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谈了一下丁真上热搜的问题，引来了一位网友的批评：

　　说丁真因为贫穷没有上学，这大概率是不了解我国的少民政策。笔者虽然没有去过甘孜理塘，但阿坝藏区的很多地方笔者却是常去的，同一省内政策差别想必应该不会太大吧。

　　在中东部地区生活的人们对九年义务教育免学费并不陌生，而四川藏民等同于12年义务教育了，不仅免除学费，去上学还能有生活补贴，民族政策真的不是一般地好。

　　然而，很多藏民家庭却选择将小孩送去寺庙，与九年义务教育失之交臂，丁真大概率也有这种经历。理塘的平均工资不到2900，丁真能拿到3500的工资，以当地的消费水平，至少比一般的公务员强了。至于丁真拿第一个月的工资孝敬父母，这是值得称赞的，况且笔者昨天的文章对丁真本人也没有丝毫的恶意。

　　再来说说丁真效应带来的扶贫和捐助问题。

　　前几年，笔者曾经跟一群朋友尝试资助阿坝理县的一个藏族村寨搞农业合作社，机缘就是底层的藏族同胞普遍对毛主席有朴素的感情，更主要的是这个村有一位老人在90年代就曾去北京见过魏巍同志，如此才有了一个联系的渠道。

　　搞了几年，合作社是注册下来了，但却只是一个空壳。他们更多的是希望我们多买点他们的蔬菜和猪肉，多提供一些资金支持，而不是想着怎么去通过合作化发展内生力量，依旧是单打独斗。

　　但笔者的朋友们也只是几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底层“打工人”，不可能无休止地大量资助。相比这一点点外部资助，他们每年四月上山搭沟棚挖虫草，加上政府的各种补贴，基本上生活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至于洗衣机、摩托车这些，其实几年前我们到访的时候家家户户就已经都有了。所以，他们真正搞合作化的动力并不是特别强，尽管我们出谋划策，包括利用当地优势发展旅游资源，利用家中的空余房屋搞康养度假，这些建议他们听起来很乐意，却不愿真正去付诸实施。

　　其实吐这么一段苦水并不是想指责他们。市场和私有把人心搞散了，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是普遍的。2002年前后，笔者去过山西东南部和河南的一些农村搞社会调查。那时南街村已经比较有名，班长王宏斌同志的境界非常高，他其实很愿意帮助其他村子一起走合作化道路，提供项目和资金上的支持。笔者接触过若干个想学习南街村的村子，与带头人还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往往开了个好头，到最后却不了了之……在人心散掉的情况下，政策的倾斜反而滋长了这些地方“等、靠、要”的思想。

　　其实，在西藏也有一个“南街村”。西藏那曲地区双湖县嘎措乡，平均海拔4900米，地广人稀，自然灾害频繁，生活和生产条件十分艰苦。1983年西藏掀起了落实家庭承包责任制高潮，嘎措乡的干部和村民们认为本乡不应该搞，通过全乡群众投票选择，70%的群众要继续走集体化道路，这里就把以村为单位的集体经营模式硬是坚持了下来。在集体化道路下，这个乡陆续发展起了自己的糌粑加工厂、木材加工厂、铁皮加工厂，家家户户早就有了电视、冰箱、洗衣机等现代化电器设备。2008年，这个乡成为西藏的小康示范村;全乡经济总收入从1976年的11万余元增加到2014年的400多万元，人均收入从300多元增加到8000多元。

　　新华社的记者在2015年的时候专门采访了嘎措乡，记者以生动的笔触写道：

　　记工分，分口粮，统一分配收入……这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时期流行的镜头，对中国其他地方来说，早已成为历史的记忆，但在西藏那曲地区双湖县嘎措乡，这些不是历史，而是现实。

　　走进嘎措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整齐的藏式安居房以及学校、卫生所、太阳能光伏电站和小型活动广场。在雪山、湖水映衬下，这些现代化建筑与高耸的电信铁塔交相呼应，蔚为壮观，加上在湖边觅食的藏羚羊，构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完美画卷。

　　相比扼守318国道要塞的理塘，嘎措乡却是地处偏远、自然条件更加恶劣，然而已经通过集体化道路奔上小康的嘎措乡，是根本不需要“扶贫”的!

　　藏区贫困、落后面貌的症结究竟在哪里?解决问题的途径究竟是让“丁真上热搜”还是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不是显而易见吗?重走集体化，首先需要改变的是私有大环境。