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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长租公寓的“蛋壳”爆雷，留下一地碎屑。
崩溃的是租客。
有崩溃的租客与房东持刀对峙的，有崩溃的租客焚房跳楼自绝的。
我也是比较担忧的，因为我的孩子在北京就职，也是一名租客。
我慌慌地去电问一问，孩子说租的不是蛋壳的房子，是另一家长租公司的，但自己也被房东“扫地出门”了，限期一周内搬出。孩子没敢告诉我们，怕我们担心。还好找到了房子，没流落街头，不过租金比原先的房子贵了五百块。
虽说500块，对孩子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孩子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每月工资5000多块，过去租住的单间长租公寓每月租金3100块，每月还能剩下2000块用于生活，现在租金3600块，剩下就不到2000块了，在北京生活就比较紧巴了。孩子说象他这样的“京漂”很多很多，跟他合租一套公寓的哥哥，硕士IT行业，每天深更半夜回家，都在北京漂了快十年了，居无定所。
孩子天真地说，通过这件事，国家应该管一管了吧。
是该管一管了，据说，从2018年至今，长租公寓陆续爆雷已经超过170多家了，多少天下“寒士”们的工资收入大部分被房租收割走了，靠自己的力量买房不知猴年马月，租个房子也这样不得安宁。
这事能怨“蛋壳”吗?这事也怨不得“蛋壳”。它也是按资本的法则运作的，它背后的风投资本也都是按资本的法则运作的，都是为了盈利，惟利是图，为了挣钱，市场经营行为，无可厚非。孩子租住的长租公寓我看过，都作了简单的装修，定期有人清理卫生，还算规范，也是投入了相当的本钱，有投资就要有回报，这完全符合市场经济法则，没有错。
这事该怎么管?“蛋壳”爆雷后，不少人指责公寓运营方拖欠房东房租，才导致了悲剧发生，监管方对“租金贷”资金失于监管，运营方收到贷款资金后未按用途支付给房东，而是用于收购更多的房源，过度扩张，引发资金链条断裂，因此爆雷。人们把目光盯在了行业规范上，涉及经营方、监管方也无不把目光放在各经营环节方面，仿佛只要强化经营和监管，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不是问题的根源。
我们都读过唐代诗人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辛辛苦苦盖起来的房子，被大风卷走“屋上三重茅”，害得他“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于是他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千古慨叹。
杜甫的理想有实现过吗?在私有制经济法则之下，这样的理想是难以实现的。
“蛋壳”这个名字，也是有一定寓意的，它只是一个脆弱的蛋壳而已，它能提供给“寒士”们的也只能这么多了，它无法提供一个“风雨不动安如山”的保障。
解决房屋租赁问题的选项是什么?
如果仍然把它当成一个市场，一块蛋糕，一个可以为资本获取利润的金矿，那么，无论怎么去规范，无论怎么去发展，它永远不会成为解决“寒士”安居问题的避风港，这是惟利是图的市场经济法则决定的，不是什么良心发现所能解决的问题。
要解决大庇寒士的问题，其实还有另一个选项，在房屋租赁市场上引进社会主义经济法则，采用社会主义法则这一解决方案，把满足社会需要放在第一位，等价交换，市场法则排在第二位，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源。
过去总有些人无比迷恋市场和资本，把它们当成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仿佛资本一到，马到成功，实际上往往是用错了药，近几年来经济领域雷声不断，“割韭菜”成为时代语汇，让大量的老百姓深受其害，其根本原因是对资本的迷信，左一个引进资本，右一个引进资本，好象资本能把一切问题解决了似的，其实很多地方是不能引进资本的，相反引进了资本只会添乱、添堵，尤其是事关民生领域的地方，例如老百姓的安居问题，房屋租赁问题，资本只会把它当成生意来做，做生意只有一个目的——挣钱，挣谁的钱?当然是租客的了。因为是一桩生意，就会引起各方资本来争抢，都想分一杯羮，房源成了稀缺物资，引发租金上涨，最终要转嫁到租客身上，因此在房屋租赁市场上引入资本对租客来说绝不是什么福音。
我们自古有安居乐业的说法，安居是第一位的，有安身立命的地方，然后才能乐业，人不能安居，就会内心不安，地动山摇。新中国建立之初，也曾遇到过“房荒”，例如北京，由于政府各机关买了上万处大房子做办公室和宿舍，卖大房子的房主又买小房子自住，就造成不少租赁房住的贫寒市民无房住，并导致房租大涨。一位小学教师将这一情况向毛主席进行了反映，毛主席阅后批示周恩来进行办理，他说：“确实须作适当的解决。”毛主席对人民的安居问题非常重视，1951年2月18日，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解决房荒计划的报告，他写下批语：
“北京市委所提组织公私合营的房产公司，修建房屋解决房荒的计划，各大城市凡严重缺乏房屋者均可仿行。现在大城市房屋缺乏，已引起人民很大不满，必须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的需要。”
同月 26 日， 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给各中央局的批语，请他们将北京市委关于北京市第三届各界代表会议在市政建设方面拟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的报告，转发各大中城市市委作参考。北京市的报告提出了拟解决的几个主要问题，其中一项是住房问题：
“组织公私力量，增建新房一万五千至两万间，以减少本市房屋恐慌。”
1951年10月12日，毛主席阅铁道部工程师韩伯林反映北京市住房紧张、房租高的来信，他在信上批示：
“彭真同志:此事请市委讨论一下，找出解决办法，并给韩伯林工程师一个答复。”
1958年3月5日，毛主席乘汽车参观成都市容。当看见城墙边一些棚户时，他说：
“你们这里解放这么些年了，还不能给群众修些瓦房吗?群众住在这个地方怎么能休息?又怎么能讲卫生?”
1958年3月14日，毛主席主持成都会议，要求改变农村住房面貌，他说：
“农村房子很不卫生，在十年内应改为砖瓦房，不要茅草房。房子样子可搞好一点，因地制宜，搞些标准设计。苦战七年到十年，基本改变农村房子的面貌。”
1961年9月23日，毛主席会见来访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蒙哥马利问毛主席主要考虑哪些问题，毛主席说首先是国内问题，其次才是国际问题。蒙哥马利又问国内问题是不是粮食问题、住房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毛主席回答说:
“就是这些，无非是人民的吃饭、穿衣、住房、走路、生活用品。”
1964年5月18日，毛主席会见苏丹共和国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阿布德一行，他说:
“我们人口很多，解决吃饭问题是个大任务，还要解决穿衣、住房问题。我们计划用五个或七个五年计划，大约三十五年的时间，就是到本世纪末了，来解决这些问题。”
毛主席解决人民住房问题坚持的是社会主义法则，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他采取的措施是多方位的，例如将老房子分给人民、政府财政直接投资盖房、机关工厂学校建房等，又以福利分房的形式分配给需要住房的人民，使人民群众的住房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年轻人参加工作，由所在单位解决住的问题，结婚前住单位宿舍，成家后住单位分配的房子，只交象征性的房租，很好地解决了安居问题。那时候，房子是一种福利，而不是一种生意，人们很少在房子上动什么脑筋，房子也不会成为一种负担，成为一座大山。
中国住房体制从毛主席时代的福利化向市场化转变之后，一方面由于资本的推动极大高了房屋资产价格，加速了社会贫富分野，尤其是大中城市，天价房屋成为年轻一代安居乐业的拦路虎，难以拥有自己住房的他们，只能拥有一个租客的身份，在都市里漂荡，可即便如此，除了承受高租金的盘剥，还要承受象“蛋壳”爆雷一样的无奈和苦痛。
继续依赖资本，只能收获一个易碎的蛋壳。
怎样给年轻人“风雨不动安如山”的避风港?
从毛主席的住房福利体制中是否可以找到解决方案?不仅可以，而且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对住房租赁市场实行国家干预，国进民退，按社会主义经济法则进行改造，实行国家经营。一方面利用国家财政资金进行新建公寓建设、对现存的闲置或其他用途建筑物进行用途变更改造，增加公寓投放量;另一方面，国家采取购买的方式，从居民手中收购多余的房产，并进行公寓化改造，同时对进入租赁市场的私人公司进行公有化改造，借鉴建国之初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做法，通过赎买方式进行公私合营或一次性股权并购，逐步实现全部国有化。对国有性质的公寓，由国家机构进行公益化运营，通过国家财政补贴等方式，大幅度降低租金价格，以满足不同低收入无房群体，尤其是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的需要，解除他们不能安居的境况。房屋租赁市场，要“多谈点主义，少谈点生意”，要让资本走开，让生意走开，让“房子是用来住的”成为一种落地的现实，而不只是一句口号。
这样做是可行的，而且可以让年轻人感受到国家是在为他们做好事、办实事，让他们在高房价面前不再那么绝望和崩溃，让他们真正体会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样子，让他们增强对于社会主义这个词汇的亲切感和认同度。
建国初期，毛主席曾在批评“确保私有”这一思想的谈话时说：
“‘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反对‘五多’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必须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
当前的房屋租赁市场，就是一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样子，言不及社会主义，只言及资本，把资本主义举的高高，把社会主义踩到脚下。这种现状必须改变，不改变就会伤及年轻一代，就抓不住年轻人的心，就会失去年轻人的信赖，就会失去未来。要让房屋租赁市场高扬起社会主义经济法则的旗帜，让它成为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地方，而不是让资本糟蹋社会主义名声的地方。
一声声“爆雷”，是敲响的资本的丧钟，这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它将使人们明白，“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梦想，靠资本是靠不住的，资本万能论是荒谬的，而只有“言及义”，社会主义的“义”，这个梦想才能变成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