons who applied to him for justice were always willing to pay for it, and a present never failed to accompany a petition. "
[9]“After the authority of the sovereign, too, was thoroughly established, the person found guilty, over and above the satisfaction which he was obliged to make to the party, was like-wise forced to pay an amercement to the sovereign.”
[10]“But the understandings of the greater part of men are necessarily formed by their ordinary employments. The man whose whole life is spent in performing a few simple operations, of which the effects, too, are perhaps always the same, or very nearly the same, has no occasion to exert his understanding, or to exercise his invention, in finding out expedients for removing difficulties which never occur. He naturally loses, therefore, the habit of such exertion, and generally becomes as stupid and ignorant as it is possible for a human creature to become. The torpor of his mind renders him not only incapable of relishing or bearing a part in any rational conversation, but of conceiving any generous, noble, or tender sentiment, and consequently of forming any just judgment concerning many even of the ordinary duties of private life. Of the great and extensive interests of his country he is altogether incapable of judging; and unless very particular pains have been taken to render him otherwise, he is equally incapable of defending his country in war. The uniformity of his stationary life naturally corrupts the courage of his mind, and makes him regard, with abhorrence, the irregular, uncertain, and adventurous life of a soldier. It corrupts even the activity of his body, and renders him incapable of exerting his strength with vigour and perseverance in any other employment, than that to which he has been bred. His dexterity at his own particular trade seems, in this manner, to be acquired at the expense of his intellectual, social, and martial virtues. But in every improved and civilized society, this is the state into which the labouring poor, that is, the great body of the people, must necessarily fall, unless government takes some pains to prevent it.”
[11]“It is otherwise with the common people. They have little time to spare for education. Their parents can scarce afford to maintain them, even in infancy. As soon as they are able to work, they must apply to some trade, by which they can earn their subsistence. That trade, too, is generally so simple and uniform, as to give little exercise to the understanding;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ir labour is both so constant and so severe, that it leaves them little leisure and less inclination to apply to, or even to think of any thing else. ”
[12]“I found that the men most in repute were all but the most foolish; and that some inferior men were really wiser and better. ”
[13]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104页。
[14]参见：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604011519677431907.html 2020年2月25日。
[15]“Different authors gave different systems, both of natural and moral philosophy. But the arguments by which they supported those different systems, far from being always demonstrations, were frequently at best but very slender probabilities, and sometimes mere sophisms, which had no other foundation but the inaccuracy and ambiguity of common language. "
[16]In the ancient moral philosophy, “the duties of human life were treated of as subservient to the happiness and perfection of human life, But when moral, as well as natural philosophy, came to be taught only as subservient to theology, the duties of human life were treated of as chiefly subservient to the happiness of a life to come.”
[17]“In the modern philosophy, it was frequently represented as generally, or rather as almost always, inconsistent with any degree of happiness in this life; and heaven was to be earned only by penance and mortification, by the austerities and abasement of a monk, not by the liberal, generous, and spirited conduct of a man. Casuistry, and an ascetic morality, made up, in most cases,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moral philosophy of the schools.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of all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f philosophy became in this manner by far the most corrupted.”
[18]“Such, therefore, was the common course of philosophical education in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universities in Europe…… in the fourth followed a debased system of moral philosophy…...”
[19]“In some of the richest and best endowed universities, the tutors content themselves with teaching a few unconnected shreds and parcels of this corrupted course; and even these they commonly teach very negligently and superficially.”
[20]“In every civilized society, in every society where the distinction of ranks has once been completely established, there have been always two different schemes or systems of morality current at the same time; of which the one may be called the strict or austere; the other the liberal, or, if you will, the loose system. The former is generally admired and revered by the common people; the latter is commonly more esteemed and adopted by what are called the people of fashion. ”
[21]见Edward Mcnall Burns, Western Civilizations, 2nd Ed., W.W. Norton & Company Inc., New York, p. 500.
[22]Albert M. Craig, et. al., The Heritage of World Civilization, Vol. II, Since 1500,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 pp. 786-787.
[23]同上.
[24]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Herder and Herder, New York, 1972, p. 40.
[25]“The notion of the Enlightenment becomes domination, and in justifying domination by the stronger, by the powerful, the enlightenment becomes the legitimate norm of immorality”, “The quintessence of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is exposed naked when Horkheimer and Adorno quote and analyze the theories of the enlightened philosophers. According to the philosophers, violence, oppression, cruelties are just, the terrible beauty of deed; slavery and poverty is fault of the weak and it is wrong for him to defend himself; the criminal's repentance is senseless, and the pity for the victim is sin pure and simple; compassion is womanly and childish, and perverts the general law, therefore, apathy, calmness, insensibility, indifference, constitute the strength of virtue; Goodness and benevolence become sin, every original sin has given birth to an original virtue, so far and so forth.” See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Herder and Herder, New York, 1972, p. 89. 田辰山：“启蒙运动，辩证法和哈贝马斯”，河南大学《差异》国际学术辑丛书2003年第1期。
[26]此为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运动的辩证法》中引用Historie de Juliette中萨德的“Francavilla” (Sade’s Francavella)的话。参见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Herder and Herder, New York, 1972, p. 89.
[27]同上第 97页。
[28]同上第 97至98页。
[29]“a lady constitutes an object of desire, in the case of prince, she should not approached, entreated, begged, but rather takes, grabs and do whatever he wants to her”; this a scandalous passage or example, but it was a powerful represent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dea of human potential to the area of politics. Machievelli, The Prince.
[30]同上，第105页。
[31]此节引用内容为政治学阅读课堂笔记。
[32]Bowles, Sanuel and Herbert Gintis, Democracy & Capitalism, Basic Books, 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86. p. 15.
[33]Froman, Creel, The Two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s. p.105.
[34]Greenberg, Edward 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Little, Brown & Company, Toronto, Canada, 3rd ed., 1983, p.307.
[35]Bowles, Sanuel and Herbert Gintis, p.15.
[36]Shapiro, Michael and Deane Neubauer, "Spatiality and Policy Discourse: reading the Global City," Alternatives: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Humane Governance 15, no. 3 (July 1989), p.117.
【田辰山，政治学硕士、哲学硕士、政治学博士。原北京外国语大学文教专家、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