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就事论事、依法说事，该坚持的原则一丝一毫也不能退让、不该低的头绝不能低下去!但绝不能、不该形成集体性的偏见，上了一些别有用心的唯恐天下不乱干等着转嫁国内戕害数十万生灵、造成数万人牺牲的纸老虎国家内部矛盾的坏人的当。就广义的“民族”而言，我们有理由怀疑，近年来挑起的民间社会对亚非拉不同种族和宗教信仰的兄弟们的刻意污名化叙事，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试图分化和分裂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大联合，“挑动穷人斗穷人、群众斗群众”的一种屡试不爽的阴谋。

　　一段时间以来，有些聪明的人们“一夜之间”突然发现中国居然没有马克思意义上的那个“封建社会”，按照一些先生们的说法，早在春秋末期，“封建制度”就开始总崩溃了，似乎中国这片水土跟“公式化唯物论者”格格不入。于是，几十年了，我们的经典作家和一大批马列学者都错得一塌糊涂。“教科书”骗了我们多少年?是这样吗?

　　一

　　哪有那么简单的。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通俗理解，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以及农民阶级反抗这种剥削与压迫的历史过程，是动态演化的。最基础的是绝大多数农民的基于农业的体力劳动的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租税——供给不劳而获者的谁养活谁的“不民主”的制度。而不是我们寻章摘句，从古书里抄出来、炒出来的分封建国、封国建邦之类。

　　这些，无非是囿于上层建筑或者统治阶层而言的自上而下的治理形态描述，是集权还是分权，是君权还是相权，是治人者群中不同集团之间的互动方式，与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封建社会理论完全不在同一个频道上，而是处在绝对的次级、低级逻辑层面，怎么能就完全推翻或者取消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呢?哪来这么大的口气和勇气呢?

　　与之相应，今天某些场合不喜欢用“群众”，却喜欢用“公众”，把前者等同于那个污名化的“乌合之众”。王小波的那句名言，“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本来可以合理地解释为看不起劳动人民、执着于西式民主、只会引用常凯申日记的那种邪恶，但更多时候，似乎被自诩精英者拿来诅咒那些死活不上他们的当、不跟他们走的人民群众。公众实际上是一个“遁词”，所谓“公众”，正如一位先生指出的，“已经成为一个道德语词，‘公众’认为……‘公众’的看法……‘公共舆论’说。但究竟谁是‘公众’，谁能说清?”

　　通过对康德的一封信的研究，这位先生向我们表明，在康德看来，公众不是“大众”，毋宁说，他们是“小众”，因为只有他们能“自己给自己启蒙”，然后将“实现思维方式的真正改革”视为自己的“天职”(刘小枫：《春季学期讲康德》)。原来如此，所以，我们以后看各种碎片化的信息，尤其是那些大V的绝世妙文，不要以为那里所用的“公众”就代表每个小老百姓，那就太好骗了。另外，不要整天围着几个“小右右”在那里打嘴仗，多读书、多看报，多学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推荐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元典著作。

　　二

　　“听一听”老舍吧，“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连祖先与祖先所信的神明全不灵了”——“听说，有人还要杀下皇帝的头呢!”《断魂枪》为我们呈现的面对进步的资产阶级革命，封建制度下浸淫在江湖侠客梦(和今天部分食书不化的金庸迷而不是梁羽生迷有的一拼)中无法自拔的神枪沙子龙那惶惶然的心态。“不传!不传!”的执拗与倔强，被不少人赞誉为君子守节或者志士殉道，多少显得有些是非不分。以至于有一种言论，居然是带着赞赏和羡慕的语气，去谈论王国维的自沉和辜鸿铭的焦黄的辫子。如果不是心理上有什么先天的可同情的变态式疾病，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在婴幼儿时期或者童年期受过什么惨痛的刺激，特别是来自父权的伤害，那么在自觉运用理智情况下的赞美、欣赏和品评，就是一种典型的坏，是刘备式的假仁假义、邀买人心，是对新时代青少年的邪恶和教唆。

　　大时代中，民族国家之间的剥削与压迫从没有成为过去时。老舍先生在《二马》中有这样一段让人唏嘘的多次被引用但经常被无视的描述：

　　【在伦敦的中国人，大概可以分作两等，工人和学生。工人多半是住在东伦敦，最给中国人丢脸的中国城。没钱到东方旅行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到伦敦的时候，总要到中国城去看一眼，为是找些写小说，日记，新闻的材料。中国城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住着的工人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举动。就是因为那里住着中国人，所以他们要瞧一瞧。就是因为中国是个弱国，所以他们随便给那群勤苦耐劳，在异域找饭吃的华人加上一切的罪名。

　　中国城要是住着二十个中国人，他们的记载上一定是五千;而且这五千黄脸鬼是个个抽大烟，私运军火，害死人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强奸妇女不问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作小说的，写戏剧的，作电影的，描写中国人全根据着这种传说和报告。然后看戏，看电影，念小说的姑娘，老太太，小孩子，和英国皇帝，把这种出乎情理的事牢牢的记在脑子里，于是中国人就变成世界上最阴险，最污浊，最讨厌，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儿的动物。】

　　在人类历史上可能少有的烈度和惨毒的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面前，多少有中国脸孔的人们(俗称亚裔，包括香蕉人、反华华裔)，在世界各地，特别是一些欧美发达国家所遭遇的无以复加的歧视和敌视，难道不都能够在这段描述中找到影子吗?同样的，今天某些“民间舆论”对于亚非拉兄弟们的整体性的基于肤色和种族的负面评价，合乎常识和情理吗?一定要有起码的同情心和此理心，可以就事论事、依法说事，该坚持的原则一丝一毫也不能退让、不该低的头绝不能低下去!但绝不能、不该形成集体性的偏见，上了一些别有用心的唯恐天下不乱干等着转嫁国内戕害数十万生灵、造成数万人牺牲的纸老虎国家内部矛盾的坏人的当。明明是“某小区部分业主因不满物业管理方新建一条通往小区内的通道，遂将数辆共享单车扔到小区对出的昌岗中路(东往西方向)路面，造成该路段交通一度堵塞”，却被嫁接流传成“外籍人士将共享单车扔马路致交通堵塞?”种种此类手法中被污名的他们，难道不正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我们”，难道不正是当下一些异国他乡中的“我们的同胞”?

　　我们有什么理由突然就幻影移形一般优越感、主体性上身，高度兴奋地进入这样一幅情境：“没钱到非洲旅行的中国人，到广州的时候，总要到三元里去看一眼，为是找些写小说，日记，新闻的材料”?列宁同志当年在《腐蚀工人的精致的民族主义》一文中尖锐指出：

　　【“精致的民族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它在最漂亮和最好听的借口下，例如在保护‘民族文化’利益、保护‘民族自决或独立’等等借口下鼓吹无产阶级实行分裂。”】

　　就广义的“民族”而言，我们有理由怀疑，近年来挑起的民间社会对亚非拉不同种族和宗教信仰的兄弟们的刻意污名化叙事，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试图分化和分裂全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者大联合，“挑动穷人斗穷人、群众斗群众”的一种屡试不爽的阴谋。且打住。

　　三

　　《二马》这部小说在《小说月报》连载的1929年5月到12月的八个月时期内，敬爱的毛主席经历了他革命人生中又一段灰暗到光明的转折时期(倪德刚同志：《毛泽东1929年的悲惨处境：感叹“人生易老”》中对朱毛争论、陈毛争论等记事颇详细，下引资料多出此文，致谢;毛新宇同志在《毛泽东三兄弟》一书中也认为，“1929年对毛泽东来说十分艰难”。书中没有过多涉及当时毛主席与其他两位党和红军领袖的争论，但叙事极具历史感，可参看。)。

　　因为这一时期红四军党内争论，毛主席多次受处分，担任的前委书记被“民主”选掉，被迫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后因9月直言“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钉，陈毅要我做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而背上了警告处分，却还是服从组织纪律，接受勒令坐着担架赶去参加会议。10月一度传出患肺结核病故，共产国际连讣告都发了，提前近50年宣布说“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从重申“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等，来支持毛主席正确主张的当时中央的“九月来信”，到确立“中国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等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基本法”的12月末的古田会议，老人家和他的战士们跨越了从“人生易老”到“胜似春光”，直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道道崇山峻岭，又走上了跨越山海的不屈之路。

　　做一个简单地思想实验，那些当年在都市洋房里阅读着老舍先生《二马》连载片段，脑海里都是关于中国人在大英帝国受的窝囊气，以及那“懦弱、颟顸与不思进取的”马则仁与马威父子(袁勇麟：“他者凝视”与“自我镜像”——民国时期海外华文的记述视野)的形象的人们，是否能够晓得，并且关注到，在中国的南方乡村，在由井冈山到赣南、闽西的穷山恶水间，还有这么一位东方巨人，这么一群泥腿子、穷棒子在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不屈奋斗呢?

　　时过境迁，今天的人们或许不太容易理解，会有学者说，透过小说《二马》，“身处异域的老舍先生，仍然是用西方他者的眼光来审视他的主人公的。”(转引自袁勇麟先生上述文章)，因为很多读者第一时间想到的，一定是鲁迅先生的那一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透过毛主席在1929年春夏之后那八个月的蹭蹬履历，或许我们能够稍稍感知刚刚在“遥远的”莫斯科点燃了火种十来年的马列主义，和作为一个“东方弱国”的中国实际相结合，是一条多么艰难的突围之路。

　　不管是政治上军事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民主集中制，还是文化上思想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第一重羁绊毫无疑问来自于身边人、自己人、同行者，“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对敌对友对陌生的“他者”，都得这样“玩”，放弃有理有利有节，一味退让，“都听你的”，将一蹶不振、一败涂地、一无所有。放弃“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之原则精神，“做八边美人，四面讨好”，和稀泥、玩绥靖、不讨论，死活就是“不斗”，行吗?在一个躲无可躲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今天的竞争，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家竞争”(温铁军先生语)。需要千千万万的爱国者、信仰者、接班人站出来、说出来、干起来，严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勇挑重担，敢打硬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